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消费

( 2009年2月23日，北京当代商城国际代购专柜前，一位顾客正在订购国外品牌商品 )

“双十一”，一个原本平淡无奇的日子，竟然在最近几年被电商培育成一个购物狂欢节，在打折促销的刺激下，今年的“双十一”销售再现井喷，仅仅天猫和淘宝网一天的销售额就逼近200亿元。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为消费不足而困扰，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消费者却屡屡显示出惊人的消费能力，井喷的“双十一”、被挤爆的黄金周、在海外购物的一掷千金……种种现象都和中国经济的消费乏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看似矛盾的悖论也充分说明，中国消费者并非不愿意消费，也不是没有能力消费，缺乏的只是一个点燃消费欲望的导火索，只要给予一定的刺激，比如适当的价格折扣、较长的度假时间，中国人的消费热情就会立即喷发出来。

而反过来看，这也说明了中国人的日常消费被太多因素所抑制，体现在中国经济的结构上就是长期的消费不足，对于致力于向消费转型的中国经济，所需要的是制造更多的诱因，来释放中国人的消费热情。如果说几家电商都可以凭空培育出一个购物狂欢节，政府显然理应拥有更丰富的手段和工具，来解决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的难题。

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和历史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放眼未来，这又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关口。拉美和亚洲很多国家的实际经历表明，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通常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徘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最终进入到高等收入水平，而其余那些无法顺利跨越升级的国家，有些长达数十年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有些甚至因此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一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大多在于这些经济体旧有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而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型又始终无法完成。今天的中国经济无疑正处在这样一个转折路口，而最终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是否能成功释放中国的消费潜力，使中国经济完成从投资向消费转型，否则也有可能像历史上其他很多国家一样，长时间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无法自拔。

( 中国已成为各品牌豪车的重点市场，2007年上海车展上宾利汽车的展位前观者众多 )

消费的力量

纵观历史上的众多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依靠投资引擎走上富国之路的，大多是在经过了早期的高投资之后，最终依靠国内消费成为发达经济体，从统计数据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消费率都保持在70%以上，消费才是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投资规模的不断上升，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尤其在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之后，中国经济的消费率更是创下历史新低，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7%，而投资的贡献率高达55%。不过随着4万亿效应逐渐消退，加之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在此消彼长之下，中国的消费率开始出现上升，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2%。不过即使如此，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也不如其余“金砖国家”的水平。

如果说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是依靠大规模投资走上富国之路的，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投资富国的可能性也就更低。由于投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如果要使经济始终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就需要越来越大的投入才能够维持，中国经济就很明显地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投资率保持在35%～40%的水平，进入20世纪之后，投资率上升到40%多，而到了最近几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50%以上，这几乎已经是全球最高的投资率，世界平均水平不到20%，中国高达50%的投资率显然已经难以为继。如果还继续保持这样的投资增长模式，将来的投资回报率会越来越低，而付出的民生环保等代价会越来越高。

投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被推迟了的消费，政府和企业将当前的收入用于再生产，而不是当期消费，这就构成了投资。对于一个发展初期急需积累的国家而言，适当减少消费增加投资自然是必须经历的路径，但对于一个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而言，如果继续沿用过去抑制消费鼓励投资的老路，显然将会困难重重。且不论发展经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改善民生这样的话题，仅就这种模式本身而言，其最大的障碍在于，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0%，如果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只重投资不重消费，必然的结果就是产品大量积压，产能严重过剩。在过去欧美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消化，但是当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欧美市场的需求越来越萎缩时，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如果不能及时释放出国内的消费需求，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难以维持。

201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这既意味着面临危险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意味着释放国内消费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事实上，我国的消费近年来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看，最近几年的实际增速（扣除通胀因素）均接近12%，但是由于我国的投资增速保持20%甚至30%的高速增长，这才使得消费在经济构成中的占比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真实的消费能力。如果未来中国经济能够适当降低投资率，将更多的收入分配给居民消费而不是留存再投资，中国可能会爆发出一场令人吃惊的消费革命，就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中国经济而言，这场消费革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打开了一个无法限量的巨大市场。在长期的高投资模式下，中国的很多行业都积累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这些过剩行业不仅体现在钢铁水泥等上游行业，下游终端行业也同样面临产能过剩的困扰，如果中国的消费热情被激活，中国的很多产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市场需求，告别长期面临的产能过剩的烦恼。中国的消费能力能对一个行业产生多大的影响，汽车业已经予以证明，仅仅在10年前，中国的乘用车年销量还不到200万辆，但是随着国人的汽车消费热情被激发，现在中国的乘用车年销量已经达到了1400万辆，迅速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在中国人对汽车的巨大消费热情面前，中国的大城市甚至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但这也阻挡不了人们的购买热情，仅仅在北京市，每月就有100万人在等待2万个购车资格。

不过，这也从侧面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在中国人口数量过大而资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下，中国人的消费不仅需要释放，也需要引导。中国目前的消费结构主要体现在食品服装、交通通讯等有形商品上，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服务类商品的消费比重相对较小，大概占比约1/3，而一些发达国家的消费则以服务类为主，有形商品占比较小，有形商品的过度消费对于资源和环境都会带来一定的破坏，服务类商品的消费带来的压力则相对较小。不过，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更值得担心还是消费不足，而不是消费过度。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会逐渐升级到更高的层次，所以，将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也会逐渐减少在衣食住行上的过度消费，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消费方式。

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从投资向消费转型，对于世界经济也会带来深刻影响。目前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消费国，年消费总额约为13万亿美元，中国的年消费总额接近4万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消费增速放缓，如果中国消费增速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有所提高，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背景下，中国消费崛起的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中国制造”参与国际分工，虽然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种增长模式也总是会遭受外界的种种责难，认为中国应该为世界经济的失衡负责，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以“中国消费”的身份参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在全球将更具影响力，中国经济的形象也将更加积极正面。

消费为何被抑制？

中国经济为何长期消费不足，民众的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隐形因素抑制了中国人的消费热情，这些因素并不明显，但对消费的抑制效应却相当突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高税收，比如低利率。

我国物价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众的消费热情，而物价水平高企的原因，除了货币超发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商品含税价格过高。曾经有专家做过中国和外国商品中含税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欧盟的2.33倍。

当然，由于不同国家的税收结构和征税方式的不同，这样的类比结果并不一定准确，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商品的含税水平之高。我国税收总额的70%以上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为主的间接税或者流转税，这些税在商品的流通环节征收，纳税人可以将税款转移至商品价格上，所以纳税人并不是实际的负税人，最终的消费者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者。尤其是增值税，相当于是直接面对消费增税，所以增值税的高低其实体现了一个国家对消费是鼓励还是抑制的态度，我国对增值税征收17%的税率，是我国的第一大税收来源，反观美国，则完全没有增值税，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为何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

由于我国的流转税包含在商品价格之中，不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在价外明示，所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多民众在消费时根本意识不到已经为这件商品支付了多少税收。有税收专家曾经测算，国内一件100元的女性化妆品，其中大概包含15元的增值税，26元的消费税，还有4元的城建税，如果再加上其他环节的税收，这件100元的商品至少有一半贡献给税收。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商品的价格偏高还导致消费力流失海外。随着近年来中国人走出国门的频率提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发现，同样的商品，国内的价格往往比国外高出很多，尤其是一些奢侈品价格更是明显，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衷于海外购物，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旅客去年在海外购买高档商品的消费折合人民币近3000亿元。

除了税收过高之外，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也是抑制我国消费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CPI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扣除通胀指数之后，我国的实际利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为负，这对我国居民的消费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从最直观的影响来看，由于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银行存款在很多家庭资产中占据很高的比重，而长期的负利率使得银行资产缩水，影响了居民的存款收入，进而间接抑制了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热情。进一步来看，由于居民资产长期被负利率侵蚀，加之没有太多的投资渠道，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将房地产作为重要的投资工具，房地产价格始终居高不下，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对此“功不可没”，一方面迫使越来越多的居民将房地产作为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也使得购房者的购房成本不至于太高，今年央行两次降息之后，疲软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反弹，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市场对利率的敏感程度。

由于房地产价格过高，对于绝大多数购房的普通家庭都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支出，在支付了住房首付款之后，还要面临每个月不菲的还款压力，很多家庭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也就被大大挤压。在美国，房价的上涨可以为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现金流，从而刺激美国家庭的消费能力，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证券化程度并不高，房屋除了出售或者出租能够带来收入，并无其他金融手段为居民带来收益，所以即使房价涨幅再高，对于刺激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并无帮助，反而会更抑制居民的消费能力。

低利率对消费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我国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其实是牺牲储户的利益，鼓励和补贴企业投资，尤其是在银行最容易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在低利率环境下，由于资金成本很低，对于企业的投资冲动就没有约束，甚至是鼓励企业大规模投资，所以，中国经济在投资驱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消费的挤压也就越来越严重。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消费转型压力，和长期低利率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不无关系。

减税让利 释放消费

如何释放消费有很多种选择，但最核心的内容是政府减税让利。

政府的减税让利包含了两层含义，如前所述，我国商品价格中含税偏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众的消费，甚至使得最富裕的一部分人群选择海外消费，如果政府适当降低商品中的税负，其效果将相当于电商的打折促销，这种刺激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双十一”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说明。减税让利的另外一层含义在于收入分配改革，通过政府的减税让利，让民众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成果，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会议上提出的1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民众的真实期盼所在。

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民众分享到的成果并不与之对应。在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收入一直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如果和GDP增速相比，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但是政府收入却保持20%以上的增速，从2004至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从2.64万亿元大幅增长至10万亿元以上，增速显著高于居民收入增幅。从1995年以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大约上升了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比则明显下降，大约下降了7个百分点。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初期，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益处在于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通过持续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中国制造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体而言，早期最大的优势在于劳动力的廉价，所以，收入分配没有向居民倾斜，也可以说是在有意无意间控制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从而避免削弱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我国经济发展初期，为了集中资源发展重化工业，当时政府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以牺牲农民的代价促进重化工业发展，不过这种人为扭曲资源配置的状况在近年来逐渐好转，尤其是最近10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业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工业反哺农业成为新的政策导向。以我国不同阶段工农业的相互反哺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也应该以此作为借鉴，在居民收入增长被长期挤压之后，在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中，也需要得到政府减税让利的反哺。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在急需转型的十字路口，过去的收入分配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格局。政府收入过快，导致政府投资年复一年大幅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以致中国经济长期消费不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高投资低消费”的不合理结构，源头正是来自收入分配体系的倾斜，而现在要实现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势必也要从收入分配的源头改革。近年来，政府明显加大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大幅提升，同时还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改革，提高了个税起征点等等，这些都是让利于民和提振消费的有益尝试和良好开端。

在中国经济减速的背景下，政府财政收入也开始有所放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因此失去了减税的能力。政府财政收入放缓，只是相对过去高达20%的增速放缓，如果与经济增速和民众收入增速相比依然不低，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7.7%，前10月的财政收入增长11.2%，10月份的增速13.7%。最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实际财政收入往往大大超过年初的财政预算水平，导致财政超收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的超收规模更是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了1.4万亿元之巨，今年的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前10月的财政收入也超过了10万亿元，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财政收入水平，对比今年11.4万亿元的财政收入预算，今年财政大幅超收基本已成事实。

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年年超收，每到年底就出现一轮突击花钱的高潮，以今年的财政收支状况来看，今年前10月财政盈余8000多亿元，而年初的预算是全年安排财政赤字8000亿元，所以，不出意外，在今年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年底突击花钱的大戏还将如期上演。这些短时间匆忙上马的项目，很难保证合理的投资回报，而这些资金与其投入到低效率的投资项目，还不如让利于民刺激消费。（文 / 谢九） 经济消费宏观经济投资财政学释放消费投资国内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