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尺讲台八千日，传师道，育儒将”

刘一鸣牢牢记得自己人生中那个“决定性的时刻”。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他和同学两个人在实验室忙活，过道两侧摆着一些大型仪器设备，钱七虎院士走了进来，“亲切又好奇地问我，这是在做什么试验？”

那是2019年10月前后，刘一鸣临近硕士毕业，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以下简称陆工大）防护工程团队是眼前这位老人一手带起来的。刘一鸣向老院长介绍，自己是山东青岛人，搞的是重要经济目标防护。钱七虎叮嘱他，你这个研究课题很重要啊，得再争取读个博士，把相关的科学问题研究清楚。

“我很幸运，在关键节点听到了非常重要的建议。”刘一鸣原本考虑硕士毕业后可能去基层，“带一支响当当的连队，多好”。钱七虎的话让他重新做了决定，“既然开始做了，我还是要把这个问题搞透彻”。第二年3月，他成为钱七虎的博士生，研究如何做一名“守门员”，末端“补漏”，实现理念更新、成功概率更高、经济性更好的拦截防护。

在得知《环球人物》推选自己为年度人物时，钱七虎的第一反应是：请不要选我，这样的机会要留给年轻人。而在防护工程、岩石力学与工程等领域，在许多像刘一鸣这样的年轻人心中，在更多与钱七虎素昧平生的寒门学子心中，钱院士获得的所有荣誉都是当之无愧，因为他像火种一般，是深具启蒙性且温暖明亮的存在。

我们记录下了一代代年轻人和钱七虎的故事。

“急”与“慢”

1985年8月底，新生入学第三天，赵跃堂正在操场军训。他是山西人，初来乍到，南京的酷暑让他有些受不了。一个人远远地走过来，穿着橄榄绿短袖军装，头发花白，步伐很快。带队的干部向他汇报，队伍有多少人，正在训练什么课目。

赵跃堂知道，来人是两年前就任位于南京的工程兵工程学院（今陆工大组建基础之一）院长的钱七虎，是军队高级干部。他突然有些紧张，“刚从高中过来，知道的东西非常少，平时也很少见到这种级别的领导”。操场很大，“院长的声音不是特别高亢、特别严厉那种，反而像个学者一样”。这是他对钱七虎的第一印象。

赵跃堂读的是人防工程系防护工程专业。后来，他在学校礼堂听了院长好几次报告，介绍工程、军事领域的发展动态，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人学问很深”。求学的时间长了，他逐渐了解到，学校电磁防护、道路桥梁、工程机械等方面的学科建设，院长做了大量工作，“相当于工程兵所要求的东西，都比较完整了，包括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都是在他手里做起来的”。

院长的家离办公室三四百米，平时他步行上下班。头些年，碰到儿子、女儿从北京过来，他有时会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前后一头载一个，行驶在校园里。

院长起得很早。本科生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出操，6：00起床号响，6：15左右200多号人跑步至操场，不一会儿钱七虎走过来，听取当值领队汇报。

院长睡得也晚。学生每晚在活动室看《新闻联播》，之后晚自习到夜里9点。研究生人少，可以在宿舍，两人一间。本科生被统一带到教室，做作业、复习、预习。赵跃堂记得，钱七虎“总是不声不响地就来了”。

军人的纪律性与科学家的学养在他身上并行不悖，也给他管理的这所学校带去相似的痕迹。学校规定，本科生出完操，有半个小时用来背英语。赵跃堂很能理解这样的安排——他记得自己那届防护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42个人仅过线4个。“军人素质他很注重，文化素质也没丢，两方面都抓得很紧。”

入学7年后，1992年，赵跃堂成了院长的博士生。

师兄郭志昆比他早一年，是防护工程专业的第一届博士，同期还有两位。因为是第一届，钱七虎很重视，筹划了整个课程体系，包括俄语、英语、数学和专业课，还特别提出，有些课他本人来上。

钱七虎开设的课叫“岩土爆炸动力学”，教材是他从苏联带回来的，作者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数学教授。因为是俄文写作，这本书并没有被国内学界知晓，学校组织会俄语的老师把它翻译成中文。最开始翻译的是1959年版，后来又陆续更新了1964年版、1974年版、1982年版。赵跃堂用的是1974年版。现在他做了教授，给研究生上课，用的也是这个系列的最新版。“到目前为止，搞岩土爆炸动力学，苏联的研究成果好多依然是奠基性的，研究得很系统，试验做得到位，理论也很精深。钱院士很有心地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后面我们再把一些新发展的东西补充进去，与时俱进。”赵跃堂说。

这门课的内容，钱七虎非常熟悉，问题和要点梳理得很清楚，“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讲完师生讨论，课后学生看书、完成其他任务——这个时候，压力就来了。“院长要求高，你要想办法达到他的要求。”郭志昆记得，自己写完博士论文后请钱七虎看，他不太满意，按照他的标准，这项研究中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另一名老师忍不住“仗义执言”：院长，小郭这篇论文的分量其实可以写成两篇博士论文的。钱七虎才同意郭志昆参加答辩。论文送外审后，包括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肇元等一批土木工程专家认为，这篇文章里面好几点都是国际领先水平。意见返回来，钱七虎很高兴。

赵跃堂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饱和土的，这是一种土体内孔隙基本被水充满的土。那时国内对这种介质的认识不够，设计规范有偏差，反映到具体的国防工程和人防工程上，就是问题很多，甚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钱七虎指导赵跃堂结合苏联的科研成果，从理论和计算机仿真模拟方面进一步突破。

博士论文开题前至少有两次读书汇报，要提出自己研究的问题来，这又可以延伸为：问题合理不合理、准确不准确？文献阅读得够不够？钱七虎有个明确的要求：博士在读期间至少读100篇外文文献，硕士50篇。背后的逻辑是，“你做某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至少要涉猎到这个专业的方方面面，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要清楚谁最先进，学习它最好的部分。”

开题报告通过后，赵跃堂拿着上万字的手写文稿去复印——别忘了，那是一个个人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然后给课题组各位教授送阅、汇报、修改，“整个过程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走过场”。

1996年，赵跃堂把毕业论文的第七稿交给钱七虎。身为全国政协委员，钱七虎即将赴北京参会，论文也随他一同北上，留待休息时间翻阅。会议期间，师生两人的交流仍在继续，有什么问题，钱七虎打电话到学校区队（相当于各专业），接到通知后，赵跃堂再跑过来接电话。

有些修改令人头疼不已，特别是调程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它就是算不出来”。那时候没有商业软件，程序全靠自己编，一行一行输入代码，让计算机算出来。这事别人还帮不上忙，几千行的代码输进计算机，错一个字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整个程序就是错的，可如此不起眼的错漏，除了亲手输入它们的人，其他人极难发现。

赵跃堂“急死了”，这样的时刻，学术上一向是“急性子”的导师反而慢下来，告诉学生别着急，说他原来也调过程序，有些经验；还想起学校里有哪位老师做过这类工作，可以去请教。赵跃堂回忆，电话那头的钱七虎“出了好多点子。他很镇静，不会让你太着急，他知道太着急人就崩溃了”。两个月后，结果算出来了，论文“起死回生”。

钱七虎的人生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年10月，59岁的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科技委副主任、常委，一家人在北京相聚了。

“丢面子”和“亮灯指数”

调京后，钱七虎仍担任学校教授一职，平日里在南京或者附近出差，他会过来见见大家，问问近期的工作学习情况。李杰就是这样见到钱七虎的。

2004年，22岁的李杰考入陆工大，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正是被视作钱七虎得意弟子之一的王明洋。学校里流传着老院长和这位弟子的一个细节：王明洋在上海举行婚礼时，钱七虎曾专程从南京前去祝贺。

李杰回忆，当时这位“导师的导师”已年近七旬，却有着极为出色的预见能力和前瞻性。比如，他是国内最早注意到“分区破裂”的科学家之一。在岩石力学领域，深于地面以下600米至1000米可称之为“深部”，在这个深度范围内开挖洞室或巷道时，周围岩体变形和破坏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并往往伴随着大面积塌方等重大工程灾害。“钱院士把国外关于分区破裂的一些研究引入国内，然后带着我们开始攻关，我们团队算是国内最早开始这方面研究的。”李杰说。

每隔一两个月，钱七虎和陆工大防护工程团队有一次面对面交流，有时候听到比较感兴趣的，或是觉得有问题的，他会当场指导。有一次李杰将刚写完的文章交给钱七虎审阅，几天后他从北京过来，拿出特意制作的PPT，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把文章中的核心公式从头到尾推导了一遍，将原文中的错误一一点出，与之相关的要点讲得明明白白。“他时间很紧，能抽出时间这样指导我们，我们是很感动的。”

钱七虎在学校停留的时间不固定。郭志昆说，老师是办公室、食堂、住处，三点一线，办完事就走。“他一直很受大家尊重，大家一打听，老院长来了，都想请他吃饭，他总说：‘哎呀，不要去吃饭了！’”有领导来找他，他很直接地回答，我这边跟学生还有一些要沟通的，没时间。李杰笑称：“就这么把领导们‘挡’在外面。”

钱七虎的时间一般精确到分钟。提前约好，到了几点几分，那个白发的挺拔身影总是准时出现，“从没迟到过”。他自己像一根时刻不肯放松的弦，也不希望学生们虚度光阴。“说下回什么时候检查，就肯定会准时问你。要是觉得你这段时间没做好这项工作，他会很生气。”李杰说。

老师和学生“享受”同等待遇。2000年初，时任某实验室主任的郭志昆有一项课题没有及时完成，拖了一阵，钱七虎批评了他：不要丢面子，要争气。

“丢谁的面子？”《环球人物》记者问。

“不是他的面子，是你自己事情没办出来，丢自己的面子。”郭志昆的语气像在解释一条公理：“他在学科讨论会上也常说，我们的学科建设现在到了这种水平，要保持进步，要上台阶，不要丢面子。”

团队中的年轻成员刘一鸣说，自己读博的这些年，工作室的灯似乎从没关过。军校每晚点名，他10点回寝室，点完名再回来，工作室的灯基本都是亮的。刚刚过去的上个学期，他每晚加班到凌晨一两点钟，离开时还是能看到三三两两的灯光。

这个关于灯的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郭志昆读博士时，一位老师和他说，院长屋里的灯总是亮到很晚，有一天遇到院长，就问，怎么这么晚才走？院长说，明天要给博士生上课，备课呢。后来，王明洋、赵跃堂当了导师，也传承了这个“亮灯指数”——晚上忙到很晚，中间休息时下楼转转，看看哪个办公室灯没亮。“第一天可能不会说什么，过两天看你这个灯还没亮，准会给你打电话，因为你科研工作的质量一定是要靠时间来保证的。”李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