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版纳：推着妈妈去旅行

( 进入地势有起伏的湖北地界后，樊蒙就在轮椅背后绑根结实的绳子，再套在自己的脖子上，防止轮椅在下坡时侧翻 )

向着目的地出发

用双脚去完成3359公里的路程，其实并不浪漫。7月11日，旅行开始的第一天，樊蒙推着母亲寇敏君清晨6点半钟离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延静西里的家，直到晚上19点左右在路边扎下帐篷时，只到达了天宫院，也就是北京地铁4号线大兴段的终点站。“有点失望，出门坐上地铁，不到一小时就能到啊。”

这的确是个一闪念后仓促定下的计划。7月7日的时候，樊蒙才想到要去旅行。现在总结起来，这应该是遭遇一系列不顺后做出的决定。“今年刚过完年，奶奶去世了。从未感到死亡如此之近，一下子觉得不能总是等待，想要做点什么对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事情。再加上和相处4年的女友分手，第一次爱情就这样结束了，工作又进入一个瓶颈期，整个人很消沉，很渴望用一种身体上的劳累来代替精神状态的疲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踢球时受伤，造成了左膝韧带断裂，2月份手术后，一度弯曲都很困难，更没有进行过剧烈运动，如果能完成一个长途旅行，也是证明自己腿的能力。”樊蒙对我说。樊蒙1986年出生，这是他第一次来做旅行。“以前都是旅游，不管什么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后拍照和消费。旅行，重要的是在路上的经历。”

樊蒙于是考虑带着妈妈一起去。今年53岁的寇敏君出生后不久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两条腿的肌肉都不同程度地有了萎缩，其中一条腿的状况稍好些，平时拄拐短距离走动没有太大问题，也会摇着轮椅或者借助残疾人摩托车单独出门。“父母在2002年离婚了，哥哥现在工作住在公司里，我走了家里就剩母亲一个人，不太放心。”樊蒙开始想着步行去内蒙古草原，600多公里的路程，最多20天就到了。寇敏君提议不如去云南的西双版纳。“我想来想去，觉得西双版纳的旅游资源丰富，可以感受到很多不同的风情。我从小就爱去北京动物园看孔雀，却没有碰上一次开屏。后来看了一个背景是西双版纳的电影，里面不仅有闪着金光在山野里自由跳跃的孔雀，还有翠竹环绕的傣家竹楼和身着艳丽服饰的少数民族妇女，就很向往那里。”由于腿脚不灵便，寇敏君只出过两次北京。“第一次去塘沽，那时和父亲一样，都在合成纤维厂工作，是单位组织去的活动，坐火车；还有一次是亲戚开车，一起去承德避暑山庄。”

这是个一拍即合的决定。樊蒙希望能够远距离徒步，不在乎目的地究竟是哪里，而母亲心中有个去西双版纳的梦想。“许多报道说我为了帮母亲圆梦，不顾一切辞去工作，其实没有那样夸张。”樊蒙说。7月9日周一上班，樊蒙就和老板提出辞职。他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市场专员，这也是一般公司市场部里较基础的一个职位。“北京的分公司刚成立不久，规模不大，除了市场推广外，我还负责和银行、外汇局建立联系，更新公司微博之类的。老板琢磨了一个小时就同意了，让我只要保持电话畅通。”

( 小狗“蝴蝶”为母子俩孤独的徒步旅行带来了很多欢乐 )

只有4天时间准备，樊蒙还是按照想象出的旅途打包了行囊，之后很多预期被证明不符合实际。他特地买了一顶号称“两室一厅”的双人迷彩帐篷，轮椅拆掉轮子后可以放在里面。他还配了一把用于下雨时在帐篷周边挖排水沟的铁锹，既是担心找不到地方住宿，又很想体会那种风餐露宿的感觉。“因为在平坦的道路上轮椅才好通过，我们都是选择国道或者省道。结果发现有很多便利的条件可以利用，比如国道旁边常有废弃的加油站、凉亭或者房屋，上面有顶，下面也是平地，帐篷搭在里面，不用担心风吹雨淋。上路20多天后，我们看到一般集镇都有给货车司机提供的住宿地点，也就10块钱一个床铺，这既便宜又安全。进入河南境内后，我们几乎就没有再住过帐篷。”也是想和一个流浪的旅人一样，樊蒙计划只吃携带的干粮，像压缩饼干、馒头和火烧之类耐饱的主食，一路再向农民买新鲜的瓜果蔬菜，坚决不下馆子。“走了三四天，总是觉得饿，看到牛在田里走，眼前就仿佛是牛排在移动，知道自己得吃肉了。于是花了13块钱点了盘鱼香肉丝，又打包了一盒。”樊蒙预估到的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人。“就怕有人在路上打劫，因此贴身带了把匕首防身，哥哥还送来了强光手电。现在想起来这是最好笑的，一路上碰到的都是好人，匕首最多用来切切西瓜。”正是因为之后的路途上不断有人提供帮助，他们原本每天150元的预算，实际100天的旅程下来只花了8000多元。

除了行李之外，母子二人还带上了他们收养来的一只叫“蝴蝶”的母狗。两年前，樊蒙在一个废弃的工地发现它时，它是一只浑身是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串儿”。后来它被樊蒙养得毛色油亮，健康活泼。要离开3个多月时间，樊蒙舍不得把“蝴蝶”送给别人照顾。“还有一个原因，‘蝴蝶’闻到生人的气味就会叫得很凶，虽然它根本没有与坏人斗争的勇气和能力，但晚上睡觉的时候起码可以警示我们，也能有震慑作用。”樊蒙说。可是一出了延静西里的院子，他们就发现了问题。“‘蝴蝶’撒了欢似地往前跑，一叫它名字又‘嗖’地一下跑回来。遇到一座天桥，我们只是从南往北来通过，它又顺着桥跑到马路对面。它得比我们多走2/3的路程。”寇敏君告诉我。第一天下午，“蝴蝶”就跑不动了，怎么哄都不起来。于是寇敏君就把它抱在怀里，由樊蒙一起推着。3000多公里的路程，“蝴蝶”有一半也是在轮椅上完成的。

( 西双版纳曼听公园的一位歌唱演员赠送给母亲寇敏君一种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簧管乐器 )

尽管走了一天多都没走出北京，樊蒙有点小小的挫败，但心中更多是难以掩盖的兴奋。他不断在微博上直播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中堡桥北边一点，大兴庞各庄的西瓜，大爷卖8毛，甜！第一个路人签名，有了！”樊蒙在7月12日的微博这样写道。他们准备了两个本子，一个由寇敏君写下每天遭遇的新鲜事，一个给路人签名留言，“证明我们真正到过那些地方”。直到“不知不觉已经看不到什么京字头的车牌了，一水儿的冀，偶尔能过几辆来往于北京—霸州的公交车”时，他们才真正感到，激动人心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

母与子

( 7月出发从北往南走，越来越酷热的天气让寇敏君和“蝴蝶”即使不走路也很疲倦 )

刚刚上路的时候，樊蒙速度时快时慢，这也是他将最大的登山包背在肩上的缘故。寇敏君有天灵机一动，把单拐横架在轮椅把手上，登山包也就可以堆放在上面。这样一来，算上轮椅两侧及后部悬挂着的行李和轮椅上的母亲，樊蒙要推着约300斤重量前进。“平路推起来很轻盈。”樊蒙说。他把速度控制在每天至少35公里。“因为要保证3个月到达，不然拖得太久，再乘飞机回北京正好是气温最低的隆冬，妈妈会对这种强烈的温差觉得不适应。”

保持每天35公里的速度并非易事。“最初的一个月在河北、河南境内，路虽是平的，但是身体还没有适应每天早7点到晚17点持续不断地行走，出现水肿、关节疼、肌肉拉伤等各种症状。一般规律是左脚先起一个泡，第二天右脚在对称的位置会起一个一样的。到最后整个脚底皮和肉之间有一层水，你按上面，水就跑到下面去，按下面，水又跑到上面。”等到脚底板的皮磨厚实了，母子二人又进入了有山峦起伏的湖北地界，之后到了湖南，就有和地面呈二三十度的险坡了，离着十几米就需要助跑向前冲。为了防止轮椅在下坡的时候侧翻，樊蒙在轮椅背后绑了根结实的绳子，再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最初绳子磨在皮肤上，混着咸津津的汗水，也是生疼的。后来我习惯性地一上路就会套绳子，这是轮椅的第二重保险。”经过了数个山坡，樊蒙再走平地时开始健步如飞起来，“偶尔的平路还会小跑前进”。

( 徒步旅行刚开始的第一周，樊蒙的双脚起满了水泡 )

樊蒙推着母亲前行的样子也变得越来越引人注意。寇敏君告诉我，离家的时候，院子里的街坊邻居看到轮椅上挂着的行李并没有觉得诧异。“有时候我在家里做些十字绣、珠串之类的工艺品拿到附近少年宫门口去卖，也在轮椅上放很多东西。他们也知道家人、朋友有空的时候，我会让他们推着我出去玩。在没有残疾人摩托车之前，这种情况更普遍，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坐公共汽车，让售票员提醒乘客给我让座，我觉得尴尬。”路程过半，每过一地都会有人对这对母子产生好奇。“我头发一直没剪，胡子也没刮，赤裸的上身被晒得黝黑，衣服和澡都没有条件天天洗，因此显得又脏又臭。为了遮阳，妈妈身上盖着防雨布，草帽和墨镜把脸挡得严严实实。他们就问，‘你闺女这是怎么了？你们两口子干吗去？你们大包小包，是卖货的吧？’或者看见‘蝴蝶’欢快地跑在旁边，他们会说，‘你们这是卖艺的吧！’每当这时，我们就笑得直捂肚子。”樊蒙说，“还有人当然问我们去哪里。可我走得实在太快了，说完‘去云南’后，他们的惊叹声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如果只是粗略了解樊蒙的经历，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他并不是个具有毅力和长性的人。樊蒙初中上的是一所离家很近的学校。“我有点厌学，成绩不好，之后考进宣武区一所职高的计算机专业。在那里几乎没怎么认真听课，因为第一堂课说的是如何开关机，接着是从计算机发展演变的历史讲起，和现实需要的技能很脱节。”20岁当兵回来之后，他换过4次工作，分别是写字楼保安、网络工程师、产品销售和辞职前的电子商务公司的市场专员。但让樊蒙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与这两个阶段无关。“职高毕业后，因为觉得军队有神秘感，决定入伍。我当时1.73米的身高，有95公斤的体重。于是坚持每天只吃一顿早饭，上下午各跑两个小时。3个月后，终于达到参军标准的75公斤上限。”樊蒙说。军队两年的操练，也给樊蒙带来了极大的锻炼。“很苦，军姿一站是4小时。每天会吃一粒大白兔奶糖，觉得那是苦中的一点甜。”樊蒙说自己其实是对认准了的事情特别轴的人。“我喜欢《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男主角安迪，怀有奔向自由的信念，他用一把小勺挖出了通往监狱之外长长的隧道。”

母亲寇敏君对儿子选择徒步方式带自己去西双版纳一直都很支持。除了小儿麻痹症带来的腿脚不便，寇敏君还患有糖尿病和胆结石，需要随身带药。换作别人，53岁的年纪，加上这些疾病，都会对旅途中的艰难险阻感到忐忑，寇敏君却像即将去春游的孩子，上路前一天激动得睡不着觉。“从她现在仍旧天天沉迷在‘偷菜’游戏中来看，她和我们‘80后’的代沟大概就两年吧。”樊蒙这样开玩笑说。寇敏君却不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上学时我经常被别人称作‘小瘸子’来欺负。我还想过要投河自杀，因为父母会为家里的经济压力而吵架，我知道为了治好我的腿家里花了很多积蓄。但突然有一天，我的内心强大起来了，尤其是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我明白孩子在这样的家庭如果要健康阳光地成长，我就必须是乐观的。”寇敏君说。那些在路上的困难因此被她轻描淡写地说过了。“一次是我和樊蒙吃了晒变质了的驴肉火烧，两个人上吐下泻几乎都要虚脱了；还有就是上厕所很不方便。荒野里都还好，用防潮垫围起来，可以就地解决。最怕是到了小城市，找得到公厕，却发现给残疾人用的卫生间锁了起来，还找不到人开门。”寇敏君说，因为出发之前，换了一个钢结构的轮椅，轮椅上还配了一个防褥疮的充气坐垫，所以坐在上面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只是东西堆得太多，‘蝴蝶’又产生额外的热量，太阳下走得久了，人就会有点打蔫儿”。

自从樊蒙18岁参军以来，他就很少有机会和母亲好好交流了。“我选择退伍也和我重视家庭有关。义务兵按说没有探亲假，但我3个月的新兵连训练后，就调回北京空军后勤总部当兵。领导有时候会让我去外面送个东西，给我3小时，是坐公共汽车的时间。我就赶紧打车回家，一来一去只用一个小时，还能在家里和妈妈待两小时。”樊蒙说，“上班之后，我经常要加班，后来周末还要陪女朋友，和母亲的说话时间也就少了。”尽管如此，樊蒙和寇敏君之间如同平辈朋友之间的亲密却一直没有改变。樊蒙很少管寇敏君叫妈妈，大多时候叫她“大妞儿”或者“妹子”。哥哥樊博告诉我，这正像他记忆中樊蒙和母亲那种经常共同分享喜乐的玩伴关系。“中学时有一次大家都在院子里玩，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飞行物经过，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抬着头在那儿瞧。结果樊蒙就赶忙跑进屋去，把妈妈抱出来让她一起看。”

因此这100天的旅行，又让樊蒙回到了童年时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日子。“我们一路总有说不完的话，随便抓住什么都可以是笑料。比如她看到光缆旁边立着块牌子，读道‘偷盗光缆违法，举报确实有奖’。我仔细一看，哪里是‘确实’，是‘属实’啊。我就和她说，要是‘确实’，意思就全变了，说明以前也说有奖，但是有人举报，结果没给。于是得消除人们顾虑啊！我们一下都笑得前仰后合。”樊蒙说。在华北平原上行走，母子二人看到田里开着各种花，白色的、粉红的和紫红的。“一问老乡，才知道这是棉花开的花，这些花会在花青素的作用下逐渐变成不同的颜色。旅行的过程中又一起学到了新的知识，我们都很高兴。”

壮大的队伍与被赋予的意义

樊蒙明显感到身边记者和加入徒步行列的志愿者的增多，是在进入贵州境内之后。“最早在路上，总有一些好心的百姓提供给我们免费的水和吃食，但是并没有人跟随。第一次接受采访，是一家北京的报纸通过微博联系的，当时我差不多到了河北省邢台市的地方。这之后我在河南、湖北、湖南，都有当地个别媒体的采访。像到了河南安阳市，也有一支在安阳周边进行单车骑行的车队陪伴走出了安阳地界。但我行进的速度很快，在引起当地人进一步关注前，我已经离开了。”贵州的地理条件有所不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上下坡，每段起伏又会包括数个转弯。那里的天气状况也让樊蒙不太适应：“连续好几天都不见太阳，全身都是潮潮的，涂一点防晒霜，一会儿再看就是一片白汤。”因此樊蒙前进的速度就保持在30公里。“贵州电视台播出我们的节目后，我和妈妈还在贵州境内。更多人找到了我们。”

身边的人一多，吃饭和住宿都不用自己操心，但樊蒙始终坚持一条原则：母亲和“蝴蝶”可以交由别人安排，自己一定要徒步走完全程。“一路上我只搭过3次车。第一次是刚过河北冀州收费站时，妈妈轮椅的轮胎被扎了。我们没有备胎，就打电话给一个在巨鹿县的堂哥，让他把我们拉到县城去补胎，这段距离大概50公里。第二次是我们到了河南郑州，妈妈的朋友招待我们去少林寺转转。于是我们从郑州北三环上车，到少林寺游览完，回到南二环，节省了10公里的行进距离。最后一次搭车是在贵州省福泉市210国道上。那段路被大车轧坏了，正在翻修，路面都是巨石，轮椅上不去。踌躇的时候，有辆‘面的’停过来说，昨天就看到我们了，很想帮忙。我们上了车，发现汽车几乎也是托底的。这样就走了15公里。”除了这三段，樊蒙告诉我，像是从云南省富源县到沾益县那条下过雨又被运煤车压得泥泞湿滑的道路，可以算整个行程里最烂的一段国道，他也是坚持走过去的。

10月18日，樊蒙和母亲在多达150多名志愿者和媒体记者的簇拥下到达了西双版纳州的首府景洪市。州旅游局在勐泐文化广场上举行了一场欢迎仪式。旅游局长袁松青告诉我，是州委书记看到樊蒙的报道后，批示他关注母子行程的。“这个事情值得每个版纳旅游人去研究，为什么一位残疾在家的母亲能对这里的风光如此向往？”袁青松很看重樊蒙推着母亲徒步西双版纳事件对这里知名度的提升。“我让工作人员搜索了一下，一共有110条相关新闻，这比我在‘央视’花几百万元来推介版纳的旅游风光要值很多。我预测，这次将是继电视剧《孽债》之后，媒体对版纳宣传的第二次高峰。”

樊蒙和寇敏君分别被版纳旅游局授予了“感动西双版纳形象大使”和“最爱西双版纳荣誉大使”的称号。“与类似‘孝子’的称呼相比，我更喜欢‘行者’。”樊蒙对我说，“因为我不是纯粹为帮助母亲圆梦而开始的这次旅行。”但樊蒙对母亲的体恤、照料与深情确是真正存在。“我的家庭比较特殊，母亲身体不好，家里经济基础又差，这些都决定着我要多去考虑母亲的感受。我和哥哥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没觉得怎样。有的记者告诉我，现在‘80后’和父母之间都有代沟，或者彼此缺乏理解，或者很少有时间陪伴父母。我就想，如果自己能成为一种正能量，给年轻人带来帮助也好。我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就行了。”

樊蒙说，有一次，一位也是“驴友”的志愿者问他，有没有想过，别的徒步旅行的队伍，都是随着条件愈发艰险，人越来越少，越走越寂寞，为什么反而他的队伍却日益壮大，越走越热闹呢？“这让我想起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经典桥段。阿甘进行了4次跑步横穿美国的旅程，后面聚集了越来越多需求不同的追随者。”电影中的台词是这样说的：“有些人跑步……什么都不为……只是想跑……不知什么原因，我所做的事，在某些人看来，突然有了意义……然后，我有了更多的伙伴……我妈妈总是说，‘你得丢开以往的事情才能不断继续前进’，我想那就是我这次跑步的意义了。”

终点亦是起点

11月16日是樊蒙与母亲在西双版纳的最后一天。“本来计划在这里游览到11月初的，电视台拍摄，又让我们的计划延迟半月。”在背靠澜沧江的一家酒吧里，旅游局设晚餐给母子饯行。身着傣族服装的青年男女为寇敏君唱起了专门为她写的歌曲：《送给妈妈的太阳》以及《向往的西双版纳》。寇敏君穿着描绘着蓝绿色孔雀的裙子，戴了同样是钉满五彩水钻的孔雀耳坠。来到景洪后，每天都是旅游局精心安排的行程，其中有一场孔雀放飞仪式，那让寇敏君看到了自儿时起就萦绕在脑海中的画面。

“我知道她很开心，当很多人关心她的时候，她就特别心满意足了。”樊蒙对我说。寇敏君的人生经历其实非常坎坷。由于樊蒙是超生的第二胎，生完他之后，她就被所在的合成纤维厂开除了。之后寇敏君想去做个体户，获得经营许可证的前提却是夫妻二人要有一人去做绝育手术。樊蒙的爸爸是河北农村的农民。“为了省钱，手术就是在他家炕头上请人做的，麻药不到位，撕心裂肺地疼，需要有人来按着。”寇敏君说。所以樊蒙有时觉得难过，因为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就给母亲带来那么多伤害。寇敏君一直在市场上摆个小摊卖香烟和零食，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搞市容市貌的整顿，寇敏君的摊位需要搬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她决定不做了。她帮母亲经营过餐馆，也在居民楼里开过电梯。现在寇敏君每月的生活费靠领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但妈妈是个特别积极向上的人，学吹葫芦丝，学做针线活，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从来不闲着。”樊蒙说。

寇敏君告诉我，在此之前，她人生有两件很骄傲的事情。“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进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复试。要不是身体原因不给录取，我也许能够成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1984年，我作为厂子里唯一的代表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活动，一路高高兴兴摇着手摇三轮车的样子被《工人日报》的记者拍下来，还接受了采访。之后河南新乡的一位工人把信寄到了厂子，说他对生活失去了勇气，看到我的文章备受鼓舞，觉得一个残疾人能这样乐观生活，十分了不起。和他通了两封信后，他突然拿着《工人日报》出现在我的摊位前，要向我求婚，当时樊蒙都已经出生了……”而这次和儿子共同完成的西双版纳的旅行，已经超越了那两件事情在寇敏君心中的分量。（文 / 丘濂） 旅行户外运动轮椅旅行经历版纳北京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