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提速

作者:谢九

随着8月份的PMI(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跌破50%的荣枯线,稳增长的动作开始明显加快。9月初,“发改委”连续批准多项重大投资项目,投资规模保守估计超过1万亿元,隐约又嗅到从前“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气息。受到政策的刺激,沪深股市在9月7日放量大涨,上证综指上涨3.7%,深证成指上涨5.08%,创下近年来股市的最大单日涨幅。

9月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审批公告,一次性批复了18个城市的24条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以及一条铁路项目,总投资规模预计超过8000亿元。9月6日,“发改委”再次批复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预计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元。“发改委”如此密集地发行大规模投资项目,导火索在于9月1日发布的PMI数据,由于8月份的PMI指数下跌至49.2%,年内首次跌破50%的荣枯线,此前市场普遍预计中国经济将于三季度见底回升,现在看来复苏的进度显然慢于预期。

本轮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预调微调为主,并没有急于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原因在于,2008年推出的“4万亿”计划,虽然在当时稳住了急速下滑的经济,但也带来了明显的后遗症,很多行业陷入严重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出现快速反弹、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等等,在前一轮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尚未消失之前,政府不会贸然推出新一轮刺激计划。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本轮经济下滑,暂时还没有对就业市场带来明显的冲击,很多城市甚至依然保持着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局面,这和2008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沿海城市一度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现象,由于目前就业市场的暂时稳定,也使得决策者一直没有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相比之下,反而是以GDP增长为首要考核目标的地方政府,成为本轮危机中的急先锋,纷纷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由于对大规模刺激计划负面效应的担忧,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中央政府基本上保持了预调微调的基调。从货币政策来看,央行无论在降息还是降准的力度上都低于市场预期。自从6月和7月实施两次降息之后,央行没有再实施第三次降息,原因在于降息的本意是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但是由于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降息并没有对企业的投资意愿起到明显的提振作用,近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疲软;相反,降息对房地产行业的刺激作用最为明显,两次降息之后,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反弹,这使得央行对于第三次降息也颇为忌惮。除了降息,央行对于降准也同样谨慎,自从今年5月份实施第三次降准之后,市场强烈预期的第四次降准迟迟未至,尽管7月份的新增外汇占款再次出现负增长,央行也没有实施第四次降准,反而更频繁地使用了逆回购这一此前并不常见的微调工具,向市场释放短期流动性。央行的主要担忧还在于,如果实体经济对于资金的需求量并不大,降准释放出来的大规模资金可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反而有可能助长资产泡沫。

从财政政策来看,在此次“发改委”密集批复多项重大投资之前,今年国内其实还没有出现特别重大的投资项目,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保障房,地方政府虽然在近期大张旗鼓地推出各自的刺激计划,但由于资金等多重因素的约束,地方政府的刺激计划更像是画饼充饥。在经济复苏慢于预期的背景下,由于我国还有很大的财政空间,在今年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稳增长的措施骤然提速也就并不让人意外了。截至7月底,全国财政盈余1.1046万亿元,其中中央级盈余2.6853万亿元,地方本级财政收不抵支1.5807万亿元,如果考虑到年初制定的8000亿元的财政赤字预算,目前的财政盈余显然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包含两重含义,一方面意味着政府将资金投向大规模的投资建设项目,另外一方面,减税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涵。虽然我国最近两年在实施减税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力度仍显不够,尤其与政府大规模投资的力度相比,只是积极财政政策中的一个配角。如果从短期刺激经济的效果来看,政府大规模投资带来的乘数效应肯定大于减税的拉动作用,但如果综合考量政策的负面效应以及长期效果,在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工具中,减税还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对于以稳增长目的而出台的大规模投资项目,面临的首要考验就是如何盈利的问题,如果大量的投资不能获得适当的回报,这样的投入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更有可能在日后的运营中带来沉重的负担,成为长期难以摆脱的烫手山芋。以“发改委”近期批复的多个项目来看,投资巨大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无疑存在这样的风险。在“发改委”此次批复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除了广州等城市之外,大部分都是二、三线城市,比如常州、宁波、太原等。地铁项目的一大特点是投入巨大且回报极低,目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地铁项目无一盈利,都是靠政府补贴维持运行,即使在国际上,也只有我国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等寥寥数地能够实现地铁运营盈利。对于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而言,地铁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即使长期依靠财政补贴也仍然有积极意义,但对于一些中等规模的城市而言,地铁是否具有同样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如果地方政府财力不够雄厚,地铁项目有可能成为长期的巨大负担。目前我国的城市地铁建设一般有3个主要指标,城市人口超过300万人、GDP超过100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超过100亿元。此次“发改委”批复的18个城市中,很多城市几乎都是勉强达标。由于一个城市的GDP和财政收入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这一类勉强达标的城市在地铁项目上大兴土木,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

我国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跟随财政政策,随着近期稳增长提速,财政政策开始放松,预计货币政策也会随之转向,为财政扩张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以近期“发改委”批复的10多个城市的地铁项目来看,通常项目投资的30%~50%由地方财政解决,其余资金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预计银行贷款将会成为最主要的手段。上一轮“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一度给银行带来很大压力,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通过贷款展期等技术手段的处理,才不至于变成银行的坏账,即便如此,银行的坏账风险至今也并没有完全消除,在今后几年的地方债务还贷高峰期,银行贷款依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这一轮投资高潮再起,为了配合投资项目,银行贷款将面临再一次的风险压力。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近期密集发行的投资项目也并非全无是处,对于解决就业、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刺激相关行业的市场需求,最终拉升当地的GDP增速都能在短期内起到明显作用。但和以往任何一次经济刺激一样,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始终在旧模式里辗转腾挪,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越是成功,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就意味着越大的障碍,因为这会提升调控者的自信,将来每逢经济减速,都会习惯性地运用旧模式来刺激经济,而不是着眼长远,致力于经济长期转型。而这种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手段,将来可以运用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国内适合大规模投资的项目势必会越来越小,高铁、公路、城市地铁都相继建成之后,还能挖掘出多少投资项目?除非出现重大的技术推动,将来可以大规模开发的投资项目必然是回报率越来越差。如果中国经济在遇到困难时总是依靠短期刺激,未来就会越来越接近凯恩斯曾经描述过的一种极端情形: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再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生活垃圾把矿井填平,最后让私人企业把钞票再挖出来,这样就可以解决失业和经济下滑的问题。(文 / 谢九) 经济宏观经济投资增长提速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