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管理的现代性：建立与逆转

( 昝涛 )

伊诺努继承了凯末尔的外交路线，“二战”时明智地选择了中立，战后则迅速抛弃了苏联，与欧美结盟，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并和以色列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系列行动帮助土耳其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中拿到了2.59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土耳其经济在欧美的帮助下得以迅速起飞。

土耳其的政治改革比经济腾飞来得还要迅速。凯末尔去世后的第二年，共和人民党就召开大会，宣布党和政府职能分离，其任命不再相互结合，同时决定在议会内部成立反对党，以显示国家制度的民主性。“二战”还未结束，土耳其就开放了党禁，短短5年时间里出现了27个形形色色的大小党派。1946年，土耳其进行了第一次多党派选举，虽然共和民主党获胜，但反对党也取得了一定的票数并进入了内阁，共和民主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被打破。1950年举行了第二次大选，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民主党争取到了土耳其农村大批传统穆斯林的支持，一举击败共和民主党，完成了执政党的和平更替，这个速度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是十分罕见的。

但是，从此以后土耳其就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混乱期，并于1960、1971和1980年先后发生了三次军事政变，三次政变的过程十分相似。有意思的是，军方每次得手后都迅速组织大选，然后把权力交还给了民选政府，因此这三次军人干政都没有对土耳其的民主进程带来巨大伤害。

1995年，又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被选上了台，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但这一次土耳其军队没有依靠流血的军事政变，而只是委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繁荣党藐视法庭对宗教介入政治的禁令，依法将其取缔。凯末尔主义者在这场不流血的“后现代政变”中再次获胜，世俗化政策得以延续。

2002年，土耳其政坛发生了大地震，明显亲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该党领袖雷杰普·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早年曾因“煽动宗教暴力”被禁止列席国会，但他后来改变了政策，避开这一话题，终于得以进入国会并成为土耳其新总理。这一次，土耳其军方没有干涉选举结果，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安全渡过了全球经济危机，获得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

( 2011年5月17日，土耳其现任总理、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埃尔多安在约兹加特参加竞选演讲 )

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候选人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土耳其新一届总统，进一步巩固了该党在土耳其政坛的统治地位。2010年，土耳其警察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了一大批军队高官，此后埃尔多安多次公开表示，要对土耳其军队历史上所有“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凯末尔主义者和亲伊斯兰派别之间经过多年的争斗，胜负的天平终于开始向后者倾斜，被西方国家称颂多年的土耳其模式完成了从凯末尔主义向埃尔多安主义的过渡。

事实上，类似的戏码在中东国家曾经多次上演过，那就是权威政治推动国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但却在自由民主运动进行到某一程度时瓦解了自身，被纷纷兴起的传统伊斯兰势力取而代之。1979年爆发的伊朗革命就是如此，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是这样。对此现象，西方媒体表现得十分纠结，既对中东地区的民主革命表示欢迎，又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复兴忧心忡忡，但《凯末尔传》的作者安德鲁·曼格（Andrew Mango）却认为，目前在土耳其发生的逊尼派穆斯林复兴运动是对凯末尔强力推行世俗化运动的一种正常反应，不必过分担心。

那么，这种变化对全世界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有无影响？本刊记者带着这些疑问对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昝涛博士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土耳其一直被认为是中东穆斯林国家的一朵奇葩，很多人都认为土耳其是继日本之后全世界第二个实现了现代化的东方国家，请问土耳其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昝涛：土耳其是在伊斯兰世界里最早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党人领导的世俗化改革起了关键的作用。奥斯曼帝国一开始的改革不存在主义之争，它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富国强兵。但在和西方接触后日益发现，它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和人家竞争，这就涉及“我们是谁”的问题。奥斯曼精英们尝试过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都不成功，最后凯末尔党人选择了民族主义，生造了一个土耳其民族的神话出来，用这个理念把土耳其人团结到一起。

凯末尔党人的时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神话发展的极致就是“土耳其史观”，这一史观是对“雅利安史观”的拙劣改造，认为土耳其人是发源于中亚的白种人，是当时最高文明的拥有者，数千年前因为气候变迁，土耳其人向世界各地迁徙，并将自身的高级文明传播给了其他民族。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让土耳其摆脱伊斯兰教传统的束缚，但却又不至于丢掉民族的认同感，只要土耳其人民回到自己伟大的过去就可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悖论；第二，凯末尔告诉大家，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兰教文明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甚至西方文明也都源于土耳其，这样就从感情上解决了全盘西化可能遇到的抵触情绪，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就具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在民国时代把土耳其当做榜样，可为什么没有走上土耳其这条路呢？

昝涛：确实，中国在10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土耳其，康有为专门写过介绍青年土耳其革命的文章，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也一直在研究土耳其，中国历史上确实有段时期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说实话，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并不比土耳其更保守，比如当时曾经有过“纪年之争”，围绕着到底是用孔子纪年还是黄帝纪年争论不休。当时人们对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也存在很大争议，甚至还有个“中华文明西来说”。所以，中国也像土耳其一样需要一个民族构建的过程，双方的动力是一样的，只是过程和细节上有些不同而已。尤其是中国有个反满清统治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了汉民族主义，章太炎就曾坚持建议中国应该主张汉代的传统疆域，后来又有人提出过五族共和等主张。当然了，中华民国的建立是通过权力让渡的方式取得的，清帝退位后把统治权让渡给了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从法理上继承了清王朝的国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还有一点和土耳其不同，那就是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共产主义革命，这两件事对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文化改革方面，两国都曾进行了激进的变革。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文化自宫”，比如，土耳其把文字都改了，换成了拉丁字母，但不能否认，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比较快地消灭了文盲，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素质。胡适曾经说过，你说要100%的全盘西化，最后也就能得到个50%，所以一开始需要矫枉过正，必须坚定不移地朝那个方向努力。你看土耳其最终也没有变成西方国家嘛。事实上，土耳其和日本的民族传统恰恰是保存得非常好的。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土耳其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两者虽然都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传统，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打破的是儒家传统，儒教一直依附于政权，得不到政权支持的话它立刻就完蛋了。土耳其革的是宗教的命，因为凯末尔党人相信伊斯兰教妨碍了土耳其的现代化。但宗教不必然依附于政府，其社会生命力是很顽强的。你看凯末尔主义者反了那么多年宗教，伊斯兰教传统依然保持得很好。对比土耳其来看，它的世俗化改革并没有打掉自身的宗教传统，当前的所谓伊斯兰复兴是对当年世俗化改革的一个正常的反应，现在土耳其人反倒是实现了社会－精神结构的正常化和稳定。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凯末尔，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昝涛：有些相似性。那个时代的一些人都是有权威主义的特质，而且想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自身所处的社会。但我认为，毛泽东可能更像凯末尔，毛和凯都成功了，而且两人都搞了“文化大革命”，想彻底改造自己的国家，两者风格上非常相似，只不过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最后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另外，我觉得凯末尔和毛泽东所处的环境很不同，因为土耳其这个国家的体量比中国小太多了，又没打过内战，在很多方面两者的可比性也比较小。

土耳其之所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原因有很多。首先，土耳其本身一直是一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因为国内精英人物一直向往西方，整个国家很自然地倒向了西方；其次，土耳其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冷战”的桥头堡。土耳其的掌权者在“二战”以后顺势投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怀抱，并从那里得到过很多帮助。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一段时间，凡是关心中东问题的人都在谈论“土耳其模式”，认为这是中东穆斯林国家走向民主的一个最好的样板，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昝涛：这事大概要从10年前说起。2003年美国打赢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后，开始着手伊拉克重建，并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作为一个模式被美国官方和学术界提了出来。土耳其是“北约”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被美国的决策者们视为一个“榜样”，尤其是针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土耳其也是美国的一个参照对象。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就曾经说，土耳其的成功证明了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与民主制不矛盾。

另外，这一点也与美国人的一种意识形态有关系，他们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出现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是因为那里的人民没有实现民主化，因此，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是把推广民主制度作为首要考虑的。

但是，“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后，情况有了变化。独裁专制的世俗政权被推翻了，代替它们的却是各色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它们通过后革命时代的民主手段登上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舞台，比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上了台，利比亚“过渡委”欲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依据，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赢得了选举……于是西方国家开始担忧起来，觉得“阿拉伯之春”要被伊斯兰势力接管了。

其实，土耳其的情况和“阿拉伯之春”非常相似。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土耳其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土耳其的政治版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时，亲伊斯兰教的厄扎尔当选为土耳其总统，他出身底层，安纳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保守的政治和社会集团都很支持他，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们则开始相对地被边缘化了。从这一时期开始，土耳其就已经逐渐疏离了凯末尔党人坚持多年的国家主义，并改变了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改革主义的一些内容，摧毁了很多凯末尔时代的禁忌。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拉伯之春”之后的那几个国家正在走上土耳其的老路，不过这段道路并不平坦，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消化民主化所带来的问题。可以说，土耳其模式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样板，但至于怎么走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还有一个自身国情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凯末尔一直被土耳其人尊为国父，但凯末尔主义为什么却又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呢？

昝涛：说它“不堪一击”，我认为这种表述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需要放置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来看，不可简单而论。凯末尔党人所执行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等改革措施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那时的改革以欧洲的进步为榜样，为了进步，很多改革都是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下进行的，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我借用过一个概念，说凯末尔党人在土耳其造就的是一种“被管理的现代性”（Guided Modernity），意思就是“追求进步，并依靠强力推行和保障之”。一旦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发生变化，比如民主制度逐渐完善，这种“被管理的现代性”必然受到挑战。事实上，即使是在凯末尔党人当政时期，伊斯兰宗教势力对国家主义的反抗也从未停止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末尔亲手建立起来的共和人民党在民主化时代竟几乎没有真正赢得过一次大选，而以伊斯兰主义为号召的保守政党，尽管遭到以土耳其军方为代表的强硬世俗势力的不断打压，却可以问鼎政权。

但是，这种变化并不能证明凯末尔主义不堪一击。凯末尔主义追求的是一种进步主义的现代化，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并确实打下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今天，在一个民主化、多元化和自由主义的时代，即使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了，也不能就说凯末尔主义失败了，不能这么简单地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看问题；今天，凯末尔主义所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在土耳其也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三联生活周刊：土耳其军队的角色很有意思。你认为埃及和突尼斯等“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军队是否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昝涛：在土耳其模式中，军方在民主化的过程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一点与土耳其加入了北约，因此受到北约机制的约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前面说了，土耳其曾发生过三次政变，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流血冲突，政变的目的也不是让军人上台执政，而是促成政权更迭，军人达到目的后就很自觉地退回军营，所以土耳其的几次军事政变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但是，自1997年发生了不流血的“后现代政变”以来，土耳其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政变，民主制度在土耳其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通过民主的制度设计对军队进行了压制和规范，并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原因。

土耳其因为较早地实现了多党制，拥有受过非常好的民主训练的大众政党，而在其他中东国家，这几个方面的基础都很薄弱。比如，在过去的60年里，由于政治高压，埃及的政党政治非常虚弱，基本上是依附于埃及军方的专制体制，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埃及根本没有什么有能力的大众政党。所以，我认为土耳其的“军人保卫民主”的模式在埃及这样的国家会有不同特点，尽管目前看来“军队监国”这一现象是相似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如果伊斯兰教复兴了，民主还有可能实现吗？

昝涛：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那个讲过“历史的终结”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曾经说过，伊斯兰教不一定反对民主，但与自由主义却是不兼容的。当然，他指的主要应该是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看穆斯林世界的具体情形，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政治诉求是非常多元化的，简单来说，既有温和的，又有极端的。目前来看，我的判断是，极端主义的诉求，无论是建立教权国家还是实施恐怖主义，都不是主流。

伊斯兰的极端主义，其政治诉求与现代民主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前者的诉求是神权，后者的基础则是民权。也就是说两者的思想基础是根本不同的，尽管在形式上可能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比如在伊朗你可以看到比较复杂的民主政治运作的现象。伊斯兰教复兴不是复古，不是回到过去，我觉得这有点儿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一样，是一个崭新的东西。伊斯兰主义是具有现代品格和气质的，从自身的立场，它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有深刻的批判，但它不是反现代的。

埃及等发生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虽然宗教势力有所抬头，但它们表面上也都承认民主的价值，认真地进行宪政制度的架构设计。执政党虽然在拉选票时可能利用了宗教，但它以后面临的任务是治国，如果上台执政的话，管理一个现代国家需要现代法律和制度体系做支柱，民主的基本架构是不可能轻易被丢掉的，因此在那里不必太过担心宗教复兴的问题。西方人之所以担心这一点，大概是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的一种表现。

从另一个角度讲，宗教尽管具有政治性，但在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治理原则，它主要是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鼓吹，宣称要建立一个他们理想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如今，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东西都不再是以原教旨意义上的宗教为标准，而更多的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人类基本需求，宗教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主要的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指南而已，和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越来越远的。

谈到伊斯兰复兴，我认为应该换一种角度来理解“阿拉伯之春”国家里发生的所谓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本质：它不再是一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运动的复兴，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我比较赞成一位法国学者的总结：“通过这场革命，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拥抱了现代化，这是一种符合伊斯兰主义运动所设定标准的特殊现代化，其表现形式是公民社会反对执政当局的独裁专制与贪污腐败。” 凯末尔伊斯兰文化民主制度阿拉伯之春逆转政治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宗教现代性建立管理土耳其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