他们高尚但并不怪异

（文 / 薛巍）

( 乔纳森·海特 )

道德圣徒

舍己为人的行为在各地上演。地震发生后，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即刻赶往道路中断、余震不断的灾区救灾。《时代》周刊编辑杰弗里·克卢格在《炸弹、本能和道德：英雄们为何冒险救陌生人》一文中写道：“炸弹爆炸后，受伤者倒下，血流遍地。人们起初很害怕，接着就出现了同样熟悉的场面。警察冲到街道边的栏杆前，把栏杆推倒，让医疗人员进去；医生、护理人员和路人跪在血泊中，救助他们以前从没遇见过、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见到的人。也许还会有更多的炸弹会爆炸，也许那个引爆第一只炸弹的疯子会拿着攻击性武器出现。没关系，救助者还是冲了进来。总是会出现这种善恶之间的较量。邪恶始于某一个点源——一根枪管、一块铀、黑暗心灵中的一个结——然后向外爆炸。善意从各处聚集到爆炸点周围，然后很傻、很危险、很惊人地朝它靠近。”

美国道德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一书中说：“在每一个利他主义、英雄主义和高尚的行为背后，你都能找到自私或愚蠢。这至少是许多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所持的观点。”同样有鉴于此，《纽约客》记者拉里莎·麦克法考尔正在写一本书《极端高尚》，记述极端高尚者的事迹。2009年她写过把肾脏捐给陌生人的人，她还知道波士顿一对夫妇，正在践行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努力减轻人类的痛苦。她说，激发她对高尚人士的兴趣的，是哲学家苏珊·沃尔夫的一篇文章《道德圣徒》。苏珊·沃尔夫在文中说，完美美德和幸福生活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必须抛弃其中一个。她基本上是反对圣人的，麦克法考尔说：“我觉得不能只抽象地思考这个问题，你要想考察做出某种道德决定的成本，你就得看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展开的，所以我决定写一写对道德感有迫切感并践行它们的人。”

麦克法考尔说，她要给道德圣人辩护：“我发现道德圣徒特别令人敬佩，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受到怀疑。我开始做这个项目时，感兴趣的只是践行某种道德约束会是什么样子，但当我写到给陌生人捐献肾脏的人时，他们遭遇的敌意令我感到惊讶，我希望思考其原因。有些人认为，看上去极端高尚的人一定是在骗人，他们不会真的做那些善事；还有人认为，他们做了善事，但这种行为太奇怪了，他们肯定有精神病，缺少普通的欲望或感情成分。如果怀疑他们是伪善，我们就低估了他们，我们完全可以不伪善地过一种极端高尚的生活。此外，人们也高估了一些罪。比如，很多人说，他们那么高尚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吧？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正人君子并特别引以为豪？我认为，如果你做了一件很难做的好事，这令你感到自豪，这没什么可怕的。一位肾脏捐献者说，他的捐献行为令他感到更开心，他做了一件好事。有些心理学家认为，人们不该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受而捐献，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波士顿地区一对年轻夫妇直到最近才读了彼得·辛格的书，但他们独自得出了跟辛格类似的结论，认为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人。他们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慈善部门，帮助最穷的人改善生活。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尽了自己的义务。他们看待自己，就像人们对偷窃的看法：我们不会因为没有偷窃而感到自豪。这对夫妇自己过得也很幸福，他们制定了聪明的理财计划，使他们能捐出大部分钱，但又不让自己过得很悲惨。

( 《正义之心》 )

进化论解释

伦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一直在研究为何我们会这么做，我们为何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这么做违背了我们的自保本能。对此，有一些还原论的解释。社会生物学家说，这是基因的计算。你不会帮助所有人，只会帮助那些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你帮助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的可能是你帮助你的祖父母、孙辈、外甥和侄子的可能性的两倍，因为你跟前一类人有50%的基因是一样的，跟后一类人只有25%的基因是一样的。以此类推，跟更远的亲戚相同的基因依次减少，从12.5%到6.25%、3.13%……直到你问为何你会帮助跟自己毫无相同基因的陌生人，社会生物学家会说起部落关系和集体基因，这你不会赞同。

还有神经学的解释——我们是有同情心的动物，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情心。我们的大脑天生有镜像神经元，这些细胞会令我们模仿周围其他人的行为，所以他们笑的时候我们就会笑，他们哭我们就会哭，他们打呵欠，我们就会打呵欠。如果你想作为社会动物存活下来，你就得跟其他人一样行事，这不是同情，这是融入。

扫描大脑的科学家也提出了一种机械论的解释——道德行为发生于前额皮质和中脑边缘叶，它所经的神经回路跟扔棒球或写下你的名字这样的行为一样简单，一样没有诗意。

杰弗里·克卢格说：“所有这些解释都不太对劲。你可以通过解释颜料中的盐分、硫化物和酯来解构一幅画，你可以通过测量频率、波长来分析一首交响曲，但这样做你就错过了更宏观的图景。人类受到一套道德语法的指导，就像语言建立在句法、时态和条件从句的基础上。你知道哪个句子对、哪个句子错，哪怕你说不清为什么，你也一样能辨别善恶。”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舒曼在幼儿园做过一个实验，告诉孩子们两个规则：不可以在教室里吃东西，不可以打人。然后对孩子们说，老师撤销了不准在教室里吃东西的规定，他们就会愉快地在教室里吃起东西。对他们说，老师解除了不许打人的规定，他们仍不会去打人。他们会说，老师不该说可以打人了。

克卢格写道：“我们身边有放置炸弹的人，也有救人的人。坏人是社会有机体中自由的激进分子——跳来跳去、不受束缚的原子，毁坏他们碰到的一切东西。他们缺乏的是我们其他所有人共享的纽带。”他最后引用了乔纳森·海特的一句话：“道德是一个团体比赛，最好加入一支队伍而不是离开一支队伍。”

海特说：“我们人类有双重本性，我们是自私的灵长类动物，又想变得更高尚。我们是90%的黑猩猩和10%的蜜蜂。我们能够超越自利，在比我们更大的集体中暂时、狂喜地失去自我。”15世纪末，欧洲人开始探索世界时，他们带回了各种奇妙的植物和动物，每个大陆都有奇观，自然界的多样性超出了想象。但是对土著们生活的描写却更加一致，欧洲探险者在每个大洲都看到人们聚在一起围着火堆、伴随着鼓的节奏跳舞，经常跳到筋疲力尽。欧洲人觉得这种舞蹈很野蛮，但是集体狂喜的舞蹈是一种普遍性地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生物技术。它是一种肌肉纽带，能培养爱、信任和平等。狂喜的舞蹈如此有益、如此普遍，为什么欧洲人放弃了它呢？这是由于从16世纪起，在欧洲，个人主义的兴起、自我概念变得更精致。这种文化变迁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期间变得更快。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人类有两种情感本能，第一种把个人跟他的同胞联系起来，这是表现于群体内部和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包括荣誉、尊敬、喜爱和恐惧。第二种是把个人跟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的情感，是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一种不会影响我们的自主和人格，但是在第二种情感的影响下行动时，我们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单纯聚集在一起就是很强大的刺激。一旦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的亲密就会产生一种电流，并迅速使他们兴奋起来。这种集体情绪使人们进入一种神圣的区域，自我消失，集体利益占主导地位。

1941年，威廉·麦克尼尔加入了美军，在操场上跟其他十几个人练了几个月的队列。刚开始他以为这种练习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因为他们没有武器可以练习。但几周后他体会到，“由于参与集体仪式，自己变大了，膨胀起来”。麦克尼尔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古希腊、罗马和后来的欧洲军团最重大的革新便是队列练习，这是一个关闭自我、创造一个临时超级有机体的过程。肌肉纽带使人们忘掉自己、彼此信任、集体行动。他发现，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更多的是为了他们的战友而非祖国或理想。在战斗中，他们的“我”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我们”，个人的命运不再重要。麦克尼尔记述一位老兵的话说：“完全是不朽的信心令自我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变得相对容易，我也许会倒下，但是我不会死去，因为我在我为之付出了生命的同志身上继续活着。” 高尚怪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