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融城：没落与重生

（文 / 蒲实）

( 2012年7月10日，巴克莱银行董事长马库斯·阿吉斯（右一）前往英国国会财政委员会接受质询 )

1908：帝国的自负与焦虑

1908年，处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巅峰的伦敦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1903年，在银行家协会的一次货币会议上，伦敦联合银行的董事长腓力克斯·舒斯特（Felix Schuster）对他的同行们说：“毫无疑问，我们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这绝不是夸大其词，而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们的地位的确受到了挑战，但迄今为止，我们的地位仍然很稳固。”这是当时的英国人非常普遍的心态。

1908年，地球上1/4的领土都插上了英国的国旗。伦敦金融城是英国向海外扩张、成为一个全球性殖民帝国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帝国的框架下，它的业务更多地来源于国际金融的需求，而不是英国国内的需求。1911年的《经济学家》这样概括：“伦敦更加关心墨西哥发生的事而不是英国内部的事，更关心发生在加拿大的罢工而不是威尔士的罢工。”为国际贸易融资是整个金融城的核心业务。大英帝国建立在海外的企业，从英伊石油公司、南美铁路公司、东印度公司到南非黄金钻石矿业公司，都是在伦敦融资。不仅如此，信托投资公司分流了大部分的海外储蓄，伦敦证交所、黄金市场（金本位制时代伦敦特权的标志）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也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当时著名的金融专栏作家哈特里·维特斯（Hartley Withers）写道：“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金本位制，而伦敦则是仅有的能够立即将各种汇票和信用证兑换成黄金的市场，这些事实强化了英格兰银行作为黄金储备管理者的责任。它有义务为那些在伦敦市场上交易的承兑汇票兑换黄金。”

1908年的伦敦弥漫着19世纪的味道。19世纪上半叶，根植于主要贸易城市的独立生意人形成了真正的跨国资产阶级，他们构成了世界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他们富有自由主义、改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籍。这种国际主义部分表现在不同国籍的个人和家庭的结合（这种结合开始于中心伦敦）。家族成员常常遍布欧洲甚至跨越大西洋，他们所构建的金融网络模糊了国籍的身份，与帝国的构架并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秩序被颠覆。

金融城顶级的商业银行金融家族非罗斯柴尔德家族莫属。1873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本达到650万英镑，是排名第二的巴林银行的3倍，遥遥领先的优势一直到1908年也未被撼动。由于家族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信任，从1865到1914年，他们占据了伦敦市场上发行的政府贷款将近3/4的份额，还控制着政府债券的发放。罗斯柴尔德既是伦敦金融城最重要的家族，也是在巴黎居于领导地位的几大银行集团之一，伦敦与巴黎负责经营银行业务的家族成员之间是表兄弟关系。19世纪八九十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在巴黎的堂兄弟一起，同戴比尔斯珠宝公司、力拓矿业公司合作建立了他们的矿业帝国（黄金、钻石、有色金属和石油）。据说，在1900年，其价值达到了1亿法郎。“一战”前，罗斯柴尔德银行是巴黎金融市场上最大的证券持有人，其投资组合估计有5亿法郎。即使到了1908年，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若从中抽离部分资金，也会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向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纽约都派出了自己成员，建立了一个泛欧的、跨大西洋的国际银行产业链。

伦敦与纽约即将上演的双城记也在1908年露出端倪。在金融城的所有商业银行中，摩根银行与美国的关系最为紧密。J.P.摩根银行的前身是伦敦的商业银行J.S.摩根，1871和1879年美国联邦政府在伦敦市场上发行的价值14亿美元的债券，主要是摩根做的。这笔融资主要用于偿付美国在内战中的债务。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摩根银行的影响力扩展到英帝国版图内的阿根廷，其第三代继承者后来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投行家。1900年，英国的布尔战争期间，美国财长通过摩根银行在纽约发行了1000万英镑的贷款。从那之后，美国公众又相继参与了4项英国战争贷款的融资。伦敦方面对于求助于美国资本市场有些焦虑，当时一位著名的股票经纪人说：“发生的这些事情已经对伦敦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我们迟早要面对纽约取代伦敦的事实，取代的时间已经在闹钟上定好了发条，而且由英国财政大臣设定。”

但这种焦虑在当时只是隐隐作痛而已。伦敦金融城以强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推动了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伦敦金融城的另一重要商业银行——施罗德银行，于20世纪初在海外发行市场，特别是拉美市场上取得突破。1908年，它向巴西发放了一笔价值1500万英镑的贷款，以此来稳定巴西的咖啡市场价格。当时，金融城有一位活跃的知名银行家，叫欧内斯特·卡塞尔，他是德国科隆的一位银行家之子，1870年来到伦敦。他组织了美国与墨西哥铁路项目的融资，也是在1879年第一个同意为修建埃及的阿斯旺水坝融资的人。1902年，他建立了埃及农业银行，为埃及农民提供贷款。1909年，由英国外交部牵头，他与巴林银行（金融城排名第二的巨头）领导人李维尔斯托克勋爵合作建立了土耳其国民银行，以加强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他还与大型军火和船舶企业Vickers& Sons公司长期合作，从而参与了为英国工业的融资。他不仅是威尔士亲王面前的红人，而且还是财政部最受欢迎的顾问之一、英国外交部的使节。他热心于促进英国与德国的长期友好关系，还在1912年被派遣到柏林向德国总理呈交外交照会，试探德国缓和军备竞赛的诚意。

仅有“一平方英里”的金融城与遍布全球的英国大型贸易商发生着密切联系。比如，马库斯·塞缪尔公司专门从事石油贸易的金融业务，哈里森和克罗斯菲尔德专门从事橡胶生意，查莫斯和古特里公司专门从事咖啡业，扎尼科专门从事糖业，Vestey专门从事肉类贸易。金融城强悍的融资能力，催生了帝国的热情和时代的乐观主义。当戴比尔斯钻石与黄金集团的创始人西塞尔·罗德斯雄心勃勃地在非洲地图上用铅笔在开普顿与开罗之间划了一条线——未来的跨非洲大陆帝国铁路——从开普敦向北一路经过贝专纳、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跨过大湖与喀土穆，穿越尼罗河，最后到达埃及时，当他宣扬“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在越来越广阔的世界角落居住，人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时，他的个人帝国野心背后，离不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支持。他致信罗斯柴尔德公爵：“有你在我身后，我能做所有我说过的事。当然，如果你想法不同，我也无话可说。”

没错，金融家构成了英国的上层社会。他们不仅引领着贵族的生活方式，住在伦敦最上流的社区——梅费尔区和贝尔塔莱维亚区，在乡间或外国拥有公寓或别墅，而且在整个英国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被称为“国家级资产阶级”），比来自英国北部的工业家（被称为“省级资产阶级”）更富有，也更接近于政治权力和旧贵族阶级。相比之下，工业企业家在巴黎的地位比在伦敦更高，而德国的上层社会则受拥有土地的容克贵族控制。

1908年，欧洲正悄然无息地逐渐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家在他们国际主义的金融网络和越来越强烈的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纠结。当费兰德·罗斯柴尔德高昂地说：“为英国国旗插上每个岛屿而欢呼，为插上喜马拉雅的每个峭壁而喝彩，以及为其插上亚洲的每座尖塔而喜悦……”时，他未曾料想，对他的家族欧洲金融霸权最大的威胁——国家主义，正在欧洲滋生。当布尔战争爆发时，伦敦证交所的每个会员都粗暴地表明了他们的国家主义立场。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1910年出版的《巨大的错觉》一书中指出，欧洲国家在金融上的相互依赖如此之深，伤害了对手的经济利益，反过来也就伤害了自己，因此，任何战争都会是两败俱伤。但这未能阻碍战争的爆发。国际游戏的规则自19世纪70年代帕默斯顿、俾斯麦等欧洲政治家登上历史舞台，就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家利益高于欧洲利益，对大炮与火药的信任超过了对议会的信任。罗斯柴尔德等金融家族无奈地发现，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却无力阻止欧洲历史的进程。

战争在1914年爆发了。大英帝国衰落的焦虑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终于变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预感得到了验证。用斯蒂芬·茨威格的话说，那次战争既非因思想纷争，也非为边境的小小领土，而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40年和平与繁荣，高昂的自信与乐观主义，以及无所不在的焦虑欺骗了人们，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会被吓退。这种情绪所积聚起来的内在力量，最终以悲剧性的方式发泄了出来。当战争爆发时，伦敦金融城总体上是反对战争的。但他们已无能为力。“这不由他们来决定——即使他们反对，他们仍旧支持他们的政府，并且准备接受它。”

2012：“爆炸”，消解与重生

2012年6月，震惊世界的Libor丑闻，让我们再次审视伦敦金融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宣布，英国老牌银行集团巴克莱在2005至2009年，试图操纵和虚假汇报Libor（银行同业之间的短期资金借贷利率），以在衍生品交易上增加利润或降低损失。为此，对其处以2亿美元罚款，出身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巴克莱集团董事长马库斯·阿吉斯宣布辞职。

这一丑闻让人们看到，作为对金融衍生品交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Libor，其决策方式与19世纪并无什么大不同——16家金融机构的代表，包括美国的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德国的德意志银行，英国的巴克莱集团、汇丰集团、皇家苏格兰银行等，定期坐在一起开会商讨，然后就能人为地控制全球庞大的虚拟经济的走向。

瑞士银行家、金融史学家尤瑟夫·凯西斯判断说，今天的伦敦金融城，其世界一流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既不再取决于英国的经济实力，也不再取决于英镑的货币地位。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已被美国超越近百年、英镑早已不再是全球流通货币的老态绅士国家，其金融城却一直位居可与纽约、东京竞争媲美的第一流之列。那么，金融城的当下与未来，由什么来定义？

也许Libor丑闻能让我们窥得一角。它之所以掀起大波，是因为虚拟金融经济的规模巨大无比，在天量的虚拟经济面前，实体经济显得瘦弱不堪。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达到160万亿美元时，当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仅有3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的规模是实体经济的5倍。那时，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为1.5亿美元，大约为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也就是说，世界上每天流动的资金只有2%真正用在国际贸易方面。到了2008年底，全球金融衍生品的规模达到了680万亿美元，而2011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则表明，这个规模已增至708万亿美元。当全球GDP的规模仅为60万亿美元、经济增长率在2%至3%之间徘徊时，金融衍生品的规模则以年30%的增长率成长着，其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10倍。

几十年前所熟悉的时间单位被急速压缩：适应衍生品交易的、以天为单位的隔夜贷款（Libor就是短期借贷）和短期的极快速交易，取代了过去为贸易和工业融资的，以月、季度和年为时间单位的中长期贷款，成为金融城的新节奏。可以说，伦敦金融城已是一座虚拟的城市。如果说过去，伦敦金融区与工业区的划分，代表着国家级金融阶层与省级工业阶层的阶级隔阂，那么现在，东区的衰落甚至死亡，则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毫不留情的吞噬。金融城的地位越来越脱离英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力，对它来说唯一重要的是：能不能聚集资本在此交易。

一种新的伦敦精神诞生了。英国人称之为“温布尔登精神”——温布尔登是世界最著名的网球赛事，冠军却常常被外国人夺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英国得到了主办赛事的利益：工作、税收、间接就业和对国际收支的贡献。而以国家之力干预和支持英国的选手则意味着，温布尔登作为“费厄泼赖”的竞技场将失去吸引力，外国的选手会被疏远。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金融城大腕儿都认为：奖牌并不重要，而一个有感召力的赛场会使伦敦的财富最大化；相应地，所有权并不重要，自由化的市场会吸引最多的资本，从而使经济效率和财富创造最大化。这一经济理性意味着，资产的国籍属性不再重要，国家主义消解了，而19世纪上半叶伦敦金融家所青睐的国际主义和全球市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没落之后，又获得了重生。

开启这个时代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在发展中国家变得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首先在盎格鲁-萨克逊的英国和美国得以实践。变革过程的开始可以准确地标示：1979年10月23日，星期二。那天，对于伦敦金融城，有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事件：新近选出的由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立即取消英镑的汇率管制，开始了英国证券业根本变革的进程。第二，内阁决定，支持英国反托拉斯机构——公平贸易办公室，向限制贸易行为法庭提交伦敦股票交易所的规则，要求会员只对证券交易收取最少的手续费，从而消除价格竞争。

战后保留了20多年的“二战”时期的金融管制消失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1972年英镑的浮动，过去的金融管制存在的理由消失了。瑞士从未对资本流动实行过管制。德国的汇率管制在1981年被彻底消除。日本也开始了资本自由化进程。法国再等了十几年后，在1990年7月放开了资本管制。尤瑟夫·凯西斯评论说：“21世纪的经济转折和20世纪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和剧烈程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程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超越。”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任何地方投资，英国的机构投资者掀起了海外采购潮，特别是购买美元证券。1978年，英国机构投资者的股票净投资包括：国内股票19亿英镑，国外股票4.59亿英镑；1982年，这一金额分别是，国内股票24亿英镑，国外股票29亿英镑。

英国证券业的变革很快成为一场“大爆炸”。1986年10月，发生在伦敦证交所的“金融大改革”颠覆了人们对时代的认识。这项改革废除了固定佣金制，改变了伦敦交易所经纪商和批发商职能分割的局面，同时决定让交易所对国外开放，允许银行购买股票。金融城的堡垒一拆除，曾经在城墙内出色的本土证券公司从未形成国际竞争力，立刻面临高速增长的成本和破产，很快，所有的英国证券企业毫无抵御地几乎全部丧失了控制权，都被外资收购：225家股票交易所企业中有77家被出售，16家被英国商人银行购买，27家被英国商业银行购买，14家被美国银行购买，20家被其他外国投资者——大多数是欧洲的银行购买。

许多大名鼎鼎的百年老店，从此改变了所有权，其名字也退出了历史舞台：1989年，德意志银行收购摩根建富（其高管由于卷入健力士公司丑闻而丧失信用，财务状况由于1987年股灾产生的巨大损失而削弱）。这是第一家所有权落入外国投资者手中的商人银行。巴林银行在1995年破产，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英镑收购。华宝银行与摩根斯坦利没能成功地合作，导致1995年春天被瑞士银行公司仅以资产净值收购。1995至2000年，几乎整个伦敦金融城被出售给海外所有人。随着2000年施罗德和富来明（被摩根大通购买）的出售，独立的英国商人银行和证券行业所剩下的就只有私营企业罗斯柴尔德、嘉诚和拉扎德兄弟，以及一些小规模企业。当施罗德被花旗集团收购、巴克莱的股票和公司融资部被高盛收购、国民威斯敏斯特被银行家信托收购时，《金融时报》评论道：“英国投资银行的消亡是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专业分工的一个自然部分。”1985年9月，当高盛以“批量交易”3亿美元买入出版巨头罗伯特·麦克斯韦尔减仓抛出的整个资产组合时，伦敦金融城股票经纪商还充满敬畏。而1986至1989年，金融城打开大门迎接美国资本长驱直入，一夜之间更换了旗帜。对英国这样有着悠久金融史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何等的震撼。英国经济学家惊呼：绅士资本主义已经死亡；英国未能在政治上捍卫国家利益!

伦敦金融城的出售，是英国的国家耻辱吗？也许只有在“大爆炸”中垂死、颓势的老朽才有可能涅槃重生。大爆炸后的最初10年间，大型美国证券公司的地位不断加强，但在后10年里，一些英国本地证券公司又重新发展起来，为那些不为大银行关注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在第二个10年结束时，人们猛然发现，伦敦再次成为纽约强劲的竞争对手：1999和2000年，在美国首次公开发行的外国企业规模超过800亿美元，是伦敦的10倍；而到了2005年，在伦敦首次公开发行的外国企业筹集了103亿美元，美国仅有60亿美元。欧洲大陆越来越多的金融服务机构都选择长驻伦敦金融城，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在伦敦发展迅速，超过3/4的对冲基金资产都在伦敦管理，私人股本有近50%在伦敦管理。2002年，伦敦的基金管理着6100万美元资产，占全球对冲基金资产的10%；到了申奥的2005年，伦敦管理的资产达到了2.25亿美元，在全球资产中的比例上升到20%。还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国家的消解，但却是经济理性的胜利。由于金融行业有高度的周期性，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出售，是一个有准入壁垒和尊崇卡特尔式惯例、被人为保护的行业刚刚开放时的出售，售价不菲，是在市场周期的顶峰时精明的套现行为，对其所有者和国家利益而言，都是较好的选择。

今天，当我们提到金融城时，它已不再仅仅是一个英国的城市了，它同时也是一个全球的大都市。城内大多数伦敦的大型国际金融企业是由外国所有，一半以上伦敦金融城的员工是为外国雇主工作的。你很难说，金融城是“英国的”，但你一定可以说，它是“伦敦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与回归吗？19世纪上半叶欧洲金融家们热切赞扬的国际主义和他们所立足的城市传统，在经历了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以及世界大战的毁灭后，在21世纪的伦敦又得到了新生。 重生美国金融经济学伦敦股票银行融资没落金融城伦敦金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