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古典学

（文 / 薛巍）

( 玛丽·比尔德 )

古典学的未来

玛丽·比尔德出生于1955年，是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英国另一位女古典学家依迪丝·霍尔在《泰晤士报》上说：“玛丽·比尔德是英国最著名的古典学家，她也是英国最高产的古典学著作书评人。她担任《泰晤士文学增刊》古典学编辑已逾20年，她决定评论哪些书、忽视哪些书以及交给谁去写书评。她还给《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撰稿。她是有史以来在决定古典学家的名声方面权力最大的人。”她博学、风趣，能让古代的东西显得平易近人、跟今人息息相关。

《正视古典学》收集了比尔德写的31篇评论和随笔，最早的写于1990年。该书的导论是她2011年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做的演说《古典学有未来吗？》她说：“古典传统已经渗透进西方文化。不理解维吉尔就理解不了但丁，不理解欧里庇得斯就理解不了唐娜·塔特，不理解埃斯库罗斯就理解不了泰伦斯·拉提根。如果把古典学从现代世界砍掉，那不仅仅意味着要关闭大学的古典学系、把拉丁语语法扔进垃圾堆，那将意味着西方文化的身体上会出现流血的伤口。”《卫报》记者问她：“如果你能令某种已经灭绝的东西复活，你会选择哪一种？”她回答说：“我会选择一个说拉丁语的活人。”

比尔德特别擅长解释我们是如何通过过滤、误解和糟糕的翻译感知古代世界的。

她说：“我们应该对那些常见的关于古代世界的断言更加警觉一些。比如经常有人说古代雅典人发明了民主，这是不真实的。据我们所知，没有古希腊人这么说过，民主也不是像活塞发动机那样被发明出来的。“民主”一词确实源于古希腊，除此之外，我们赋予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民发明者的身份，这是把我们对起点的渴求投射到了他们身上。这是一个会令200年前的西方人感到吃惊的投射，在他们眼中，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是灾难性的暴民统治的原型。”

( 她的作品《正视古典学》 )

比尔德说，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翻译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著作时，犯了一些极大的错误，比如把“盾牌”翻译成了“门”，令人想起奇异的战役场景。奥古斯都的妻子利维娅已经成了狡诈女皇的原型，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这不是因为历史学家塔西佗写到了她，或者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作品，而是因为BBC的电视剧。“就像现代媒体在论及里根和布莱尔的政策决定时，把南希·里根或者切莉·布莱尔当作方便的解释工具，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总是转而依靠利维娅或其他的皇室女性。这些假定带来了整齐的叙述，但也许是不真实的。”

比德尔正在研究古罗马的笑话。她评过一部《古希腊人的笑》。她在给研究生上课时讲过一个笑话：一位教授要出国，他的朋友求他给带回两个15岁的男奴隶，这位教授回答说：“好的。如果我找不到两个15岁的，我就给你带回一个30岁的。”学生以为这是一个荤笑话，但这个小孩跟数字有关——数字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两个15岁的孩子就像是一个30岁的人，这个笑话表现的是数字系统反自然的特征。

比尔德在后记中解释了评论古典学著作的一些原则。她更欣赏的一些书是，“把目光转向某种古代文化已经被遗忘的侧面，最终令读者想自己怎么居然会忽视这一点”。比如哈佛大学博士蒂莫西·奥沙利文所著《罗马文化中的漫步》。野蛮人发现，他们的罗马征服者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沿着一条路上上下下地走来走去。野蛮人认为，走路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比如从帐篷走到战场。罗马将军们缓慢地走来走去，边走边说，哪儿也不去。蒂莫西·奥沙利文在《罗马文化中的漫步》一书中解释说，一个人怎样、为何走路在古罗马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表征：走路的方式区分了野蛮人和罗马人、好的罗马人和差的罗马人。拉丁语中的Incessus意思是“步态”，现在英语中被翻译为“举止”，其运动的意思完全消失不见了。在英国人看来，说一个人有着高贵的举止比说他有高贵的步态更自然，这就背离了罗马人的原意。在古罗马，一个人如何行走说明了他是谁，可以依靠它推断这个人的父亲是谁。当人们在琢磨克利奥特帕拉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恺撒的儿子时，人们既援引他的面部特征，也援引他的步态。步态会遗传，所以罗马人的姓氏经常指涉脚或者奇怪的步态，如Plautus的意思是“扁平足”。家族的步态跟他们鼻子的特征一样会遗传。

漫步跟道德和社会地位紧密相连。奴隶走得很快，与其说他们是在走，不如说他们是在跑。有人建议一个想挤入上流社会的人说，他走路时应该放慢脚步，模仿绅士们高贵的步调（穿着长袍也只能那样走）。但也不能走得太慢，因为那是女性或柔弱的特征。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西塞罗的一句话了：西塞罗看到他女儿走得太快，他女婿又走得太安静，便对他女儿说要“像你丈夫那样走路”，对他女婿说要“像你妻子那样走路”。

罗马人为何要漫步呢？奥沙利文描绘了古罗马的“柱廊文化”：在柱廊和摆满雕塑的园林里一边漫步，一边谈论哲学。罗马并不是第一个把思考和漫步结合起来的古代文化，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就叫“逍遥学派”。但是罗马人比希腊人更注重漫步。罗马人不会像希腊的泰勒斯那样心不在焉，以致在漫步时会掉进井里。当公元前2世纪时一位帕加马学者在罗马滑进下水道、摔断了腿，这一定是典型希腊式的意外。罗马人不仅边走边谈，而且会看着路。

帝国统治下的政治沟通

研究古典学时经常遭遇的便是材料缺乏。比尔德说：“现在很难写出一部令人信服的古罗马帝王传记，哪怕是那些还没有像卡利古拉或尼禄、康茂德那样被神秘化的帝王。瑞士古典学家温特林的《卡利古拉传》比其他人更成功。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像寻常的传记作家那样，在缺少材料的情况下，也努力讲述传主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故事。他没有去编造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是集中于存在的证据。”

卡利古拉只做过四年罗马皇帝（公元37～41年）。他的父亲格马尼库斯是一位将军，皇帝提比略的养子，他自己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他父亲在行军途中度过的。“卡利古拉”是士兵用小号军装给他取的外号，意思是“小靴子”，他本名盖乌斯。卡利古拉的统治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坏，跟古罗马改朝换代时一样，也出现过一段蜜月期。刚开始他采取过一些安抚措施，比如烧掉叛国罪的起诉文件，普选地方官，给罗马人和士兵发钱。在议会第一次演讲时，他公开指责前朝不受欢迎的做法，承诺他会做得更好。精明的议员们担心他会忘掉自己的承诺，规定每年都要重复这一演说，这看上像是对新统治者演说的礼赞，其实是为了让他兑现诺言。纵是如此，古代关于卡利古拉统治的记载大部分说的都是他的残暴、奢华和疯狂。据说他曾强迫一位父亲观看他儿子被处决的场景，然后第二天又邀请这位父亲跟他一起进餐。这位父亲为何还要出席呢？因为他还有一个儿子。

卡利古拉的统治为何开始挺好，但迅速恶化呢？温特林说，罗马帝王政治的核心是虚伪，某种意义上这成了奥古斯都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在经过近1000年的民主之后，为了使一个人的统治在罗马成功地运行，在老贵族和新独裁者之间达成一致，奥古斯都求助于弄虚作假，人人都要演戏。议员们要假装他们依然拥有一些他们不再拥有的权力，皇帝在行使权力时掩饰他掌握权力这一现实。帝国政治是建立在言不由衷的基础上的，每个人说的都不是真心话。卡利古拉却抵制言不由衷，他努力跟含糊的政治沟通作斗争，不仅抵制不真诚的逢迎和空洞，而且抵制系统意义的腐败。比如有人说，如果卡利古拉康复，他愿意死。说这话的人只是为了表现他的忠心，由此获得奖赏，他表面上渴望的是皇帝的康复，他没有明说的渴望则是因为他的奉承而得到奖励。卡利古拉却要揭穿他的伪善，在康复后真的要他去死。温特林的《卡利古拉传》敏锐地分析了罗马帝国的政治沟通，回答了许多古代作家提出的核心问题：语言在独裁统治下如何运作。但是另一方面，温特林没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卡利古拉为何感到他需要攻击帝国统治的修辞传统。作者被迫对许多无意义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证据作调整，以符合他的基本框架。 古典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