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书信集

( 以赛亚·伯林 )

伯林的书信像他的谈话一样风趣、流利。他能迅速把握他人的性格特征，并不时地做出刻薄的评价：“克罗斯曼又在试着出卖他的灵魂了，但是即便是在相信他拥有灵魂的人中，他也没有找到买主。”

以赛亚·伯林的出身并不低，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木材商人，但由于一些不利条件，他年轻时却吃过不少苦头。他出生于国外，11岁时才随父母移居英国，他还是犹太人，他年轻时反犹偏见还很普遍。入读牛津大学后，在同龄人中间，矮胖、戴着眼镜的他并不占优。在这种条件下，他需要去取悦他人，伯林刚好有这方面的天赋。他也很幸运地在上世纪30年代的牛津大学交到了一群喜欢被他取悦的朋友，这些人也启发了他对文学、哲学和政治的兴趣。

与那时的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伯林也成了一位书信大师，在书信中表现自己的聪明、敏锐和诙谐。这些书信中看不到伯林的感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情书。伯林经常给他的异性朋友写信，表露他的感受，但他的爱情生活在这一时期犹犹豫豫、断断续续。在写给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的信中，他描述了他跟一个女孩尴尬的巴黎之旅，那个女孩以为伯林要向她求婚，“我们在动物园里的会面既兴奋又极其难熬”。伯林热衷于文学和音乐，经常在信中点评具体的作品，如伊夫林·沃的《旧地重游》“开头非常精彩，结尾却粗俗不堪”；斯蒂芬·斯彭德所著《毁灭性元素：现代作家及信仰研究》“十分晦涩、非常说教、极端抑郁，容易引发内疚感”。

以赛亚·伯林的言谈非常风趣，所以会有人邀请他去他们的乡村大宅做客，他的社交生活非常的多姿多彩，比如周末住在罗斯柴尔德夫妇家里，之后“罗斯柴尔德先生用自己的飞机送我回家，飞行经历妙不可言”。他说：“我喜欢马尔罗的原因是他总是用金子付账，从来不用纸币或者支票，他写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检验和验证。”伯林的句子也是一样。

伯林最突出的天赋是他能够对他人很仁慈，同时又能冷静地洞察他们的性格和动机。比如他对赫胥黎的印象：“我住在罗斯柴尔德夫妇家里，和我一样的客人还有一位，赫胥黎。我觉得他不是太聪明，只是知道的东西不少，思维清楚。他总是坐在那里，手捧一部百科全书，离眼睛大约只有3厘米，不时地读出书中的内容。他的谈话虽然见闻广博，内容充实，却永远缺乏趣味，唯一能够在他身上擦出一星半点火花的情绪是厌恶，就像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厌恶自己的太太，巴尔扎克厌恶农民一样。他几乎堪称一类中学生的典范：聪明过人，不苟言笑，自学成才，却因为充满嫉妒而显得丑陋无比。但我想，他对知识的卖弄是他一个极其值得赞扬的品质，而且他很可能是一位善良之人，慷慨、敏感、令人钦佩。”

( 《飞扬年华： 1928～1946》（上册） )

伯林行踪不定，书信的收信人非常庞杂，整理者亨利·哈代做了许多很有帮助的注释，即使如此，读起来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哈代在书的序言中引用了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的一段论自序的自序：“没有序言的书向来令我失望。这就好比到某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序言私人的，充满个性特点，而书的正文往往相反。通过序言，我们可以了解作者对著作所倾注的情感。”

伯林在担任外交官时去了许多地方，先是华盛顿，然后是伦敦，后来又到了柏林，然后是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再到巴黎。他发现，斯德哥尔摩不堪入目，无奇不有，巴黎则像一个墓地，清洁、美丽、空旷、寂静，让人觉得有一种可怕的压抑感。至于莫斯科，他忍不住做了一个类比：莫斯科就像一所制度严苛的英国公学，它不是一座监狱，也不是一间劳教所。居民觉得受到了限制，但又不像犯人。一切都恰如学校，报刊恰如校刊，说到底，终归不会去议论校长或老师们，内容仅限于报道打赢的赛事、学校发生的重大事件，偶尔也会来一些温文尔雅的自我批评，如上星期的《鸽之翼》唱得不够好。政治斗争不折不扣就像校园中的性话题，除非是用最保守的语言，否则绝对禁谈。

（文 / 小贝） 书信集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