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党同行的“宋主席”

北京的宋庆龄故居内，有一张特殊的结婚纪念照。

在只有黑白成像的年代，这张照片却有简洁的色彩，孙中山穿咖啡色的西服，头发浓密乌黑；宋庆龄身着蓝灰色的裙装，面颊两侧有些许绯红。

“宋庆龄平素不喜欢染色照片，但她恰恰托人为这张结婚照染了色。恐怕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就是，它更能使宋庆龄回想起那段幸福时光。”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宋庆龄故居原主任何大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不到10年的相伴猝然结束，北京从此成为宋庆龄不愿触及的“伤心之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她还是来了。

无论是列车抵达的前门火车站、初期居住的北京饭店，还是举办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都有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回忆。“当她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她晚年在北京很少出门，可能就是怕触景生情。”何大章感叹。

支持着宋庆龄的，是她和孙中山的共同理想、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以及她对于中国人民深切的爱。开国大典后，宋庆龄写下《华北之行的印象》，讲述与孙中山逝世时“天壤之别”的心境：

“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景象：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各色各样的人都在那里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似乎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耀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唱歌和舞蹈……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

接下来的人生岁月里，她真正践行了她所说的，为新中国“献出每一分力量”。

老朋友，好朋友

“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1960年，宋庆龄去信中央，婉言谢绝了迁居安排。

此时她居住的前海西街18号，是来京后的第二处正式寓所。由于当初施工时间紧张，屋内有些阴冷潮湿，她的风湿性关节炎常常发作。附近是什刹海游览区，环境又十分嘈杂吵闹。

周恩来总理一直想为她安排更合适的住所。收到信后，他亲自出面劝说，并物色了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花园作为新居的修建地址。宋庆龄总算同意了，于1963年春天迁居于此。这便是如今的宋庆龄故居。

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寓所竣工后，周恩来陪同宋庆龄参观。宋庆龄觉得客厅太大，周恩来笑着说，需要经常接待外宾，会客室应该大一些。

“正如周恩来所说，宋庆龄在家中宴请了许多来宾，其中既有国家元首、议会领导人和军政要员，也有世界和平组织、中外友协、妇女团体、各类进步机构和民间访华团体负责人。”何大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孤立和封锁，正是宋庆龄凭借其崇高的国际声望、独特的魅力和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突出重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和平外交、人民外交活动。

许多国家元首或政要是宋庆龄的故交，如印度总理尼赫鲁。他们相识于1927年的苏联国庆十周年纪念活动，此后便长期保持通信往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发声支持中国，派出援华医疗队。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盟时，他也是保盟的外籍发起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已是印度总理的尼赫鲁正式访华。他抵达北京时，宋庆龄陪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国宴招待会前，她又陪同毛泽东主席在门口迎候。她还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到自己家共进午餐。

次年12月，宋庆龄率团访问印度。尼赫鲁在欢迎词中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论中国和世界受到什么样的风暴袭击，她的信念从不动摇，她始终为和平呼吁。”

1955年夏天，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一年前，在中国的支援下，越南重创法国殖民军，取得奠边府大捷。这使越南赢得了抗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宋庆龄同胡志明也早有情谊。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她曾帮助胡志明逃离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每当作为新中国的代表与过去的老朋友相逢，宋庆龄总是分外高兴。“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过去都是作为备受迫害的革命者同宋庆龄结识的，现在他们成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并到中国来访问，这显示中国变了，亚洲也变了。”宋庆龄的友人爱泼斯坦说。他出生于波兰，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7年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宋庆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访问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尼，受到隆重欢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评价：“她到这些国家去，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更多地开展国际友好活动。”

宋庆龄曾经说过：“永远和党在一起”。自投身革命事业以来，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着多少坎坷不平，她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她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体现出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深厚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宋庆龄创办了英文外宣刊物《中国建设》。每期杂志印出后，她都要给美国母校和各国老朋友寄赠数十本，以扩大杂志的声量。

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之余常常关心办刊情况。杂志创刊5周年时，他为杂志题词；创刊10周年时，他应宋庆龄之邀，前往看望编辑部工作人员，鼓励大家把杂志办得更好，增进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

1957年11月，宋庆龄随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从莫斯科归国时，他们乘坐同一架飞机。飞机只有一个头等舱座位，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它安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则坚持让宋庆龄坐头等舱。宋庆龄极力推辞道：“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结果是宋庆龄坐头等舱，毛泽东和其他人在外面的客舱里休息。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国母’的称谓就不再使用。宋庆龄本人是十分低调的，即使是民国时期，她也从未以国母自居。毛泽东主席一般尊称她 ‘宋主席’，只有这一次用了这个称谓。当然，这不仅仅是玩笑，也表示了毛主席对宋庆龄在民主革命中所做贡献的肯定。”何大章说。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宋庆龄悲痛万分。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现在是个让我们都很难过的时候。8个月里，领导我们走向强大和团结的三位最好的同志和朋友永远离开了我们。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实际上，我们一定要，也必将严格按照这一路线走下去。”

“现在就着手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1949年9月，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这段发言中，可以感受到她激动澎湃的心绪。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

“很多人有一种印象：宋庆龄担任的都是象征性的名誉职位，没有实质的工作内容，与上海的血雨腥风、香港的跌宕起伏相比，到了解放后的北京，她的生活似乎略显平淡。这绝对是误解。”何大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始终将依法行政和群众利益放在心上。何大章讲到一个例子：1951年，宋庆龄听到群众反映，江苏某县在处理案件时存在不当做法，随便打人、押人，拿无根据的材料处理人。她立即致函该县县长，强调“切不可如此玩弄手段，否则对国家有不利和民间的大大反应”。

“新中国成立不久，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少数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违反政策、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倾向。接到宋庆龄来函，当地县委认真调查，迅速予以坚决纠正和严肃处理。”何大章说，宋庆龄后来到江苏另一地视察工作，还不忘找来此前致函的县长，询问事情的处理情况。

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付出巨大心血。1954年宪法草案起草工作开始时，她不巧在下楼时失足，左脚遭遇骨折。她自嘲“像螃蟹式地缓慢行动”，但仍花大量时间阅读研究中外的制宪书籍和文件，积极参与草案的讨论和修改。

宪法草案通过时，宋庆龄在会上带头发言表示拥护：“宪法草案初稿在几个月中，曾经过八千余人的讨论和修改，并将要再经过全国人民的学习和讨论。这是充分发扬了民主制度。”

作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民主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宋庆龄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14位副委员长中唯一的女性。

当选后不久，她就先后视察上海国营第一棉纺厂、江苏松江专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地，详细调查工农业生产情况，访问职工和农户家庭，和工人农民亲切交谈，与青年学生广交朋友，还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考察、个别走访，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她为新中国在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高兴。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谈到视察体会时，她说：“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我们事业的成长，也看到了五年计划建设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