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探知新疆秘境

( 2005年发掘小河墓地现场复原图 )

19世纪的新疆考古热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争议，引发了新疆考古的第一轮热潮。这个问题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它是西域地理、历史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罗布泊是形成于湿热气候的上新世的古老湖泊，在史前也曾经几度枯荣，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后，它从整体趋势上逐渐走向衰败，位置变得难以明确。

俄国的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从1872年开始探险，前后来中国4次，他的探险队本来是为了抵达拉萨而建，却从来没有到达拉萨，反倒是在新疆有了惊人的发现。在中亚探险的时候，新疆是他活动的中心，1878回到欧洲后，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罗布泊地理位置的书籍，上面说他考察出来的罗布泊位置与《大清一统舆图》不一致，有纬度1度的偏差，而且，他亲眼见到的罗布泊是一个水深不足半米的淡水湖。

书一出版，当时德国地理学家、地理学会主席冯·李希霍芬就提出了质疑。先后来过中国7次的李希霍芬曾经提出过“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认为，普氏考察到的，不是真的罗布泊，真实的罗布泊是咸水湖，位置在普氏所考察的位置偏东的区域，当地居民甚至早已经不知道罗布泊的名字，他们只知道附近有个“群克”，“大涝坝”。他不否认普氏的贡献，但是他认为，在荒原上，有南北两个湖泊，普氏所见，并不是真正汉唐时典籍所记载的罗布泊——蒲昌海。

普氏为了反驳再返新疆，他提出并没有另一个罗布泊，他到达的喀拉和顺的湖泊，就是传说中的罗布泊。为了证实老师的观点，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先后几次来新疆考察，他提出了“游移湖”的概念，认为塔里木河、孔雀河两条河流下游的这个湖泊是在摆动中的，以一定漫长的时间周期而变化，并拿出黄河改道的事实提供证明。赫定不仅提出了这个事后被证实颇具学术价值的观点，还在此行中发现了“楼兰古城”——这里早已经是无人居住的荒原了。赫定的向导，也是维吾尔族猎人奥尔德克在返回找铁锹的过程中，无意扒开了沙土，找到了几片雕刻精美的木板，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楼兰古城就此发现，也掀起了持续了100多年的新疆考古热。

( 小河墓地出土的“楼兰美女”木乃伊 )

三联生活周刊：对新疆考古的热情就缘自这次偶然发现吗？还是说之前的西方学界已经有了一些知识储备？

于志勇：这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密切关联。当时，英国在中亚扩张，印度、阿富汗都是它的殖民地；俄国也忙于在中亚扩张，占领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急于将势力扩展到葱岭以东。整个新疆在世界地理中的军事战略地位非常高，1870年，对新疆也有意染指的法国人派遣出了自己的第一支探险队——杜特雷伊探险队。这几个西方国家的想法是，把这块土地游离于大清统治之外，李希霍芬他们的争论是与西方国家对此区域的热情同时并行的。

( 楼兰古城残存的屋舍（摄于2005年） )

第一批考古学家，也是和探险家、军事间谍、盗墓者同时来到这里的，有的人自己本身就有多种身份，比如说斯文·赫定，相比起考古学者的身份，他更是一位合格的地理学者；再比如斯坦因，他也帮英属印度的军方做过不少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西方世界是如何认知新疆的？这批考古学者的发现完全是偶然吗？此时中国学术界对新疆有什么认识？

( 考古队员们在罗布泊负重徒步考察 )

于志勇：当时整个世界对新疆的认识都很简单。西方地理学者们拿到的是《大清一统舆图》。历史学家们，尤其是西方的汉学家们，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研究投入很多，翻译了不少历史文献，但都没有实地经验。他们本着的精神和当初在西域“凿空”的张骞没有两样。

从鸦片战争开始，有不少中国学者也开始对西域感兴趣，不过他们的研究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来没人有意来这里考察，倒是有不少流放官员、文人写过一些风物笔记、行记，但显然不是系统研究。有一点很可惜，中国的金石学者对木简、碑文的解读能力不差，可他们也毫无实地考察经验，所以最早的新疆考古的重大发现归于西方，也不奇怪。

( 彩绘骑马武士泥俑（唐） 吐鲁番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 )

横向比较，西方考古学在这个阶段开始逐步形成正规学科，比如近东地区希腊罗马古遗址的发现，再比如当时在英属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做的一些考古，不仅有比较好的治学方式，还有丰富的野外工作能力。就拿斯文·赫定来说，他以地理学为依据，所进行的探险采集之旅已经非常成熟了。当年他们就知道选择深秋季节进入罗布泊，进入沙漠后，不仅消耗的水分不大，还用带冰块的方式补水，沿途他们还能发现一批井泉，包括根据夜间星空辨别方向等等，这些能力有相当的中国学者到了上世纪70年代都不具备，否则也不会有彭加木的死亡。

三联生活周刊：新疆考古的几个热点，包括楼兰古国、精绝古国，还有汉魏之前活动在罗布泊荒漠中的古部落规模宏大的小河墓地，包括佛寺集中的丹丹乌里克，都在这个阶段就被发现了，为什么这批考古学者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 彩绘陶罐（晋） 吐鲁番安乐古城出土 )

于志勇：我们刚才说到了他们的实地考察能力，背后是知识储备。当时对这片地区，汉学家用力很深，几乎所有相关典籍都被翻译成了西文。除此之外，当第一批古梵文、巴利文和佉卢文的文书出现的时候，西方学术界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很多学者都被这种“天国文字”所吸引，他们要把这种文字弄懂，史志调查者、探险家和盗墓者在那个阶段的集中一大任务，就是搜集文书。

1889年，英属印度的鲍尔中尉因为追捕一位欠债杀人的阿富汗商人到了库车，从当地的维吾尔人嘴中知道这里有一座地下古城，发现过大量书写着古梵文的桦皮，用木板夹装，鲍尔费尽力气，买下了51页桦皮，随即拿回英国的孟加拉亚细亚学会，被称为“鲍尔写本”。英国和德国的权威学者都解读为公元5世纪左右的梵文，于是整个欧洲的东方学界掀起了寻找新疆文物的高潮。当时英属印度的内务部长甚至还发收集令给各地官员，成为中亚考古史上的著名的“文物搜集令”。19世纪90年代，大批文物就这么流向西方。

( 彩棺（汉～晋） 楼兰古城北墓葬出土 )

不过，也就此闹出了一大丑闻。当时英国驻喀什代表马继业搜集到了大批雕版书籍，后来查明是从一个叫伊斯拉姆·阿克洪的人手中搜集的，这批书籍在西方出现后，斯坦因和不少学者认为可疑，因为他在中国没有发现过任何雕版书的痕迹。

阿克洪后来被潘震抓获才交代，他和皮山县的易卜拉希姆·毛拉一起造假，最初只是模仿丹丹乌里克地区发现的婆罗密文字的写本，后来觉得模仿耽误时间，也需要小心处理，就改用速度更快、效率也更高的雕版印刷，一批批用未知文字写成的书籍就出现在欧洲学术界的案头上，英国的权威霍尔宁还对其中45本进行了解读。但是出于对霍尔宁的古印度写本研究成果的尊重，斯坦因从未在这个问题上与他进行过交流，甚至在他去世后也没有在讣文中提及。

( 半袖绮衣（魏～晋）楼兰古城北墓葬出土 )

现在，这批90本伪造文物还藏在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印度部之间的角落里。

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当时欧洲学术界对这批“死亡的文字”的热情。他们对此的探知和了解，打开了新疆考古的序幕。

三联生活周刊：斯坦因究竟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如此众说纷纭？

于志勇：他熟读《大唐西域记》，期待自己能成为那个时代的玄奘，而且他还喜欢马可·波罗和亚历山大，也具备很多优势条件。他是匈牙利人，上大学时就师从东方学家比累尔，在英国又认识了几位著名的东方学家，懂得梵文，搜集了梵文书籍《罗阇塔兰吉尼》。1892年，他出版了《罗阇塔兰吉尼校注本》，鲍尔写本出土后，直接刺激了他到中亚踏勘。当时他骑着骆驼穿行于和阗、莎车和尼雅等地，行程是每天30公里左右。正逢清末统治衰败，所以他只靠自己张罗的能力，就能让官人们为他所用。他自己归纳了一句话：稍施小惠，即可为所欲为，走到哪里都没有限制。

他走遍了各个神秘的区域：尼雅、楼兰、丹丹乌里克，包括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都被他轻易拿走了很多东西：壁画、钱币及大量的文书。当年中国也确实没有“国家文物”的概念。

他去沙漠考古的时候已经40多岁，急于有所作为，前期考古都是亲临现场挖掘，以他的学识去身体力行地踏勘，做出的贡献非常之大。后期封了爵士，精神懈怠了，有时候就坐在当地收买文物，让他雇用的人去挖掘，肯定破坏了现场，也将很多考古学上有价值的链条破坏了，这也是他的问题。

他的专业能力很强，陪伴他的有英属印度军方的测绘人员，他们所进行的地理学测量非常精准，是甘肃、新疆地区完美的地图册，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北平的“古物保护委员会”要求民国政府驱逐他的理由。学者们在控诉了斯坦因盗窃文物的罪状后，重点提出了他如何绘制地图，窃取中国军事机密，新疆督办金树吉才将他的文物扣下，将他驱逐出境。

当时在中国西北的域外探险队、考察队不在少数，可是都比不上他的发现。斯文·赫定的成果集中在地理学方面，论考古谁也比不上他。但是从中国立场上说，斯坦因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有学者讽刺那些赞扬斯坦因的中国学者，说斯坦因就像刽子手，把刀砍了下来，可是有人还要称赞他“好快的刀”。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黄文弼他们去过之外，这时候中国的考古学者基本没有到过新疆？

于志勇：其实民国政府还是做了一项重要工作，1927到1934年，民国政府组织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就是其中的成员。先讲一个笑话，你就知道当时的新疆考古是什么状态。有一名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给在迪化的同学发电报，说几号到哈密，几号到迪化，迪化的军情官员看到这个电报，想居然来了两个团的兵力，赶紧派军队去猩猩峡阻拦。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对考古学的认知。不过，考察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回瑞典后写了55卷的考察报告，小河墓地也是这次考察中发现的。定位为“神秘的埋葬着原始先民，以生殖崇拜为特征的墓葬群”。他们挖掘了12座墓葬，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黄先生后来也写了几本报告，是我国在这方面比较早的专著。

楼兰古城1978年的再现

1949年之后，整个新疆的考古陷入沉寂。原新疆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回忆，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分到了中科院新疆分院考古队，当他向领导提出想进楼兰工作的时候，领导很严肃地告诉他，那里是军事禁区，不能进入。

1978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和日本NHK电视台合作拍摄《丝绸之路》，打通了关系，可以进入楼兰，找到了新疆社科院，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的穆顺英所长、王炳华等受命做先期准备。前提是一定要在方圆10万多平方公里的荒原上找到楼兰古城，找到包括留给世人悬念的“楼兰美女”。此时距离西方学者在罗布泊荒原工作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1979年11月成行，从吐鲁番盆地边缘的托克逊，穿过干沟，抵达马兰镇。王炳华他们到的时候，对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处绿荫小城大感吃惊。

最终，他们找到了古城和斯文·赫定报告中记载的古城东部的佛塔，这些工作被中央电视台拍摄下来，经过日本NHK的播出，丝绸之路热和楼兰热再次在世界兴起。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NHK为什么第一个选择楼兰来拍摄？为什么1978年最先进入楼兰的是日本人？

于志勇：日本人对中国、新疆的研究不比欧洲学术界晚多少，他们称之为“东洋史”、“西域史”，相比西方同行，他们的语言优势更明显，对各种简牍的阅读也更加精到。他们有大批西域历史专家，研究遥遥领先于中国。

小说家井上靖写了《敦煌》，但是很少中国人知道他还写了《楼兰》，在日本，楼兰的知名度非常高，反倒是在中国，楼兰几乎无人过问。当日本人提出想拍摄楼兰的时候，当时中国人很忐忑，因为多数人不知道楼兰在哪里，也不知道日本人想干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之后的新疆考古重点在哪里？我看王炳华的回忆录，说是因为军事机密才没有进入罗布泊地区，这种说法准确吗？

于志勇：1949年之后，新疆的考古处于起步阶段，筚路蓝缕。外国人不能随便进出了，罗布泊，对于百废待兴的新疆，考古人可能根本没有想法。楼兰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有概念，当时很少有去那里考古的念头。

罗布泊荒原是无人区，之后成为军事管理区，进出必须找军队合作，即使今天，去楼兰古城，也需要到当地政府办理手续，不能随便进出，何况20年前。NHK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丝绸之路》里的楼兰这段，基本上是中央电视台在工作，包括后期都是剪辑好了才交给日本。

三联生活周刊：楼兰地区除了古城，还有古墓葬沟，包括所谓的“楼兰美人”都是那里挖掘的，对吗？

于志勇：所谓楼兰地区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一般人印象中的楼兰就是《史记》中提到的楼兰国，事实上，罗布泊荒原的这一大片区域，史前就有人类居住了，包括小河墓地也在反映这一情况，所以我们习惯把古城、另外一些古城遗迹，还有附近的墓葬群，如古墓沟、小河墓地等都称为大楼兰片区。现在楼兰古城最方便到达，剩下的区域还是不太好到达。

当年王炳华他们没有卫星设备，是在当地驻军的帮助下进入楼兰的，先到马兰镇，然后穿过库鲁克塔格山，进抵孔雀河下游的谷地。库鲁克塔格山在维吾尔语里是“千山”的意思，当时他们每天在山前寻觅那座无名的古墓沟，士兵们说，曾经发现过在不知名的山谷里有古代墓地，保存非常好。结果王炳华发现，要在无边的荒漠中，完全相似的雅丹地貌中寻找到一处沟里的墓葬群，太难了。

后来，他们找到孔雀河北岸的土丘台地上、一处深埋在沙下、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的古代墓葬群，王炳华说，我就在这里挖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的出土文物造成了很大影响吗？你比较集中在罗布泊考古，给我们讲讲那里的情况。

李文瑛：当时在那里的挖掘大概有一个月，附近40公里外的驻军帮了很大的忙，战士们用手车把沙土运走。地表有7层木桩组成的圆形图案，最外面最粗，在7层圆圈之外，还有成辐射状四散的立木，这大概是古代罗布泊居民为长眠于地下所构建的理想的休憩地。在这片墓地中，挖掘出一些完好的古楼兰女尸，与当年斯坦因他们在20世纪初发表的照片中的形象可以对应——古楼兰人很美，脸庞不大，睫毛很长。她们的头顶蜷缩在尖尖的毡帽里，黄褐色的毡帽上会夹杂有红色丝线，还有一些五彩斑斓的羽毛。她们死亡的年龄往往很年轻，可能是生活艰苦造成的，金发里面还有很多虱子的尸体。

值得一说的是，他们的毛毯上，在脸下面，还都放着小布囊，里面放有麻黄枝，这里面凝聚着当时的文化信息，麻黄枝有麻醉、兴奋的作用。旁边还有草编小篓，编织得非常美观，里面有最早的谷物，麦粒或黍粒，还有已经干结的奶酪什么的。

古楼兰人生活在几乎封闭的、多盐卤的世界，造物主给他们的世界十分苛刻。到了汉朝，丝绸之路开通，由敦煌进入新疆，首站就是这里，于是这里和外界的沟通频繁起来，现在挖掘的一些汉、魏晋的墓地，有的里面有壁画，还有一些精美的陪葬品，不少盗墓者就是冲着这些去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前没有盗墓者吗？在斯坦因、斯文·赫定他们之后，就一直呈现封闭状态？

李文瑛：在没有卫星定位的年代，连专业的考古学者都要走那么多天才能到，王炳华他们在寻找过程中，还使用了军队的直升机，单纯凭借自己的力量是进不去的。现在像小河墓地这些地方，还是要靠租骆驼才能进去，沙漠车都进不去，所以，当年的考古条件虽然艰苦，好处是沙漠中的古代遗迹原模原样地保存了下来，挖掘出来的墓葬往往原封未动。

精彩的小河墓地

1934年4月中下旬，中瑞西北考察团找到了小河墓地。当年孔雀河发大水，考察队员们还是乘坐独木舟进入了这一地带。不过有水并不说明条件不艰苦，当时瑞典的考古学家贝格曼记载，不仅有沙尘暴，还有大量的蚊虫，各种无法医治的疾病，使不少考古队员死在了路上。

小河墓地是贝格曼随意给出的名称，小河是孔雀河下游一条向南支出的小河道，附近的古墓葬群被称为“小河古墓”，维吾尔人对此的称呼是“伊比利斯守着的一千口棺材”。1939年，贝格曼发布了考古报告，他们挖掘了其中的12座墓。2000年，新疆考古所王炳华等人对此地进行勘察，2003年始，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考古所对小河墓地进行全方位的考古挖掘。李文瑛也是其中的一员。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怎么进小河墓地？

李文瑛：现在去小河墓地还是很难，若羌县的34团那里就没有公路了，离目标还有30多公里，必须租骆驼队，或者沙漠越野车。别看只有30多公里，开车的话整整要一天，骆驼队要两天，还得不能出事。如果有沙尘暴，那么所有行程都要终止，要走回头路。沙尘暴一刮就是三四天，即使有卫星定位系统，也还是很难到达目的地。想想当年贝格曼他们找到这些遗址，也真是九死一生。

现在沙漠考古的艰难，主要在于好多区域无法顺畅到达，因为很多区域是无人区，只能靠驼队补充给养。如果是3个人的小分队，至少需要20峰骆驼，这些还不一定能轮到人骑，它们要携带给养，包括发电机什么的，如果去远一点的地方，考察时间长些，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克里雅河尾闾，就需要至少60峰骆驼的驼队，骆驼队行进很慢，每天早上光把我们携带的各种东西捆在骆驼身上，就要很长时间。

即使是大驼队，也没有多少给人骑的，我们都要步行。有个笑话，我们一个管后勤的同事实在走不动了，照顾了一次，让他骑上骆驼，结果煤气罐就让他抱着，一路上他大叫，比走路辛苦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对小河整体挖掘？与附近的一些古墓葬群被盗有关系吗？

李文瑛：事实上，整个80年代罗布泊地区很少有盗墓现象，那里生存条件恶劣，很难进去。我的同事进去前都要身体检查，万一得了急病，送都送不出来。1979年楼兰那次调查，我们只在部分区域进行了文物普查，应该说楼兰文物的保存状态是相对较好的。90年代，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开始，无数条石油测线开通，原来的死亡之海成了四通八达的地区，客观上加剧了文物保护工作的难度，文物也开始屡屡遭到破坏。2003年，有媒体报道“楼兰王陵”被盗，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我们考古所随即派专家前去核查，尽管最终确认那应该只是魏晋时期鄯善国的贵族墓葬，并不是王陵，但如此带有壁画的大型洞室墓，可谓百年楼兰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结果遭到盗墓者毁灭性的盗掘，让人痛惜。从2003年开始，楼兰古城现场永久性的文物保护工作站成立，从那以后，一直有文物看护员们在那里轮流值班，长年累月守着楼兰的这些国宝。

楼兰地区的文物古迹比较丰富，时代上至青铜时代，下至魏晋时期，中间一段属于早期铁器时代，但实际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文物很少，可能罗布泊史前文化存在缺环。魏晋时期的文物，我们发现的有彩棺，还有丝绸等随葬品。过去的盗墓者只窃取金银等所谓贵重器物，可是随着国际古董市场的泛滥，特别是1995年之后，很多墓葬都被连锅端了，像彩棺这样的葬具，甚至干尸也都会被盗墓者盯上。现在从罗布泊镇钾盐矿到楼兰古城，盗墓者骑摩托车几个小时就能到，如果不是有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站在那里，真不知道损失会有多大。所以，小河墓葬的全面发掘，和这个背景有密切关系。虽然墓地距离楼兰古城有100多公里，可是如果不做抢救性发掘，很有可能也会被破坏。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贝格曼挖掘的情况如何？你们看见的小河是什么情况？

李文瑛：当年贝格曼他们只挖掘了12座墓葬。小河墓葬上下埋了5层，贝格曼当时只发掘了最表层，得到的信息很有限。2003年我们开始对小河墓地进行大规模发掘清理，刚到墓地时，发现上面已经被盗掘了，墓地中间有一个两三米的大坑，有些柱子被推倒了，干尸的头颅被扔在了外面。在墓地附近的一片红柳堆旁边，我们发现了篝火，还找到了一些带有刻纹的木别针，可以想象当时的盗墓者们，发现墓中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本想拿走木别针，又觉得不值钱，愤愤地扔了。

小河墓地延续使用了很长时间，前后至少有五六百年。与当年发掘的古墓沟那些墓葬相似，这里的木棺中躺着身裹斗篷的死者，他们都携带着草编的小篓，篓里装着奶渣、麦子等。墓地上栽立着高大的木柱，柱子上挂着巨大的牛头，清理的流沙中还发现很多羊头。每个木棺都用牛皮蒙盖，这些牛应该是现场埋葬时宰杀的。有牛有羊，说明当时经济形态是农牧并重。从墓地大量使用胡杨木也可以看出，这里当年应该是环境不错的绿洲。

现在我们做考古的可以和很多学科联手，可利用的新技术很多。比如通过DNA技术对墓地出土人骨进行分析，发现小河人是一个东西方混合人群，而且还进一步分析出来他们很可能是从南西伯利亚草原一路辗转迁移到了罗布泊。在小河墓地的最底层，有一个埋在最中间的女性，我们叫“老祖母”，她的埋葬仪式非常隆重。经过DNA分析，我们发现埋在她周围的人，都带有她的遗传基因，说明他们之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从发掘的情况看，下层墓葬也就是早期墓葬反映出的文明似乎更发达，上层也就是晚期反而衰落了。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的小河文明，到距今3500年左右衰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和北大合作在墓地附近做了一个采集沉积样品的剖面，通过样品分析看出，小河人生活的时期，这片区域有湖泊，有人类可以赖以生存的绿洲，而此后将近1000年这里环境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有河流，但入河流沙很多，淡水资源变少，绿洲相对而言也肯定在缩小。应该是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使这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导致了小河文明的最终消亡。

三联生活周刊：查清楚这里一共有多少墓穴了吗？

李文瑛：发掘的墓葬有167座，但发掘前对墓地上因自然和人为原因被扰乱后散落的棺板进行了统计，有190座，这样看，整个墓地至少有墓葬350座以上。现在，墓地现场已经尽量进行了回填和复原。当年我们发掘的时候是夏季，留了几位同事在这里守护，专门挖了地窖存水，还有营房车让他们居住，车上安装了空调。这里最热的时候能到80摄氏度。最糟糕的莫过于刮风，风沙把发电机折腾坏了，没有了空调的营房车烈日下像个大烤箱，留守的同事都快被折磨病了。现在，小河墓地也属于楼兰大片区看护。

新疆考古的其他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疆考古的领域里，名气最大的是楼兰、精绝古国，包括小河墓地、丹丹乌里克等，还有就是吐鲁番、哈密地区的一些古墓，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

于志勇：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比如楼兰之所以出名，一是沙漠地区的考古有神秘色彩；二是楼兰的知名度一直很高，而且从北朝开始就是这样，唐诗里面有“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单骑向楼兰”，人们对楼兰有浪漫主义的想象。

西域古国“精绝”遗址现位于民丰县，这里被称为离“天安门最远的县城”。1995年，考古所去尼雅河流域考察，偶然发现了形似胡杨木的船棺，发觉了尼雅一号墓地，是精绝王国末代国王的陵墓。这里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包括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是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所以知名度很高。墓地中所见的男子，都配有刀、弓，当年精绝国只有3360人，是个小绿洲，胜兵却有500人，靠这些实际出土的文物，可以推测当年这个国家是怎样组织自己的兵力的。

丹丹乌里克地区也是因为当年斯文·赫定的深入而出名。那里是古和阗佛国所在地，现在又挖掘出来了小佛寺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精美的壁画。而且这些壁画特别有意思，不完全是佛教的，还有祆教的。

其实新疆有价值的考古区域远不止这些，只不过这几处知名度太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别的还有哪些有价值的发现？

于志勇：最近在伊犁河谷的发现价值就很大，大量的古墓葬群，不仅揭示了汉晋及之前这片区域的情景，包括后来西突厥时代，也有很多历史文化信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我们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准，比之当年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挖掘所发现的学术成果要高很多。像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古墓，包括洋海古墓，我们都没有研究透彻，都还有众多令人惊喜的发现。但可能这些都不像沙漠考古那样带有探险色彩，所以人们的关注度没那么高。

三联生活周刊：所谓汉朝的西域三十六国，可能一一对照地被发现吗？

于志勇：这其实是个不断变化的历史概念。汉时期记载是36国，后来还有55国的记录，但是，这段历史属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到了东汉，包括魏晋，中央政府的统治到不了这里了，小国家就开始被大国家吞并，楼兰、库车等大国，也就是专家说的绿洲城邦吞并了不少小国家，进入了塔里木盆地争霸阶段。大国，比如库车——汉代的“龟兹”国，按照《汉书》的记载是8.1317万人，比之当初记载的3000多人的精绝国大多了，所以班超想控制西域就要控制库车。魏晋南北朝，早就不是36个国家了。西域不像中原，新城往往不建在老城之上，往下挖可能也看不到断层，当年很多古城都留在荒原上了，我们只能逐步普查。

随着普查的不断深入，考古范围也越来越开阔，比如在楼兰考察魏晋以来的屯田；研究龟兹，可以发现不少汉唐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文 / 王恺） 新疆历史探知新疆考古文物博物馆王炳华小河墓地盗墓者秘境如何罗布泊新疆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楼兰古国楼兰女尸楼兰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