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博尔德的绣球花之恋和《日本植物志》

（文 / 李澜）

( 1867年画家笔下的日本长崎某港口景象 )

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说：“一个领域的先驱者的研究，往往就是那个领域里最为杰出的研究。”19世纪初有个年轻的德国医生，受荷兰政府派遣，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身份来到闭关锁国的日本，在日本长崎居住时间长达6年，开设医塾，同时对日本的宗教风俗、法律政治、商业贸易、农业地理、艺术学问、语言、自然、药草等诸多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广泛收集了日本的植物、动物、工艺品，成为那个年代首屈一指的日本学始祖。他以其学识活跃于政界、科学界和商界，著有《日本植物志》、《日本动物志》、《日本》等60余部著作。这就是在19世纪的欧洲和日本历史上，博物学领域留下个人深刻印迹的医学家、博物学家菲利普·西博尔德（Philipp.Franz.Balthasar.von Siebold，1796～1866）。

他出生于德国维尔兹堡的医学世家，其祖父，父亲和叔父均为著名的大学医学教授。1815年西博尔德入维尔兹堡大学医学系，就学于其父友人、著名解剖学教授和博物学家Ianaz Dollinger，同时学习了地理学、植物学和人种学。西博尔德大学时读了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的著作，立下了要像洪堡远征异域、扬名成家的宏愿。

西博尔德以贵族出身而自豪，不愿一生只在家乡开业就医，经父亲学生、德皇侍医介绍，1822年去荷兰军队做了随军医生，这样可以去荷兰殖民地爪哇探险猎奇。一年后，西博尔德受命从阿姆斯特丹出港，1823年4月到达爪哇岛。沿途旅行和爪哇居住期间，他以博识、好学——从船上就开始学习爪哇语，沿海打捞研究海洋生物而备受赏识，随即被任命前往日本做学术调查研究，身份为荷兰商馆驻馆医生。

当时的日本处于自1639年以来的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严禁日人出境，只有荷兰可以和日本通商贸易往来，并且外国人只能住在长崎的一个人工岛出岛（Dejima）上，不能自由旅行。那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成熟时期，商人、测量家伊能忠敬，俳人小林一茶，画家歌川丰国等知识人士活跃的年代。日本人其时对外来文化知识有极高热情，为“兰学”兴盛年代。西博尔德医术高明，治好当地官员疾病之后，以采集治病所用的草药为由，获得在长崎范围活动的资格。1824年，他获准在长崎郊外鸣泷（Narutaki）开设鸣泷塾，为日本人诊疗，同时也用荷兰语讲授西洋最新医学和博物学。鸣泷塾当时集聚了全日本热心学习兰学的青年精英，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伊东玄朴、高野长英、高良斋、美马顺三等。

1826年2月，西博尔德得到了四年一度随荷兰商会使节团参觐江户（即现在东京）幕府的机会，他们历经数月，到达江户。西博尔德利用这次机会，做了大量笔记，事无巨细地记录了沿途所见的风土习俗、交通状况、商业物产等等，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名著的蓝本。在江户，他和众多学者，如天文学者高桥景保、测量学者伊能忠敬等接触，交流情报，收获甚丰。

( 楠本泷 )

日本的风景和植物，日本人热爱自然的态度给了西博尔德最强烈的感受。他在日记中写道：“何其丰盛的山林，何等壮丽的寺庙林苑！火山顶的绿林如诗如画，常绿的橡树、杉树、月桂何其茂盛！这出自何其勤勉，充满活力的民族之手！值得赞美。”长崎的经历和这次的旅行让西博尔德后来致力于日本植物的研究和传播。

他广泛收集各类资料，特别是他钟爱的植物，并在出岛开设植物园种植搜集到的花草。为了更为详尽准确地搜集资料，西博尔德向荷兰总督府提出资金资助并派遣助手和画师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派来了药剂师还有画家维勒涅菲，为他搜集的植物和动物做了专业精细的图画记录，这成为日后《日本植物志》的基础。

( 菲利普·西博尔德 )

研究、教学、行医的同时，年轻独身的西博尔德爱上了前来就医的商人之女楠本泷（Kusumoto Taki，1807～1865）。当时日本人除了妓女以外不能入出岛，泷只能借用一个妓女其扇之名进出。西博尔德写信给从小抚养他长大的叔父说，此生只愿和此女结婚。1827年，他们的女儿稻（Ine）诞生，西博尔德亲手接生。当时西博尔德聘用的为他收集的动植物写生的江户画师川原庆贺留下了他们三人共享天伦之乐的画像。

1828年9月西博尔德结束使命，准备归国，与妻子约定三年之后再次赴日，未料发生著名的“西博尔德事件”。他乘坐的船出港时遭遇暴风雨触礁，上船检查的江户官员发现他的行李里有被政府禁止携带的日本地图和印有德川家康家族徽纹的衣物。西博尔德被禁止离开出岛，后被抄家审讯，当年11月，给他提供地图的学者高桥景保、随行翻译和不少门生均被捕入狱，后高桥景保死于狱中。西博尔德为之斡旋半年之久，1829年6月，门生们均被释放。10月22日，西博尔德被判永久驱逐出境。所幸，在朋友和门生的帮助下，被禁止物品没收以外，他精心收集的7000余件动物剥制标本，1.2万件植物标本，2000件活植物，安全托运到了荷兰。

( 《日本动物志》里的插图 )

1829年12月30日，被勒令随荷兰商船回国的西博尔德在长崎港待风。31日，楠本泷获准带着两岁的女儿稻乘小船至港口与之惨别。

1831年，楠本泷写信告知西波尔德，她已与一个商人再婚。他们的女儿稻，亚麻色头发，高鼻深目，非常美貌，成年后开始跟随父亲的门生们学医。非常不幸的是，这位失去父亲的女孩，不慎被父亲弟子之一石井宗谦乘虚而入，成为未婚母亲。身为混血的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如平常女子一样生活，西博尔德也一直给她寄信和各类荷兰语书籍，希望她勉力学医。稻就独自一人生下了孩子，豁达地说，这女儿是上天免费送给她的，因日语里Tadade是免费之意，就给女儿取名Tada。后当地官员同情这个孩子，改名为高子。稻后来成为日本女医之母，为当时宫内御用产科医生。

( 《日本植物志》里的插图，绣球花 )

回国后，西博尔德去了荷兰的莱顿大学。他忍耐着长久远离妻子和女儿的厄运，选择了埋头著书，先后出版了《日本》（Nippon，1832～1851，共20册）、《日本动物志》（Fauna Japonica，1833～1850，五册）等诸多书籍。1935年，西博尔德出版《日本植物志》（Flora Japonica）第1卷，书中以法语和拉丁语记录了日本150余种植物的产地、种属、属性、药用特性，并附图谱。当时是植物图谱兴盛的时代，彩色图版印刷费用很高，为了出版此书，西博尔德周旋于贵族赞助人之间，其中包括俄罗斯皇帝保罗一世的女儿、荷兰王后Panlownia。因此这本植物图谱中，泡桐的拉丁名就是纪念她而取名为Paulownia imperialis。

西博尔德特别喜好高温多湿气候的长崎多产的绣球花，此花现为长崎市的市花。他的《日本植物志》共收录了8种不同绣球花，他自己也撰写发表了不少绣球花分类的论文。为了纪念对妻子的感情，他将一种淡紫色的多萼片的大绣球花以妻子泷的名字命名。妻子名字的尊称“お滝さん”日语读作Otakusan，西博尔德将这种花按照植物学中的拉丁文命名方式，叫做Hydrangen Otaksa，但这个分类命名没有得到植物学界的公认。

绣球花，也叫八仙花或紫阳花，原产中国和日本，平安时代学者源顺因白居易曾写过一首紫色花的诗歌：“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就将这种日语名为あじさい（音Ajisai）的花命名为紫阳花了，但实际上这是误用。植物学分类学家牧野富太郎曾专门撰文，指出白居易的该紫阳花并非日本的Ajisai，但世间多不识，一直以讹传讹，是为无可奈何之事。由其平假名，相应的汉字是“集真蓝”。在日本，绣球花有粉色、紫色、白色等，但多为蓝色。西博尔德在《日本植物志》讨论了紫阳花在日本为何多为蓝色之因，盖日本火山岩多为黏性含铁分的酸性土质之故。绣球花从开花到花谢颜色多变，常被比喻为善变的心。

他将在日本收集到的大部分植物标本捐赠给莱顿大学，并开辟日本植物园，种植从日本带回的花草，约300余种。至今，欧洲园林中的百合、绣球花、荚迷、山茶、茶梅、杜鹃、款冬、落叶松等，都来自西博尔德的日本之行所赐。西博尔德对日本的盆景也很感兴趣，于1856年成立了西博尔德商社，专事出售日本盆景和花木。同时，将自己的住宅改为博物馆，这是欧洲最早展示日本美术和民俗用品的博物馆。

此外，作为日本学专家，他也竭力投身与日本有关的国际事务。为促成日本门户开放，1844年，他为荷兰皇帝威廉二世起草文件。1853年，他为美国的佩里将军黑船访日提供资料和咨询。1858年，克里米亚战争之间，接受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一世召见，起草对日书简。

回国独身15年之久后的1845年，西博尔德与贵族女性结婚，育有三男二女。1854年，日本结束锁国，对外开放海禁。1858年，日本与荷兰缔结《日荷通商条约》，对西博尔德的驱逐令解除。次年的1859年，他作为荷兰贸易商社顾问终于再次踏上日本土地，同行的还有他的长子，13岁的亚历山·西博尔德。如此，阔别30年之久，他才再次见到从未忘怀的家人。他一直保存着妻子和女儿的头发。

此时，女儿稻在父亲门生二宫敬作等的教育下，已成为日本第一名学习过西洋医学的产科女医生。是年，西博尔德60岁，楠本泷52岁，女儿稻32岁。西博尔德再次在鸣泷授课，教授女儿和其他生徒最新医学和博物学。全家终于团圆，绣球花之恋终有了完满结局。然正如江户时代思想家、兵法家佐久间象山咏叹绣球花的名俳：“昨日今日明日，绣球花像世人的心，日日变迁。”西博尔德第二次赴日期间，和家中的两个女佣先后有染，还有了孩子，令楠本泷和稻非常失望。

1861年，西博尔德去东京赴任日本政府对外交涉顾问。但荷兰政府不满其专注于文化交流，而少顾及本国商业利益，令其归国。1862年，西博尔德辞官，永久告别日本，1866年在德国慕尼黑去世。

( 1800年，日本出岛上的居民围观荷兰人的场景 )

与他同行的长子亚历山大长留在日本，历任英国使馆翻译，以后为日本政府外务省官员。之后次子海因里希也到了日本，与日本女性岩本结婚，长期担任奥匈帝国使馆翻译，大半生都在日本度过，并照料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稻的生活。

1879年日本人在长崎公园建立了施福多（即西博尔德）纪念碑，碑文为：“使欧洲各国知有日本者，施君之功也。使日本知有欧洲各国者，亦施君之功也。盖我邦绝交外国也久矣。自君来我国，我国之名，大显于彼；而彼之交际制度学术，始得其要焉。君巴威里贵族、博学多才，并长医术，以我文政六年初到长崎。医疗之暇，观我风土民俗，通报之于欧洲，而平素留意植物，移栽之其本国五百余种，相土壅殖，如此三十余年，我邦草木终遍欧洲。而其学徒言日本植物者，皆宗施君云。即驯致今日之文化者，其功竟不得不分诸施君也。欧洲学者称君，为发见日本于学术上之人，询不诬矣。”如今，日本出产的不少植物的拉丁名以西博尔德命名，如圆扇景天、宝塔菜、锥栗、薄叶细辛、紫色玉簪、日本樱草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贝类等动物以其名命名。长崎现有西博尔德公园、西博尔德医科大学。

( 夏目漱石 )

想象在一个航海只能依靠风力、海贼横行的年代，有这么一个人以其卓越胆识，奔赴未知而遥远的领域，两度赴日，先后在一个封闭锁国的国度生活9年，克服诸多限制，以其精湛的医术，坚忍不拔的耐心，不懈的勤勉，积累起广博的学识，周旋于国际领域，赢得“日本学之祖”称誉，西博尔德确实堪称人中之杰。他给欧洲园艺带来的恩惠令人铭记，那段隔绝30年之久的绣球花之恋的传奇更令人难以忘怀。

夏目漱石的百合

有“日本国民作家”之称的夏目漱石（1867～1916），恰在王尔德过世那年受文部省派遣留学英伦，研习英国文学。在伦敦居留近三年，习染英人爱花根性，也雅好百合，文字之间，比比是百合印记。

漱石心思细腻，观察敏锐，勤奋好学，但在伦敦身心不适，因种族差异、食物气候、居住环境、异文化冲击等等，再发严重神经衰弱，风声传至文部省，催促其回国。可以想见，英国的园艺，应季盛开的植物对他是多大安慰，一则春季日记写：“又至Blockwell Park。观花园，循绕泉水一周。观赏苇芽之青碧，又观赏桃之花蕾，愉快之至。”漱石在伦敦待了近三年后回国任教，讲授英国文学，不久在高滨虚子的《杜鹃》杂志上初试啼声，连载《我是猫》，一举成名。之后作品不断，为日本明治文学的最高代表，门下弟子众多，1000日元纸币多年印其头像。

受西洋文学传统熏染，漱石作品中多见百合意象。百合是不多的因其美丽而称为精神象征的花卉，纯白的百合是灵命、爱情与纯洁的标志。天使长在选中童贞女玛利亚时，手里擎的正是百合。在《雅歌》里百合又象征爱情：“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漱石小说中最有名的百合意象在长篇小说《从此以后》里，《从此以后》1985年被搬上银幕，由名导森田芳光执导，著名演员松田优作，小林熏分别饰演代助和三千代。电影中，两人在洁白的百合花前默然相对而坐。然东京大学生物学博士塚谷裕一在1993年出版的《漱石不白的白百合》一书中，指出电影中作为道具的纯白百合完全错误，这类百合是“二战”后由台湾地区引入的高砂百合，在漱石的明治大正时代尚未引进。而根据漱石书中描写这个百合有强烈的刺激性浓香这一特点，可断定为这是日本山野中常见的山百合，其花瓣主体是白色，然有褐色斑点分布。

夏目漱石另一充满瑰丽复杂意象的长篇散文小品《梦十夜》里，第一个梦就是关于百合：他梦到自己见到一个黑发红唇的女子将要死去，对他说：请用大贝壳挖墓将她埋葬，用星辰的碎片置于墓碑，并要他在墓前等候100年。于是他等，等到圆墓石生出苔藓。“从墓石下探出一枝青茎，转眼间就长高了，长到我齐胸高时便停住了。颤巍巍的茎端，像是相认点头致意似的一轮细长花蕾绽开了蓬松的花瓣。洁白的百合在我的鼻尖处散发出彻骨的花香。露珠在它的上方遥遥滴落下来，花便因自身的重量而前仰后翻地晃动。我伸出脖子，吻到了滴落着清凉露珠的百合花瓣。我把脸从百合那里挪开的一刹那，无意中瞥见了远处的天空，晨星正眨了眨眼睛。”这时他意识到，百年到了！

在这里，百合是复活的象征，同时也象征着清洁的爱恋。写于《梦十夜》之后的纪实散文《浮想录》里，也有百合意象。夏目漱石写到自己因病去修善寺静养，正是百合盛开季节，原想第二天去看满山的百合，结果当天就大病起来。他只能在想象中梦想“洁白的百合花漫无边际地绽放，绵延不绝，看上去就跟星罗棋布的围棋子似的，微微掩映在绿丛深处，郁积起浓浓的花香，花叶密匝得透不过气来，不时等待着风的抚弄。”

谷崎润一郎的蓼

水蓼在日本叫柳蓼，因叶片似柳，也用于做鱼料理。日语受中国文化熏染，同样有“蓼食う虫も好き好き”的谚语，源自中国的蓼虫说法，意为各有所爱。

近代文豪谷崎润一郎，精通向往中国文化，曾两次到中国旅行，和国内文学人士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有交集。他写过一本小说《食蓼虫》，序词中写道：“调查一下，发现中国谚语‘蓼虫不知苦’是日本谚语的元祖，详细说，是‘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热，蓼虫不知苦’（出自宋《鹤林玉露》）。我没尝过蓼叶，看来非常苦。此谚语好像是嗤笑爱的人沉溺于爱，不觉察对方的缺点，但日本把本来的意思略加引申，很多时候也用于人各有秉性，所以应该任个人所好，他人不要干涉。总之，我用做小说的题目是依照后者的解释。”这个小说源于他一生中最有名的与佐藤春夫的纠葛。

谷崎润一郎著作的主要英文译者爱德华·塞登斯蒂卡（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在其自传Tokyo Central: A Memoir中提到他翻译这篇小说的轶事。

暮年的塞登斯蒂卡用日语写了一本随笔集《谷中、花と墓地》，在其中的《藤三题》里感慨：“这个国家的花木名字和欧美文学相比，在文学中登场的频率高多了，具体的名字比抽象的概念更难翻译，因此不可能翻译的场合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