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议政时代的到来

( 潘维 )

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体制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有很深入的了解，但是你却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的选举民主？

潘维：我认为当下中国需要破除制度迷信。现在很多中国人陷入一种思维，认为所有西方国家的好是因为人家制度好，我们国家所有的不好都是因为制度不好，这就形成了制度迷信。

社会精英的舆论中有一种观点也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落后、失败，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成了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可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可以轻而易举绕过死制度。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没用。制度是根植于社会的，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不是空中楼阁。

西方的多数决有三大困境。第一是概念困境。反对票没投给当选人，为什么投反对票的人要服从当选人，要“被”代表？第二是道义困境。为什么多数决，为什么数量决？多数既不代表正确或者智慧，也不会天然导致少数的自愿服从。第三是逻辑困境。只要社会分成两个以上的集团，多数决就意味着当选者得到相对多数票，绝对少数票，从而必然成为少数决。因为三大困境，选举制的“成熟”有两个苛刻条件：人民普遍认同这个游戏规则，以及人民有服从既定规则的习惯。这两条都是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是必然的。

( 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着升级转型，创新设计能力变得更为重要 )

中华政体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也是软肋。当这个集团变得腐化，信奉私利而非民本，绩优选拔制就崩溃，分工制衡就失效，这个集团就丧失先进性，于是国家崩溃，人民遭殃。但奇特的是，这个执政集团在中国会周期性地再生，朝代兴衰循环。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破除体制迷信，是指中国社会不能简单移植西式政体，那我们社会的改革应该以什么为参照物呢？

潘维：现实的世界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我希望中国人破除制度迷信，是说我们不要把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简单推卸为“体制不好”。它容易成为阻碍我们真正面对问题的借口，也会成为一些官员继续腐败的口实。

中国的体制是内生于中国社会的，不因我们主观的否认而失去现实价值。相反，不恰当的变革反而会使我们失去政治秩序。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政治稳定不一定导致经济发展，但是政治不稳定的话，就一定没有经济发展。

政治体制其实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利益平衡方式。各国社会的具体条件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调适，在全球的马拉松式淘汰赛中求生存。

政府如何管理社会？社会的利益格局决定政府管理社会的方法，可归纳为下述四类：第一是执行和维护关于社会秩序的规矩，第二是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的利益，第三是对社会团结的整体利益负责，第四是塑造社会的共同利益观念。

在这样的前提下，通过培训执政者的“责任感”，让政府跳出社会集团利益的禁锢，对社会全体人民的利益负责，政府就能生存。然而，判断和平衡社会“整体利益”非常难，要求精确判断和平衡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变化与稳定这三对社会利益。而关于“正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社会凝聚力最可靠的保障，也是政府生存最牢靠的基石。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利益的认知是主观的，“利益观”可塑。塑造主流价值观最复杂、最困难。

所有政府都使用上述四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社会治理方法，只因为社会条件的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国家的兴衰不同步而显得不同。这样就给人一种印象，好似有一种制度可以避免国家兴衰存亡的规律，但实际上不存在。当年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时，有多少人预料到它今天的衰落？美国也才建国200多年，是个年轻国家，它的长期发展轨迹也需要历史来见证。

破除制度迷信，再谈其他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有其必然性，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政治习惯密不可分。那么，它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在哪里？这种内生性制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潘维：为什么我强调破除制度迷信？如果制度迷信破不掉，官员的腐败永远有借口。我们过去曾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但是在同样的制度下，我们现在的腐败问题变得如此严重，已成为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腐败到了一定程度，经济增长肯定是越来越慢的。任何体制下的国家都有一夜之间止住腐败的经历，这与国家大小、国家贫富无关。强调所谓制度的“顶层设计”，而不去强调领导者自身的作用，其实解决不了问题。治理腐败不是个学术问题，是领导人的决心问题。

我们有专门的反贪机构，可是叠床架屋的制度也解决不了贪污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接受自己的制度特色。较之西方300年的进步，中国60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社会60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这是事实。“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中国现在到了复兴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接下来经济还能有20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会感觉安全，就不再怀疑自己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的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倒在了复兴的门槛上，那就令人扼腕叹息了。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我们不去迷信体制的大变革，而是在现存体制内寻求更健康的利益平衡，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内，最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潘维：如果破除了制度迷信，就会认识到最主要的是人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转变是恢复党的干部的精神面貌。人们对体制没有信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出现了问题。

第二，制止党的队伍阿谀奉承之风，需要复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这才是党的活力所在。不然处处溜须拍马，表扬和自我表扬。

另一个要从上而下严惩腐败。目前的现实是腐败盛行，以公利谋家庭私利，裙带关系严重。只有真正放开对官员家庭财产的申报，接受群众监督，这才是真正的舆论开放。

更开放的城市化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具体到中国社会马上面临的转型，你曾提到我们如何继续接纳大量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潘维：城市化高速发展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艰巨的问题。如同所有发达国家，我国农民占人口比例也会下降到15%以下。新一代“90后”农民工是不会回乡生活的，如果城市使他们成为城市新贫民，会是今后社会的动荡之源。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人口80%以上都是农民，拒绝乡下人定居城市，就丧失了政治上的道德制高点。

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可资中国借鉴的城市化模式：（1）欧洲模式，通过向外移民减少社会革命压力，并通过漫长的工业化逐渐减少农民，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2）拉美模式，通过大庄园的土地集中把农民变成城市贫民；（3）日本模式，通过长期的对外战争把农民变成士兵，然后成为工人；（4）美国模式，通过城市自治和先进的城市规划，给城市扩张的自由，迅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制造城市经济效应。美国的模式与我们接近，但我们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国的“乡下人”是世界上素质较高的一批人，聪明、勤奋、能写、会算，而且无所畏惧。当乡下的安徽人还在为“农民负担”拼命，安徽某县的农民却团结起来卖掉了中关村80%的电脑主板。中国农民最大的缺陷是散漫，很难组织。我们该怎样释放农民进城和造城的压力，变压力为动力？我国农民在市场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小农不同，中国小农非但没有被市场压垮，反而对严密设防的城市和工业经济展开了无孔不入的游击战。现在，安顿大量“农民工”的任务恐怕得靠户籍自由流动，首先让城市人口流动起来，让所有大、中、小城市出现竞相吸引劳动者的状态。或许这样能高速完成建设城市中国的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近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该如何流转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你是主张耕地坚持集体所有的。

潘维：确实如此。现在人类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第二次大转变，第一次是从农耕时代向制造业为主转变，现在是主导产业从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变。农业早在制造业时代就已经不是主导产业。以美国为例，进入制造业时代以后，美国的农产品足够养活两个美国的人口还有余，然而农业从业者在劳动者总量中的比例从70%以上降到10%以下；食品开支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从70%以上降到10%以下，农产品占财富总量的比例也从70%以上降到10%以下。

以粮食的单产而言，中国始终是世界最高。这证明小农耕作效率最高。但就商业效率而言，美国的大农业比我们高得多。我们农业人口下降是正常趋势，还会继续有农民离开土地。但是我们的耕地不能私有化，越来越少的农民应该拥有越来越多的耕地，让耕者有其田。而今耕地抛荒现象非常严重，应当规定抛荒土地由农村集体收回。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今天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等，农民的日子好过多了；另一方面网络时代农民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他们对政治经济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了。你怎样看待农村社会的变化？

潘维：在血亲关系主导的中国乡村搞西式多数决程序，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在重庆巫溪做调查时，巫溪县的一个乡镇书记说，每隔三年的“换届”得安排在春节，这样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了，不然凑不够“法定人数”。大过节的，村民们在山区骑摩托车往返行政村参选，折腾半个多月，好不容易选出了村主任，就没兴趣再参加村委和村民代表选举了。草草选完后，“代表”们就外出打工，村委会无法有效行使职权。老百姓如果被基层政权的弊端刺痛，怎么会对党和政府有感情、有信任？

农村的社区怎么治、治什么，事无巨细都由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而中国法律规定全国选村长的方法必须一样。美国各个州选举总统的办法是不一样的。中国地域这么广阔，不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基层政权需要充分发挥自然社区的作用，党领导科层组织，但要通过与基层社区的密切联系来保持扁平组织的政党特性。“人民”如果分散为自私自利的“个人”，只能找科层体系解决五花八门的“公正”问题。自然社区解体了，“人民”也就没有了，个人问题就会转化为社会问题，社区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

华中科技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就农村上访行为的调查显示，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以民事纠纷、社区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为主的“治理型上访”占到农村上访总量的60%以上，而以政府侵害个人权益为由的“维权型上访”下降到5%。与此同时，要求国家照顾的“谋利型上访”数量快速上升，接近总量的30%。一些“谋利型”诉求超出合理范畴，出现了不少无理甚至耍无赖性质的缠访、闹访行为。基层组织如何在这里发挥作用非常重要。让政府部门之间制衡是西方学问；让人民与政府相交互嵌、阴阳平衡是中华学问。

群众议政将变为常态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制造业已经进入黄昏末日，服务业有取代制造业成为我们主要产业的趋势，中国应该怎样跟上这个形势？

潘维：农业占人类财富的总量已经下降到15%以下了，有一天制造业也会面临同样的局面。中国面临着由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型的压力，设计研发能力需要大大提高。人类生产方式面临着重大转型，今天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已不再拥有工厂。

从2011年的统计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均占GDP的比重达到70%以上。美国76.7%、日本74.6%、欧盟平均73.1%。无论是较为落后的南欧地区还是资源出口型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都在70%以上。新兴工业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服务业占巴西GDP的67.3%、土耳其63.9%、墨西哥63.4%、俄罗斯58.9%、韩国57.6%、印度55.6%。在中国，服务业仅占GDP的43.3%。

“服务业占经济总量70%”以上成为今日发达国家的基本标志。上世纪末，“研发”部门还只是企业的一个小部门，而今已经是先进企业的全部。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公司是做软件的“微软”，然后是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谷歌”，再后是专业提供产品设计、不拥有任何工厂的“苹果”。只要有设计能力，终端产品将被“打印”出来。如同先前被“淘汰”的农业，从事“打印”的制造业变成生产的底端，不仅利润低，而且消耗能源和原料，排放污染，甚至还被发达国家强征“碳税”。从事制造业只是落后经济体因就业而进行的被动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主要生产方式的转变，会不会带来上层政治制度的改变？

潘维：在发达国家的高中端服务业中，雇员和雇主一样都是在创造“知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比制造业时代大得多。由于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阶级的产业工人不可避免会走向衰落，传统的阶级斗争衰落，“世界政治”崛起。第三产业的核心成本是高等教育的成本。

统治者的宫廷政治是农牧时代的产物；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政治是制造业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在服务业占主导的时代，信息和知识普及、分工不是确定的，阶级界限日趋模糊，所以“当选”与“代表性”日渐脱节。只是由于选举制度，选民们被迫在“都不满意”中挑一个。

在发达国家，选举制本身的正当性正遭到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的质疑。一度辉煌的代议制终将走向没落，这也是我不赞成中国简单照搬西方选举制的一个原因。今天的发达国家，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正在被“社会运动”取代。“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多是此起彼伏的“市民会社”。市民会社围绕某个议题或“符号”突然发难、突然崛起、突然消失，比如美国因经济危机而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移动互联时代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已初露端倪。以移动互联技术为支撑的“社交网络”改变了社会生态。一个群众普遍参与到日常政治的时代到来了。抵抗群众的参与会遭到群众或迟或早、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报复，最终淹没政治家。在第二产业时代，精英政治是常态；在第三产业时代，精英政治日渐难以维持，群众议政将变为常态。

三联生活周刊：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我们在新一轮研发能力的竞争中，与西方的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拉大？

潘维：近10年来，这种差距在拉大。如果我们国家还在拼命补贴制造业，不注重创新研发能力，有可能再次被甩到时代潮流之后。我们还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发达国家就进入了制造业为主的时代，所以中国贫穷。现在，日本开始放弃不景气的索尼、松下，韩国对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并重，都在全力面对第三产业时代。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今天看也非常正确，只有高速增长才可能有比较平均的分配。中国人均GDP的水平还比较低，未来维持比较长的高增长是可能的。投资拉动经济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阶段，日、韩等东亚国家也都有这样的阶段。近年来西方集中攻击我们靠投资拉动经济，可是这种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我们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先进的基础设施代表未来，未来年轻人将挣很高的工资。

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有不少问题。美国、德国、日本这样的经济体都不会主要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一个大国如果靠少数人炒房子来拉动经济，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盖房子本身没有错，将来流动进城的民工都需要房子住，只是哪些人来盖房子，谁来挣这个钱，这是需要讨论的。“居者有其屋”对一个社会太重要了，土地供应不会因为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国家越富强土地就越贵，这就需要国家、集体、地方政府、个人四方都来合作参与，四条腿走路。换句话说，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作”、获取“资产型收入”的，不应是少数人赚钱的工具。

今后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新能源、环保产业、养老产业上来。美国人发明了开采页岩气的技术，降低碳排放的前景非常好。进口石油若大幅下降，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可能终止。这就是高端研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美国和欧洲总共才有8亿多人，远低于我国的13亿多。现代化在中国的全部含义就是追上美欧的人均产值。为了中华的现代化，我国必须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升级我们的制造业，进入设计研发领域。（文 / 吴琪） 中国制造业社会问题议政经济美国政治群众社会体制时代到来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