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维权之后

（文 / 杨璐）

( 2012年村委会选举时，设在乌坎村学校操场上的投票点 )

土地现实

冬去春来，进村大路两旁的景色让人灰心，依旧是一人多高的荒草，没有人迹，也没有改变的气象。原定3月底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村委会主任林祖銮告诉本刊记者，如果现在开村民代表大会，就是把分散的怨气和矛盾集中在一起，既生事端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计划把村民代表大会挪到4月底之后，因为4月26日，乌坎讨要土地的焦点之一丰田畜产厂将会搬迁，把土地还给乌坎村。他说，到那时开代表会，新村委可以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

乌坎村村民对村委会的工作只有一个衡量标准——他们因为追讨土地而投票，所以，讨回的土地面积是村委会的刚性指标。可是，自从去年3月份村委会成立，林祖銮、杨色茂和村委会的成员们就越来越意识到，乌坎的土地问题是一本积满了历史尘埃的乱账，要理出头绪，一笔一笔讨要回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乌坎村卖地始于1992年，乌坎管区成立了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村支书薛昌任总经理，村长陈舜意任副总经理，开发经营乌坎港港区配套设施工程，乌坎港仓库堆场区、商业区、旅游区，同时开发海上运输，海洋捕捞，养殖。这些美好的愿景只停留在报告阶段，乌坎港公司成立几个月后，就向陆丰县申请了房地产开发，从1993到2011年，乌坎港公司一共做了267宗土地交易，卖出了接近6000亩土地。

当时频繁的卖地除了最开始有零星反对声音外，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村里的土地于是越卖越少。可是，随着陆丰市政府搬迁到乌坎附近，乌坎土地就越来越值钱，有男丁的普通村民家庭发现，连买地盖房子都买不到、买不起了，于是2008年以后，乌坎村的年轻一代又开始反过来，想尽办法讨要土地。乌坎村的彭文忠告诉本刊记者，维权时期村里流传一种说法——如果土地可以要回来，相当于每户可以分到38万元。

( 千头万绪都指向林祖銮一个人，他是各种矛盾的平衡点（摄于2011年） )

广东省工作组进驻后，土地问题也是最首要的工作，历年卖出的地块对照着合同梳理，有2000亩土地已经办理了国土证，合泰工业园这样的地块已经被转手了几次，现在的所有者是按合法的程序购得的土地。“已经办理国土证的土地，若要取消国土证是挑战政府的权威；而且有的开发商是向第二手、第三手买的土地，是善意所得。我们意识到，土地问题不是乌坎村一个村的事，全国都要把盗卖土地要回来，不管有没有国土证都收回，政府该怎么面对？”杨色茂告诉本刊记者，国土厅的干部私下承认当时的征地确实有损农民利益，有违法违规现象，可这是历史问题，必须得尊重历史来面对现实。杨色茂按照卖地频繁的1998年前后东海镇征地的较高标准估算，乌坎村已经办理国土证的2000亩土地损失了将近6000万元。

工作组并非没有看到乌坎村的损失。2012年4月底，工作组提出了处理乌坎村土地问题的思路——尊重历史，依法依规，先易后难。其中获得的利益是：所有能在土地买卖中找到漏洞的土地约3200多亩，全部归还给乌坎村。杨色茂告诉本刊记者，3200亩土地中已经办理了确权手续的是卖给亿达洲集团、丰田养猪场和富荣别墅区的700多亩，政府红头文件回收的是东海经济开发区统征的2000亩，还有一部分是老村委非法卖给本村人的土地。

( 去年团结一致的年轻人，如今因为理念不同走上不同道路 （摄于2012年） )

但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有过高期待值的乌坎村村民满意。“我觉得有30%还要多的人抱着寸土不让的心理，我的亲戚，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好惊讶，好离谱。我也分析了土地证的现实给他们，他们觉得有道理，可是心里放不下。”杨色茂说，争议地涉及经济开发区和6个村，时间甚至要上溯到上世纪70年代，要有魄力有能力的政府官员来主导，大家坐下来交涉、谈判，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去年土地框架出台到现在接近一年的时间，实际刚刚要回了一个村的100亩土地。

没有平息的争吵

工作组进村和维权领导组成的村委会成立并不是乌坎维权的终结，村民的耐心只维持了6个月，然后围绕着分钱、分土地和寸土不让争吵至今。杨色茂告诉本刊记者：“我当时是陪着工作组的，想回村来面对村民被劝住了，那样会激化情绪，那个时候在村民的眼里，我就跟乌坎的土地绑在一起了。”

到了2011年8月中旬，村民的不满就公开化了：“乌坎的形势暗流涌动，村里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一些人开始活动，相互聚会，散发传单。”

乌坎村打着讨要土地名义的新队伍里，成分复杂。林祖銮告诉本刊记者，带头人里有老村委会和乌坎港公司港商陈文清的亲戚，有积极参与“9·21”但是没有被选入新村委的维权骨干，也有讨要土地想法跟新村委不一致的村民。“受到2011年处理乌坎事件的影响，认为提供一点情况政府就会给些好处，还有就是认为会闹的孩子吃奶多，我认为这样的人占不少。”杨色茂则告诉本刊记者，村民指责新村委会成员空谈误国，如果土地要不回来就一文不值；讨要土地应该天天要、时时要、死缠烂打。“9·21”事件周年前的一天深夜，乌坎村自来水厂被打砸，这个看起来代表民意的举动，其实值班人员看见是老村委的干部带着两个原来在村委里领工资的村民所为。

为了安抚村民情绪，“9·21”事件周年前，新村委把工作组带来的6项民生工程的具体内容、详细投资，村里收回3000多亩土地的范围和地图都公示在村委会外墙上。杨色茂说，他还在2011年的9月18日写了一封《致村民书》，告诉村民们，如果他们逼退了新村委，乌坎不但会蒙上爱闹事的恶名，还会陷入长期混乱，到那时连产权清晰的土地都没人来清理回收了。但这些解释并没有平息村民的情绪，村民就是要分钱、分土地，即便知道土地已经收回村里，没分到自己手上还是不满，更不用说其中2/3的土地是以红头文件形式归还的，并没有确权手续，村民们不相信这些土地真的被讨了回来。

但林祖銮始终坚持：乌坎土地已经被卖得差不多了，确实不能再分，未来只能走以土地入股跟开发商合作经营的道路。

2011年10月底的村民代表大会上，村委会想出的应对办法是，“会上讨论把丰田畜产厂和亿达洲有确权证的740多亩土地分掉，这是为了向村民证明村委会确实讨回了这些土地，其实这些地有的是湖泊、有的是道路、有的是厂房根本分不了”。杨色茂说，这是让村民们明白如今的土地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最终，108个村民代表中只有50人参加表决，16个人同意分地。

这一次会后到2013年春节前，乌坎村村民新一轮的讨要土地活动一直在酝酿中。“经常聚会、散发传单，更离谱的是年终村民代表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村里散发了《新乡音一》。”杨色茂说，参与“9·21”维权的庄烈宏、薛锦波等人当初就是用乡音的形式，向村民通报乌坎土地情况的，《新乡音一》写得很刻薄。到年终的村民代表大会，副书记张水金的工作报告念了1/3，村民代表就拿着喇叭在下面大骂起来。辞职的村委委员庄烈宏跟父亲指责新村委讨要土地手软，“他提出必须用暴力，带着村民把企业打走，土地就收回来了”。

杨色茂说，春节前3天，还有十几个村民到村委会去骂，春节也没过好，村里传言元宵节吃完元宵就要砸村委会。而他的最大压力是亿达洲空调厂对面的124亩土地，这些地就在大路边上，被围墙分割成六七块，是乌坎土地被盗卖炒地皮的物证。在村民朴素的理解里，只有这些围墙拆掉才算真正收回。杨色茂说，红头文件确认这些地是乌坎的，可老板们手里有经济开发区的买地凭证，要想收回，得有法律认可的确权证。可是今年2月底，国土局告诉杨色茂，这些地中有几十亩是其他村的，边界问题搞不清楚，不能给乌坎村办证。

复杂的来龙去脉跟村民解释不清楚，杨色茂觉得，这124亩土地就是压垮他的最后稻草，原定3月底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上，拿不出确权证，他就想辞职了——“对村民来说，杨色茂是一条汉子。对政府来说，当初让我稳定乌坎3个月，我坚持了18个月，不是我不负责任，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退出。”

走上正轨之难

维权后的乌坎村发生了根本变化。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老村委的时候，他们办事都不太敢进村委会，怕被干部们骂。可是现在，一楼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见到喝茶聊天的村民。外人看不见的时候，杨色茂办公室的茶具每个月都要换几次，门被砸得稀巴烂，连村里本来最有威望的林祖銮在二楼的办公室也被村民砸过3次。杨色茂说，村委会虽然都报了警，可是派出所不来执行，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在土地问题上失去了村民的信任，新村委不再有维权时候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了。

土地追讨是个漫长的过程，乌坎的日子却要过下去，但对于村里的日常工作，新的村干部们底气并不足，林祖銮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戏台是抢来的，要把这场戏唱好很难。

为了安抚乌坎村村民，弥补村里的土地损失，广东省工作组带了一系列的民生工程，拨钱给乌坎村做基础建设。“最先开工的是村道路，这是一个政治工程，为了赶工，市政府叫了一个施工队来修。”杨色茂说，但当时没想到，省交通厅负责承担的费用会拖8个月才到位，以致路修修停停修了很久，村民觉得影响了他们出行，到村委会来闹。村民们逼得厉害，只能赶工，修完后路面有的地方开裂了，村民们又来闹。杨色茂说：“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修好了，另一条路铺了石子还没修完，一个村民代表走路不小心摔了跤，到村委会来把门砸了。”

村道路工程刚刚安抚好，自来水工程开了工，政府要求在春节前通水，工期又仓促，只决定了主管道走向，连图纸都没有就开挖了。杨色茂说，即便有图纸，村民如果不许你从他家门口走，你也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可是没有规范的方案，很快就被抓到漏洞，沟渠挖得不平整，管道铺得不平，村民们拍下照片闹到村委会。看到水管是黑色的，怀疑质量不合格，有毒，联合村里的五保户阻挠施工，甚至有村民拿榔头去砸水管。

除了施工漏洞，工程款下拨，村民们也盯住这个新的利益点。林祖銮告诉本刊记者，村两委里没人懂工程，开工前，他就邀请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有工程师资格的退休干部彭文忠担任项目顾问。可是工程的中标人是彭文忠的堂外甥，村民们就怀疑招标过程中有潜规则。广州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村官陈少领告诉本刊记者，村委会认为项目给自己村里做，自己人不应太苛刻，彭文忠也是按照常规操作工程。可是乌坎村的情况特殊，任何漏洞都会被村民放大，必须严格按照程序办事，每一步都要公开、透明。

于是，春节前林祖銮主持成立了一个村工程小组，三个村委会成员和两个村总支成员参加，每项决定必须有三个以上成员签字同意，他才批准，彭文忠只对技术问题给予建议。就在本刊记者到乌坎村的前一天，工程小组刚刚起了新摩擦，学校的塑胶跑道工程验收，施工进度审批表、施工方案、材料资质证明都不全。杨色茂觉得自己人差不多就行，签了字，可是陈少领认为，资料不全，坚决不签字。

千头万绪最后都指向了林祖銮一个人。从去年他担任了村支书和村主任，就成了各种矛盾的中心。“我就像张银行卡，刷完了，信用用完了怎么办？”林祖銮告诉本刊记者，他大量的精力都花在各种势力的平衡上，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想退出：“去年一周年时，我生病了。其实也是想试探一下可不可以退，但是政府立刻就请了专家来看病，说现在没有合适的人。”林祖銮说，他想用建设公益房的办法来解决村里青年没有宅基地的问题缓和土地矛盾，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多做多错，一个新利益又要引起新争吵。他已经70多岁了，体力上、精神上都力不从心，可现在还只能硬撑。“我觉得我现在要是退了，就是罪人。对政府有罪，对村民也有罪。”

乌坎村现在每个角落都在吵。往好的方面想，经过民主的洗涤，村民们的公共意识变强了。杨色茂说，两三年前修保命的外堤时，没有村民关心，现在修内堤，村民前一天发现工程队用石粉替代河沙，第二天就在工地拉起了白条——民生工程以次充好，危害乌坎。可乱糟糟的局面确实影响了乌坎的稳定和日常工作，村道路二期工程要重新招标，因为中标人不想接乌坎工程了。林祖銮在部队带过兵，他的经验是，现在的工作不需要那么多人，有些事情越细越乱。“可强势就不民主了，那就对不起外界给乌坎的关注。”这又是消耗林祖銮的一个平衡点。

维权一周年到现在，高层领导一个都没来过。乌坎村现在向市里请示，市里就要求乌坎村两委自己拿方案，问题最后又回到乌坎村两委。“村民应该怎么自治，几个农民懂得议政的、民主选举上来的，如何一下子进入角色？”林祖銮自己也没有答案。 维权乌坎农村之后9·21乌坎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