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抗战真相的“首席撰稿人”

时间回到1937年12月23日，上海沦陷于日寇之手已有月余。

莫利爱路29号，桌上的红茶冒着氤氲的热气，两位外国女性正在桌边交谈。她们的目光不时飘向门口，观察有没有人盯梢——几分钟前，主人宋庆龄从这里匆匆离去。而另一位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乘着出租汽车在房子后门等候。看到宋庆龄和女佣李燕娥的身影，他迅速打开车门，低声道：“孙夫人，这里！”街道上行人寥落。车子一路疾驰，驶向外滩码头。

此行的目的地是香港。上海沦陷后，中共中央很关心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急电催促宋庆龄离沪赴港。为了迷惑公寓周遭监视的日本密探和军统特务，宋庆龄特意邀请友人来喝茶，在家中营造出一派安详景象。

车窗外出现了黄浦江和那艘挂着德国国旗的客轮。宋庆龄下了车，在阴冷的江风中紧了紧围巾，包住半张脸庞——寒气逼人，码头上的旅客大多戴着帽子和围巾，这种“包裹”显得自然而然。她挽住艾黎的臂膀，神色自如地汇入登船的人群。

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和盘问，宋庆龄顺利抵达香港。这个华洋汇杂之地正适宜她继续开展工作。那时宋庆龄在国际上已享有声望，外国人经常能在报刊上看到她从事革命活动的报道，还有她撰写的文章。在同情中国革命事业的国际人士中，她也很有影响力。高尔基就曾在苏联《消息报》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暂居香港的4年里，宋庆龄倾尽心力，利用这里的短暂宁静和特殊位置，向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和支援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窗。

“一碗饭运动”

香港一间不大的公寓客厅里，宋庆龄正忙着给一批复信填写落款：“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桌上堆满文件材料，地板上到处是物资垒成的小山。

周围的工作人员中，两名年轻的姑娘格外引人注意：小个子、肤色偏深、埋头整理中文信件的是廖梦醒，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女儿；高个子、面孔白皙、码放清点物资的叫胡木兰，国民党右派要人胡汉民的女儿。

对于新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而言，这个画面很好地阐释了其宗旨和目标：维护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父亲们是水火不容的政敌，女儿们却一起并肩作战，这全要归功于宋庆龄。保盟的政治光谱是很广的。宋庆龄联系起来的有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宋子文、孙科，有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还有一些外籍人士，比如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克拉克。香港时期的宋庆龄就像一颗明亮的恒星，将不同阶层、政见、国籍的人士紧紧团结在身边。”香港史专家刘蜀永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保盟发起人里的外籍人士包括印度民族革命领袖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作家赛珍珠、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等。

保盟还在上海设立了分会，主要承担支援新四军的工作，分会的秘书是美国人耿丽淑。耿丽淑原名塔利塞·格拉克，1926年来华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还与友人自发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保盟上海分会就像一个中转站，将保盟总部运抵的、外国友人援助的医药和后勤物资，分批、分段秘密运往新四军根据地。在耿丽淑的影响下，女青年会里其他外国女性也热心参与支援新四军的救助活动。

保盟成立时，宋庆龄到香港已有半年。随着战事不断扩大，中国抗战面临经费与物资的双重匮乏，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保盟成立后，立即开展轰轰烈烈的募捐活动，支援作战的同时也救济内地百姓。

声势最为浩大的当数“一碗饭运动”。

“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请于八月一、二、三号三日，持券赴热心捐助之各酒楼茶室餐室换取爱国炒饭。”这是“一碗饭运动”发行的餐券，每张售价2元港币。餐券的左上角写着“保盟主办”，右上角则画着简洁醒目的一副碗筷。在当时的香港，2元港币可购买三五道菜肴，但持券者只能吃一碗炒饭。其中的差额盈余，就作为救济基金。

“爱国炒饭”由13家酒楼、餐室自愿提供。开幕这天，有的店家在门上挂出“欢迎来吃救国饭”“爱国之门”的横幅，有的在店内张贴爱国宣传画，还有的展出抗日战士英勇杀敌的图片。街上的民众簇拥着一只大碗模型穿过中环、西环、湾仔等闹市区，“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的口号响彻云霄。

在香港知名的英京酒家，宋庆龄亲自主持“一碗饭运动”的开幕式。数以万计的民众聚在酒店门前欢迎宋庆龄，港英当局不得不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大厅主席台上陈列着一些孙中山生前珍爱的墨宝和纪念品。这是宋庆龄忍痛割爱拿来义卖的，很快便被到场的头面人物抢购一空。

集会上还出现了幽默的一幕：廖梦醒的母亲何香凝拉着何东爵士（当时香港首富）女婿的右手，“逼”着他写下捐款数额，其他名流在旁边排队等待。大家很难拒绝捐款要求，因为他们所敬仰和信任的宋庆龄就在现场。

不少香港民众扶老携幼参加。当年的报纸上记录着一名小摊贩的动情讲述：“平时各项开支省了再省，即使是一根火柴钱也都要掂掂分量，唯独买‘一碗饭运动’餐券不能小气。我买了5碗，妻子儿女都吃了，虽然用去了好不容易赚到的10元钱，心里却十二万分的高兴，因为我们一家算是尽了中国人应尽的一份责任，良心上感到安适。”

由于民众热情高涨，多数餐室延长了活动时间，售出的餐券远超原定的2万张，盈余有2.5万元港币之多。闭幕当日，宋庆龄向13家店赠送了她题写的“爱国模范”锦旗，又向3位店家代表赠送了孙中山遗墨“努力向前”，以示鼓励。“越是这些能接触底层人民的活动，宋庆龄越是愿意出现在第一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对记者说。

保盟的工作忙碌而艰苦。这个集体主要由志愿者构成，领薪水的人极少，办公地点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宋庆龄住所的客厅。大家总是在凌晨1点后就寝、最晚4点半起床。宋庆龄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起生活的窘境：“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

尽管如此，宋庆龄仍觉得“很累但从未这样兴奋过”。保盟每周开一次例会，宋庆龄主持会议。她从不兀自滔滔不绝，而是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发表意见。“会快结束时，她说说自己的看法，但也不是最后做结论的架势。谁有话还是可以说，即使说的同她相反或有什么新点子，她从不表示不高兴。谁都想不起什么时候听到过她提高嗓门说话。她的话总是很清晰、务实，常常提出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工作日程，而不是只说点意见或判断。”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宋庆龄好友爱泼斯坦曾在书中回忆。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保盟将募得的救济款项和物资分配给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时，往往要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孔祥熙的美国顾问艾德勒、保盟中央委员约翰·福斯特都承担过从银行提款的任务——作为国际人士，他们可以免受国民党的干涉和调查。到了宋庆龄家里，大家一起围坐在茶桌边清点款项。这时，宋庆龄通常会亲切地请大家用茶点。

救济物资运往内地也要冲破重重封锁。有一次，美国和英国的救济机构定向捐赠了8吨药品到延安。事先取得国民党当局的批准后，保盟出发了。但车队行驶到陕西三原时，仍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拦截。后来，这批药品竟在西安的私人药房里以黑市价格出售。

宋庆龄经常要出面处理这些问题。为了使救济物资最终能送到解放区去，她常常以自己的名义在寄送物品上签字。“她做事非常认真，很多事是事必躬亲。”刘蜀永说。

“楼上响着英文打字机声”

20世纪80年代，因为要研究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吴景平在上海档案馆第一次看到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原件。

这份英文半月刊1939年4月首次出版，是保盟的机关刊物。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它相关的研究尚属空白，吴景平就此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后来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将全部36期《保盟通讯》翻译成中文并出版。

随着翻译的进行，一幅战时中国的生动图景在吴景平面前徐徐展开。“国民党对内地的抗战报道进行严密的检查和封锁，但对香港的新闻出版没那么容易介入。因此，《保盟通讯》可以真实、客观地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况，由此成为宋庆龄向世界介绍中国抗战的一扇特殊窗口。”吴景平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真实、客观、生动，“用事实说话”，正是宋庆龄领导《保盟通讯》树立起的鲜明特色。

加拿大籍德裔牧师洛登凯泽在重庆大轰炸中劫后余生，写下《一个基督徒谴责对重庆的轰炸》；美国教师约翰·福斯特前往山西前线慰问后，发回《同中国西北的八路军在一起》；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受托调查新四军的后方医院，总结出《新四军的医疗机构、成就与需要》……这些故事将笔触伸向一线军人和广大难民，讲述他们的牺牲与苦难，感染力极强。

要求《保盟通讯》坚持真实报道，与宋庆龄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她擅长用英文写作，早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时就是英语课上最出色的学生。留学美国、旅居欧洲的经历，使得她十分了解外国人的读报喜好。

宋庆龄亲自为《保盟通讯》撰写过8篇文章和评论，可谓是这份刊物的“首席撰稿人”。“她的文章一般清晰、简短、流畅，没有多余的词句，不兜圈子。最重要的是，她写文章是发自内心的，有着真正的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吴景平说。

每次写作都会耗费宋庆龄极大的心力。流亡香港的左翼作家许地山、周俊松夫妇和宋庆龄的楼下邻居是朋友，常去那里做客。周俊松多年后仍记得，“每次都听到楼上响着节奏明快的英文打字机声”。

在当时宣传中国抗战的英文刊物中，《保盟通讯》的影响力数一数二。吴景平认为，除了宋庆龄的个人声望与刊物的报道水准，香港的特殊位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当时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各国的国际友人、华侨华人团体都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定期出版一本英文刊物，可以非常精准地接触到目标受众，把要报道的情况迅速传播出去。”吴景平分析道。

抗战初期，大量文艺界人士前往香港，《保盟通讯》也将他们团结起来，知名记者邹韬奋，就是《保盟通讯》的撰稿人之一。

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画家丁聪也在香港。在一次画展上，他的作品《逃亡》被宋庆龄当场相中，成为保盟的宣传画——画中是一群逃出沦陷区的难民，他们神色哀怨、衣衫褴褛，在坎坷的村路上蹒跚前行。为了更符合国际上救济募捐宣传的需要，保盟将《逃亡》更名为《难民》。1939年第7期《保盟通讯》上有一篇专稿《请订购我们的宣传画》，《难民》的文字说明是：“侵略者使他们无家可归！保卫中国同盟在安置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