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结巴”起来

( 格罗伊斯 )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吐露记忆，编写故事，陈述观点，有时他甚至可以具有优美的风格，风格还赋予了他合宜的方法，令他成为为人称道的作家。但当要挖掘故事下面的东西，剖开观点，以达到没有现成记忆的区域，需要毁灭自我时，那么要成为一个‘大’作家，这显然是不够的。”德勒兹在这里谈论的是作家的结巴，他在作家的叙述中区分了两种结巴，一种是作为引导语，比如，“他结巴地说……”这种引导语只是一种触及形式的外部指示。而真正的结巴不借助于引导语，而是在叙述中让相关的内容形式、气氛特征或环境本身结巴着、颤动起来，这时的语言，方法必定是不合宜的，它会远离圆熟顺嘴的平衡，风格也成为无风格，而这样做的效果是能够“令一种未知因素流露出来”，这时的语言将不再是传达故事的工具，而是传递关切和问题的中介。

在公共领域，思想也可以作为具有这种作用的中介，而不是作为一种知识权力，也不是作为启蒙的方式。启蒙更多是发生在阅读或沉思的时刻，公共领域则是多种思想的汇集之地，是在一起，与我们共同面临我们的关切，寻找表达愿望的途径。因此，公共领域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多样性，是个体与个体的相互参照。只有存在差异，我们才是真正相同的人。无数人用同一思想来理解他们的共同生活，尤其是在导致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思想，会导致思想的贫乏，阿伦特对付的方法就是让那些借助思想标签做了回答的问题重新成为问题。

2012年三联生活周刊文化节上，我们设置的主题是“思想·广场”，借助了广场这个比喻。我们试想一个公共广场，其愿望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模拟这样一种汇集之地。在这里，所有的讲座，对谈的学者，以及所有的参加者，无论是主讲人，还是听讲的人，都是“与”以及“在一起”的关系。

虽然，话题的产生来自主讲者们，但由于我们邀请了不同学科不同气息的思想者，并且选择了一个集中却又分割的空间，可以让分散的话题都能够在此展开，至少在物理空间的意义上，让多种思想、多种实践可以汇集一地。如阿伦特所忠告的，哲学家在这里要放弃傲慢的假设，但却能让思想展示出本来的尊严。所有的参加者，由于是“与……在一起”的关系，因此被设想为是“本着”自由精神而思考，而不是“为了……”而思考，“为了……”的方式总会使思想烙下工具主义的痕迹。而“本着”，就是使所做之事与这种价值相关而获得意义，这种价值既不服务于所做之事，也独立于结果。“为了”实现一种价值而做事，其中的功利倾向可能导致不择手段，以及对多样性的压抑，以至于远离了所要的价值。沃格林曾提醒我们：无论什么价值，当它被建构为一套体系或规范的时候，就可以不和具体事务发生关系，也将拒绝怀疑，思想也就被禁止。

因为广场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使它与宣示真理的课堂或传道不同，也是因为多样性，它所提供的任何审慎的思考都可作为供我们权衡的意见和经验，因为，公共领域是个意见领域，而非真理的领域。依照阿伦特的分析，真理是排斥意见的，因为真理面对的是永恒事物，像启蒙一样，它注定了寻找或领悟真理只能在一个与公共领域不同的地方，沉思的，个人的。一旦以真理发现者的生活方式加入公共生活，公众就将被降低为被动一方，一旦作为交谈者的他者被视为对手，交谈将局限于水平的对话，成为倾诉，思想也就失去了作为探索的中介力量和作用。而思想作为意见，只有在它建立的世界图像中得到了别人同意时，它的思考才具有约束力，这些思考或许对理解不断流变的生活有所助力，也或许会让我们结巴起来，动用我们自己的结巴去让未知的领域流露出来，从未知的深处唤起可能性的轮廓。

( 欧阳江河 )

为正在到来者暖场

——专访哲学家陆兴华

( 汪建伟 )

记者 陆晶靖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广场”这个概念？

( 王家新 )

陆兴华：广场是所有的政治身份前来展示和自我检阅的地方。思想广场汇集当代艺术、思想、理论、大众媒体、市场。这交汇绝对必要。交汇了，才发生，才算数，这是当代艺术启发我们的。广场同时也是上下文、框架、背景或新的理论阐释。只有作品才发言的那种模式，已经过时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要把身体放到广场上？

( 张永和 )

陆兴华：我们将身体搬到广场上，相当于基督徒去接受最后审判，也相当于艺术家将作品放到公共空间里展览。到了广场，身体之间平等了。这种平等自然而然。“诸众”是抽象的，而当200人坐在一起，它就很具体了。它是未来共同体的种子。它不应急于抛出什么纲领，对话和方案会转移注意力，沉默更有力。在最近的华尔街占领运动后，理论家齐泽克进一步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广场是否意味着一个刻意划定的空间？广场上的人们喂鸽子，而在权力的俯视下，喂鸽子的人本身就像鸽子一样？

( 陆兴华 )

陆兴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指出，广场是由先辈的坟墓来界定，占领、革命和流血之后，才有广场。古希腊的广场，是几何式向外发展，民主是这样一种通过广场的比例来安排群众的位置的方式。这当然是城邦理想，从未成为现实。历史上都是屠杀和篡夺在重新划定广场的边界。所以，广场上的人和鸽子是有共同点的，看起来很纯洁，也无辜，但都不清白。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古希腊的广场，是一个谎言？

陆兴华：也不能说是谎言。期待它是对的，谈论还可以从那里开始。未来的诸众将如何被组织，现在国内外讨论得很多。在谈论未来政治时，德里达指出，以城邦广场为起点的几何式民主，没有代数式民主那么激进。法国哲学家朗西埃最近在说，代数式民主意味着血淋淋地打破原有的身份、财产和知识秩序，重新达到平等。几何民主的说法给人的印象是，古典的广场结构还在，只要一步一步这样落实下去就可以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类似“思想·广场”这样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

陆兴华：我们不必把它当一个起点。按德里达的说法，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起点，哪怕念出一首不起眼的小诗，也可以是起点。当代艺术界里，大家越来越有这样一个共识：一个作品也是一个政治计划，也是一个展示装置。不同作品的政治计划虽然不一样，却是互相平等的，对于想象未来共同体的形成，都一样有价值。艺术展示装置应该是好客的、开放的。也可称我们这个“思想·广场”是一个艺术装置，因为它虽还没有政治蓝图，也不像一般的艺术作品那么封闭，但它好客、开放，正等待新的共同体的到来。

三联生活周刊：交流，有不同的方式，可用文字也可以用影像，但始终存在着德里达说的在场/缺场的问题，像“思想·广场”这种好客、开放式装置，迎接所有人到场，会带来更高的交流效率吗？

陆兴华：本来是在微博上就可说清的，但我们把身体搬到了“思想·广场”上。这种交流有点像诗歌朗诵和歌剧排练，我们要面对观众，当场将自己的思想说得字正腔圆，声调和语气都要合体，这可不是小事。就像大学里的Seminar，看起来松散自由，但其实是很有仪式感，各方都伸张了自己的自由。一个人乱来是没意义的，很多身体在一起才出那个味道。

三联生活周刊：思想是一种工具和武器吗？

陆兴华：即使很少读书，不懂哲学，如果你在使用语言，思想仍然在你身上进行。亚里士多德和但丁都说，思想是一种身体－语言潜能。当你关注个人和集体命运时，一参与思考和讨论，你的思想就冒出来。回家做饭炒菜时，它又退回。思想不是武器，也不是一种可以训练的东西。它像人类的体温，只要你的语言还在自由运用，思想就不会流失气数。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理论有实践冲动吗？

陆兴华：一点都没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而且是更加彻底的实践。真正的实践在过程中会打很多折扣，而理论不会。理论本身是为了演算，是打草稿。实践对于理论的意义不在于一比一制造出模型，去验证理论，这么做没意义。不过，某个伟大的知识分子设计出一个社会模型来叫大家执行，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啦。连马克思都没有这样期待过。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在中国现在的环境里，思想和写作的交流是一个什么状况？

陆兴华：我觉得很多人和我有一样的困境，有写作和思想的冲动，但在周围环境里找不到一个高效的交流渠道。我想，要做这方面的事，想一直做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剧场化：排练了，配角没空来，自己仍在那里排。“思想·广场”这个活动，对于大家的思想交流是非常有益的，它让大家拿着自己的东西来接受检阅，但这还远远不够。一年一次太少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的“思想·广场”活动除了哲学家，还邀请了画家、音乐家、摇滚乐队等各种身份的人来参加，可能是最大的特色。我们认为，思想不是自上而下传达的，而应该在平等空间里讨论和交汇。

陆兴华：只有当多个方向的人马汇集，事情才有意义，一群专家坐在一起，像只是为了完成命题作文。诗人马拉美认为，广场是要清理出来，等待新人的。我们在这里又唱又跳，只是暖场，鼓励我们等待将要到来的人们。展望未来50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将不是我们这代人，而且，我们也许应该将中国的未来命运设为“待定”，这才引人入胜。所以，我们应以更多的好客和虔诚，等待新共同体的到来。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新的共同体和希腊的传统是什么关系？

陆兴华：在古希腊语里，“民主”里的demos是人民，kratos则意味着照广场中心的比例往外切割。德里达认为，民主真正的涵义是把人民放到一个新的切割好的空间里面。广场扩展，然后不断有新的人民到来，进入到新格子里。我们不敢说能给后代制定一个方案，我们只是等待，我们知道有新的东西将会发生，既焦虑，又兴奋，这就是我们的广场心情。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布道者？

陆兴华：绝对不是。暖场的意思是，先讨论起来，让身体在一起互暖，增加勇气。争论和讨论的意义，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给参与的每一个人都带来更多勇气。哲学讨论或思想交流，就是干这个的，很难，因此也能产生悲壮感，但这是积极的身体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思想和身体在现在的语境里是什么关系？

陆兴华：法国哲学家福柯说，呵护身体的技术，会对自我有负面影响，我们成了自己身体的专制者，比如养生，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对自我的呵护，是将外在的专制，内化到了自己身上。

三联生活周刊：尼采谈论的是身体和思想关系的发展吗？

陆兴华：可能吧。个人的软弱、怨恨，往往来自于个人的身体经验。尼采的谈论比较消极。在当代，我们对身体的这种呵护，意味着我们自己在独裁自己。而思想给我们带来勇气，也意味着它能助我们认清自己和身体的关系。我们经常说思想要跟着身体走，如我们的思想更茁壮，我们和身体的关系，也会更健康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德国作家霍夫曼写过一个小说，里面说到一个作家看到一个姑娘在市场上看自己的书，就自豪地上前和她说这本书“是我写的”，结果姑娘像见了鬼一样逃跑了。你怎么看待这个故事？

陆兴华：艺术家和民众的关系也类似。艺术家已发过言了，就应该卷入到人群里去，这是艺术家的归宿。卡夫卡在《歌手约瑟芬和耗子民族》里也说了这个意思。走到人群前说“我是著名艺术家”，这只能显得你很潦倒。写书的人应该明白，劳动分工是我们应该推翻的，写书的人和养猪的人的分工之间，是平等的。如还在计较自己的分工较高，那他这本书也一定写得不怎么样。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在做演讲的时候，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听众，他们在知识上和你是不平等的，你怎么消除这种不平等？

陆兴华：比如许多人来听我讲德勒兹的哲学，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听进去德勒兹所有的话，很可能只是来读德勒兹的某个句子，就着这个句子去写出一些诗来。这个句子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伟大出发点。应该往这方向去想。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讨厌“公知”？

陆兴华：在公共交往很充分之后，民众可以很快就到达“公知”所在的话语－立场位置。知识作为一种权力也不再拥有它过去的位置了。“公知”应该怎么转型，这是一个大问题。在德国，报纸杂志通常会给他们的“公知”留出很大版面，被比较认真地对待，我们这里，因为没有慷慨的版面留给他们，也没受到优先，所以他们的牢骚多？但我们所向往的德国那样的状态，也快要到头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现在中国以思想外貌出现的套话？

陆兴华：德国有个叫萨弗兰斯基的传记作家，哲学素养也很好，写过海德格尔、尼采等一系列哲学家的传记。这摆明是在沙龙里面，写给体面人看的。他的做法类似我们的于丹。因为有这种沙龙需求在先，所以才有讲套话的人。我有一点担心，就是真正的思想可能是暴烈的，拿到听众面前，会吓到人。很多时候人们期待一种类似布道一样的东西，但真正的思想可能是在两个人面红耳赤时产生。布道或者说启蒙，在这个时代已经太背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布道不太可能了？

陆兴华：把思想改编成适合布道的形式，就像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成了话语再生产。布道总要照顾听众，要好听些，再好听些，最后就没有刹车了。思想也不需要被布道的，就像之前说的，思想的能力，每个人身上都有，是一种潜能，不用叫外卖的，在交流时，人人都自给自足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不是像康德谈论启蒙时说的，每个人只需要睁开自己的眼睛看就行？

陆兴华：很多人会说，我睁不开，需要帮助，结果，帮助他的人越来越多，帮助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启蒙”后果。一开始要眼科大夫，后来就要心理医生，再后来要科学家来攻关了……说出来，以为很容易，后来发现很复杂。也比如，电影本应该是一架共产主义机器，最好的布道或启蒙工具，哪里知道半路会杀出个好莱坞，把它当成了统治全球消费者的工具。

三联生活周刊：法兰克福学派主张文化工业毁了我们真正的文化和思想，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陆兴华：法兰克福学派现在当代西方也受到很大的思想挑战。按他们的意思是，本来有两条路，最后，社会却选择了不好的那一条。那好的一条，就是哈贝马斯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计划。德波在《景观社会》里就已断言：没有更好的那一条；所有的路，都将通向这个全球景观－消费装置。阿多诺要是听到这个话，会很受打击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对于苦难的真相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陆兴华：纪录片许诺的“记录”，是不可能的，在真正的创伤面前，被拍的人和拍摄的人都会受不了。在纪录片中，虚构也是绕不过去的，就算是真实，在表现的时候，也需要虚构来垫一下。按照拉康的说法，真相必须是演出来的。面对真的创伤，你看过去时，也都是“假装看见”，你不敢真看的。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各种图片、视频向我们展现的真实太多了，以至于“真实”动摇了。可以这么说吗？

陆兴华：在景观社会里，真实成了虚假的倒影。阿甘本在评德波的《景观社会》时说，在景观社会里，个人就像秋天的蚊子一样，被粘在蜘蛛网上，最后被吸干。这是另一个后果。

三联生活周刊：“黏性”这个词也是现在互联网的服务商很喜欢用的词。

陆兴华：对，是这样。最典型的有黏性的东西可能是手机。阿甘本说，现代人把对奶奶、外婆的那种深情，都献给手机了。谈恋爱的时候也是。人发情给机器看，习惯之后，都不需要看见真人就能发情了。看见真人反而不习惯。我们现在坐在一起聊天，已经不是100年前人们交流的样子，他们可能隔得远，声音大，但比我们亲切。我们现在的谈话是在电子邮件、电话和微博之外的一种补偿。你看，“思想·广场”是相反的东西，是要与黏性斗争。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能不能说，一些地理的元素会限制广场的发展，比如在中国，可能更多的是像《清明上河图》里的那种线性的、繁华的街道，不是一个圆形或者方形的市场，这会限制交流的发展吗？

陆兴华：我们不能强加给宋朝人我们的观念，他们的生活和经济方式可能就不需要广场。我们现在看过去，好像宋朝出问题了。这是错觉，好像宋朝人生病了，要我们来负责似的。我们这个时代来要求宋代怎么怎么样，是不对的。要相信，当时的社会如果需要广场，也一定会演化出某种形式的广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许多古代建筑都是木结构的，很不容易保存，而欧洲许多古建筑都是石结构的，这会不会影响到人们的历史记忆的保存？

陆兴华：欧洲许多房子的门窗都很高，尺寸上与当代合拍，这比房子采用什么材料和格式，更有意义。门窗的高度由建筑的尺度来规定。人要在大地上找到自己的尺度，是难的。就历史感和历史记忆而言，我想欧洲人也是一直被某些意识形态纠缠。我们谈到意大利人、法国人的保护和修缮之认真，会认为他们和传统的连接格外牢固，其实不一定的。他们也是被某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左右的。“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大陆时，倒是令人激动的，你想，拓荒者第一次踏上这么大一片土地，将要自己去建立家园与热土的新尺度。我们今天的处境也类似：找到新的共同尺度，而不是企图用过去来规范我们的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的等待“未来共同体”，很容易让人想起《等待戈多》。

陆兴华：确实类似。法国哲学家巴丢说到激进政治姿态时，就经常以贝克特的句子来结束。失败，失败得更好，再失败……这是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上海，我和一群艺术家做着一个叫做“未来节日”的项目，也是等待型的。艺术家们认为，大家都在赶往节日现场的途中，没什么基地，只有几个帐篷，制作的道具也不知道正在到来者会否用到，这是一种积极的等待。除了这个，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我们都是来暖场的，主要演员没到，我们在这里先造造气氛。在这个背景下谈论思想和广场，很有意义。思想是不需要别人带来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像体温一样，但我们必须要到广场上去，在家里孤独着，会冻死的，只有在广场上，抱团取暖，这种体温才散失得慢。思想就是在这种抱团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模式会打破过去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面向民众时的那种传道－启蒙姿态。

我离开了存在论，而去研究存在物

——德布雷与朋友的通信

亲爱的×××：

……

随着时光流逝，对那些带着“主义”的词语（您说得对，也就是那些意义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对理论之间的比赛和自夸，我采取了一种多少含着调侃的冷漠（虽然那些主义在人间喜剧中有其应有的地位）。社会的看法和职业使我无可奈何地被划归为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种姓或者种类，但是经验教给了我如何与奥维尔所说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令人厌恶的小正统教条”保持警惕的距离，因而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这个主观偏见误导我离开了对文本的分析而献身去研究具体事物，比如纸张——重要思想的脆弱载体，或者研究排字用的铅字——没有它们我们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我离开了存在论（Ontologie）而去研究存在物，比如说自行车和汽车这些琐碎的物品，更准确地说，是去研究这些技术发明在它们的时代如何影响了人类的价值和行为的变化过程，例如女权主义的诞生、个人主义的加速，等等。与阅读海德格尔或罗尔斯来相比，我对这些更感兴趣。这就是我和几个朋友发明的所谓媒介学（Mediologie）。它并不自诩为一门科学，而只是观察智慧和道德剧院的后台的一种方式，立足于在场的技术和机构（我们所称的媒介球体，就是每个时代拥有的独特的传递信号和物体的基层工具系统）。简单地说，就是观察机器对人的影响，换句话说，发明对发明人的作用。可以把这个做法归纳为一种涉及心灵的生态学，因为我们把中介和环境的概念放在中央地位。如果需要和哲学联系上的话，可以算是物件哲学而不是意识哲学。伟大的思想家对小工具和机器只是蔑视，这就是为什么我比较愿意被称为媒介学家而非哲学家，不管是否因此会在高层圈子的一些人的眼光里失去地位。当然，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历史上思想长期所用的实践媒介（而不是当代的大众媒体，对此我的兴趣很小）。中国有句古语说：“智者以指指月，而愚者看指不看月。”我求您赏我一张完美愚者的正式文凭。我们的第一条方法规则的确是突出被隐藏的手指，这个推进种种思想、艺术作品或者事件的载体和支撑物（我知道我们西方人习惯乱用格言，甚至彻头彻尾地发明一些所谓“河边老翁”的名言也未可知，虽然我们对老子和孔子一无所知，但我们在话里掺进一两句“中国圣人”的语录似乎可以显得深刻和闪出古老文化的肤色）。话到这里，不管我是否愚者，我倒真是本能地感觉到比较倾向于中国人接近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把明智的理解和敏感合并在一起，而不是按照希腊哲学或柏拉图，把两者分开。有机而统一的宇宙观，每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互相连接，被同一个气息吹动，力量不断互动，对立其实是互补，等等，我觉得似乎更接近现实，不像我们隔代遗传的二元论里，地球和天空像一对瓷器狗一样面对面放着，好像非在顶部和底部之间做出选择，好像不可能同时头在云彩里、脚踏在大地上。我虽然怀疑粗糙简化的各种“主义”，但我倒很乐意接受一种“精神唯物主义”，一个值得发明的中位范畴。

……

哲学家在与历史教训的对质中是否会赢得更多？有关政治事务的运作，马基雅维里在我眼里比康德更具千倍的启发，丘吉尔或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比哈贝马斯的论文更有深刻的意义，这个温文尔雅的学者以为不需要领土、不需要语言和记忆而只靠一部宪法就可以建立一个国家。请原谅我想强调：隐喻对隐喻地说，我感觉，把人类比作一个人民，要比把人类比作一个大家庭更值得称道。且不说家庭冲突是最可怕的（古希腊人认为是悲剧的动机），你又如何来区分孩子与家长、富有权威的长辈和该服从的小辈？我们不能忘记，普世博爱的理想一般都在血泊里结束，当一个国家要把它当成全球性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没看出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其民主与新革命主义者及其社会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还是如你所说的做到普遍尊重为好，但我不认为需要“世界宪法”，而可以采取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来做共同标准。让我们远远避开任何超国家式的大合并和情感的共融化吧。人类是唯一的，但也是不连续的，就像世界地图上的大洲之间有海洋一样，甚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那里的各个山谷里都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价值尺度。一个有序的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

我们两人都喜欢老世界，虽然你的不是我的。由于我俩都重视运用正确的词语和注意细微色调区别，所以我完全理解你对友谊的赞美以及所含的意义，对你这个儒家继承者来说，它是明显而“意义厚重”的词语。的确，作为别人的同志或者朋友不是同样的事，法文里这两个词完全不是同义。比起同志而更器重朋友，因为党派性和军事性的伦理把同志关系变成仪式性的，差不多成为必须之事，起码对谋求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共同的斗争、共同的理想而形成的分不开的同志关系也不乏美感，还有英雄和刚健的共鸣。尽管它不缺乏庄严，但不是个人之间的联结。它使人服从行动，使个人服从团体。可以说，这种关系在事业完毕后或者斗争结束后马上就解除了：老战友并不经常是朋友。一有分歧就更不用说了，昨天的同志会变成敌人，甚至会自相残杀。而朋友就是朋友，越过时间的变迁和政治上的分手，永远是朋友。友谊是狂热分子所不理解的。据我看，你们的古代思想家恰如其分地视友谊为一种道德意识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它是避免所谓慈善的最好方式，其实所谓对所有人的普爱，实际上这种爱没指向任何具体的人。友谊总是奇异的经验，它能在个别之中取得普遍，无虚伪也无空话。我又开始扮演哲学家了，还是停下来吧。但我得向你坦白，每种罪孽都应得到怜悯。在我激进的年轻时代，我曾经长期更喜欢同志这个词，西班牙语里的Companero（发音更好听）。这曾是为了忘记、驱退或者拒绝私人生活里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平淡，其自私自利和短视的野心使人和人之间隔离，人们好像是多个总在竞争的、有两条腿的小堡垒。我也曾经以为友谊就跟爱情一样，不过是两个人的自私，一种贵族性的小气的闭关自守，但至今，我相信我已经恢复了平衡，能够分开对待团结关系中的两个方面，这两种都是可以逃避“自私自利的冰水”的方式。我相信可以有在工作和人格上都值得钦佩的朋友，同时他并不一定要有同样的政治观点或者社会姿态，另外我也相信在危机时刻会有毫无二致地决定做出共同事业的同志。在寻找正义时我们会遇到同志，在寻找真理时会遇到朋友。

而你肯定是一个朋友。

很快再见。

R.德布雷

巴黎，2012年5月17日（文 / 舒可文） 起来广场设计结巴陆兴华三联生活周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