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星带着合同在天上飞翔

( 10月16日，丁丁在宁波北仑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宁波港口文化节开幕式上一展歌喉 )

短短3个月时间，“中国好声音”节目最终走到决赛的选手商业演出的出场费已经升到每场30万元左右，即使这个价格，仍然会有不少演出商挥舞着钞票，“好声音”经纪公司不得不推掉一部分演出，将每个歌手的每月演出控制在20场左右。而作为4个导师之一的那英，出道15年也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出场费。

所谓商业演出，是计划经济时代“走穴”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体面说法，即歌手参加一些由政府、企业、演出公司等出资举办的拼盘性质的演唱会，按照行规，歌手在一次演出中最多演唱3首歌曲。

音乐行业在近10年来腹背受敌，盗版、网络免费下载，彩铃收入缩水，几乎所有靠音乐生财的路都先后被堵死，最后逼得歌手们不得不上路，靠演出来挣钱。事实上，音乐行业创造的产值与10年前相比却有增无减，而增值部分主要体现在演出这一块。如果拿影视行业和音乐行业顶级艺人的收入做一个对比，孙红雷和文章肯定不如凤凰传奇、汪峰这样的一线歌手年收入高。

两年前，歌手的出场费普遍提高，主要原因是应接不暇的商业演出让他们不得不用提高出场费的方式淘汰掉一些演出。即便如此，一线歌手还是要控制住月演出数量，不然他们连睡觉的时间可能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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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派民歌风格著称的“凤凰传奇”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商演之王” )

“我们每年参加这类节的演出大概占1/4，我也不太清楚主办方是谁，但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一个什么节”

如果粗略算一下，中国歌手每年在商业演出市场上创造的产值大约在1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背后还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商业演出是亏本的，究竟是谁这么慷慨地不计成本把钱投入进来呢？

( 10月27日，长春一家娱乐会所开业，关喆（右）受邀雨中献唱 )

在采访中，所有被采访者的回答几乎一致：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纯商业行为。

有句话叫“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企业唱戏没内容，所以就会有“企业搭台，文化唱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的社会效应。在这种思路下，全国各地各种名目的“节”便应运而生，至于这类节究竟能给当地带来多大经济和文化的提升，其实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的政府公开过支出与收入的账单，更多是流于形式，甚至转变成一种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 北京巨龙文化公司总经理刘忠奎 )

地方政府在举办各类节的时候，一个不能没有的内容就是要搞一场大型演唱会，这既符合中国人喜欢办五花八门晚会的癖好，同时演唱会最能聚拢人气和关注度，对知名度提升非常有帮助。而这场耗资往往在400万元左右的演唱会，必定要请来两三名一线歌手，四五名二线歌手，六七名三线歌手。这几乎是中国所有节演唱会的固定模式。试想在中国几乎每天都有四五个节开幕，即便是内地加上港台甚至再加上日韩的一线歌手同时上阵，也忙不过来。政府往往会把节的演出部分转给当地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再让一家有演出资质的演出商承接，至于这场演出能不能靠门票收回成本或者盈利，那是次要的。一旦出现亏空，当地政府会用别的手段将这个窟窿填上。

“凤凰传奇”的经纪人徐明朝说：“我们每年参加这类节的演出大概占1/4，我也不太清楚主办方是谁，但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一个什么节，像桃花节、西瓜节、牡丹节，大一点的像青岛啤酒节、广西民歌节，像这种应该都是政府性的。现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节，形式不外乎就是晚会，让全城的老百姓来看。除了这样的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让郭德纲说一场相声？达不到那样的效果。但是作为政府，最希望得到的效果并不是演出当天来多少人、明星多大牌，最重要的是之后在地方台能播出，能覆盖到全省。还有一个就是每年这样的演出，领导班子都希望比上一届办得更好。就像一个企业今年做得没有去年好，就可能是今年的财政出了点问题。我们会见到这样的城市，如果你看到今年做得更好了，那这个城市应该就是财政比去年高一些。中国人常规的晚会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明星拼盘的演出。”

( 汪峰 )

天娱传媒副总经理、艺人经纪部经理杨柳说：“像李宇春这样的歌手对这种拼盘演出是有要求的，比如她不会去做类似于企业开业一类的商演，主要参加的应该还是一些节、电视台参与的这类商业演出。”

还有一类是企业行为的演出，比如企业年会年庆、企业发布新产品等，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搞一场大型拼盘演唱会，能达到纯商业广告达不到的效果。

徐明朝说：“就我所知，拼盘商演赚得少赔得多，但是他花了500万元，回收了300万元，表面上赔了200万元，可主办方其实是乐意的，因为置换了很多资源，可以把这个200万元抵上去。”北京元典星焜文化传播公司总裁原始认为，一些地方企业冠名商业演出有时候会比纯广告效果好。“因为只有演唱会能在短时间内积聚最大的人气，在演出那一天集中爆发。假设你在当地有一个大企业，想要做宣传，你会觉得做演唱会是最好的选择。比如有一个房地产公司在当地并不是最好的，楼盘地点也不是最好的，但是老板花几百万元冠名了一个‘超一线’水平的演唱会，那么会给大家一个印象，认为他的房地产公司像演唱会一样是最好的，这样他可能的获利比这几百万元冠名费要大得多。”

徐明朝说：“企业的周年或年会，很多企业的年会也不是在年底，有些是答谢晚会，或者是把销售代表集中到一个城市开会，一起吃饭，晚上就有一个晚会演出，底下都是公司里的人，这是大公司才有的。这类演出占我们每年演出数量的1/4。”

还有，全国各地都有演出公司，这些演出公司除了承接一些商业演出外，也会搞一些商业演出。而这类商业演出由于投资大风险高，真正能盈利的基本上还是在文化市场比较活跃的一线城市。

总体说，中国的演出市场基本上还没有摆脱堂会性质，它只是由个人行为变成了公开性商业行为而已。而且这是中国独有的，发达国家的演唱会已经完善到牙齿，而我们还停留在靠人多势众的团体操层面上。事实上，大城市拼盘式的演出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二、三线城市由于文化内容匮乏，明星效应在这类城市还是有效果的，但已经显现出对拼盘演出的兴趣越来越小。但拼盘商演在不计成本、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羽翼下，依旧是主流，这些质量不高的演出方式养活了中国所有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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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火了、成为新闻热点、演唱会、大通告、发专辑、大型代言、炒绯闻，都是出场费升高的因素”

倒退20年，流行歌手的身边还没有经纪人或助理这样的角色，演出的出场费也是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至于怎么确定和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他们是没有概念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音乐行业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习惯按照商业规则来办事，歌手的商业价值才慢慢体现出来。当人们对一个歌手一首歌唱十年唱遍大江南北有微词时，实际上是一种市场需求的结果。因为中国太大，市场太大，一个歌手把一首歌唱遍犄角旮旯并能让观众感到恶心的事情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哪怕自己都唱恶心了，也得继续唱下去，因为商业演出合同一直会像雪片一样飞来。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孙楠，他上一次唱红的歌曲还是1999年的《不见不散》，但他一直是一线歌手，出场费一直排在最前列。既然市场需求大于观众对歌曲本身的需求，那何乐而不为呢。

歌手出场费的高低是一个金字塔形，最上端的内地歌手并不多：刘欢、李宇春、宋祖英、孙楠、韩红、那英、凤凰传奇、李玉刚、汪峰、韩庚、张杰、张靓颖……他们的商演价格都在50万元以上，个别歌手的出场费已经到了100万元。

15万到50万元出场费的大约有20多个，算是二线歌手，但真正能达到四五十万元的歌手并不多，一般都在15万～20万元徘徊。15万元以下的，基本上可以归到三线歌手，一般出场费在6万～10万元。还有出场费低于三线歌手的那批歌手，他们可能是在多年前红过，或者一直就没红过，他们游走于二、三线城市甚至更偏远地区，出场费从几千块钱到一两万元不等，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唱歌、唱什么歌。这样的歌手成千上万。

歌手如何制定商演价格是有讲究的，天娱公司的杨柳说：“对于选秀歌手来说，无论是‘超女’‘快男’还是‘中国好声音’，面对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歌手的价格制定。因为突然蹿红，你不知道给这样的歌手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是市场能够接受的。这类歌手不像传统歌手，他们有一个渠道和过程来定位和把握行业的大体标准。一个选秀歌手应该给他制定怎样的价位，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选秀歌手的价位主要依据歌手在参赛过程中的受欢迎程度，这个受欢迎程度是可以根据歌迷反应和媒体报道量看出来的，我们依据这些定价。接下来会通过一个季度的时间来判断这样的定价是不是合理，如果不合理就会马上调整，这是我们的歌手和传统歌手不一样的地方。应该说近两年，我们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是有很多灰色地带的，比如有很多中介公司和演出公司，可能演出商没有办法直接找到经纪公司，他会试图通过中间多个环节来找歌手演出，这中间的多个环节都涉及收入问题，比较难以控制。对天娱来说，我们4年前就已经做到了艺人价格透明化，不会因为演出商联系的中介公司不同、中间经手人不同而对艺人的演出价格有影响。另一个不同是，我们公司的艺人特别多，一共有60多个，如何在演出定价上避免自己人打自己人，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艺人定价上我们还是有一个区域划分的，比如哪些艺人是中高端市场的，哪些艺人属于三线城市市场，哪些艺人专攻酒吧，哪些专攻政府类演出……我们是有非常详细的市场划分的，有一定的规律。”

歌手每隔一段时间会提高商演价格，一般参照最多的是商演邀请的频率，如果在一个价位上演出商的邀请多到忙不过来，会适当提高价位。还有，歌手近一段时间成为新闻事件的焦点，关注度比以前提高，也会顺便提高商演价格。还有就是歌手近期举办过个人演唱会，人气度提升，接下来的商演价格会升高。徐明朝总结说：“歌火了、成为新闻热点、演唱会、大通告、发专辑、大型代言、炒绯闻，都是出场费升高的因素。”

凤凰传奇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商演之王”，他们的商演出场费是每场65万元，每个月有10～20场的商演，一年有100～120场的商演，这还是在反复控制下的数量。今年8月，凤凰传奇就把到年底前的商演日期排满，去年，他们的商演价格还在30万元。徐明朝说：“我们有18人的团队专门为凤凰传奇服务，价位低的话就没法儿演了，但凡是演出商都来抢。我们这次提价前，中介经纪人直接一场赚25万元，他给主办方报55万元，那我不提就疯了。那个时候经纪人是最愿意做我们的商演，所有经纪人都跟主办方推荐凤凰传奇，报40万、50万，主办方都接，然后经纪人给我们30万元，赚走一大笔，我们养活了一大堆中介经纪人。有一次，孙楠跟魏玲花（凤凰传奇主唱）开玩笑说：你赶紧涨价啊，你再不涨价把我们生意都抢走了。同级别的歌手，人家60万元，你40万元，在现场受欢迎程度差不多，主办方肯定愿意请便宜的。中间经纪人试探着抬价码，发现也有接单的，那我们干吗不涨价呢，但是涨价也只是压缩了经纪人的利润空间，他们还是有得赚。”

徐明朝根据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他说：“我自己归纳一些商演价格走势，不一定完全正确。大部分新人出来都是3万元，这是个坎儿，3万元走不走得动，就是看你第一步迈得好不好。3万过后就是6万或者8万元，但是10万元这个价钱很少有人要。3万跳到8万元，8万跳到15万元，这是两个坎儿。15万元是最难的，15万元过了之后就是一点一点涨了，你可能15万跳到21万元，或者跳到25万元，都是有可能的。再就是过30万元，这就更难，过30万元的本来人就不多，就看你怎么做了。我觉得内地艺人出场费能过30万元的基本上就顺风顺水了，就能按照他的想法来做事了，30万元以下的就很难，我觉得这是个界线。”

比如“中国好声音”的4个评委，由于他们在今年夏天这场最受关注的娱乐节目中的曝光度和关注度大大提升，这3个月时间商演的出场费提高了20万元。

张杰是天娱公司除了李宇春之外商演出场费最高的歌手，由于他人气一直很旺，所以，公司会根据他的情况调整商演价格。杨柳说：“比如张杰的演出价位在30万元的时候，演出量太大，这个强度是艺人自己不能承受的，这时候就必须要提价。虽然演出是我们的主要收入，但艺人不可能一天到晚只顾着商演，他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提价。我们调整价格的主要依据就是艺人的演出量。当然，我们也会参考行业内其他艺人的标准，一个艺人需要提价，但这个价格需要提多少，是一个需要和市场不断磨合的过程。如果一个艺人提价后，虽然收入增加了，但商演量下滑得很快，一个季度后我们也会反省和评估。所以说，我们对市场的敏感度是特别高的。我们的设想是希望张杰的演出最多不要超过一周两场，一个月不超过8场，以免影响其他的工作。当然，现在的实际演出量是要大大超过这个控制的。”

从“中国好声音”里走出来的歌手也是这样，最初，在他们还在参加电视节目录制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演出商开出10万元的商演出场费。现在，李代沫、吴莫愁、金志文、张玮这些歌手的商演价格到了每场30万元。虽然他们没有自己的代表作，但是电视的传播效果让观众对你唱什么完全忽略了，只要是这个人唱歌，他们就喜欢。从今年10月到之后的11月，这些歌手几乎每天都有演出，人气高的歌手，最多一个月能有20多场演出。即便是当初的“超女”，也没有“中国好声音”的选手提价快。

“中国好声音”选手的爆红和商业演出出场费的飙升，最直接能说明一个问题：目前中国一线歌手的群体太小，什么演出都找他们，出场费自然会涨上去。在狼多肉少的情况下，肉的价值一定会提高。所以，像从“中国好声音”里走出来的学员，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还没有的情况下，已经直奔二线阵容了，这个歌坛太缺少新生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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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一些有钱人哪怕花1万块钱请你吃饭，也要弄到演出票，还有些没钱的人，哪怕溜进去，趴墙头上，也要看”

从商业演出的角度，一般省会城市被当作一线演出市场。这些城市支持演出的硬件相对齐全，人口密集，媒体发达，演出操作相对规范。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西北、西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省会城市未必会被歌手看作一线城市。而深圳及东南沿海的二级城市由于商业发达，好大喜功的企业比较多，反而可以进入一线行列。

对于像“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真正的商演已经不多了。这几座城市的观众口味已经变得越来越刁，只能接受个人演唱会。但是能让演出商接住的歌手其实没有多少，只有有号召力的歌手才能在这三座城市开个人演唱会。加上新生代有票房号召力的歌手不多，这些年在真正一线城市的个人演唱会总是那么几个老面孔。

所以，大部分歌手把目光投向了准一线和二、三线城市。如果以成都为点，将中国从南到北画一条线，歌手奔波的二、三线城市主要在这条线的东部地区。能承接大型商业演出的城市有几百个。以孙楠为例，如果邀请他参加的演出他都到场的话，他一个月能演100场。

为什么二、三线城市对演唱会的需求量这么大？因为他们越来越有条件举办这样的演出了，虽说从欣赏口味上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上海观众的层次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此来丰富业余生活。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大城市文化资源过度饱和、中小城市文化资源极度匮乏的现状。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一些经济发展很快但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开始有更高的诉求了。目前，二、三线城市商业演出相对较多的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比如张学友做过130场个人演唱会，遍布一、二、三线城市。

原始说：“现在三线城市的演出市场很火，因为对三线城市的观众来说，这很新鲜，比如像周华健这样的腕儿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见，而现在可以来到观众的身边。当地一些有钱人哪怕花1万块钱请你吃饭，也要弄到演出票，还有些没钱的人，哪怕溜进去，趴墙头上，也要看。所以在中国可以从一线城市逛到二线城市，逛完还能到三线城市，一圈之后再做一套新的节目，又可以回到一线城市演出。”

但是二、三线的商业演出真正能做到像一线城市那样的高水平还有一段距离，这类城市的演出还停留在企业赞助或政府行为上，完全靠市场行为盈利的几乎很少。北京巨龙文化公司总经理刘忠奎说：“中国的市场非常大。比如我们前阵子去到六盘水这个地方，交通上看非常偏，但是因为有矿，这个地方非常有钱。一些企业老板想通过做演出来宣传，来源首先可能是自己身边的人，比如她女儿最近喜欢什么歌手，他就愿意去做谁的演出。我听到很多老板都是这样做演出的。还有是通过调研确实发现某个艺人有一帮‘小粉丝’，就会蜂拥去做。”

由于二、三线城市在演出操作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经常导致一些商业演出“演砸”，比如今年成都的大爱音乐节、张信哲和梁静茹在洛阳的演唱会，都因主办方操作不当，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欺骗观众，引起现场骚乱。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二、三线城市是演出市场的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同时也是亟待解决专业化和规范化问题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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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演唱会成功与否才能证明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歌手

事实上，歌手奔波于各个舞台，无非是一种吸金行为。对很多歌手来说，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才是他们现场演出的最终梦想。即使他们个人演唱会的收入远低于一场商业演出只唱三首歌的收入。因为这是证明自身价值和能力的体现，同时也可以在随后提高商业演出的身价。就目前而言，内地歌手有能力举办个人演唱会并且还能让演出商盈利的并不多。

有些歌手虽然商业演出应接不暇，但是未必能在一个体育馆举办一场演唱会。很多时候歌手在公众中形成的个人魅力和商业上的影响力决定了他的价值，这个价值最完美的体现就是在个人演唱会上让观众坐满。抛开那些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演出，实际上观众已经越来越趋向听个人演唱会。以北京为例，去年北京只举办过四场拼盘演出：“纵贯线”、“滚石三十年”、“摇滚怒放”和“非常完美”。“非常完美”是企业冠名的演出，实际上并没有持续下去。“摇滚怒放”在做完北京和上海演出后，成都演出由于成本太高而流产。只有“纵贯线”的巡回演出盈利了。这说明观众对晚会式演唱会开始有所警觉，他们希望能在现场看到真正与众不同的演出，而不是台上如走马灯一样变换面孔而无法把观众情绪调到高潮的那样的拼盘杂烩。

刘忠奎做了20多年的演出公司，不管是做话剧还是音乐会，他都很成功。他很清楚现在的演出市场是个什么状况，他并不看好现在的拼盘演出。他说：“现在项目虽然多了，但是好项目并不多。比如，周杰伦、王力宏都在走下坡路；张学友不演了，一年只演一次，即使是歌神也慢慢不行了，最后也赔钱了；刘德华也不演了，4年出来演一次。演出公司也得出来找可以引起关注的点。现在媒体报道的面非常宽，网络也极其透明，出来一个热点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了。就像‘中国好声音’要做演出，有30家公司同时找上门，这些人有些是演出公司，还有些是有闲钱的人，还有些是企业。这样就把他们的价格炒起来了，本来是200万元一场，现在可以要到800万元一场。但是我不做，因为我感觉到了其中的风险，风险在于第一成本高了，比最初的要价高了很多倍。第二我觉得他们的分量还不够，这些艺人只有一两组歌，舞台经验和歌唱水平都不够，跟过去的齐秦、童安格这样的艺人没法比。第三这是一个拼盘，拼盘这种形式可能会糊弄过去一场，但是很难保证每场都成功。拼盘这种形式在七八年前都不应该再做了，观众早就了解到拼盘的劣质，每个艺人来唱几首歌，唱完就走，这样也没什么意思。”

原始说：“一个艺人为一场演唱会做准备的时间可能长达四五个月，从定曲目开始，为了达到演出新意还会重新编曲，需要音乐总监、导演等一起配合，搭配舞群等这些都要花钱。”这肯定会影响到歌手的商演，但是一场个人演唱会的举办，不仅可以引起媒体关注，在个人经历上可以大书特书，而且更是一种商业策略。原始说：“有的演员做拼盘的时候可能分到50万元，但是做个唱的收入可能比拼盘更便宜，因为个唱之后商演价格会上升，个唱为拼盘服务。一个艺人在某个地区做了个唱，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地区或者周边就会有两三个拼盘演出，因为通过个唱已经做过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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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汪峰每年演出收入比中国所有摇滚歌手每年演出收入的总和还要多

所有摇滚歌手一年在演出中创造的商业价值可能还不如一个一线流行歌手一年创造的价值多。即使像崔健这样有影响力的摇滚歌手，他每年的商业演出和个人演唱会也不过30场左右，收入也不到1000万元，直到汪峰剪去长发之后。

作为摇滚听众眼里的叛徒，汪峰每年的收入真的比中国所有摇滚歌手年收入总和还要多，他现在的商业演出的出场费是每场50万元。用徐明朝的话讲就是：“汪峰差不多是我们在演出中最常见的人，基本上去哪儿都能见到他。”

汪峰是摇滚歌手里少有的懂得经营自己的人，如果论在公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汪峰可能不如许巍，但是他明白如何在摇滚和流行两个演出市场通吃，他是第一个让演出商模糊了摇滚与流行概念的歌手。

在各种各样的演出中，有一类演出市场是为摇滚乐准备的，这在过去是没有的，那就是音乐节。毕竟那种缺乏个性和氛围的流行歌手的商业演出观众看着是不过瘾的，他们也需要一种充满个性和特点的音乐来满足自己。最近几年，全国各地的摇滚音乐节多起来，最多的时候能有50多场，这为不少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摇滚歌手提供了改善生活的机会。

目前，知名度较高的一线摇滚歌手，比如崔健、张楚、许巍、郑钧等，他们的出场费已经不低了。张楚每年至少可以参加10个音乐节。即使是何勇，音乐节和商演的机会也很多，他完全有能力换掉那张吱吱嘎嘎响的床了。由于音乐节的增多，原来只能在Live House演出的二线摇滚乐队，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加商业演出。摩登天空总经理沈黎辉说：“即使像‘二手玫瑰’、‘后海大鲨鱼’、‘痛苦的信仰’这些还没进入主流的摇滚乐队，他们参加音乐节的出场费也能到10万元。”

丰华秋实公司总经理李辉说：“这两年的大环境比较宽松，这在各地举办越来越多的音乐节中可以体现出来。现在全国每年大约有几十场音乐节，很多曾经只能在Live House演出的地下乐队，现在有了一些像音乐节这样的更大的舞台。虽然整体来说，整个市场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并不是现在这个市场真的有多好，摇滚歌手和乐队在收益上和流行歌手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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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演出没有门槛，连票贩子都搞演出去了

中国人总是中国自己的绊脚石。过去，由于演出市场不规范，常常会出现靠一场演唱会赚大钱的故事。这类故事总是被传说得神乎其神，这导致很多人试图冒险复制这样的发财神话。即使文化部出台不少规范演出市场的政策法规，但一直无法真正解决目前演出市场出现的各类问题。演出成本的无限升高和票价的攀升，让观众不得不望而却步，演出市场慢慢变得很扭曲。一些规范的演出公司老总每次谈到演出市场问题都有一肚子苦水，本来演出行业是一个常规性质的商业行为，现如今已慢慢变成高风险行业，一单跑路可能直接导致公司破产。

从一个数学角度就能看出，一线的演出公司远远要比一线有票房号召力的歌手多，这就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为了能抢到一个项目，演出公司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提高价码，吓退竞争对手。

流行音乐的演出市场究竟有什么规律，它与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过去没有人总结过，很多演出立项，演出公司仅仅通过模模糊糊的直觉来判断。这一点跟中国电影一样——绝大多数都赔钱。但这种赌博心理总是会让一些不怕死的演出公司铤而走险，最直接的结果是扰乱了演出市场。

谈到演出市场的种种弊端，刘忠奎很无奈地说：“文化部产业发展司的领导找我谈，我不愿意说，我觉得没意义，跟他们说也没有用。中国的文化产业链就不行，这是根源问题。你看看百老汇做的《猫》，演了15年，9000多场，咱们哪个戏能这样？台湾有很多小项目，低成本、高质量、宣传得好、销售模式好，就可以一直演，仍然保持赚钱。《暗恋桃花源》只有25到30个人的团队，演了6年了，还在演出。我们大陆没有人去学习这种方式，净学溜须拍马，怎么搞到政府的钱。因为我们没有销售模式，所以没法发展，也不能走向世界。仅仅是谁有本事，谁赚笔钱就完了，根本没人考虑演出市场的发展。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太多，尤其是各种节庆演出，北京去年是2.1万场演出，前年是1.9万场演出，几乎70%的演出都是政府规划的。除了个别的港台艺人演出，其他很多都是各种歌舞季、音乐季、话剧季、戏剧季，这些演出没有任何神秘感，但我们做刘德华、张学友这样级别的演唱会，门票可以卖到1000万元，每天都能卖出七八十万元的票。因为他们这样的歌手具有神秘感，他们从不参加其他任何形式的演出。”

造成这种恶性竞争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整个华语地区音乐资源不足，港台音乐一直在走下坡路，后继无人，新一代歌手撑不住舞台。网络时代明星红得快，但是受众的黏度却变得很差，这自然会造成集中哄抢有商业价值的歌手的现象。

刘忠奎说：“张学友的经纪人曾经跟我说：艺人演出费用高的原因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张学友在香港做演唱会本来只要10万美元，但是到了内地就把价格翻了5倍到10倍，因为很多家公司会争抢竞价。我们国家的演出市场有商业进入之后就出现很多恶性竞争。”

一些深谙内地演出市场水深的台湾经纪团队，他们的报价几乎都是顶到天花板上，因为总有接单的人。演出门票的价格不断破纪录。王菲在内地演唱会的票价最高到了4000元，但是在香港的演出从来没有超过500港币。而现在演出场馆发现演出热了，都在抬升场租价格，北京北展剧场原来只有几万元的场租，现在涨到了20万元。演出相关的硬件器材设施也跟着水涨船高……但是文化部门始终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但不重视演出成本的无限增加带来的各种问题。

在北京，有一些票贩子觉得演出利润更大，干脆凑钱开始做演出；在上海，9个年轻人各出50万元就请来一个歌星做了一台演出。还有一些为了洗钱进入演出市场的房地产商，这种完全不按演出市场规则操作的演出把演出市场搞得非常混乱。

刘忠奎说：“我觉得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规范，很简单，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规范：第一，恢复一、二类演出的规定，现在谁都能做演出，他不会做，肯定会出问题。包括演出证和演出资质必须齐全。第二，任何项目的利润不能超过30%。报预算，不行你就别搞。第三，设立安全责任制，对出事的单位进行处罚并承担法律责任。这些一定会起作用，曾经有一段时间政府管得不错，但是没坚持下去。”

所以，现在挣钱的演出跟不挣钱的演出比例大约是35%比65%。如果演出市场是在这样的盈亏比例下存在，那它和电影行业的票房盈亏差不多。如果整个行业无法创造商业利益，所谓的文化产业不过是歌星个人资产数字的变化而已。（实习记者 宋诗婷）

（实习生南楠、林磊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 / 王小峰） 演出经纪人凤凰传奇飞翔合同演出公司歌手天上汪峰摇滚演唱会北京演出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