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整体疗法应对癌症

( 陈欣 )

民间派：个体研究和秘方之争

见到陈欣，是在北京中医科学院招待所地下室，陪他的是湖南衡阳市大地生物研究所年届七十的张阳辉——没有任何行医经验，却有一套自己的中医防治癌症理论。两人几年前相识于五棵松的名仕医院，那时张阳辉是总裁助理，没有行医执照的陈欣想在名仕行医。最后，虽然合作没有成功，两人却成为朋友——谈得来，但互相并不认同。

这个仅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有3个单人床铺位，小桌上摆放着一台破旧的电视机。即使房门紧闭，也能闻到从隔壁房间飘来的浓重中药味。据陈欣说，招待所门口还住着个算命的，他刚来时给他算过一卦，很准。现年60岁的陈欣千里迢迢从云南来京，是为他即将在北京郊区开业的诊所装修。陈欣告诉本刊记者：“以前来北京都住宾馆，这里是张阳辉帮我找的，便宜，一晚上才30块钱，住这里主要为了办事方便。”

陈欣并不缺钱。这个来自云南曲靖宣威县来宾镇、其貌不扬的民间老中医在昆明因为治癌有方，名声在外，找他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

关于陈欣，在昆明有两种版本的说法。一种说法说他是假医生，是个骗子，持这种观点的是昆明市药监局，依据是陈欣无证行医，且制售假药或药品加工方法不符合要求。另一种说法则相反，认为陈欣是个货真价实的医生，支持这种说法的人大多是经陈欣医治过的患者及中医界有关专家。世界针灸联合会主席、著名中医专家王雪苔教授明确表态：我认为陈欣的中医理论是站得住脚的，用管理西医的标准去衡量他显然是不科学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从源头上扼杀中医！

(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陈其广教授近四年来一直承担着“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的重大项目，陈欣就是他在调研中接触到的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他治疗癌症的疗效受到患者的认可，但他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他为了保密，将核心药物研磨成粉末，临床配制，当地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因此认为他非法用药，对他进行了查抄和罚没。这导致很多患者向上级政府写上访信，个别极端的甚至到当地政府静坐，这引起了科技部的注意，所以我们特意去了一次昆明。”但是，陈其广也向本刊记者强调，不对陈欣的具体医术做任何评判，“我们调研的角度是怎样确认中医行医资格以及中药有效性的问题”。

陈欣195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宣威县来宾镇，曾在宗范小学当老师，上世纪80年代为了筹集研究治疗癌症的经费还曾当过几年建筑包工头，不但没赚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最早对中草药感兴趣是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离家6公里，每周从家返校的时候都要背粮食，但我有风湿病，总是比其他学生吃力。后来是我的三伯父用草药给我治好的病。我当时很好奇，这些草居然能治病？等他再去山里采药的时候，我就会跟着去。”

陈欣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70年代，宣威属于癌症高发区。1971年，云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到宣威搞癌症普查，得出结论，和当地人食用熏肉，烧煤有关。“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这个饮食习惯一直存在，而发病率高是从60年代末开始，到70年代初达到顶峰。”陈欣说，“我觉得真正致癌的病因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相应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我决定从药物入手，寻找可能被人遗忘的能治疗癌症的东西。”

在长达30年的漫长岁月中，陈欣利用节假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生态环境未被破坏的山林中窥探、寻访野生动物爱吃和《本草纲目》未列入的植物；深入少数民族村寨，收集他们日常治病、保健的单方、偏方、秘方；拜访民间土医生，寻觅李时珍失传的《命门考》、《三焦客难》、《五脏图论》等著作。“每年我送出去的草药可用箩筐来装。”因为以身试药，陈欣说他曾经26次中毒，“从最初的配方到最终的单方，中间调整了千万次”。

陈欣告诉本刊记者，《内经》将处方用药的基本结构形式概括为君、臣、佐、使。君药是在处方中发挥主要治疗作用的药，臣药是协助君药发挥治疗作用。无论是中医偏方还是验方，首先看它是否合乎医理，是否符合君、臣、佐、使的中医用药规则，其次看它的适用范围。

按陈欣的说法，他从最初的60多味药精炼到30多味的组方，从最先鸭蛋大的药丸到小巧的胶囊，从胶囊又到粉剂，效果一次比一次明显。刚开始，一些人怀着撞运的态度找上门来，被大医院判处“死刑”的癌症患者，在他的治疗下可以奇迹般地开始好转。

2006年4月11日，昆明市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根据举报，查处了有“假药”之嫌的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并没收陈欣的“非法制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监督管理法》第48条规定，予以24万元罚款，同时责令陈欣交出配方、关门停诊。11个月后的2007年3月28日，又有人向昆明市西山区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举报，称陈欣“使用非法制剂”，该局于当日对陈欣依法进行查处。同年12月26日，昆明市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再次根据“患者”举报，对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进行查处，这次以“非法加工饮片”为名，没收了陈欣的散剂。云南某电视台以“陈欣神话的破灭”做了相关报道。

陈其广说，按照昆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说法，他们对陈欣的查处，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照章办事。但在查处后，确有一部分患者向市委写信反映要求服用陈欣的中草药，昆明市药监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对反映情况的患者一一进行调查核实，除个别人联系不上之外，其余信件所述情况属实。

一般说，中医有五方：经方、偏方、单方、验方、时方。经方、验方是由历代著名医学大师在治病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处方用药，是医生在辨证诊治理论指导下而运用的处方；偏方、单方则是民间流传而缺乏理论指导的处方。时方与经方相对，汉代以前的方剂称为经方，而汉代张仲景以后医家创制的方剂为时方。验方与偏方类似，一般是民间的方子，不是古代医书上的流传方，但验方是在临床反复使用证明有效的方剂。

人们经常说，偏方治大病。这是因为偏方中可能蕴含着现代医学所不能认识到的作用机理。近现代中国中医学家张锡纯认为，中医讲辨证施治，强调因时因地因人给予不同的方药。同一临床表现，人不同，地不同，时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他说，经方极可贵，时方有妙用，验方治专病，秘方治顽症，偏方治大病。

“中医验方尽管有疗效，但只限于民间流传个人试用。”陈其广告诉本刊，按我国执业医师制度和药品管理法，公立中医院的医生有严格执业医师的操作规范，他们所开的药品要符合药品法的规定。而掌握中医验方偏方的民间医生，因为没有执业医师执照，要用偏方、验方为患者治病，属于无照行医或非法行医。如果要推广，资金市场都是迈不过去的坎。即使是开发成院内制剂，光是药理、毒理实验做下来，就需要30万～50万元。

陈欣很无奈地告诉本刊记者，考执业医师资格证要考英语，他这个岁数，宁愿把时间花在研究中医药防治癌症上，也不愿意从头开始学英文。而因为要把核心秘方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也婉言谢绝了昆明当地药监局提出的联合某些医院、药厂申报药剂批准字号并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建议。

陈欣近30年的临床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治好第一例癌症患者后，我在想，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治好其他癌症患者？这之后到2000年是第二个阶段，我的‘免疫功能紊乱调节框架学说’形成；从2000到2004年，我的重点放在癌症导致的并发症的治疗研究。”

陈欣的“免疫功能紊乱调节说”可以简单概括为：“外在各种诱因导致气血转换运行机制受影响，阴阳平衡被打破，‘正气不存，则邪可干’，日积月累，元气不足。”西医从分子病理角度将癌症分成六种类型：未分化、低分化、低中分化、中分化、中高分化、高分化。陈欣将这六种类型和中医“五邪”对应研究，“分别对应寒毒内积、湿毒内积、湿热内积、暑血内积、风火内积和火毒内积。每一套分化都有对应的反应规律”。

从2004年7月到残联医院开设“肿瘤专科”看病开始，陈欣开始对所治疗的患者进行医案记录和统计。在陈欣的《行医志》里，记录了他每一次治疗病历，对不同类型的病种和治疗方案进行归档分类，并在计算机中建立数据库。陈欣告诉本刊记者，这样做就是为了更好、更系统地进行病例分析，最终找出突破口。

“从2004年9月到2007年8月，我接诊1143例癌症患者，其中早期癌症2例已经治愈，其余均为其他医院确诊或放弃治疗的晚期癌症患者。晚期癌症患者中大部分病势较重没有复诊，度过5个月治疗风险期的有117例，在度过风险期的117例患者中，治愈86例，现在仍在治疗的有2例，1例乳腺癌（带瘤生存至今），1例脊索瘤。27例放弃治疗或死亡。治愈的88例中，肺癌26例、肝癌12例、乳癌9例、直肠癌6例、脑癌5例、子宫癌4例、淋巴癌3例、结肠癌2例、胃癌2例、卵巢癌3例、肾癌2例、腮腺癌1例、鼻咽癌3例、骨癌1例、胰腺癌2例、神经源性肿瘤1例、白血病1例、声带癌1例、皮肤癌1例、神经母细胞瘤1例，其中一例已于治愈后5年正常死亡，享年83岁，其余87例经回访确定仍健康生活。”

陈欣曾经有过一个疑问，患者经他治疗后无复发转移，可像正常人健康生活，但是复诊的时候，肿瘤依然存在甚至比原来的尺寸略有增大。他问过很多大医院的医生，没人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后来有一家医院影像科的医生说，肺结核好了以后，肿块还在，但属于坏死灶。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方向考虑？”陈欣说，“这启发了我。我有个肝癌病人，原发病灶11.3×11.4（厘米）大小，2006年3月停药，2007年9月到医院复查，病灶大小12×9×8，医院诊断为肝血管瘤，我认为是变性组织。”

陈其广告诉本刊记者，像陈欣这样在民间享有治癌盛誉的，他还接触过山西运城一个叫崔扣狮的老中医。“他有几个地方比较突出，第一是有完整的病案记录，全国经他治疗过的癌症病人超过4万人，保留完整病案记录的近3万份。他提出，没到中晚期的患者，可以考虑动手术，但是动手术后要有节制地做放、化疗。第二是治疗目标定得合理：虽然有彻底治愈的，但是其目标主要定在减少病人痛苦，延长生存时间和提高生存质量。”这和陈欣对中医治疗癌症有效性的理解基本一致。

学院派：大中医，小化疗

至今回忆起自己接触的第一个癌症病人，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依然感慨：“那是1976年的夏天，我19岁，还是个学生，在上海奉贤县人民医院实习。我接诊值班那天，来了个病人，挺壮实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从家直奔县城，足足骑了30里地。当天确诊白血病，第二天化疗，第四天晚上就死了。他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站在儿子的尸体旁边，悲伤而不知所措。我当时就想，这个人如果不到医院来，可能还能拖几个月呢，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死了。”

回到上海正式行医后，何裕民曾经插队落户的生产指挥部的领导来上海看病。“肺癌，医院都不收，就住在我家。我没敢跟他说实情，知道他有心脏病，就找了医院里最擅长治疗冠心病的老中医给他看病，告诉他‘这个医生很厉害，曾经给胡乔木、李先念看过病’。最后他带着老中医开的几服治疗心脏病的药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后来我通过电话联系，按照他对身体状况的描述改过几次方，他多活了好几年。”

何裕民告诉本刊记者，这两件往事给他印象极深。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癌症被看成无药可医的“洪水猛兽”，很多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后来我就想，我可能治不好你，但我可以让你活得更长久，不痛苦。”

“我从80年代看门诊就接触到很多肿瘤癌症患者，1987年以后我开始看癌症，1993年后我将癌症治疗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主攻老年肿瘤，难治性肿瘤如胰腺癌、脑癌、肾癌等西医束手无措的类型。”与民间中医善于抓住自己的某一个治疗特长就夸大其词不同，接受过中、西医严格学院训练的何裕民在提及自己治疗癌症的经历和经验时，措辞保守而含蓄。“早期的癌症治疗都是以西医为主，手术、化疗和放疗是西医治癌三板斧，中医完全沦为配角，可有可无，主要作用在于放化疗期间协助西医调理身体，减毒增效。我之所以选择胰腺癌、肾癌、肉瘤这些难治性肿瘤为治疗方向，是因为对付其他肿瘤西医都有一两招，唯独这些类型的癌症西医没办法。”何裕民说，“比如我最有心得的胰腺癌治疗，这是个分泌腺，化疗的话，药物分泌掉了；放疗的话，胰腺周围的组织太复杂，西医没辙。中医治疗，首先是缓解疼痛，但疼治好了，又不能排尿，这时就要疏通，同时避免出现黄疸、梗阻。”

2006年，何裕民说他带过的一个医学博士给他治疗过的胰腺癌病人做过统计。“国内胰腺癌患者平均寿命是11个月，美国是7个月，经我治疗过的胰腺癌患者的平均寿命为26个月，现在这个数字提高到35个月，生存时间超过4年的全国有六七十例。”

何裕民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西医所说的“治愈”，指临床治愈，临床查不出癌细胞肿瘤，并不等于体内一点没问题。“西医认为癌症是不能治愈的，西医对于癌症治愈的评价标准是‘5年存活期’，哪怕你在第六年的头一天死掉了，也叫治愈。”而医学严格意义上的“治愈”，何裕民认为是“活着”。“除了平均寿命，在中医‘癌症治愈’的评价体系里会有自己的标准，首先是症状改善，生存质量提高；其次指标有所改善，这个指标除了肝肾功能指标，还指一些特殊癌症类型本身的特别衡量指标；第三是肿块有所缩小。”何裕民说，对于中医将生存质量和感觉作为评价指标，西医以前是不认可的。“从2001年开始，国外才把它列为评价指标之一。”

中医对肿瘤认识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周朝就认识到恶性肿瘤的一些特点。在《内经》、《山海经》里关于“瘤”的记载为“走不掉的东西”，而“癌”字的记载首见于宋代的《卫济宝书》：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七情内伤（喜、怒、忧、思、悲、恐、惊）、饮食劳倦等引起阴阳失衡、脏腑失调，产生气滞、痰饮、血瘀等，留滞于人体，形成积、瘤（留）、癌（岩）。认识到“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何裕民说：“西医学认为，恶性肿瘤是由于多种原因致使人体基因突变、免疫失衡等导致组织细胞的异常增生。恶性肿瘤具有侵蚀、远处转移的特点。中医与我们现代西医学在癌症认识方面有很多机理是相同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中医认为肿瘤的形成大概分三种原因：外因、内因，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不内不外因。外因主要是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部因素，内因主要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等内部的情绪因素。另外还有两者之间的不内不外因，比如饮食、劳倦等。中医讲究整体论，自身是一个整体，身体与外界也是一个整体，由于上述原因造成自己身体里的阴阳失衡，就是物质和功能的失衡，会产生一些病理性的产物，比如气滞、血瘀、痰饮，日久就可能产生癌变，古代称“积”，或者叫“岩”，也认识到癌症的一些特点，如像岩石一样凹凸不平，而且具有侵蚀性。

何裕民告诉本刊记者：“古书中对各种癌症都有表述，比如乳腺癌，中医书上称为‘乳岩’，不仅有名称的记载，对这些疾病的发生及发展过程都有描述。此外，也有肺癌、子宫癌、淋巴癌等相关记载。”何裕民说，古时候因为肿瘤发病率不高，并不是中医的主攻方向。“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古代战乱比较多，所以很多人在年龄比较低的时候就死去了，根本没有机会得癌症。另一方面，古代的医疗水平较低，在人和自然的抗争中，自然带给人类的疾病，比如一些外科类的伤病就很难医治。此外，肿瘤在人体内生长，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很少能认识到它的存在，对这样的怪病由于不了解、看不到，所以也就发现得少，这都是古代对疾病的认识能力所决定的。”

“中医正规介入肿瘤治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传染性疾病被控制住后，癌症成为威胁人们生命的最大隐患之一。”何裕民说，事实上，中医大规模介入癌症治疗才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盲目跟着西医走，反而丢掉了自己的精髓。

“扶正祛邪，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积。”这曾经是几乎每个对癌肿治疗有研究的中医必提的16字诀，但就如同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因时，因地，因人，对这16字的理解，也因为医生个体差异的不同，会出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结果。

“我上肿瘤医院的时候，有老中医发现按照‘活血化瘀’的理论治疗肝癌患者，容易出现出血、复发的情况。后来我带学生做试验发现，看片子的时候，癌症肿瘤外围有一层包膜，这实际上是人体内的红军，也就是白细胞包围着癌细胞，活血化瘀，会破坏掉这层包膜，让癌细胞跑出去，所以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一观点受到质疑。说到‘软坚散积’，以前用于治疗甲状腺瘤，老祖宗常用的软坚散积的中药有夏枯草，但用了症状反而越来越重。后来就发现，中国内地以前吃井盐，缺碘导致大脖子病，卫生部强调食盐加碘后，今天的人已经不缺碘，但缺与不缺，都会出现甲状腺瘤，表现一样，性质不一样。而夏枯草本身是含碘的，所以适用于古人而不适用于今人，现在的治疗要少用。再说到清热解毒，90年代末，国外攻击中医药的毒副作用导致的肝肾损伤，这实际上是中医当时盲目跟随西医，提出‘以毒攻毒’的疗法。毒药吃下去怎么可能舒服呢？我们学校看肿瘤的老教授就提出，用以毒攻毒不如扶正祛邪。”何裕民说，“扶正祛邪是有意义的，最后形成了现在中医治疗癌症所倡导的综合调整为先，凌毒为佳，减少创伤。”

何裕民告诉本刊记者，他在几十年的临床治疗观察中，有一些变化是无法忽视的。“从患癌年龄群体上看，出现年轻化趋势；从癌症种类上看，常见的食道癌病人减少，胰腺癌、前列腺癌、脑癌种类在增多。”他分析背后的原因在于，“一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代谢病增多；二是生活压力的增加，发达城市的癌症发病率高；三是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患癌症的增多；四是环境污染。”

何裕民说，中医药在治疗癌症方面其实意义突出：“中医有一套防范肿瘤的理论，善于改善癌变前已经出现的病理情况；贯穿在手术放化疗期间使用有减毒增效、保护白细胞、增强对药物敏感度的作用。中医强调生活调理，对防治癌症转移复发有突出效果；对于不能开刀，无法放化疗的老年肿瘤，难治性肿瘤，中医的姑息疗法能减轻患者疼痛，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

“化疗将越来越退出历史舞台，微创、靶向治疗将成为西医治疗主要手段，而整体疗法（国外称自然疗法）将占主导地位。这是未来癌症治疗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在癌症治疗舞台上，中医将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配角。”何裕民说，推动这一趋势发展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对癌症性质认识的改变——癌症被看作一种慢性病而非来势汹汹的洪水猛兽；二是癌症是多因多果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讲究整体观系统观的中医比强调解决局部问题的西医更有优势。”（文 / 李翊） 癌症复发陈欣整体应对何裕民癌症肿瘤药品疗法中医癌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