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战的赢家输家

( 2011年4月15日，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在“3·11”地震发生后一个月重新开放 )

中日贸易，40年的此消彼长

如果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起点，在中国和日本40年的贸易史上，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日本曾经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而曾经无足轻重的中国，逐渐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1993到2003年，日本曾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削弱、其他经济体的崛起，日本在中国贸易伙伴名单上的排名不断下滑。2004年，欧盟和美国先后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前两大贸易伙伴；2011年，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日本则退居第四位。如果中日贸易出现长期对抗，日本作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还将继续下滑，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有超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却在逐步提升，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保持至今。

贸易伙伴名单上的排名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中日双边贸易对各自重要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初，中日双边贸易额约为80多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24%，对日本贸易总额占比仅为3%。而到了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3400多亿美元，占中国全年贸易总额的比重下降到9.4%，占日本贸易总额则大幅上升至20.6%。随着双方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大，这一比例还会继续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中日双边贸易对谁更重要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在中日双边贸易中，日本还始终保持着顺差国的地位，这更凸显出中日双边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虽然中国一直被视为国际市场上的顺差大国，这种印象其实多少给人以误导，事实上，中国的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和欧盟市场，对其他很多国家，中国都是保持逆差，其中包括日本。从2002到2011年，中国对日本已经连续保持10年逆差，逆差规模从50亿美元扩大到500多亿美元。以2010年的数据看，当年日本实现贸易顺差854亿美元，其中557亿美元来自中国，占比高达65%。通常而言，在双边贸易中，顺差国对逆差国的依赖性更强，如同中国离不开美国和欧盟市场，同样的道理，中国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日本同样也难以承受。

( 游客参观日本东京晴空塔下大型购物中心（摄于2012年5月27日） )

2011年，由于日本大地震以及欧美经济减速等因素的冲击，日本当年出现3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是从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贸易大国日本31年来的首次年度贸易赤字。在2005年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曾经出台过一份《日本21世纪蓝图》，当时预期日本会在2030年变为贸易赤字国，但现实情况远比日本执政者预期的更加悲观，仅仅在6年后，日本就沦为了贸易赤字国，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近20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美市场需求出现严重萎缩导致日本沦为贸易赤字国，但日本在2011年对中国的出口依然实现了46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如果不是中国市场的支撑，日本去年的贸易赤字和GDP增长率将更加难看，出口引擎的疲软使得日本去年的GDP出现了0.7%的负增长。

但是，进入2012年之后，随着中国主动调低经济增速目标，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开始出现萎缩，今年1～8月，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同比下降6%。9月11日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后，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加速下滑，前9月同比减少6.5%。如果钓鱼岛事件无法得到妥善解决，预计中国今年对日本的进口额还会继续减少。

( 5月13日，日本千叶县的农民正在农田里插秧 )

得益于去年大地震之后的灾后重建，加之去年日本经济的低基数，外界普遍预计日本今年的GDP有望实现2%左右的正增长。但是如果中日贸易急剧恶化，日本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急剧下滑，并最终拉低全年的经济增速，2%的增速预期最终很可能化为泡影。

更深层次看，中国和日本谁对双边贸易的依赖性更强，还不仅体现在贸易总额上，贸易结构也是关键因素。比如日本80%以上的稀土资源都需要从中国进口，稀土作为众多高科技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对于日本可谓不可或缺，仅依靠稀土资源，中国就可以对日本经济带来重创。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爆发后，日方扣押中国船长詹其雄，中国当时暂停稀土出口，很快就在日本经济界引发恐慌，此次钓鱼岛事件以来，中国对于扣动经济扳机还是比较克制，官方层面的经济制裁其实还未达到上次撞船事件的程度。而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看，汽车和电子等产品显然不具有稀土一样的战略地位，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日本的汽车、电子和旅游等产品虽然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远没有达到不可替代的地步。以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的旅游市场看，中国游客在取消赴日旅游后，很多人选择了邻近的韩国。

不过，尽管中国在中日双边贸易中优势明显，但是如果中日贸易骤然降温，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持续疲软，我国今年的外贸增长面临很大压力，今年1～9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2%，距离全年10%的增长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国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为7.7%，其中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如果四季度外贸继续恶化，估计今年将无法实现预计的外贸增长目标，最终也会对GDP增长继续形成拖累。从中日贸易看，虽然日本对中国贸易的贡献度逐年下降，但目前仍占有9.4%的份额。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后，中国开始寻求贸易对象的多元化，减轻外贸过于集中欧美市场的风险。这种努力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在欧美市场持续疲软的背景下，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持了逆势增长，以今年前9月的外贸数据为例，虽然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降至6.2%，但对俄罗斯、南非的进出口总额增速分别高达14%和37%。东盟和中国在2010年建立自贸区之后，进出口份额也在不断增长。

除此之外，中国也在积极拓展深化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关系，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能够建成，很可能将三国的贸易水平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不过，随着日本和中国、韩国均挑起领土争端，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恐怕无望。韩国和日本去年签署的韩日货币互换协议，在10月9日到期后就立即终止，没有继续延期。

其实，亚洲经济大国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意味着坐收渔利之机。美国近年来提出重返亚太，不仅在军事上向亚太倾斜，也在经济事务上积极介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近年来高调推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TPP），某种意义上，TPP可以视为一个升级版的自贸区协定（FTA）。TPP在贸易开放程度上更加彻底，所有参与国必须全面取消关税，而且没有特殊例外的行业。美国借助TPP重返亚太经济事务，日本目前正在积极参与加入TPP的谈判，自然是希望借此平台减轻对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但是，由于日本农业一直是其重点保护行业，所以，如果日本想要加入TPP协议，迈过农业关税这一道坎并不容易。如果中日贸易出现严重恶化，或许会形成倒逼日本加速进入TPP的推力。

从中国撤资？日本企业难以割舍

与日本对华贸易的重要性逐年下降不同的是，日本对华投资在中国的FDI中始终占据相当靠前的位置，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

以2011年的统计数据看，日本去年对华投资金额为63.4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的比重约为5.5%，投资规模仅次于我国的香港（770.11亿美元）和台湾（67.27亿美元），高于新加坡（63.28亿美元）、美国（29.95亿美元）、韩国（25.51亿美元）、英国（16.1亿美元）、德国（11.36亿美元）、法国（8.02亿美元）和荷兰（7.67亿美元）。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了吸引外资推出诸多外商优惠政策，加之中国充沛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等，使得中国成为吸引外资的热土。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最辉煌时，在日元升值等因素作用下，日本开始对海外大举投资收购，当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也迎接了不少来自日本的投资。随着日本经济在90年代跌落神坛，日本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加之劳动力成本过高，而中国充沛且廉价劳动力对日本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日本对华投资一直呈现很快的增速，对中日双方都是双赢之举。日本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日本制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赚取了在本土无法获得的丰厚利润，与此同时，大量的在华日本企业也为中国带来了就业、税收乃至先进的管理。

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大规模抵制日货，最直接的冲击是，9月份日系汽车在华销量大幅下滑，部分日系汽车厂家开始计划在华减产和转移产能。如果大量日本在华企业大规模减产甚至撤出中国，对中日双方都是双输局面，日本企业将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而中国将失去税收和就业岗位。

事实上，日本国内对于在华投资迅猛增长一直抱有警惕之心，尤其是近几年，更是流行“中国加一”（China+1）和“去中国化”的论调，也就是寻求在中国之外更多的投资目的地，以此减少对华投资的依赖，从而分散日本企业的经营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更多还是出于战略考虑，日本近年来明显加大了对东南亚等地的产业转移力度，中国虽然仍然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但是投资增速远不及对东南亚等地的投资。以印度和越南为例，2005年，日本对印度的投资不足3亿美元，到了2011年，直接投资额上涨到30多亿美元。2005年，日本对越南的投资约为1亿多美元，2011年上升到18亿多美元。而同期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大约从40亿美元上升到60多亿美元，虽然绝对值仍高于东南亚，但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从中不难看出战略规划的变化。

不过，即使因为“钓鱼岛事件”出现部分日企产业转移，预计规模也不会太大。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虽然有所减速，但增长幅度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对外资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企业的角度，盈利最大化始终是追求的最高目标，中日领土争端虽然会影响部分日企的在华投资，但日企不会因此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其次，东南亚等地虽然可以承接日本企业的产业转移，但从劳动者数量和综合素质来看，仍然难与中国相比，尤其是东南亚等地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资的投资热情。今年7月底，印度连续爆发大面积的停电事故，导致数亿人的生产生活受影响，再次说明了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是如何脆弱。

加之最近几年日本企业加速向东南亚转移，累计投资额度其实已经不小，继续大规模转移的空间已经不如从前。以2011年的数据看，日本对印度的投资为30多亿美元，占印度全年FDI的比例高达10%以上（日本对华投资占中国FDI的比重约为5%）。由于印度经济最近显著下滑，很多国际权威机构都开始唱空印度，认为印度经济的神话已经破灭，IMF最近将印度今年的增长预期从6.2%大幅下调到4.9%。越南也是如此，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外商投资国，2011年，日本对越南的投资为18亿美元，占越南全部FDI约一半。由于越南经济最近几年一直麻烦不断，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也明显下降，今年前8月，越南吸引FDI的金额同比下降三成以上。

在日本产业界，和“China+1”论调并行的还有产业回归论，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再起，日本国内也再次出现产业回归的呼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缺乏足够的投资机会，加之劳动力成本高企，日本将大量产能转移至海外，进入本世纪初以来，日本经济一度出现复苏迹象，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产业回归的呼声，一方面是避免日本产业空心化，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但由于日本在本世纪初的复苏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并没有给日本的产业回归提供足够的土壤，随着日元持续升值，日本企业重新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据联合国贸易开发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日本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大幅增长105.5%，跃居全球第二位，而在2010年，日本还仅排名世界第七。这也再次说明，企业归根结底会因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会满足少数人的政治需求。

从中国对日本投资来看，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在1亿美元以下，日本并不是中国主要的对外投资目的地，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流向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澳大利亚、瑞典、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日本排名在10名以外。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开始加快，对日本的投资也开始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对日本投资达到了2.1亿美元，投资存量为11.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7%。

所以，如果综合比较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规模很小，对于日本经济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力。而日本投资是中国很重要的外资来源国，甚至超过欧美等西方国家，这种投资在早期对中国一度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早已经度过了资本短缺期，所以日资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更主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带来技术和管理，以及一定数量的就业。而对日本而言，由于国内经济的持续疲软，大量海外投资的收益成为日本过去20年的重要经济支柱，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投资，很难在短时间内转移或是回归。

中日金融战

虽然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很大比重，但从金融投资来看，中国对日本的投资远远超过日本对中国的投资。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日本最早的金融交流应该算是日本对华ODA，也就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包括对华日元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等三项内容，其中又主要以对华日元低息贷款为主。日本对华ODA项目始于1979年，其中日元贷款对于中国的一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机会。2008年，日元对华低息贷款项目正式终止，从中日金融投资的现状来看，中日之间主要体现为互相购买国债以及投资股票市场。

中国和日本是都是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约为3.3万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约为1.3万亿美元，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外汇储备国，中国和日本都面临同样的难题，那就是外汇储备如何保值增值。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日都开始感受到金融合作的迫切性，近年来明显加快了相互投资的步伐。

由于中日两国的外汇储备数额巨大，而全球资本市场中，只有美国国债具有其他资产难以比拟的深度和广度，所以，中日两国的外汇储备均以美元资产为主。但是，随着美国无休止量化宽松政策，中日两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均面临贬值风险，中日两国近年来因此都开始寻求外汇储备多元化，增持美元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近年来开始尝试增持对方国债。

2010年，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2011年，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含短期国债）增至18万亿日元（合人民币1.459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1%，占日本国债总额的比重约为2%。日本的国债一直是日本经济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国在近年来成为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对于解决困扰日本经济已久的国债问题其实是一条路径所在。

长期以来，日本国债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部分都由日本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国际投资者所占只是少数。到2011年底，日本国内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占比约为65%。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国内投资者对于本国国债的安全性比较放心，使得日本能以较低的成本发行国债，避免了欧洲等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的困扰。所以，日本的国债规模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滚雪球般扩大，至今占GDP比重已经高达230%，但由于发行成本较低，始终还能够维持，不至于像希腊等国家陷入欧债危机。

但日本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使得国债规模在逐渐逼近极限水平，同时，大规模购买日本国债的金融机构也给自身积累了巨大的风险。刚刚在东京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发布了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对日本国债的潜在风险给出了严厉警告，IMF指出，2011年日本国内银行国债持有额占总资产的24%，到2017年将进一步升至30%，如果目前处于历史性低位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将使日本银行面临巨大损失。

另外，尽管日本国债的发行成本较低，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国债，由于日本的党派之争等因素，近年来日本的国债发行开始明显遭遇阻力。日本政府今年的财政预算为92万亿日元，其中约37万亿日元需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实现，这一方案虽然获得日本众议院通过，但日本参议院拒绝审理。国债发行受阻，将直接影响政府的执行力，今年8月，日本政府就表示，从9月份开始，将不得不停止一部分预算的执行，因为国债发行法案很难在10月份召开的国会会议获得通过。

所以，日本的国债虽然看起来可以无限发行，其实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急需引入外来投资者，拥有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无疑是最好的对象。2010年起，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如果中日关系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中国还会继续增持日本国债，以分散资产过于集中于美债的风险。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增持日本国债，甚至还可能给其他一些国家的主权基金增强信心，共同购买日元国债，对于解决日本的国债风险无疑是一条出路。但是，随着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升级，中国继续增持日本国债已经不太可能。日本引进外国投资者解决本国国债的希望也终将落空。

同为外汇储备大国，日本也有分散美元资产的需求，人民币资产自然是较好的投资标的。去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华，和中方商定购买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规模不超过650亿元人民币（约合100亿美元）。今年3月，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同意日方购买中国国债。从3月至今，日本是否已经购进中国国债并无确切消息，不过据日本相关媒体报道，日本财务省一直在寻找适当的购买时机，中日爆发钓鱼岛争端后，尚不确定日本购买中国国债的计划是否会继续推进。

除了国债市场，中国和日本的投资者近年来也开始尝试投资对方的股市。尤其是在日本股市，一家名为Omnibus China的公司在日本引发广泛关注，这家公司注册于澳大利亚悉尼，日本媒体怀疑该公司的大股东为中投公司，不过未获证实。Omnibus China近年在日本股市频频出手，截至今年一季度，Omnibus China进入众多日本大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列，包括本田2.2%的股权、丰田1.9%的股权、三菱日联金融集团2.6%的股权、小松2.5%的股权、尼康1.9%的股权、日产1.4%的股权等，在日本股市的持股总市值预计达到5万亿日元。自从9月份“钓鱼岛事件”爆发后，一些日本投资者甚至担心Omnibus China公司会大规模抛售日本股票打压日本股市。理论上而言，以Omnibus China对日本公司的持股数量来看，如果大规模抛售的确会对日本股市带来一定冲击，但是自身也会承受不菲的账面亏损，所以，估计这种股市上的对抗不太可能发生。由于中国资本项目的管制，日本投资者尚无法大规模进入中国股市，有一些日本基金比如日本达以安资产管理公司等通过QFII投资中国股市，但是总体规模有限，对于中国股市并没有影响。

赢家输家

从中日经济在各领域的实力对比看，中国对于日本经济占据明显的上风，如果中日之间爆发经济战，中国经济虽然会受损失，但日本的损失将更加惨重。

但是，经济战并非一场简单的球赛，最终能够以比分来决定输赢，经济战中的每一个“失球”，背后都事关千万个普通国民的就业和收入。而且，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永远比对抗更符合双边利益，如果中日之间能够良性合作而不是强力对抗，显然将更能提升双方的经济增长。所以，中日如果爆发经济战，将并不只是表面上的对抗带来的直接损失，还有两国原本可以通过良性合作带来的收益，换而言之，也就是中日之间对抗将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有多强，经济战对双方的机会成本就有多高。

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不妨也想象一下中日经济如果合作会呈现出怎样的场景。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日本是一个遭遇瓶颈的发达国家，由于两国资源禀赋的差异，中日两国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如果中日经济合作而不是对抗，对于中日经济都会带来1+1大于2的效应。首先，中国具有潜力无穷的消费市场，尤其是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于国际高端产品具有很强的消费需求，其中自然包括一些制作精良的日本产品。反过来看，日本的国内市场空间较为有限，如果能够开拓巨大的中国市场，将成为日本摆脱经济低迷的最关键因素。所以，如果中国的市场和日本产品能够形成良性对接，对于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品质都有益处。其次，中国和日本的劳动力也存在良性互补，中国具有充沛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而日本逐渐进入少子老龄化阶段，劳动力短缺且成本高昂，日本企业将产能转移至中国，既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又能为中国带来就业机会。第三，中国在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目前正在努力谋求经济转型，告别粗放式发展，日本在一些关键领域拥有世界领先技术，可以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做出贡献，这也为中日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比如节能减排，日本是国际上节能减排的先进国家，日本企业通过和中国合作，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更可以帮助日本企业自身获得巨大的中国市场。长期以来，日本就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技术引进来源地，随着中国经济追求更高质量发展，日本技术可以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除了贸易和实业投资，中日在金融领域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国际贸易史上，日元和人民币都曾经是美国的重点打压对象，这一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尤其是日元，在上世纪80年代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本经济随后20多年的动荡不安。而作为美元资产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中国和日本也都同样面临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无论是在贸易结算还是相互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和日元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尤其在美国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背景下，中日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美元的国际霸权，更好地维护自身的金融安全。

中国和日本相互购买对方的国债，中国可以解决日本的国债过于集中于国内金融机构的风险，日本购买中国国债的规模虽然不大，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亦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这将是人民币第一次成为发达国家的储备货币。今年6月1日，人民币对日元开始直接交易，在此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大多通过美元间接交易，在日元兑美元和美元兑人民币的过程中，中日双方都损失了不小的手续费，而且还要承受美元波动的风险，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人民币和日元实现直接交易，有助于双方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所以，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日合作肯定比对抗更符合两国人民的福祉，不过，由于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的挑唆，导致中日之间的对抗情绪日渐升温，两国之间经济上的良性合作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经历中日关系低潮后访问日本，以回应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的破冰之旅，温家宝此访也被外界誉为融冰之旅，温家宝总理当时在日本国会发表了《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明确提出“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尤其是专门提到：“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前景广阔。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不过可惜的是，尽管中方做出了融冰之旅的努力，中日之间多年来始终还是坚冰难融，5年前主动来华破冰的安倍晋三，日前刚刚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安倍晋三有望在11月份的日本大选中击败野田佳彦，再次出任日本首相。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日本的政坛高层人物都在比试谁会对华更加强硬，中日之间的政冷经冷恐怕将会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常态。

而如果中日之间的对抗持续升级，受损的将不只是中日两国，更有可能波及全球。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能够携手合作，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无疑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反之，如果两大经济体出现剧烈对抗，对脆弱的全球经济也意味着灾难。IMF总裁拉加德日前就发出警告说，动荡的全球经济承受不起中日两国因领土问题而陷入的争端。

尽管中日之间的对抗对双方甚至全球都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但日本右翼分子对此并不在意。从历史上看，经济陷入极度低迷时，往往会给军国主义思潮提供土壤，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不会不清楚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但之所以还是敢于向中国持续挑衅，或许是因为并不忌惮本国经济的恶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日之间的争端越是激烈，日本的右翼分子就越成为赢家。

中日贸易统计表

1972 10.4 18.9 4.1 46.3 6.3 5.7 -2.2

1973 19.5 87.3 8.4 104.6 11.1 76.6 -2.6

1974 31.3 60.6 11.4 35.8 19.8 79.1 -8.4

1975 38.1 21.8 14.0 22.9 24.0 21.3 -10.0

1976 3.4 -20.2 12.2 -12.9 18.2 -24.4 -5.9

1977 34.7 14.0 13.4 9.3 21.1 16.1 -7.5

1978 48.2 39.2 17.2 28.7 31.1 47.2 -13.9

1979 69.1 43.3 27.6 60.8 39.5 27.1 -11.8

1980 89.1 29.0 39.9 44.5 49.2 24.6 -9.2

1981 105.2 17.0 45.7 14.5 59.5 21.0 -13.7

1982 82.1 -21.8 45.1 -1.3 37.0 -37.8 8.2

1983 91.1 11.0 42.6 -5.9 48.4 31.0 -5.8

1984 117.4 28.9 51.0 19.7 66.4 37.1 -15.3

1985 211.5 80.2 61.1 19.8 150.4 126.6 -89.2

1986 172.1 -18.6 47.8 -21.6 124.3 -17.4 -76.5

1987 164.8 -4.2 64.0 33.9 101.8 -18.1 -36.8

1988 189.9 15.2 79.3 23.9 110.6 9.7 -31.3

1989 189.0 -0.4 83.6 5.6 105.3 -4.7 -21.7

1990 165.9 -12.2 90.0 7.6 75.9 -28.0 14.1

1991 202.8 22.3 102.5 13.9 100.3 32.2 2.2

1992 253.8 25.1 117.0 14.4 136.8 36.3 -19.8

1993 390.4 53.8 157.9 35.0 232.5 70.0 -74.6

1994 478.9 22.6 215.7 36.7 263.2 13.0 -47.5

1995 574.6 19.9 284.6 31.9 29.0 1.1 5.4

1996 600.6 4.5 308.7 8.5 291.8 0.6 16.9

1997 608.1 1.2 318.2 3.0 289.9 0.6 28.3

1998 579.0 -4.8 296.9 -6.7 282.1 -2.7 14.9

1999 661.7 14.2 324.0 9.2 337.7 19.4 -13.7

2000 831.7 25.7 416.5 28.5 415.1 22.9 1.42

2001 877.5 5.5 449.6 7.9 428.0 3.1 21.6

2002 1019.1 16.2 484.4 7.8 534.7 25.0 50.3

2003 1335.8 31.1 594.3 22.7 741.5 38.7 -147.3

2004 1678.7 25.7 735.1 23.7 943.5 27.2 -208.4

2005 1844.5 9.9 839.9 14.3 1004.6 6.5 -164.6

2006 2073.6 12.5 916.4 9.1 1157.2 15.2 -240.8

2007 2360.2 13.9 1020.7 11.4 1339.5 15.8 -318.8

2008 2667.9 13.0 1161.3 13.8 1506.5 12.5 -345.2

2009 2288.5 -14.2 979.1 -15.7 1309.4 -13.1 -330.3

2010 2977.8 30.2 1210.4 23.7 1767.4 35.0 -556.9

2011 3428.9 15.1 1483.0 22.5 1945.9 10.1 -462.9（文 / 谢九） 中日输家赢家美元日元经济经济学国债日本中国外汇企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