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口纷纭”到“众目睽睽”

( 10月28日，宁波市民走上街头抗议上马PX项目 )

2012年的各类“叔”

2012年，网络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到社交媒体时代，过去越是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越成为网络上民众乐意围观的中心。网络意见看上去是“众”的合流，他们围观并剿杀了“表叔”、“房叔”或“黄叔”。网络反腐至少给民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用一种尚不规范的方式，去试图达到社会公正的目的。如果回顾一下2012年网络反腐中的明星事件，或许会发现，网络正以新的形式，形成着传统社会的“众目睽睽”……

“花总”每天早上醒来开机，几乎都会有几十上百条微博“圈”他，网友召唤说又发现了一条条“大鱼”，让他赶紧去鉴表。“花总”是名商人，但30多岁的他关注新闻事件和学术思潮的劲儿不亚于一个专职记者。因为对名表的专业鉴赏能力，使他在真真假假的“表叔”们被揪出来时，成为网民热衷依靠的专业意见提供者。在电话那头，“花总”对本刊回顾这一年来的社会变化，首先想到的是互联网进一步推动了群体社会的力量，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的突破，在虚拟空间里得到了实现。

最近的一次事件是新浪微博账号“周禄宝”举报兰州市长袁占亭佩戴多块名表。在“花总”看来，网络上的照片分辨率低，又经过拼接、压缩，有关部门快速删去了原图，要想辨别图片上的表几乎不可能。好在有媒体给他发去了大图以供鉴别，在举报袁占亭的这组照片里，共涉及4块表。“花总”认为有两块表特征明显，是疑似欧米茄的星座和浪琴的瑰丽，价格分别在5万和2万元以内。只从这组照片看，还没有10万～20万元级别的名表。于是，对于这位市长的行头，曾先后公布过数十位官员戴表情况的“花总”觉得不必大惊小怪：“相比我所观察到的‘普遍现象’，并不算出格。”

“袁占亭同志佩戴过黑色雷达机械陶瓷表、欧米茄仿表、西铁城光动能表，均为本人购买。其中价格最高的是黑色雷达机械陶瓷表，目前市场价格人民币25100元。”12月8日，甘肃省纪委就网传“兰州市长袁占亭疑戴名表”问题回应称，纪委调查核实后认定，网络所传缺乏有效证据。网友“周禄宝”表示不相信调查结果，将继续向中纪委举报。

( 广州杨箕雄镇二横7号楼（图中右后方）矗立在废墟中。该楼最后一位住户缪伯（前）在9月6日与工作人员谈判后同意搬出 )

民众与政府，面对热点新闻一方推动，一方回应。在网络时代，处处是看客和舞台。如果回想一下去年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温州动车事故，网友对于政府公布消息不断质疑，其中充满了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但各地政府部门经过一系列紧急事件的历练后，也更加明白，在网络时代隐瞒消息比如实公布消息，风险要大得多。

于是网民步步追查与地方政府的不断回应，构成了2012年民众反腐的最大特点。由于在灾难现场不适宜的微笑，杨达才被网民搜索出明显与收入不符的十来款名表、估价13万元的眼镜、名牌皮带等。在舆论一再追问下，9月21日陕西省纪委通过西部网对外发布称，杨达才因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职。这时距离8月26日陕西延安境内车祸发生，不到一个月，远远超过一般网下举报的查处速度。

( 河南周口市扶沟县年过六旬的张全有老人亲手铲平了自家的五座坟头，但他总觉得愧对祖先 )

舆论因此很快借势关注起官员们的穿戴证据。湖北麻城的市委书记在9月一度成为疑似“表弟”。网友关注麻城，本因该市部分学生自带桌椅上学的新闻。教育经费的窘迫与政府大楼的堂皇形成了对比，网友于是搜出了市委书记的戴表照予以质疑。该书记回应自己戴的是一块6年前买的浪琴石英表，愿意接受监督，此后这位“表弟”被迅速抛出了舆论中心。

一个月后，福建省某厅长出名了，照片中该厅长佩戴的疑似雷达真钻系列手表市价5万元、疑似爱马仕皮带1.3万元。晒厅长照片的微博一出，“表叔厅长”立即引起围观。网友们戏谑道，此后官员恐怕要像达·芬奇画中的蒙娜丽莎那样，一手捂着腕部，一手捂着腰带，这样才能不为他人留下反腐的线索。

( 12月15日，微博名人“花总”首次在镁光灯下露出真容 )

“戴表照”简单直接，官员与高端奢侈品的组合具有病毒般的传播力，在互联网平台上不断发酵与放大。互联网掀起的舆论浪潮，一旦有了某个官员直观的图片作为“证据”，就如同狂流有了突破口，一哄而上。官员所在地的政府部门立刻被推至台前，被迫拉开“戏剧大幕”。政府与网络民意如何互搏，其间的技术问题和艺术问题、真假或对错、主动与被动，都被“刻录”成历史的一个小篇章。

对网络曝光反应最为神速的是重庆新一任政府班子。11月20日，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被网络曝光。63小时后，重庆市委宣布免去他的区委书记职务，并由重庆市纪委对其立案调查。雷政富于是成为网络时代被“秒杀”的厅级官员。该视频实际上拍摄于5年前，过去这5年中，用来引诱雷政富、拍摄录像并用传统方式举报的建筑商在“狗咬狗”的游戏中成为输家，雷政富的仕途并未受影响。5年与63小时，完全倒扳过来的结局，网络反腐的戏剧性在今年达到一个巅峰。

( “房叔”周伟思 )

雷政富之后，官员生活作风的腐败事件迎来一个曝光高潮。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写给情妇的离婚承诺书被曝光并得到证实，黑龙江某女主播实名举报人大代表性侵犯等等，这些网络举报保持了相当高的命中率。

比起直观的照片，一个人的财产信息就显得私密得多，举报人多是官员现实生活中的知情者。10月9日，网友爆料称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0多处房产，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在网友围观下，10月11日广州市纪委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有关部门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已对蔡彬停职，并做进一步调查。

( 5月10日，云南发生巧家爆炸案。最初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的赵登用最终被云南省公安厅排除嫌疑。图为赵登用死后留下的18岁的妻子和不到2岁的儿子 )

“社区干部拥有80套房产”则是另一个“房叔”的传奇，举报人称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主任周伟思拥有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等。周伟思在不得不面对媒体后，称自己是合法致富，每月纳税超百万元。

纵观今年网友推动的官员监督，从8月广州越秀区区委常委方大国殴打空姐，到杨达才事件直接拉下厅官，民众开始介入到涉嫌贪腐的深度追究。雷政富事件则因其场面的戏剧性、背后官商互斗的阴谋论和重庆新班子的新姿态，把网络反腐推向高潮。

( 自带桌椅上学。9月1日，湖北麻城市顺河镇长冲村小学新学期第一天，汪子旗（前）上学的路上，姐姐为他提着书包和凳子，奶奶帮他扛着桌子 )

网络反腐的热情，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对于腐败问题的不满，一方面也因为传统监督机制不被信任。反腐的法制化，才是网络反腐背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维稳与维权的思路

互联网的确挑战了中国以往从上到下的政治传统，不过让人沉醉的意见狂欢，也容易滋生暴戾之气。越是通过正常途径难以疏通的意见，越容易成为舆论失控的场所。政府过去“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从某种角度堵塞了民意上传的渠道。总结今年各地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出现了不少注重沟通的新方式。权利意识更加觉醒的百姓，如何分享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成为真正考验政府执政水平的关键。

2012年，广东成为群体性事件比较集中的省份，偶然背后的必然性也十分显著。学者孙立平分析，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换句话说，它也成为中国过去发展模式弊端最突出的地方。比如目前广东省1.1亿人口中，大概有三四千万是外来人口，由此形成的问题和矛盾当然要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另外，广东民间社会的根基在中国可以说是最深厚的。尤其是在粤东这样的地方，民众的权利意识在历史上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强烈的权利意识加上有凝聚力量的社会基础，民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事件多发，也就可以理解了。

2011年末爆发的“乌坎事件”，在今年进入政府与村民的实质性解决问题阶段。广东副省级干部领头的工作组进村与村民协商，并且在境内外媒体注视下推进了乌坎村委会选举。事件基本平息后，政府大胆起用了抗议者，任命乌坎短暂自治期间的领头人林祖銮为村党总支书记，这几乎为中国近年来处理群体抗议的第一回，不再“秋后算账”。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一段话，正好表明了政府应对思路的变化：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努力健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以保障权利，促进相对的利益均衡，以利益的均衡求得社会的稳定。

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在今年还体现为由环保问题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比如宁波PX事件、四川什邡群体事件、江苏启东群体事件等。从这些事件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环境敏感期，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活质量变得比单纯的经济指标更重要。

“著名”的PM2.5，在经历相关部门的抵触后，最终纳入不少地区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群众对PX项目的恐慌，与其说是对具体化工项目的不满，不如说是过去二三十年牺牲环境后的不安全感。而且这种不安全感极具传染性，能够引爆当地百姓对环境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状况的一系列不满。

有学者感慨，刚刚开通的京广高铁有22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线路，但是随着中国民众权利意识的快速增长，很难想象再一个有类似的涉及大规模拆迁、环评的项目能够顺利建起来。重大项目的建设除了环境评估外，社会风险的评估开始变得不容忽视。“十八大”报告提出“美丽中国”概念，并将其置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标题之下。或许这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也能符合民众对健康环境的要求。

面对群体性事件，传统的维稳模式，从某种意义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一方面是庞大的维稳经费和人员配置，一方面是持续升高的上访率。学者孙立平说：“当我们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集体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维稳工作实际上就会变成维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企业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为维护开发商掠夺被拆迁户利益的工具。”

为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纠纷不上交”，对于部分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员，一些地方政府往往采用“多跟一”的方式，实施24小时监控。每当有群体性事件发生，或进入敏感时期，各个部门都要以维稳为首要任务，基层政府许多工作人员都有“承包”的任务。诸如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这样的弱势群体，几乎完全缺乏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谈判能力，既无影响决策的能力，也没法通过谈判等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如果去信访，很容易就触犯到“越级上访”等各种高压线。

今年11月，北京朝阳法院判决河南长葛市10名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成立，这被媒体称为“北京首次判决外地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政府一直默许的带有暴力倾向的截访行为，至少在这个案子中被纳入法律追究的轨道。

传统“维稳”思路受到的冲击，也来自城市人群对自身权益的关注和表达。城市维权人群受过良好教育，掌握比较好的社会资源，也懂得在法律和政策框架下与政府进退。前几年北京、上海等城市频繁出现的小区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维权行为，成为城市居民的一次次维权演习。当更重大的社会议题来临，比如高铁选址、环境维护、公路收费等，居民们又开始了更大范围的维权实践。

有研究者指出，根据核心诉求的不同，可将群体性事件分为以下三类：“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和“基于价值追求的群体性事件”。其主要驱动力量分别为经济利益、不满情绪和政治权利，政府不应该一律将群体性事件看作不满宣泄，而应该分析其核心诉求是否合理合法，据此选择应对策略。在宁波PX事件、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最后都选择了让步。

中国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的活动，也在今年较多体现。已有数十例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例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从上半年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申请53个中央部门官员工资公开，到近期法院支持河南消费者赵正军要求卫生部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会议纪要。

今年大学生对“表哥”、“房叔”工资收入的公开申请，均被政府部门以“不属公开范围”为由拒绝。而大学生对“表哥”工资不予公开的行政诉讼，也未能获得立案。但是在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人之一王锡锌看来，这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公民申请信息公开有两个重要的动力源。第一个是为了自身利益，例如在土地争议、拆迁补偿、养老保障等方面，作为一种维权手段，进行信息公开申请；而另一些申请看起来和公民自身的利益无关，带有公益性质。从理论上说，这些具有公益性质的信息，本来是不需要申请的。既然涉及公共利益，那政府本来就有公开的义务。之所以还需要公民去主动申请公开，那是因为负有公开义务的政府部门未能履行职责。不管怎么说，个人对自身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重视，至少代表了社会的一种进步。

多元利益在博弈

一个逐渐成熟的社会群体，有着独立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当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慢慢转变，政府和民众不再是简单的利益两极，利益多元化的协商机制正在形成。而在不断的试错与摸索中，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有可能获得重建……

土地在中国迅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成为增值最快的稀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土地利益引发的纠纷，一直是众多矛盾的核心。拆迁问题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结，2012年的拆迁事件仍然成为社会热点。5月云南昭通邓德勇和宋朝玉因对被征收土地和房屋补偿不满，制造了伤及无辜的巧家爆炸案。9月辽宁盘锦拆迁冲突中，民警开枪打死一名村民。10月，歌手左小祖咒因岳父家房子可能面临强拆，在网络上寻求支持。河南周口充满争议的平坟运动，也是一场事关土地利益的较量。

网络上一组“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的图片在今年11月走红，浙江温岭市火车站门前的一幢5层楼房屹立于马路中间，经过该路段的车辆行人都得绕行而过。地方政府的不强拆，反而成为新闻。

这次地方政府突然成为舆论焦点时，选择了不卑不亢式的应对措施：温岭市相关部门不准备强拆罗保根的房子，针对罗保根的征地拆迁政策与其他拆迁户一视同仁，并不因为罗家获得额外关注而有所不同。有网友调侃到，不强拆加上低补偿，其实是政府的一种软暴力。由于政府是征地和开发的获益者，与失地农民成为利益的两方，政府出台的补偿标准，直接关系到自己从土地拆迁中的获益以及失地百姓的利益多寡。在“你多我少”的斗争中，政府制定的政策容易丧失公信力。不过与暴力拆迁相比，拆迁的统一标准与反暴力，至少是鲜明的进步。

本刊最近接触到的三亚海棠湾片区的开发，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征地拆迁的问题。海棠湾管委会和失地农民间的摩擦不算激烈，但是全国其他地方面临的拆迁问题，在这里也一样存在。后拆迁地区的农民会不断提高拆迁价码，不少村民赶在拆迁前“种房子”，村民对变身市民后的生计问题感到担忧。

海棠湾镇某中心主任向本刊记者提到，征地拆迁后农民一次性获得的货币补偿不少，可是土地没有了，他们害怕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对于这一笔买卖是挣是亏，心里没底。拆迁初期的一些灰色现象，让村民觉得缺乏机制保证公平。于是在总结过去的经验后，海棠湾新的领导班子制定了明确的征地措施，比如征地前要公示征地用途、征地范围、每户的地块及附属建筑、树木等要拍照为证，每户需提供土地来源资料，丈量后的土地需要户主与村干部等签名，丈量结果还要进行七天张榜公示，没有异议后才生效。

三亚市委副书记吴岩峻向本刊提到，既然拆迁是绕不过去的坎，不同方面都在围绕土地利益博弈，与其强硬对待或是回避其中的利益盘算，不如向农民公开被征土地的用途规划以及开发过程。“目前升值的土地是农民手里最珍贵的财富，当你从他手里拿走时，他一下子失去了依托。社会发展了，谁都有利益需求，关键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什么位置。”吴岩峻说，解决好失地农民新的居住条件，在开发中解决每个家庭的就业问题，更多地让农民分享土地出让的利益，老百姓大多能够理解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问题解决不好，失地农民今后的生计来源出现问题，政府也不可能脱离干系。

幸运的是，三亚作为全国热门的投资城市，土地价值较高，这就为留出相当利益给失地农民提供了条件。广州的杨箕村是另一个高价值区块的拆迁例子。

2012年12月16日，广州杨箕村千名村民聚集，在村口拉起抗议横幅，要求仍然留守的8户人家搬迁。杨箕村旧村改造于2010年6月份开始动迁，规划2011年中开始动工建设新村，到2014年中村民全部回迁。然而2010年至今，旧村改造仍停留在拆迁环节，全村1405户村民的回迁遥遥无期。

不同于以往案例中政府和搬迁户作为利益端的两极，杨箕村体现出搬迁户中不同群体的利益主张。群众的“众”原本作为一个整体，在政府主导的社会变革中成为利益的一端，而现在不同利益群体开始分化，在动态的博弈中寻找平衡。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正是改革进行到新阶段的变化之一。“城镇化”作为一个老话题，在“十八大”之后成为新热点。而城镇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土地的进一步拆迁与开发、城市交通网络的扩建、医疗教育等资源的重新配置。年末沸沸扬扬的异地高考，触发了户籍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对教育资源的争论。类似的社会大讨论还会在今后频繁发生，怎样在中国社会大量接纳城市新居民的过程中彰显制度的公平，实际上有赖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共同协商。

在可预见的短时期内，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成为一个城市人口占多数的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社会类型。城市化的核心是使农民转变成市民，提高劳动生产率，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除去硬件上的城市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急需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信用结构和基础制度。而在前几十年形成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下，政府怎样放权让利，成为深化改革的关键。

当政府越来越多地从利益主体转变为客观的管理者，逐渐从直接占有和分配社会资源的状况中后退、逐渐与社会相对分离开之后，国家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意味着在各社会的利益主体之间无法协调与整合其利益冲突时，政府能够作为多元利益的最终协调者，这或许才是理想中的政府角色。

（实习记者王玄对本文亦有贡献） 袁占亭众目睽睽众口纷纭时政群体行为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