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易尔与他的顶箱柜

（文 / 李晶晶）

( 清乾隆 紫檀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柜及内部结构 )

很难想象眼前这对高3.25米、宽1.74米的清乾隆紫檀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柜，在上世纪30年代是如何运出中国抵达丹麦的。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一艘从哥本哈根驶往上海的远洋轮船在上海外滩码头靠岸，在微醺的旧上海空气中，走下一位年轻人，他怀揣几十块零钱，踏上了这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

这个年轻人叫马易尔·维廉（Meyer Vihelm，1878～1935），是丹麦犹太人（后加入美国籍）。他很快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在宝隆洋行做文员。有着丹麦王室血统的宝隆洋行（The East Asiatic Company Ltd.）1897年创办于哥本哈根，原是丹麦人安德森1897年在泰国曼谷开设的小型企业，后来王国政府加入股份，扩大营业，安德森担任第一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世纪30年代安德森去世后，由丹麦国王的叔父艾克赛继任。宝隆洋行经营货物进出口，有商运船队，以装运自己的货物为主的30余艘船有半数以上航行在欧亚航线上。

在中国的物流历史上，宝隆创造了许多第一：最早铺设全国渠道网络，最早为客户提供“门到门”送货服务，最早应用物流信息管理系统，最早提供物流增值服务，最早建立物流人才培训制度。可以说，它是中国最早的专业第三方物流公司。“物流”一词还没有在中国风行的时候，宝隆洋行就成为最早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物流业务的公司之一。

不久，马易尔转职到俄华道胜银行，这是由沙俄和法国于1886年开设的金融机构。1905年，马易尔和曾在宝隆洋行共事的丹麦同事安德生、裴德生一起，在上海江西路口泗泾路2号找了间小房子，摆下一张办公桌，办起了皮包公司。公司的英文名即取安德生和马易尔名字的结合，为Andersen Meyer & Co.，中文名是请一位华人老者起的，叫慎昌洋行，同时中文招牌也由这位老者题写。

( 清乾隆 紫檀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柜及内部结构 )

慎昌洋行就这样从一间房、一张桌子起家，到新中国成立前已成为一家庞大企业，拥有纺织机器部、机力部、电器装置部、建筑工程部、卫生材料部、农机部、药品部、冷藏器具部等18个部门，在天津、北京、香港、广州、哈尔滨、汉口、辽宁、青岛、济南开设了9家分行，还拥有了两家工厂。

1907年，安德生和裴德生相继撤资而去，只剩下马易尔独自经营。那时他雇用了一位姓岳的华人买办帮忙拉生意，慎昌洋行业务也略见起色，但经费依然捉襟见肘。正当马易尔为融资四处奔走时，原来宝隆洋行丹麦行总经理汉斯伸出援手，表示愿意给慎昌一大笔贷款。作为交换条件，日后慎昌的货物必须由宝隆洋行的船只来运送。拿到资金的马易尔并没有立刻回上海，而是去了美国。他在纽约待了一个月，考察美商的情况。他注意到中国对西方国家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不同的，其中蕴含商机。于是马易尔在曼哈顿租了一个办公室，联系当地几家可以对中国提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公司，设法成为在华代理，这其中，就有日后对慎昌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奇异公司（GE通用公司）。马易尔回到上海后，慎昌公司的信笺上就多了两个海外的办公地址——纽约百老德街116号及哥本哈根病院街6号。

( 清乾隆 紫檀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柜及内部结构 )

不久，慎昌洋行在上海的行址搬到了位于圆明园路的一幢楼房里。那时人们从马路上经过，可以透过大玻璃窗看见洋行进口的各种货品。1907年，专营英国曼彻斯特疋头（纺织品）进口贸易的日商信余洋行因经营不善，被慎昌洋行接盘。由此他们扩展了疋头进口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

1909年10月，马易尔与妻子吉斯滕在上海结婚，他们住进英租界的一幢别墅里，生活逍遥快活。吉斯滕擅长绘画，慎昌洋行向社会征集商标，在上百份应征稿中，评委们对那个后来入选的著名的三角标记青睐有加，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它就是马易尔的妻子吉斯滕设计的。同年，马易尔被任命为丹麦驻沪副领事。

( 1909年10月27日，马易尔和吉斯滕结为夫妻，新娘的父亲奥厄·白慕申参加了他们在上海举行的婚礼 )

1915年，马易尔成为美国奇异电器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他清楚地意识到上海工业近代化的趋势会很快到来，需要大量的工业厂房，他因此不仅进口电器元件，也大量进口建筑材料，如钢铁、瓦块等，获利丰厚。

有了奇异公司支持，马易尔以年息2厘的低息向外国银行借得巨款作为资本，采用分期付款、低息放账的方法，向中国市场推销外国产品。凡向慎昌洋行定购机器的中国厂主，在订货时只需先付25%定金，机器到厂后，以6个月为一期，分6次将本金全部还清，利息则为6厘。而中国厂主如在华商银行贷款，利息则要一二分以上。因此，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纷纷向慎昌洋行购买机器。以当时全国拥有的纺织机器为例，25%是由慎昌洋行所售。上海街道上的照明设备大部分是通过慎昌洋行进口的GE产品，像工部局大楼、外滩字林西报大楼、大北电报公司等建筑物内，都是慎昌洋行供应的电器设备。

( 黄花梨南官帽椅（17世纪），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 )

犹太人天生对商业的敏感让马易尔发现，中国的劳力廉价可靠，大量的外来人口聚居在上海周边地区，开设修理、装配、制造工厂，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当时杨树浦一带地广人稀，十分荒凉，但毗邻黄浦江，适合建造码头堆栈。于是，马易尔花费18万美元在铜梁路86号（现杨树浦路2200号）买下了26亩地，沿路盖起一些棚子做货栈。外国进上海的货船，为躲避海关关税，不等到十六铺，就提早在杨树浦路一带卸货，慎昌洋行的堆栈很受客户欢迎。不久，马易尔又拆毁棚子，建成一座钢筋水泥的大货栈，并安装了第一部伸向黄浦江江面的20吨行车。

1921年，马易尔扩建了杨树浦工场，将工场改造为工厂，成为慎昌洋行的子公司，有人称之为“机器厂”。这个厂最初只修理和装配进口机器，后来承接加工各种钢体产品，当时上海许多高楼使用的钢窗，都是这个机器厂的出品。刻有慎昌商标和GE商标的产品不仅在中国销售，还远销东南亚和非洲等地。马易尔说：“我们绝不能让中国人对我们的产品感到失望。”慎昌洋行业务发展迅速，资本从1915年的35万美元骤增到1921年的500万美元。短短6年时间里，慎昌洋行的资本增长了14倍之多。今天上海杨树浦工厂依旧保存完好，仍依稀能见当年盛况，而杨浦区档案馆保留有马易尔与慎昌洋行的详细档案资料。

(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17世纪），纽约约翰·格鲁伯（John Gruber）私人收藏 )

商业成功为马易尔带来了巨额财富和社会地位，他成为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马易尔夫妇往返上海和北京两地居住，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对京剧有浓厚兴趣，并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结为好友。此段生活，在白慕申的《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一书中有详细记载。白慕申1943年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历任丹麦驻上海总领事及驻中国大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马易尔的外孙。因此渊源，白慕申到中国后与梅兰芳之子梅葆玖亦成为好友。

通过白慕申在书中的记述，能看出马易尔夫妇十分钟情中国的古玩，家里和办公室里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中国古董家具和工艺品，到北京居住后兴趣更浓。他们购买古董的来源有两个渠道——古董商和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的内部性拍卖。

( 中国文人的书房陈设（17世纪），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 )

1860和1900年两次洗劫圆明园后，侵略军先是将掠获的珍宝拉到天坛南门的大空场及附近的使馆处，组织内部拍卖，因家具尺寸较大，未能全部拍卖掉，又不便于运走，所以又对市民出售，于是天坛南门渐渐成为宫廷家具的集散地。据当年参与抢劫圆明园的英法侵略军官兵的回忆录记载，为了拍卖从圆明园中抢来的珍宝，他们把物品“全安排在喇嘛庙的大殿中展览”，其中有各种色调的玉石、古色古香的珐琅瓷瓶、古铜器物、金银佛像，毛皮制品也特别精致。特别醒目的是，还有两三件皇帝的朝服。英军司令格兰特把自己的那部分分给了士兵，“军官们则赠送他一把雕满花纹的赤金酒壶，这是物品中最精致的东西”。英国女王也得到一份，是两个美丽的大珐琅瓶。

法军司令孟托邦把抢到的两块黄金和碧玉做成的朝笏，一块交给格兰特转献给英国女王，另一块献给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回国后，孟托邦又献给拿破仑三世许多东西：两根金制装饰杖，中间和两端都镶有很大的宝石；一件乾隆皇帝御用甲胄（现在法国吉美军事博物馆展出），带一顶战盔；鎏金和釉的铜宝塔等。

( 紫檀圈椅（17世纪），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 )

马易尔当时在北京的居所位于现今王府井一带，即原东华门医院。他的重要职位和优厚的收入使他有更大机会收藏到散落民间的宫廷家具，那对清乾隆紫檀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柜就是这个时期购入家中的陈设。也许夫妇二人并不能了解这样一对紫檀大柜对中国人的起居生活有怎样的作用，但在他们眼里，柜子所呈现出的东方审美简单易懂，又或许这对大柜收纳了一家人对中国生活的点滴回忆。在当时，欧洲不少在华的商人、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收藏中国艺术品，挪威人蒙特将军是马易尔的好友，他的上千件中国艺术品捐赠给了西挪威装饰艺术博物馆。

1935年，马易尔在上海逝世，其子女将部分收藏整理后运回丹麦，宝隆洋行先进的“物流”派上了大用场。自1936年开始，马易尔夫妇的藏品在丹麦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公开陈列展出。马易尔夫妇收藏了大量购自中国的陶俑、铜塑、佛器、瓷器及家具。这对紫檀大柜今年春季将出现在北京保利的拍卖现场，不知它之后的故事会如何续写。

( 大漆圈椅（19世纪），美国私人收藏 )

( 黑和红漆描金座屏（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 )

( 黄花梨面条柜（16世纪），面板为樱木 )

( 大漆顶箱柜（明万历），1918年乔治·雷蒙德（George P.Raymond）购于北京，后由苏富比拍卖 )

( 清乾隆 紫檀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柜及内部结构 ) 马易尔箱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