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消费：下一个十年的关键词

( 刘胜军 )

改革到了关口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我们该怎么判断？它是不是中国模式出现的一个短期调整？

刘胜军：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不同的人由于立场不同，利益不一样，得到的判断也会不同。学术界目前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眼前的下滑并不只是小的调整，这种局面并非偶然，而是我们在过去30年形成的经济增长惯性下必然出现的结局。眼下我们的社会矛盾累积到了临界点，如果不及时化解，社会可能面临动荡，经济下滑只是一种预警。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将来中国仍旧可以发挥政府投资的巨大作用，我们经济增长的局面还可以维持20年。

就个人而言，我对目前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只是有些小的担心，并不严重。其实早在2001年，美国学者章家墩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作《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预言中国模式2011年会全面崩溃。当时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特别庞大，连周小川也承认，我们的银行已经技术性破产，所以，当时认为中国经济会崩盘的这个判断影响过不少人。但是后来的发展比人们预期的要乐观得多——政府强力推进改革，其中对国有经济体系的强硬改革和中国加入WTO对局面的影响深远，造就了我们新一轮的高增长。

只是从悲观大预言到这10来年的高速增长，又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高枕无忧的麻痹情绪，掩盖了我们发展中的很多矛盾。所以，眼前的经济下滑，我认为不会造成重大问题，但是给我们发出一种警示，就是我们该怎样反省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

( 游客在海南三亚免税店选购商品 )

总的来说，我认为明年经济形势会慢慢好转，但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深层次问题仍旧没有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过去依靠的经济增长动力，今天发生了哪些改变？

( “4 万亿”救市政策加大了对高铁的投入，以此刺激放缓的经济 )

刘胜军：从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动力来看，一个是加入WTO带来全球化的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另一个是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投资驱动，就是靠国家资本的高储蓄率实现了强制性的投资驱动。

但是这三条路现在都已经走到尽头了，人口红利已经过刘易斯拐点，又加上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提前到来。至于“中国制造”，由于有污染环境，以扭曲成本的优势来参与国际竞争等，也是不可持续的。投资驱动也已经走到尽头，如果再继续这个模式，现有的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由此，我们要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认为，中央推出的“4万亿”救市政策过度刺激了经济。我们今天来看“4万亿”的政策，会有不同结论吗？

刘胜军：我们的高速增长遭遇了2008年外部剧烈的冲击，GDP的增长一度下滑到6.2%。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珠三角”出现大量的民工返乡潮。这对于一个以GDP连续创造10%左右奇迹的经济体来说，出现了经济有可能严重下滑的信号。“4万亿”的出台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忽视了地方政府体制性的扩张冲动。在“4万亿”的旗号下，那时候银行放贷成了政治任务。关键是地方政府出台了10万亿元的投资，这样导致上一轮刺激计划有一点失控。

我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关键就是在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可是现在又重现了，银行新增贷款在2009和2010年出现井喷，接下来就出现了地方债务平台问题、房价上涨、通胀上升。于是又一脚踩了急刹车，造成了现在经济下滑的局面。

这次经济下滑后，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急剧萎缩，可是房价并没有下来。虽然通胀下来了，可是我们的经济明显下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控制通胀是以经济下滑为代价的。原本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房地产以及上下游对GDP贡献比较大，这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大的停滞。再加上我们的4万亿中有1.5万亿给了铁道部，高铁每年消耗的投资近7000亿元，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冲击。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现在中国社会的认知分歧比较大，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到了需要深化改革的关口？

刘胜军：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决议，并未得到有效执行，突出表现在央企垄断和“国进民退”现象上。其二，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甚，一些本该取消的审批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审批“设租”行为。其三，“国强民弱”的社会格局继续强化。改革出现困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目前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经成为核心问题，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

对中国模式的反思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很早就在谈论投资驱动型经济的弊端，但是这些年我们的投资率依旧非常高。

刘胜军：中国模式本质上就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2011年我们的投资率达到了惊人的50%，这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可怕的。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率一般为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高速发展中国家也就百分之三十几的水平。

现在我们对高投资采取行政性打压，中央政府有财政盈余，地方政府的日子就很难过了。本来它们40%的收入靠土地出让金，现在这块收入大大减少，可是硬性的支出不会减少，比如“三公”消费、公务员工资等。最近深圳政府开始与企业协商税率，今年1～3季度的地方收入中，罚没性收入急剧上升，这些都说明了地方政府的日子不好过。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有哪些？

刘胜军：第一，环境污染。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环境压力很大，环境污染的成本外化为社会矛盾。

第二，腐败问题。从已经揭露的案例看，贪污金额的数量级增长很快。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中国很多富豪财富来源是没有合法性的，或多或少依靠权力或是与权力结盟。我们社会的不少贫富差距，往往是因为与权力关系的密切程度不一样导致的，而不是因为人们是否勤劳。过去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但必须合法致富。

在以上三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外，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不乐观。欧洲现在的失业率达到11%，美国的失业率虽然控制到了8%以下，但仍处在渐进式的复苏中。今年1～3季度，我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是－5.5%，出口形势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可谓正处在内外交困当中。

三联生活周刊：唱衰中国模式的声音一直存在，中国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模式是不是极为相近？

刘胜军：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写过一篇《亚洲奇迹之谜》的文章，试图解开“四小龙”之谜。但是他研究后的结论是，这些奇迹是假象，本质上是依靠投入而不是效率的增长，他将缺乏技术含量的东南亚经济增长称为“纸老虎”。比如新加坡人的高储蓄率，1966年新加坡人的储蓄率是11%，1990年达到了40%。他们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大量的要素投入，这与苏联模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注定无法长久。

“冷战”时期，在美苏对抗之初，苏联在短期内靠强大国家机器的动员力量创造奇迹，可是最终不能持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研究发现，在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这个因素就叫作“索洛余量A”（Solow Residual A）。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而我们在实际的经济计算工作中，这个“索洛余量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指TFP。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一个社会最终的进步依靠效率而不是投入，美国人均GDP的提高80%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克鲁格曼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的三年，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高投资是怎么来的？

刘胜军：我们的税收占财政的比例很大，我们120多家央企掌控经济的能力非常厉害，2010年，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桶油”的利润，超过民营经济500强企业之和。2011年，我们的银行业利润占到全球银行业利润的将近30%。

第二是我们的生产价格被扭曲，劳动力、土地、环境等，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价格都被严重压低了。

说到资本价格，我们的利率是被管制的，实际利率长期非常低，一年期存款利率跑不赢通胀，不贷款是傻子。

三联生活周刊：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靠消费来驱动经济的想法并不容易。

刘胜军：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6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缺乏安全感。

创新机制缺乏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在这一轮经济下滑中，地方政府的日子尤其不好过？

刘胜军：我们现在是政治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公司化。政府本来是一个执法机构，可是它现在却以追求GDP为主。它既要创造税收，你又让它去关停污染企业、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这不矛盾吗？市场经济的主旨就是个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可是它有个前提，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费厄泼赖”，政府的职责就是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它应该是“看不见的手”、是“守夜人”。制衡市场经济唯一的体制是法制，市场经济与法制是孪生姐妹，政府如果手中权力过于强大，就导致了法律边缘化。

三联生活周刊：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创新成为很重要的要素。我们也在问自己，中国那么多企业家，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乔布斯？

刘胜军：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中国几万家企业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苹果公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致富机会往往与权力结合，躺着就能发财。为什么要像乔布斯那样，把自己给累死了？而且就算花了10年研发出来的新成果，推向市场几个月可能就被人仿制了，谁愿意去创新？在一个畸形的环境里，企业家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瓜分财富，这是值得讨论的。那些靠科技研发而致富的企业家会不一样，钱来得比较干净。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可以期望的经济增长动力从哪儿来？政府在短期内应该进行哪些经济改革？

刘胜军：经济增长第一要靠中国企业创新，另外就是靠内需消费拉动经济。要提高消费内需也很简单，只要增加老百姓的实际有效收入，但怎么增加它的有效收入呢？要么就增加收入，要么就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围绕这两个因素来推动政府体制改革，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希望所在。

具体而言，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一，大面积、大幅度减税，包括对企业、对个人的减税。另外一个核心，政府要放权，政府不能够再继续管IPO，不能让融资从一个企业的基本权利变成像目前的特权，这是非常扭曲的。

另外，废除类似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机构，国务院今年10月出台的新“两个凡是”是个进步：“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财政民主化，如果说能迈出这一步，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因为这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文 / 吴琪） 刘胜军关键词经济消费经济学创新一个十年消费投资三联生活周刊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