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的细部与细节

( 布尔萨清真寺里的小男孩 )

哥贝克力石阵

尚勒乌尔法（Sanliurfa）是位于土耳其南部的一座旅游城市，在土耳其语里的意思就是“先知之城”，因为先知亚伯拉罕据说就出生于此。这里靠近叙利亚边境，看上去更像是一座阿拉伯城市，大街上经常能见到穿着拖地长袍，把脸全部蒙住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妇女匆匆走过。据导游说，这座城市是东西和南北两条古代贸易路线的交叉口，也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历史上战争不断，市中心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古城堡，可惜因为城堡损伤得太厉害，谁也看不出它到底建于何时。

尚勒乌尔法北边有一片丘陵地，我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其中海拔最高的大腹山（Gobekli Tepe）。今年4月的一天，我从市中心出发，沿着高速公路向东北方向开，路两边全是农田，种的大都是小麦。因为气候干旱，当地政府修建了多条水渠，我见到的最宽的一条竟然有10米多宽，简直就是一条运河，看得出土耳其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在农业基础建设上下过大工夫。事实上，土耳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完全不需要进口农产品的国家，这一点连向来自诩为农业大国的中国都做不到。

土耳其人口密度不算低，气候条件也不算好，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缺水还是次要的，更大的困难是土壤的肥力不足。原来，这块地方属于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的北端，是农业的发源地。也就是说，这块土地已经被人类耕种了上万年，土壤养分流失严重。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地球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气候逐渐变暖，植物恢复了生机。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形如倒扣弯月的区域（即新月沃地，也就是如今的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南部）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农业带来的稳定产量使得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们放弃了游牧和采摘的生活方式，定居了下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定居点不断扩大，出现了村庄和集市，人们在交往和合作中划分了等级，开启了心智，出现了艺术和宗教，人类文明就这样诞生了。

( 哥贝克力石阵全景 )

那么，农业为什么只在新月沃地出现了呢？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杰瑞特·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指出，因为气候和地理位置等原因，新月沃地恰好存在一批适合耕种的植物品种，纯属运气好。他认为，农业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不可能是某人灵光一现想出来的，而只能是大自然呈现给人类的礼物。考古学家曾经在距离大腹山东北方向不到100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最接近现代单粒小麦（Einkorn）的野生小麦，单粒小麦是小麦的一个突变种，不但可以自花授粉，而且种子成熟后不会从麦穗上脱落。前一个特性便于育种，后一个特性便于收割，这两条是农业之所以能够诞生的关键所在，缺一不可。

以上就是历史学家关于文明起源的传统观点，但是在大腹山下挖出来的一处史前文明遗址彻底颠覆了这个理论。大腹山很好找，我按照路标的指示顺利地开到大腹山脚下，这是一座被农田包围着的小山，比四周的平原高出将近100米。让我惊讶的是，如此重要的遗址竟然没有围墙，也不收门票，只有一对父子负责看守。他俩本是附近的农民，当年被考古学家雇来挖土，参与了整个挖掘过程。后来两人自学成才，看大门的同时兼任导游。

( 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浴室 )

我顺着一条盘山小路往山上走，沿途看到一块石头上有很多小圆孔。导游解释说，这是古人处理石头的一种方法，即先用简单的石器在石板上凿出一排圆孔，然后再将其敲断，有点类似于撕邮票。

走到山顶，眼前出现一个大坑，里面有4个大小不等的圆形建筑物，大的直径有20多米，小的也有近10米。建筑物四周用砖头垒成，中间竖立着若干T形石碑，最高的一块有5.5米高，重达16吨。石碑上刻着很多动物浮雕，出现最多的是狐狸、蝎子、野猪和蛇等能够伤人的凶猛动物的形象。可惜不少石碑都被考古人员用木板包了起来，导游也不让游客下到坑中，看得不够真切。

( 农场主卡迪尔夫妇在自家的无花果园前 )

据导游介绍，这座山自古以来一直被当地人视为神山，传说这里是神灵居住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猜测山下埋着东西，结果挖出来一些燧石做成的石碑残片，但他们以为这是拜占庭时期的墓地，而类似的遗址在土耳其遍地都是，不稀奇，便放弃了。1994年，德国海德堡大学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来此考察，意识到这是一处比拜占庭更为古老的遗址。他申请到一笔钱开始挖掘，终于挖出了这些奇怪的石碑。如今考古界按照大腹山的土耳其名字，称其为“哥贝克力石阵”。

从石碑的形状和动物浮雕来判断，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教祭祀场所，石碑上刻的动物要么是原始人的精神图腾，要么是原始人请求它们不要伤人。T形石碑则很可能是站立的人形，代表了某种宗教仪式的图腾形象。同位素年代鉴定显示，最早的建筑建于公元前9600年，比此前已知最早的人类寺庙还要早5000多年，甚至比农业的出现还要早。最晚的则建于公元前8200年，此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建筑了，仿佛这批建造者突然放弃了这块地方，再也没有回来。

( 中东最大的进出品商品集散地加济安泰普。这里的集市货品十分丰富 )

石碑所用的石材来自距离此地800多米远的一处采石场，当年显然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就连轮子、金属和玻璃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这些巨石大概是用圆木滚动的方式运到山上的。施密特估计建造这些寺庙至少需要几百名工人同时工作，这说明建造者已经懂得了分工合作，其文明程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问题是，这些人靠什么为生呢？施密特将大腹山的周围仔细搜寻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人工种植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工人居住的房屋遗址，但他发现了大量吃剩下的羚羊和野牛骨头，说明工人们所吃的食物是由同伴们从远方专门运过来的。这些人平时并不住在这里，而是被临时召集起来，修建了这座寺庙。

( 加济安泰普当地一家报纸的老板阿依库特 )

地磁勘测显示，这座山的下面一共有20个这样的寺庙，目前出土的遗迹仅占总面积的1/10都不到，还有更多的秘密有待发掘。但是，根据目前已有的发现，施密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这座建筑物是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进行宗教仪式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认为在农业出现之前，仅靠打猎和采摘过活的原始人类完全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宗教，并发展出自己的文明。

施密特甚至认为，正是在建造寺庙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工人们的食品供应，人们开始采集野生谷物并加以耕种，培育出了最初的小麦品种，农业随之诞生。如果这一说法最终被证实的话，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就要被改写了。文明不一定是农业的产物，很有可能是反过来的。

“20年前，大家都认为文明是在大自然的推动之下产生的。”施密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可我觉得，我们正逐渐意识到，文明其实是人类心智的产物。”

那么，经过一万多年的进化，人类的心智是否有所进步呢？

农场主和他的亲戚们

离开大腹山，我沿着90号高速公路向西进发。一个多小时后，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这就是幼发拉底河，你一定听说过吧，我们就在河边找个饭馆吃午饭吧。”司机穆拉德（Murad）对我说。他今年40多岁，是一位艺术家，业余时间喜欢研究土耳其历史，自称是凯末尔主义的信徒。这次他专程开车带我来土耳其南部考察，一路上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土耳其的事情，并毫不隐晦地对现任政府的很多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个政府背叛了阿塔图克（即凯末尔，土耳其国父）当年的教导，土耳其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我们站在河边朝对岸望去。这段河道并不宽，水流极为缓慢，河面上看不到一条船，安静得像一面镜子，河对岸密密麻麻的房屋倒映在河水中，仿佛时间都静止了。我从小学就知道，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道孕育了新月沃地这片文明的沃土，滋养了下游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两条河均发源于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水流量随季节变化很大，不利于航行，但落差大，适合发电。穆拉德告诉我，这条河的上游已经修建了六七个水坝，形成了好几个堰塞湖。土耳其政府还计划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在支流上再建造1200座小水电，因为土耳其近几年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能源极度短缺。

我们在河边找了家小饭馆坐下来吃午饭。土耳其食品种类非常丰富，肉和酸奶都是必有的，大饼绝对管够，蔬菜则喜欢生吃，绿油油的嫩菜叶和辣椒不蘸酱，直接送嘴里嚼。

“现在这个政府太不重视教育了，据说目前只有250万土耳其人经常阅读报纸，平均每10个土耳其人每年阅读一本书，也就是说，每人每年只读0.1本！”穆拉德一边嚼着生辣椒一边对我说，“阿塔图克当年费了很大劲儿改革土耳其的文字，就是为了提高识字率，如今又倒退回去了，再这样下去，土耳其的经济竞争力将大幅下降。”

穆拉德拿了份报纸给我看，我虽然看不懂土耳其文，但明显感觉信息量很小，因为报纸上大都是图片，文字极少，就连一篇专栏性质的文章也不超过50个单词，和中国报纸有着天壤之别。

“越是文盲，信教的比例就越高。100年前的奥斯曼臣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世俗化，大家全是虔诚的穆斯林，阿塔图克通过强硬手段硬是把这个状况扭转过来了，这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依靠专制制度来压迫宗教也不太好吧？现在的政府起码给了老百姓信教的自由，民主国家不都这样吗？”我问。

“你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本质。阿塔图克并没有取缔宗教，只是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开了；而且阿塔图克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给了各种宗教相同的生存空间，现在的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广宗教，但它有偏向，只让逊尼派自由发展，对其他教派则全力打压，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吃完午饭，我们从桥上过河，来到西岸的一座名为尼兹普（Nizip）的城市，穆拉德的姐姐住在这里。这是一座中等城市，大概相当于邯郸在中国的地位。市中心不大，马路两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筒子楼，临街的一层则被改装成商店。如果不是街上行人中有不少戴头巾的妇女，这里几乎和任何一座中国内地城市没什么两样。

我正想着，耳边突然传来了诵经的声音。两幢居民楼之间居然有个清真寺，尖塔上安装了几个高音喇叭，诵经声就是从喇叭里传出来的，那声音在楼板之间来回反射，相当刺耳。

穆拉德的姐姐住在四层，电梯正好坏了，我们只好走楼梯，可楼道的电灯也坏了，黑乎乎的。穆拉德一个劲儿地道歉，可我完全没感觉，因为很多中国中小城市的居民楼都是这个样子的，那种感觉太熟悉了。

但是，当我走进他姐姐的家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家一共有250平方米，光是客厅就有两间，一间是招待客人用的，除了沙发和茶几外什么电器都没有，墙上还挂着两幅用阿拉伯文抄写的《古兰经》片段，另一间是家里人自己用的，有电视，有音响，和中国老百姓家的情况非常相似。她家只有三口人，丈夫卡迪尔（Kadir）是个农民，依靠祖传的一块地生活。她自己不工作，照顾一个上高中的女儿。他们没有买房，这是租来的房子。房间无论大小都非常干净，这也是一般穆斯林家庭共有的特点。

“我们家境很普通，在尼兹普也就算是中等吧。”她补充说。

在我的要求下，他们开车带我去参观农场。我再次被震惊了，原来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200公顷（约合3000亩）的土地，可惜大都是坡地，只能用来种无花果。他还开了个养牛场，养了200多头奶牛，饲料都是从供应商那里买来的，牛棚里设施非常先进，从喷水降温到除粪全都实现了自动化。

养牛场雇用了6个伙计，其中最小的一个才初中毕业，他不想读高中了，小小年纪就出来工作。“这种情况在土耳其很常见，读书其实并不是土耳其人的传统。”穆拉德偷偷告诉我。

卡迪尔是个典型的土耳其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是个虔诚的穆斯林。牛圈的外墙上用土耳其语写着“真主保佑”。我们坐在院子里喝茶，穆拉德继续跟我控诉新政府的宗教政策，卡迪尔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我好几次故意把战火引到他身上，问他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激进的妻弟，每次他都只是笑笑，不说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待穆斯林是有偏见的，像今天这样的情景我在许多西方国家也经常见到，基督徒和无神论者完全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家长里短，从来没觉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到了伊斯兰教这里就会觉得有些异样呢？

聊到最后，穆拉德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虽然我骂了半天，但我心里很清楚，土耳其已经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不可能像某些阿拉伯国家那样，退回到宗教激进派当政的状态了。”

喝完茶，卡迪尔带我上山参观他的无花果园，这地方的土壤质量确实很糟糕，全是小石子，耕作起来非常困难。事实上，整个土耳其南部都是如此，所以这里的土耳其农民很早就改种无花果了。卡迪尔不但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土地，就连果树都是祖上留下来的。树与树之间的间距很大，看上去很浪费，但这种安排便于用拖拉机犁地。因为种树的缘故，周围所有的山都是黄颜色的，看上去触目惊心。

“为什么一定要犁地呢？难道你们不担心水土流失吗？”我问。

“过去这里很少刮风下雨，我们不担心。可最近几年气候变了，又刮风又下雨，土壤的养分损失很大。”卡迪尔无奈地说，“也许祖上留下来的办法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情况了，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正说着，我看到地上有块绿色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块陶器碎片，上面还留有花纹。“这是古罗马时期的陶片。”卡迪尔肯定地说，“这块地原来是罗马人的陵墓，我每回翻土的时候都能翻出很多这种东西。”

确实，要是比历史的话，还真没几个国家能比得了土耳其。但也许正是因为历史太悠久了，土耳其一直是背着包袱在前行。

加济安泰普的野心

离开卡迪尔的农场继续往西走，沿途满眼都是无花果树，以及夹杂在其间的少许橄榄树。无花果树的树冠很漂亮，像一口倒扣的钟，相比之下，橄榄树的树冠是分叉的，很像一个梳着分头的小流氓，难看之极，三毛作词的那首《橄榄树》实在是骗了很多人。

我要去的加济安泰普（Gaziantep）是土耳其南部最大的城市，其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土耳其的正中间，其地位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武汉。当车子驶近郊区的时候，路边的景象把我惊呆了。只见一片黄色的沙漠中突然出现一群高楼，无论式样还是外观颜色全都一模一样，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钢筋丛林。更绝的是，每幢楼顶上都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太阳能热水器，好像树顶上开满了花，样子非常滑稽。

“加济安泰普是土耳其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这两年涌进来大批人口，房子不够住了，只好向郊区扩张。”我的地陪阿依库特（Aykut）向我介绍说，“土耳其人都说加济安泰普是土耳其的中国，因为这里的制造业非常发达。这里还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出口到中东的商品很多都是经过这里运出去的。”

阿依库特是加济安泰普一家报纸的老板，他今年60多岁，皮肤较白，长得和西欧人完全一样，再加上他年轻时曾经在英国留学很多年，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和他交谈时我完全没有身在土耳其的感觉。

据他介绍，加济安泰普的制造业以纺织品和食品为主，目前有超过10万名工人在这里的4个工业中心做工，去年的出口总额超过了5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2009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将加济安泰普评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10个城市之一，是土耳其唯一上榜的城市。而那份榜单的前三名都是中国城市，分别是广州、重庆和南京。

“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你们中国，因为大家都是搞制造业的，而你们的人口多，劳动力素质高，价格低，我们打不过你们。”阿依库特说，“土耳其流传一个笑话，说我们总统派了2000万士兵去攻打中国，中国领导人听说了这件事，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给他们找旅馆。”

阿依库特带我去参观位于市中心的集市，从店铺的格局到里面卖的货品都和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小商品市场毫无区别。“我至今记得去年我妻子让我买台吹风机，家里那台坏的吹风机是土耳其产的，价值75土耳其里拉，结果我到集市里一看，中国进口的只要7.5里拉！这台中国产吹风机我一直在用，效果和原来那台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任何一种商品，只要你们中国人开始做了，土耳其本土做同样东西的厂家立刻就得倒闭。”

阿依库特请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名叫Iman Cagdas的餐馆吃饭，这家饭馆是加济安泰普最有名的饭馆，每天饭点时都挤满了人。阿依库特似乎很有面子，老板专门出来迎接，并给我们挑了一个最好的位子。坐下不久，服务员便端上来酸奶烧茄子、羊肉香肠、碎肉烤饼等各种拿手菜，以及一大堆新鲜蔬菜和小吃，最后又端上来一盘加济安泰普最有名的无花果仁蜜饼（Baklava），用当地出产的小麦和无花果做的，香甜酥脆，让人欲罢不能。这家餐馆做的蜜饼极有名，每盒2.2公斤，在伊斯坦布尔的零售价是50欧元，分开单卖的话更贵，是加济安泰普的名片和创汇大户。

“上世纪末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家只卖午饭的小餐馆呢，因为当时加济安泰普经济很差，没人出去吃饭，旅游业也很糟糕，没有游客。”阿依库特说，“当时正赶上附近修水库，挖出一座古罗马时期的古城，但因为马上要开闸放水，古城将再次被淹没。我听说了这件事，便邀请我的一位好朋友、波士顿大学教授史蒂芬·金泽尔（Stephen Kinzer）来加济安泰普参观。他是《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回去就写了篇文章介绍这个古罗马遗址，称其为‘第二个庞贝’。2000年5月的一期《纽约时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当年就吸引了超过5000名外国游客来此参观，加济安泰普一下子就出名了，Iman Cagdas餐馆也跟着火了起来。”

这个阿依库特果然不简单，很懂得利用国际舆论为自己的家乡造势。加济安泰普市政当局也很聪明，他们立刻拨出专款修建了一座博物馆，把出土的古罗马镶嵌画运到这里展出，并从文物中挑了一幅面容忧郁的女人头像重点推广，称其为“吉卜赛女郎”。如今这幅画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片，到处都能看到她的仿制品。

今年是土耳其的中国年，阿依库特想借此机会重复当年的奇迹，便邀请我访问加济安泰普。此后的几天里，他带着我去各处参观，与各种领导见面，我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国，很多场景都非常熟悉。比如，市中心的轻轨沿线铺着绿塑料做成的假草坪，路边乱停车现象很严重；街边有很多本地人开的品牌店，却都爱起洋名；居民区周围环境很不讲究，但家里都布置得非常考究；普通老百姓很爱国，喜欢看反映奥斯曼帝国生活的宫廷剧……

但是仔细观察，我也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这里的领导们虽然也很爱打官腔，但也有几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干练的年轻官员；这里烟民很多，但几乎没有人在室内抽烟；公交车很挤，但等车的人自动排成一排，很少有人加塞……这些特征，在埃及和突尼斯都是见不到的。

“土耳其毕竟实行了民主制度很多年，再加上凯末尔党人多年的世俗化和西方化政策，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宗教激进主义那一套是不可能行得通的。”聊起伊斯兰教的现状和土耳其的未来，阿依库特和穆拉德的看法非常相似。不过他也对土耳其现在的宗教状况感到担忧：“我是穆斯林，但我也很讨厌每天用大喇叭播放祈祷词，不喜欢有些穆斯林名义上不喝酒，但偷偷买酒回家喝，这种撒谎行为才是最大的不敬，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这么做。”

据阿依库特估计，土耳其目前有25%的人属于像他这样的自由派，另有15%的宗教激进派，其余的都是墙头草。但土耳其人有宗教信仰自由，他所担心的只是宗教势力介入政治。“宗教自由这个口号在土耳其不是针对民众的，而是针对政府的。”他对我说，“我们报纸曾经刊登文章批评政府的宗教政策，结果遭到了官方的迫害。我认为伊斯兰教和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想把这两者混起来，我不认为这么做能成功。”

我在加济安泰普的最后一天，阿依库特带我去了趟土叙边境，参观设在那里的叙利亚难民营。整个营地用铁丝网围起来，里面是一排排的白色帐篷，环境倒是非常干净，但很难想象里面的生活。我到的时候看见很多小孩在外面玩，大人们则躲在帐篷里聊天。几个叙利亚年轻人看见了我，冲上来对着我愤怒地挥拳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懂英文的人，我解释说我是记者，这才逃过一劫。这位翻译把我引到一座帐篷里，一群愤怒的年轻人抢着跟我说话，控诉政府军对他们的迫害。其中一人拿出手机给我看上面存着的照片，拍的是一座村庄被洗劫后留下的一排排尸体。

“土耳其人有个笑话：我喜欢所有的叙利亚人，除了你们的总统。土耳其和叙利亚原来都属于奥斯曼帝国，两国边境是人为划分的。这场内战爆发前两国边境挤满了做生意的人，热闹极了。”阿依库特对我说，“可是你看看现在，两个国家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这就是民主化和世俗化带来的差别。任何人只要看看叙利亚就会明白，土耳其是不可能走回到过去的老路上了。” 穆拉德阿依土耳其总统中国宗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