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印度遇到的朋友

（文 / 吴苏媚）

( 1952年，特蕾莎修女在一座印度庙的旁边建起了“垂死者之家”，让穷人得到应有的爱和人的尊严（摄于1976年） )

我坐汽车前往曾经的法殖民地本地治里Pondicherry。多年前，奥罗宾多和法国女子米拉·阿尔法萨在本地治里的奥罗维尔联手建立理想国。奥罗宾多是印度著名的哲学家和瑜伽导师，卒于1950年。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一度很有政治抱负，后来转向了精神追求，创立了新宗教流派，即“整体吠檀多”理论体系。宣称宇宙是由现象世界和超越世界两个世界所组成，超越世界由现象世界演化而来。

本地治里很有法国腔调，街区纵横交错，呈整齐的方形。墙壁刷得洁白，某些街区呈现出印度城市难得一见的空旷感。旅馆墙上挂着法国阿妈米拉·阿尔法萨的照片。奥罗宾多过世后，她的威望扶摇直上，也被视为圣人。

本地治里10公里外是奥罗维尔。当年印度政府划了一块地给奥罗宾多和阿尔法萨打造理想城市，这里曾经掀起过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无以计数的西方人从世界各个角落而来，献身于奥罗宾多设计的终极梦境。奥罗宾多希望能够超越性别、人种、国家的界限，在这片自由平等的土地上，升华人类的精神。

从本地治里坐火车到布里，逗留几天之后，再去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特蕾莎仁爱教会的义工

( 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在“垂死者之家”帮助贫困的重病患者（摄于2003年） )

1690年，当英殖民者来到加尔各答时，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300年来，加尔各答已经发展成为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印度四大城市中，加尔各答最有活力最有灵魂最有人文关怀，这里人才辈出，除了鼎鼎大名的泰戈尔和特蕾莎修女外，还有西塔演奏家拉维桑卡、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我已经不太记得这是第几次来到加尔各答了。没有再住玛丽亚旅馆，住进了日韩背包客的地盘帕拉宫，因此在那儿认识了日本人小田。小田以前是做IT业的，过着高收入高消费的奢侈生活，突然有一天，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过一辈子，于是立刻辞职，去非洲赞比亚做了两年义工，帮助当地人使用电脑。他住在一个看得见草原的山坡上，还交往一个非洲女朋友。他说她是个好姑娘。

小田准备去孟加拉。我说，孟加拉好像没有什么值得看啊。

( 瓦拉纳西是印度教的圣地，恒河贯穿瓦拉纳西城，印度教徒以在恒河中沐浴而感到无上的荣耀 )

小田笑笑说，他想去那里做义工，很多日本人在孟加拉做义工的。

肃然起敬。日本背包客群体在全世界都得到了很大的尊敬，除了他们这种谦让有礼、踏实认真、不给对方添麻烦的民族性格，也和他们在义工项目上的无私奉献有很大关系。不过，日本人对外族打开心扉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这也是他们自己更容易扎堆相聚的原因。

( 由日本背包客在瓦拉纳西郊外捐建的一所小学——Mother Baby School )

我在帕拉宫旅馆和韩国妹玉良同住，玉良很淡定从容，她说，她见过我，在奥罗维尔。隔了会儿，她又说，四次。把我吓了一跳，她见过我四次，我却因为近视的关系，从来没有见过她。玉良38岁，10年独居在澳大利亚一个静寂无人的山里，因为这样的缘故，玉良非常耐得住寂寞。玉良随我一起去特蕾莎仁爱教会做义工。

报名做义工的人很多，各个国家的人都有，这是特蕾莎修女经久不衰的人格魅力。据说很多日本人都是由学校组织来做义工的，韩国人有些是教会组织的。当然，更多的义工是像我这样的背包客，走着走着听说了特蕾莎仁爱教会就过来看看。

( 瑞诗凯诗被誉为瑜伽之都，随处可见正在打坐的修习者 )

特蕾莎修女原为阿尔巴尼亚人，1928年被天主教会派到印度做护士，随后加入印度国籍。1948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创立仁爱教会，专门救助老年人、麻风病人、残疾人和重病患者。

垂死者之家的状况比我想象中的似乎要好一些，有些病人甚至挺独立的。

( 瑜伽修习者齐藤美慧 )

我系着围巾站在那里，有些茫然，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好像没有人需要我。想去洗碗，洗碗的地方已经坐满了义工。跑去阳台上晒衣服，已经好几个人站在阳台上了，只要一有活来，大家就纷纷围上去，用我的刻薄话来讲就是“像秃鹫一样抢活干”，抢到一两件衣服去晒，就觉得自己付出了。

有个短发的资深日本义工，像有强迫症一样，一定要所有的衣服都按她的晒法来，所有的衣服都要朝一个方向晒，如果有错，她就过去纠正。叠衣服时也如此，全要按她的叠法来。如果叠法和她不一样，她就要来纠正。总之，她垄断了阳台的审美观。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不会叠衣服的人了，趴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风景，下楼了。

( 列侬住过的9号圆石小楼 )

有谁需要我呢？我被花园里一个家伙吸引了，他一直弯着腰在捉蝴蝶，拐着脚一跳一跳的。我坐到那里去，看他是怎么捉蝴蝶的。然后有一个资深义工走过来，温柔地说，这里的病人是有攻击性的，只接受男性义工。

我连忙抱歉地退出来，坐得远远地看着他们。病人们很愉快地晒着太阳，有一些看起来痴痴呆呆的。白人义工们耐心地给印度病人喂食，中间夹杂着几个日韩系的很有干劲的家伙。我盯着一个白人老头看了很久，说真的，他甚至比大部分印度病人还要年迈，再过几年，他也许就要需要他人来照顾了。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过来做义工的呢？这里的义工们都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特蕾莎修女当年接受外国义工，并不是这里真的需要人手，而是想要更多的人去学习关爱他人。

我坐在阳光下，直视自己的心——我的心里，有爱与慈悲潺潺流动吗？我来这里是因为好奇吗？还是我真的想要去学习关爱他人？如果心里没有对他人的爱与慈悲，那么就是一个病人。作为病人的我，是在印度学习自我治疗吗？

有个资深义工请我去帮忙，扶个中年印度男人散步一圈，终于有事可做了。我们走几步就坐下来休息，病人很安静，也不找我说话，就自己安静地坐着，于是我也安静地发呆。散完步后，他大概觉得我不错，就有些羞涩地说，他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家住喀拉拉邦，很快要出院了。

但愿是真的。

另一个智商有问题的孩子喜欢玩扔球的游戏，我就陪他玩，玩得很高兴的时候，跑来一个病人抢走了球。尽管我们把球拿回来了，可孩子再也不愿意玩球了，紧紧地抱住球，好像那是他全部的世界。

垂死者之家的食物还不错，病人们还吃到了鱼。大多数病人都坐在走廊里吃饭，有些病危者就躺在床上。有个瘦得脱形的老头直直地躺着，已经无法进食了。白人资深义工姑娘强行给他喂食，说他再不进食就会死去。她让我抓住老头的手，以免他用手推挡。我握住那只骷髅般的手，感觉到他无力反抗的悲哀，似乎有什么东西不可逆转地流走了。

我知道他活不长了，可第二天，当他真的濒临死亡时，我还是受到了震动。两位资深义工坐在他身边，房间里充满着一种静穆的气氛。我倚着门站着，想将死亡这件事看得详细一点，可又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种冒犯。如果不是怀着极大的爱与慈悲的话，看着他的生命之光慢慢消逝，难道不也是一种猎奇的变态的肮脏的秃鹫心理吗？我不确定我的心里有足够的爱与慈悲，觉得自己当下的心情不够纯净，太过复杂了，所以踌躇再三，还是离开了。

我跑去垂死者之家隔壁的残疾人之家去帮忙，搬床、放床垫、铺上床单……这里全是女性病人，情形比男性垂死者之家悲惨多了。这里才是需要更多的义工的地方。一个身体半裸的老妇人用爬的方式去上厕所，我想要做点什么，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呆呆地看着她以这种可怜的方式爬进了厕所。觉得心酸，掉过头去。

有个老奶奶想要进房，我上前搀扶，可她挥手拒绝了。那瞬间，我突然懂得了，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乞求怜悯。或者身陷于这样的苦难，更需要保有自己的一份尊严。

角落里躺着一位瘦弱可怜的妇人，垂垂老矣，奄奄一息，已经无法下床了。她眼含泪水，抓住我的手，好像我是她溺水时的稻草一样。她请求我亲吻她的脸，我怔了怔，俯身亲吻她，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摇晃得很厉害，沉默地闭上了眼睛。

瓦拉纳西：日本背包客建立的小学校

瓦拉纳西有许多旅馆。各国背包客在瓦拉纳西都有自己的地盘，比如久美子是日本人的地盘，而Om rest house则以韩国人为主。老板Om和他的侄子秀帮都很帅气，深受韩国妹欢迎。写《穷人的幸福》的韩国作家柳时和也曾经在此下榻。

我在瓦拉纳西学习瑜伽，老师名叫拉里，是个身形修长的资深帅哥，颇有魅力。拉里老师非常推崇冥想，教导形体瑜伽时，也会说一些冥想的事情：“我们没有敌人，外面没有敌人，真正的敌人是你的内心，所有的困扰都来自于内心。”这样的道理我在禅修的时候也听过许多次了，深以为然。瓦拉纳西满地牛粪苍蝇乱飞，酷夏使人睡思昏沉，此类教义，具有清凉剂的功效。

有一家街角的餐馆，擅做日本菜、韩国菜，每天都有很多日韩背包客在那里吃饭、发呆。我就是在那里认识美罗的。美罗俏丽清新，一头柔顺的长发。很多日韩女人就有这样的本事，即使身处垃圾遍地的瓦拉纳西，仍能保持自己纤尘不染，美罗就是其一。

美罗在瓦拉纳西已经住了四个月了。我很惊讶，为什么只在这里，印度这么大，有那么多值得看的东西。

一问，才知道美罗并不是前来印度观光的背包客，她是来做义工的。日本背包客在瓦拉纳西郊外捐建了一所小学，叫Mother Baby School，以便周围的小孩子上学。日本人的实干精神和爱心奉献真是惊人，这所小学的所有运营都由日本年轻人接力承担。作为“校长”的义工报名时，需要承诺待满两年，而另外两位义工则要待满半年。

“美罗，你怎么会想到来Mother Baby School做义工呢？”我问。

“有一天我想要为别人做点什么事情，就在网上搜索义工，然后看到了印度瓦拉纳西的Mother Baby School，于是就来了。”美罗的回答很朴实。

美罗说，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和她一起去看看Mother Baby School。

我确实想看一下日本背包客在印度乡下做了些什么事。

早上7点，去湿瓦旅馆与日本人会合。这一期的校长是一个叫铃木香奈的日本姑娘。她坐在床上抽烟，白色T恤，头发短短的，有一种让人信任的淡定气息，我完全能够想象拥有这种气质的她在办公楼里过着白领丽人的生活。可是，她却选择住在这么狭窄闷热的房间里，在异国他乡教小孩子读书识字。

那天一起去Mother Baby School的共有五个日本人。除了香奈和美罗，还有一个义工叫亚理莎。亚理莎长得很艳丽，一头蓬松长卷发又黑又亮。这样的女人应该出现在日本银座才对。还有个言语幽默的日本男孩是去年的义工，今天只是过去探望孩子们的。另一个日本姑娘则和我一样，是去做一天的临时义工。

日本背包客基本上是一个排外的集体，他们对于外国背包客来说，都是很羞涩内向的，但只要一遇到自己国家的人，立刻就活跃起来，也不肯说英语了。当其他日本人讲日语讲得天花乱坠时，坐在我边上的香奈体贴温柔，淡淡地用英语跟我讲着路边那些庙宇的来历。

车子驰入了一条稻田间的弯折土路，还没到Mother Baby School，就有一堆小孩子飞奔出来迎接了。学校是一幢土黄色的两层楼建筑，细节处充满了魔幻主义风格。比如厕所的墙壁上雕刻着一张人脸，嘴巴挖了个洞，正好用来放肥皂。每一级楼梯的边缘都镶有彩色玻璃作为装饰。美罗给我看学校的相片集，一翻，又是感叹。当年建造这所学校时，前来参与的全是日本年轻背包客。他们是如何劝说印度政府批准这块土地这个项目的？又是如此把个人智慧与集体能量相结合的？

我不免联想到自身，像这样的一所学校，中国人能不能盖起来？盖起来后，有没有可能也长久运作下去？这太考验民族凝聚力了。很多背包客都是个人英雄主义，要想薪火相传使一件事情长盛不衰，需要那个国家的年轻人具有一流的团体协作意识和价值观的高度认同。

我没想到临时义工这活还能这么辛苦。我和香奈负责一个班级，她已经把大多数调皮的孩子都揽过去了，我旗下只有三个家伙，还是被他们烦得筋疲力尽。一个总是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力的小姑娘，一个不爱学习经常发呆的小男孩，还有一个反应很敏捷但极其调皮的小男孩。我奄奄一息地用拼板教他们英语单词，自己也处于走神状态。有时候还得徒劳地喊着：“乖哦，要听话哦，把鼻涕擦一擦。”以我粗浅的育儿知识，不断地送上廉价的赞美，“哇，你真聪明，太棒了哦！”

香奈有时候朝我微笑一下，似乎明了我强行压制的烦躁——我真的不适合跟陌生小孩子相处，我对他们无能为力。

终于把半天挨完了，她们把所有的小孩子都送出了校门，一人发一把糖果。有些小孩子从背后抱着美罗和香奈，脸紧紧贴着。那种亲昵让我觉得紧张，如果是我的话，大概已经死命挣脱掉了，她们却像天使一样任由小孩子们抒发内心的情感。

亚理莎做了份面条，苍蝇多得让人崩溃，以致亚理莎让我写一些义工感想时，我顾左右而言他，写下了“这里的苍蝇太多了”。我没有说任何跟学校有关的事情。

这次参观之行，我花了很多钱，先是花1000卢比买下小孩子们制作的一些首饰。虽然一个也不喜欢，但为了让他们觉得这些工作是有意义的，还是赞叹着买下了。然后又花钱吃了亚理莎做的被苍蝇层层围攻的面条，边吃边担心闹肚子。

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和这些日本人的差距，并为之汗颜。如果让我继续再在学校里待下去，简直跟坐牢一样，我对这些印度小孩并无感情，也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去奉献——我心里没有这么充沛的爱。

像铃木香奈，30岁的美女，这样年龄的中国女人不是应该拼命寻找姻缘努力抓住点看得见的利益吗？香奈却如此淡定地把两年时间交给了瓦拉纳西郊外的一所小学，好像并不在乎自己的将来一样——像这样内心纯净充满温柔之爱的姑娘，一定会有更美好的将来。

瓦拉纳西是一座伟大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许多背包客在这里长住，也因此大街小巷流传着诸多动人的离奇的异国恋事。久美子旅馆的老板娘久美子是嫁给印度人的先驱，她已经是嫁得比较理想的了，毕竟嫁给了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婆罗门男人。有更多年轻的日本姑娘，两眼一瞎，嫁给了船夫、杂役这种既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地位更谈不上玉树临风的印度男人。我听了这样的传奇故事后，只能说，日本姑娘勇气惊人。

我最爱听瓦拉纳西的八卦，每天缠着Om给我讲这里丰富多彩的人世百态，比如某某旅馆的老板有个韩国妻子，后来劈腿了另外一个韩国妹，被抓了现行，韩国妻子一怒之下，带了孩子回韩国去了。再比如某某餐馆的老板是个欧洲女人，因为不愿意答应尼泊尔厨子涨工资的要求，一夜之间，整个厨房的人全跑掉了，结果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不得不关门谢客，损失极大。

当他讲到我的瑜伽老师拉里的绯闻时，事情有点不好玩了。绯闻到了这么轰动的程度，也就是丑闻了。故事还挺新鲜，也就几个月前滚烫出炉的。拉里老师有个德国女学生，年轻又漂亮，住在拉里老师家里学瑜伽，在长期授课的过程里，她喜欢上了拉里老师，拉里老师最终没能抵抗住她的魅力。

德国妹要求拉里老师离婚，老师不愿意抛妻弃子。于是德国妹一怒之下，跟拉里老师玉石俱焚，到处诽谤拉里老师强暴她。拉里老师的妻子把她赶了出来。她出再多的钱也没有旅馆愿意收留她，觉得这姑娘已经疯掉了。据说她一度流落街头。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她的印度签证被中止，护照上盖了一个10年内不允许进入印度的章。

一段爱情，走到了分崩离析两败俱伤的结局，真让人唏嘘。

我有些伤感地说：“她还是太年轻了，对于得不到的东西使出这么激烈的手段。其实越想要什么，就越是得不到。强烈的欲望，有时候不是推动力，而是阻力。”

Om说：“任何改变，都需要时间。她太没有耐心了。如果两个人真的相爱的话，她不会这样去伤害对方的。对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驱逐出境，并且10年内无法再回到印度。这个惩罚太可怕了。

拉里老师呢，他在想些什么呢，他有被这次事件击倒吗？对于男人，爱情狂风过去后，仍能波澜不惊的吧。对于女人，这么有杀伤力的爱情，是至少要增加数条皱纹的。

瑞诗凯诗：无法停止地要追问“我是谁”

Ved Niketan Asharm是瑞诗凯诗（Rishikesh）最可爱的道场，如果住满五天的话，可以每天免费上两节瑜伽课，早8点，晚16点。单人间的房费才两美元，价廉又物美。Ved Niketan Asharm聚集了很多外国瑜伽爱好者，老师是个年轻的印度男人，有时候他想偷懒，就让他的得意弟子帮我们上课。那个得意弟子腰肢软得像水蛇，经常把自己扭成不可思议的角度，惊起底下一片艳羡。倒是我们老师比较含蓄，虽然看得出来身怀绝艺，也绝不招摇。

我在Ved Niketan Asharm结识了日本人汤姆、齐藤美慧、纪子。

汤姆是持加拿大护照的日本人，一头卷毛乱发，多才多艺，已经打了18年太极了，每天傍晚都在恒河边打太极。纪子住我隔壁，总是在睡觉，皮肤睡得水灵灵的。齐藤美慧住在汤姆隔壁。我和美慧情投意合，经常聊起禅修。有一次在恒河边散步，我说：“美慧，你知道吗？印度人认为，醒着和做梦并无区别，也就是我们现在站在这里说话，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这可能也是一个梦。我看见你不在，和我梦见你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美慧惊骇了很久，嘴成了一个圆。

我初闻这些时，也深觉震惊。印度就是这么一个倒立着的国度，经常有一些颠覆性的东西，让你伫立良久，反省自己过去的生活，思索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而“Who am I”这个能够瓦解掉你对自己固有认知的终极问题，也会渐渐地浮出水面。

“美慧，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想啊，可能是所有深爱印度的人都是想要寻找答案的，而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Who am I，你一定要去看看拉玛那·玛哈西（Sri Ramana Maharshi）写的《Who am I》。”虽然我自己也并没有好好去研读这本真经，却很热情地想要推荐给别人。

美慧突然像变戏法一样，从包里掏出了一本袖珍小册，向我扬了扬，“是这本吗？”

轮到我的嘴成了一个圆。

“这是别人送给我的，说写得很好。”美慧说。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去汤姆的房间聊天的时候，我一抬头，突然看到墙上写着一行字：Who am I？汤姆倒并不追问这个，字是以前某个住客留下来的。

我们四个人志同道合，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早上的瑜伽课上完后，就结伴去The office吃不知道是早饭还是中饭的食物，这家邻着恒河的餐馆有着全瑞诗凯诗最好喝的奶茶，以及招牌特色菜香蕉芒果馅的萨莫萨，以及铺满了石榴粒的水果粥。

汤姆知道许多稀奇古道的事情，比如他会说：“银子是减轻能量的，金子是增加能量的，想要睡得安稳就要戴银子，但如果生病的话，那就要戴金子哦！”

去Moon dance吃尼泊尔大餐，则是我们隔几天才能够进行的一个节日。因为餐馆稍有点远，只要有哪个人懒惰一下，计划就要搁浅了。汤姆对Moon dance家的菜单很了解，只要掏100卢比，就准保能吃到让人涌起幸福之感的美味。

瑞诗凯诗是素食之城，鸡蛋已经是罕见的奢侈了。在瑜伽修习者眼中，食物被分成三类：悦性食物、惰性食物及变性食物。悦性食物是指水果、蔬菜等，它们会让心灵和身体感觉愉悦。惰性食物主要指肉类，肉类使心灵及肢体变得沉重、懒惰。变性食物包括咖啡、浓茶等刺激性食物，这些食物会令性情改变，并刺激神经系统。因为食物会影响到心灵的细微层次，所以素食是瑜伽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瑞诗凯诗连狗都是素食主义者。吃素食的狗性情温和，没有攻击性。因为这样的缘故，有时候眼神流露出楚楚可怜的小鹿气息。反而牛因为是湿婆神的坐骑，表现得大胆傲慢些。瑞诗凯诗有许多猴子，动物能投生在印度也是一种福德，因为没有人会刻意伤害它们，也不会想到要吃它们的肉来满足舌欲。

我也时常去别的道场走动，比如对岸的Yoga Niketan、Shivananda Ashram，有一回在Parmartth Niketan想去看房间的摆放，索性进了一间印度老年夫妇的屋子。他们已经不工作了，每年都会来这里住上数月，听老师宣道，唱颂神名，祭礼湿婆神……看着他们平静的面容，我真希望，在中国，当人们退休后也可以去寺院住一住。但要培养起这样的良性意识，是需要多方面因素的。不光要有这样海纳百川的寺院，以传道为己任的慈悲僧侣，还需要有对真理有着渴求的人心。我们退休后都在做什么呢？接孙子放学一起挤公交车？在公园里跳秧歌？与邻居打麻将？当然，我绝无批判的意思，我只是说，打量人生的目光不应只局限在此生此世，我相信人生是超越于这些可见之物的，也觉得每个人都有无可填补的内心空洞。那片空洞，绝非世俗欢乐能轻易填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他发现年龄过了四十的心理疾病者，焦虑都是因为宗教问题。

当我们银发苍苍，社会职责结束后，难道不是头上那把高悬的剑更低了吗？对于“将要去哪里”不是更迫切地想要看清吗？死亡的脚步越来越近，肉身步向终将腐朽的那一天，对于灵魂的修炼如果始终不曾着手，那不就是虚度了此生吗？

森里巴巴是我在瑞诗凯诗的好朋友。初识那天他带我去看披头士当年住过的Maharishi Mahesh Yogi Asharm，那是一座被漫山遍野杂草遮蔽的帝国废墟。森里巴巴一一指给我看，当年的厨房、邮局、银行、宿舍、冥想室，还有列侬住过的9号圆石小楼。

这个道场于1988年关闭了。也不过才20多年，就像上个世纪的事了，没有什么是不朽的，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成了永远的遗孀。

之后森里巴巴向我要小费，且对我给的数字不满意。我就撂了撂袖子，准备和他持久作战，他一看我这副样子，立刻拍拍头说：“头疼，不要钱了！”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每天经过茶铺，他都要请我喝奶茶。让一个苦行僧请客，除非我想下地狱——每次喝茶，我都要非常眼疾手快地抢着买单。印度的奶茶很便宜，人民币一块钱一杯，就算请全街的苦行僧喝茶，也没有压力。

与森里巴巴聊天，问他怎么会走上修行之路。他说18岁时来到瑞诗凯诗旅行，遇到一个修行者，受了他的影响也就修行了，一修30年。

“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吗？”我傻傻地问。

森里巴巴笑说：“每件事情都是宇宙的意愿和你自己的意愿相结合的结果。”

“森里巴巴，如果回到过去，你还会选择修行这种生活吗？你曾经后悔过吗？”我问。

“没有比成为巴巴更幸福的生活了。”森里巴巴喝着奶茶，微笑着凝视着滔滔不绝的恒河水。 瑜伽冥想瑜伽义工旅行遇到朋友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