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足迹

( 北京大学52级考古本科生参加半坡遗址发掘 )

仰韶

仰韶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北的高地上。1921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聘请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根据他的中国助手刘长山提供的石器与彩陶片标本线索，怀疑仰韶村一带存在石器时代遗址。经过精心的筹备和北洋政府的许可，安特生与他的中国团队在这年秋天发掘了仰韶村。在这之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存。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以后，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存在非常发达且富有特色的新石器文化。由于以彩绘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首先在仰韶村发现，因此安特生命名这种文化为“仰韶文化”。此后的数十年里，在西起青海，东到豫东，北达内蒙古，南抵汉水的广袤区域内，都发现了这支文化与它的地方变体。可以说，仰韶村遗址本身的学术意义不大，但它的发现，使得中国的古史与文明史研究脱离了传说记载或者神话的系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另一方面，它的发掘标志着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终于开始落地生根了。

半坡

半坡遗址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瀍河东岸河岸高地，距今约6500至5200年。1953年因为西安火力发电厂的建设而被发现。同年9月，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考察团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随后的4年里，在石兴邦、杨建芳等前辈学者的主持下，这个遗址先后5次发掘，采用大面积揭露与分层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揭露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它的发掘而有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名，与同时期确立的庙底沟类型并驾齐驱，奠定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年代与地区文化差异的研究与发展基础。半坡遗址的发掘，在当时引入苏联考古学的先进经验，首次以大面积揭露的形式为我们展示出半坡史前聚落的局部面貌，是我国第一个以聚落形态研究视野的发掘的史前遗址。半坡遗址发掘后，因为陈毅的直接帮助，克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条件困难的局面，建立了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

庙底沟

( 抽象的花瓣纹，庙底沟类型最常见的彩陶纹样 )

遗址位于河南三门峡市。在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起源问题的主流意见是“东西二元”对立，也就是傅斯年所提出的“夷夏东西说”。这个观点简单说，就是认为中国东西部的文化分别起源各有序列，东方是龙山，西方是仰韶，二者并行，在河南形成了混合文化。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配合三门峡黄河水库的考古基建任务，发掘了庙底沟遗址，证明至少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前后演变轨迹清晰，并非是并行混合的关系。这一发现不但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期，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样态“源远流长”的。庙底沟遗址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展示出仰韶文化存在不同的地方变体。而这些，自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仰韶文化的地方变体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又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两个主要地方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早晚关系就一直争论至今。

大汶口

( 鹰鼎，也许是仰韶文化中最具艺术气息的陶器 )

遗遗址位于山东泰安与宁阳的交接处。1959年因为津浦铁路复线的修建时被宁阳县的民工发现，济南市文物工作队随即进行了发掘。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这个新发现与长江下游宁镇地区的青莲岗文化是基本相同的。在“文革”之前，苏秉琦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他甚至已经安排自己的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郭大顺——去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但“文革”中断了他的构想。等到1974年，山东省博物馆开始恢复业务工作，重新发掘遗址之后，证明大汶口遗址的主体文化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分布面积广大，最大时包括了山东全境和苏、豫、皖豫山东交界的地带，年代大体与西边的仰韶文化处于同一时间段。遗址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墓葬，大汶口墓葬随葬品数量悬殊，质量优劣差别大，有的空无一物；有的多达180多件，而且品种复杂，制作精致，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似乎说明大汶口社会已经处于历史的转型期。

城子崖

( 大汶口遗址墓葬 )

遗址位于济南市东章丘市龙山镇。发现者吴金鼎，是清华国学院中李济亲自指导的两名学生之一。1928年，供职于齐鲁大学的他在6次调查后确认城子崖的主体文化不同于仰韶，也不同于殷墟，可以命名为“龙山文化”。当时，中原大战激战正酣，河南省已经完全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同时地方文化势力拒绝代表“中央”的中研院史语所继续在殷墟发掘。而傅斯年与李济都有在仰韶文化之外寻找殷墟文化来源的学术动力。正是因为多方机缘凑巧，才有了城子崖的发掘。在刚刚归国的梁启超公子梁思永的慧眼与史语所同仁的睿智勤勉之下，城子崖的发掘不但首次发现中国史前存在城址，还使中国考古学家首次辨认出了夯土，通过土壤堆积和色泽的差异，区分了不同的层位，从理论上判断出不同层位的陶器存在年代早晚差异。总之，城子崖发掘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

陶寺

( 陶甗 )

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东北的塔儿山西麓的坡地上，年代距今4300～3900年。上世纪50年代，在文物普查中被山西省文管会发现。“文革”结束后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文博机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不但发现了大中小三座城址、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公共墓地以及可能与天文观测有关的重要遗迹现象，还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漆器实物、最早的朱砂书写文字、最早的铜铃、鼍鼓等高等级遗物。陶寺遗址为我们展示了一派与史前氏族部落社会格格不入的气象——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已然出现；阶级的对立与矛盾已然激化；制陶、攻玉、铸铜已然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高等级手工业的生产与分配已然控制在贵族手中，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陶寺遗址已经跨入了早期国家的行列。而部分醉心于文献史学的研究者，则认为陶寺遗址的地望、等级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无不暗合，甚至有可能是夏人的祖庭所在。

石家河

( 大汶口文化彩陶钵 )

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西北的土城村，年代距今约6500～4000年。1954年由于要兴建石龙过江水渠，该遗址被发现。次年，经过发掘初步认识到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地区博物馆组成石家河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群有计划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1990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赵辉、张弛二人首次发现并确认石家河古城城垣和壕沟。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周边会聚有40多处附属聚落的规模庞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群，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附属聚落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聚落群，其核心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史前城址。聚落群存在的年代为距今6500至4000年左右，其中古城大约沿用了800年左右。古城内发现了高等级的精美玉器以及复杂的祭祀现象。这么一个庞大、出现了城乡分野的复杂社会体系，体现了城市发展、聚落等级差异产生与人群等级分化的必然途径。

齐家坪

( 90年代城子崖发掘现场 )

齐家坪遗址位于甘肃广河县，年代距今约4000年左右。由于在河南的仰韶文化中大量出现的彩陶，使得安特生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一定晚于西亚，应该是从西方传播而来的。因此，从1923年开始，安特生在甘青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田野考古工作。1924年六七月份，他发掘了齐家坪遗址，并将齐家坪的发现命名了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齐家文化”。他认为这是甘肃最为远古的新石器文化，也是仰韶文化的前身，以此证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西来。但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齐家文化分布在甘肃、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沿岸阶地上，是晚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与早期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齐家文化有若干个中国文明史的第一：有中国最早的铜镜、铜斧；也有能明确反映社会分化的人殉和贫富分化严重的墓葬，说明齐家文化的社会已经处在文明的门槛之上。

牛河梁

( 蟠龙纹彩陶盆 )

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自1935年日本人在赤峰红山后遗址发现红山文化以来，这支主要分布于辽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仅仅被当作一支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相同的地方文化。1983年以前的牛河梁遗址，只是被当作一处平常的红山文化遗址。谁知1983年在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出人意料地发现了一座红山文化的神庙，继而在分布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牛河梁遗址群内发现多处巨型祭坛、高级贵族专属墓葬——积石冢等，发现了精美且独具特色的玉器、泥塑的神像与动物。而这个范围内，全然没有普通聚落，俨然是这个红山文化社会的宗教中心。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以及随后在长江流域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内蒙古、辽宁相继发现的玉猪龙，使考古界对红山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史前文化研究重点亦开始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长城以北再也不是传统认知中的蛮荒之地，而是我国文明发展多元一体起源的重要来源地之一。

宝墩

( 陶鼓 )

宝墩古城位于成都市新津县城西北约5公里。故老相传，那里存在一个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城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一辈考古学家多次调查该遗址，只发现有汉代墓葬，并未意识到这里会有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古城。1995年冬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龙马乡宝墩村一个叫“龙马古城”的地方调查，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考古证实，该城址始建于距今约4500年前，约60万平方米。随后的数年，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等八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学术界将这一阶段的成都平原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年代大约在距今4500年至距今3700年前后。2009年又发现了面积约276万平方米的外圈城墙以及大型建筑基址，规模之大，堪比陶寺、良渚。种种现象说明，这一时期的成都平原尽管尚未出现青铜冶铸业，也未见发达的玉器制作工艺，但它的社会发展状况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社会，一套政治管理与人员调动机制已经在形成过程中。成都平原已经看到了早期文明的曙光。

二里头

( 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女神头像 )

遗址位于河南偃师翟镇乡二里头村，距今约3800～3500年左右。1957年冬季被河南省的文物工作者发现。1959年初夏，徐旭生一行根据对先秦和汉代文献中关于夏族活动地域记载的研究，踏察夏墟。为验证古籍中关于商汤都城“西亳”在偃师县城西南，他专程复查了二里头遗址，认为这处遗址极为重要，可能属于商代早期甚至“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是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分别对遗址进行了发掘。随后50年的发掘，在该遗址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营的带有围墙的铜器与绿松石手工业作坊、多处宫殿基址与高等级墓葬，年代最早的成熟的铜礼器体系、大量陶器以及一批珍贵玉器标本，被世界学术界一致确认为是国家阶段的都城遗址。它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控制着同时期的中原，强烈地影响着周边地区，甚至远及四川、辽西，可见其影响力。但是对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究竟是夏王朝最后都城斟鄩，还是商王朝立国的国都亳，却一直争议不断。无论它的性质如何，二里头遗址已然是成熟文明形态的国家阶段都城，甚至可以称它是最早的“中国”。

良渚

( 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第一号墓 )

遗址位于浙江余杭良渚镇一带。1936年，当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中原地区努力发掘殷墟，探讨殷墟当中“黑陶文化”与城子崖所发现的龙山文化关系时，远在浙江隶属于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也在杭嘉乡间进行着个人考古调查。他注意到在良渚一带的遗址群，也有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他随即发掘了这处遗址，并出版了《良渚》一书。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史语所的重视，夏鼐以遗址名命名了良渚文化。随后的几十年间，这里的考古工作一直没有停歇，逐渐确认了这支文化是距今约5300至4300年，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在良渚遗址群反山、瑶山等地发现了多处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2007年开始，又发现确认了距今5200年左右的良渚古城及城外的村落、农田、码头、超大型人工水利设施、大型人工土台等惊人发现。良渚遗址以玉器闻名天下。玉器主要用来祭神和作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造型则是对一神崇拜的神徽主题。良渚文化的宗教性器物集中出土在大型墓地和大型墓葬的倾向，使研究者们相信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高于基层大众的特殊僧侣阶层，用中国的称呼方式就是“巫觋”。

凌家滩

( 齐家坪遗址出土的铜器 )

遗址位于安徽含山铜闸镇，在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老河道——裕溪河中游的高岗上，是一个距今5000多年的重要遗址，总面积近1平方公里，比现在的3个村庄还要大。1985年春天，老乡们耕作时的一把锄头惊醒了沉睡5000余年用玉器殓葬的先民们，从此一部江淮疯狂石头记的追索便成为世人瞩目的事情。凌家滩遗址墓葬区布局严谨，居于在高岗平台地上，面积约1.4万平方米，由南向北分列八排，以第一排和第二排墓葬规格最高，随葬玉器可达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层层叠叠规则放置在墓主两侧及身上。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对玉和美石的追逐，形成了一股热潮，使中国玉、石器制作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而凌家滩的玉石器包括各种象形物、兵器、装饰品等，种类繁多，在同时代文化中十分突出。无论是玉石斧钺所表现出的军权礼仪与君权依仗，还是玉龟、玉人、玉版所体现出的神权与信仰，都将凌家滩的社会与历史指向了文明起源这一宏大的历史课题之中。

( 中国最早的铜镜 )（文 / 常怀颖） 足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