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帝国的缓慢转身

（文 / 吴琪）

( 194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英国运动员约翰·马克在温布利体育馆点燃火炬 )

让人泪流满面的奥运会

1948年7月29日，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最后，当英国代表队缓缓走进会场，一位跳水运动员发现：他身旁那个身材魁梧的摔跤手——一个身高6.4英尺的汉子“已经泪流满面，这一幕蕴含着惊人的力量和深沉的情感。这位巨人的心在哭泣，这正是战后的情感爆发，因为你代表了你的国家和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伦敦此刻满目疮痍，1948年的奥运会直接见证了英国社会战后的艰难。BBC的摄制组曾从空中俯拍伦敦全景。在1940～1941年大不列颠战役中伦敦被轰炸超过76个昼夜，4万多市民死亡，大约10万幢房屋被摧毁，一向强硬的首相丘吉尔几次在视察废墟时落泪。这些伤痛在1948年显然还难以恢复，伦敦政府没有为奥运会兴建任何新场馆，连比赛场馆的焦渣跑道都是用英国家家都有的壁炉里的碎炭铺就的，通往场馆的路则是由德国战俘用手推车和铁铲修建起来。政府制作的大标语牌遍布全国，标语字里行间都是悲伤：“我们正面临困境。干活就有，不干就什么都没有。这是对英国人勇气的挑战。”

废墟边上稍大的空地，多被开垦成了菜地，公园也成为种菜的好地方。英国运动员日常的营养摄取有严格控制，每日2600卡路里，只有入选大英代表团，在奥运会开幕前几天才能获得每日吃掉3900卡路里的特权，一周一般只能吃到一个鸡蛋。战后伦敦遇到了历史上少见的难关，为什么国际奥组委还是把“二战”后的首次奥运会放到了这里？英国人认为，如果选择遥远而美丽的美国城市，其他国家代表队要付出的路费太多了。不过最主要的，是因为受人瞩目的“伦敦效应”——即使遭受了战争的重创，英国人民仍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除了美国、加拿大和中立的瑞典、瑞士之外。

刚刚历经战争洗礼的人们，被重建家园的向往吸引着。英国历史学家亚瑟·马威克描述这个时刻：“英国处于黑夜魅影的暗色之中，压在这片土地的夜色之重犹如初生旭日般震撼人心。”尽管英国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国——长1200公里，最宽处600公里——但它是一个情况多种多样的国家。战争对各地的实际影响是不平衡的，伦敦一带、默西塞德、英格兰中部地区、普利茅斯和克莱德塞德，还有许多历史名城都荒芜了；在另一些地区，新工程、新道路和新桥梁带来了这一代人曾经缺失的繁荣忙碌之势。

( 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荷兰女飞人科恩一人独得4枚金牌。时年30岁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

英国人的生活受到战后供给制的严格限制，应该如何对待来访的运动员和观众让人有些头疼。游客的到来将可能带来大量的收入，这也是政府积极争取奥运会举办权的主要原因，但当地民众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英国历史学家诺曼·贝克提道：“战后英国实行食物配给制，房屋短缺也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若为外国运动员和观众提供过多特权将招致英国民众的敌意，但若将运动员完全置于战后英国的严苛生活中又将招致国际社会的非议。”

最后英国政府告知所有代表团，物资匮乏，希望大家能多带些食物。于是1948年的奥运会出现了奇特的景象：新西兰人带来的是炼乳和羊脂；匈牙利代表队带的是罂粟籽、辣椒和两万只柠檬；荷兰农夫们直接将新鲜蔬菜、蛋糕和奶酪源源不断运至伦敦；最有钱的美国人，每天从洛杉矶空运食品，带来了1.5万块巧克力，5000份牛排，新鲜蔬菜和花卉无数。而英国的多数儿童已经有8年没有尝过巧克力的味道了！中华民国代表团行李里捆着的是油腌竹笋、干虾仁以及绿茶。丹麦人路途较近，带了16万只鸡蛋。英国运动员看着眼馋，他们在若干年后的回忆录里还感慨：“‘二战’之后还能有这么多富余的鸡蛋！”

( 1948年， 参加伦敦奥运会的印度代表队运动员在奥运村房间里包裹头巾 )

这场节俭到家的奥运会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情绪，虽然在匆忙的奥运会筹备期，英国人为自己是否适合举办战后奥运会而争执过，但物资的短期匮乏看来丝毫没有影响人们举办一次和平盛事的信念。按照1948年的统计数据，英国的汽车达到200万辆。但是路上基本没有汽车，因为缺乏汽油来驱动。代表队基本上通过海路来到英国。多萝西·惠特利是美国代表队的一名随队护士，她生动地记录下了当时美国代表队停靠在南安普敦时的感受。英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稳固联盟，他们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的那段摩擦历史似乎已经无迹可寻了。

“海关人员彬彬有礼到不去查看我们的包裹，也不接受小费。”惠特利记录道，“在我们停留的整个时段里，人们为了热烈欢迎我们甚至不惜自己退出。进入温布利球场的公交卡和胸卡分发给了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亲眼目睹奥运场馆里成千上万观众的热情，我们彻底改变了对英国人的偏见。他们站在雨后潮湿的观众席上发出最热切的欢呼，观看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们的风采。”

( 福利国家的理论建构者之一威廉·贝弗里奇 )

老百姓爆发出来的这种热情，或许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爱迪生所说：对于这些6年间终日生活在悲伤、空虚、沮丧和屠杀中的人们来说，娱乐，无论是在电影院中还是在运动场上，就成了人们最佳的宣泄出口。虽然对于奥运会是否对公众有足够的吸引力，曾经让英国疑虑，但是待到奥运会即将开幕，所有犹疑烟消云散。几年前在战场上互相厮杀的人们，重新聚集到一起，在同一个规则的约束下，用文明而单纯的方式展开身体竞技。奥运会被看做一个饱含爱国深情和希望的时刻，它交织着深深的信念：战争终于结束了！

不过战争留下的政治色彩不可避免。德国和日本这两个轴心国因为策动“二战”而被奥运拒之门外。意大利虽为轴心国，但因为意大利在1943年中期随墨索里尼政权解体而改投盟军阵营，于是受到邀请。苏联也获邀参与，然而他们为了“避免跟美国运动员的恶性竞争”而缺席了这届奥运会。

( 1946年，伦敦的一位妈妈领取家庭补贴。“二战”后的英国开始进入福利社会 )

对于参赛国而言，这场简朴奥运会给人们留下了特殊而温暖的回忆，它显得随意、不那么精致，却似乎更接近体育的原始精神：运动员们全是业余选手，丝毫没有今天的明星范儿。他们住在伦敦临时腾出的学校宿舍、体育馆里，搭乘战时留下的旧军车或是过路车去体育馆参赛。法国的钢琴演奏家奥斯特·梅耶赢得了铅球和铁饼两个项目的金牌。1938年匈牙利手枪射击队获世界冠军的一员塔卡奇，他以往用来持枪的右手已经被手榴弹炸掉。塔卡奇随后用左手练习射击，10年后他在手枪速射项目上赢得一枚奥运金牌。30岁的荷兰母亲科恩一人独得4枚金牌。她同时还是跳远和跳高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如果不是因为比赛规则的限制，科恩能创造更多奇迹。

国家的作用与福利后果

( 194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从华盛顿回到唐宁街，受到民众的欢迎 )

1948年奥运会对伦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公共成就，这次奥运会是伦敦在两年时间内紧缩预算下拼凑起来的。但是从某个方面说，刚刚在巨大的战争中充分发挥集权优势的政府，对于组织一场同样需要短时期内集中人力物力的体育赛事来说，并不陌生。

人们也非常习惯政府对于各项公共事务的庞大权力，而这对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还难以想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英国思想界造成了强大冲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人原本信奉的自由放任学说就已经受到冲击。为了领导战争，政府曾不得不承担起组织经济活动的责任，比如下达生产指标、分发原材料、调拨劳动力、控制物价等等。战争结束后临时措施被取消了，但它却给了人们触动。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再次引起人们的深思：经济的完全自由是否就真的是金科玉律？国家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约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种疑问中问世了，它否定了从亚当·斯密就开始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提出要用国家干预的方法刺激消费，促进生产，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灭贫困。

“二战”成为英国人体验国家权力的又一次特殊方式。“二战”前，英国的中央政府规模相当小，自由主义的传统从来都把政府看做是“不可避免的祸害”，尽量限制它的规模和作用。战争导致权力集中，人们开始认可一个无所不在的“大政府”。政府不仅组织了战争，还组织了整个社会生活。战争开始时，政府组织城市儿童疏散，几十万城市儿童被转移到乡村，有条不紊的精良组织使人吃惊。政府负责劳动力分配，制定物价和工资，结果物价稳定、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政府实行食品定量，战争的艰苦岁月没有造成饥饿。

由于战时的需要，政府的规模尤为扩展，成立了许多新的部，如物质供应部、经济战争部、新闻部、粮食部、海运部、国内安全部，乃至飞机生产部、民航部、城乡规划部、燃料动力部、厂房建筑部等。这些新增加的部门在战后大部分保留下来，从而为国家干预整个社会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许多方面的战争状态一直持续到1950年初期，定量配给办法和控制措施持续的时间更长。1945年8月24日，一个成名的和出身名门的记者J.L.霍德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过去了，在某些方面，战争状态继续存在。你只需在英格兰乘火车做一次长途旅行，就会了解这一点。上星期天，我去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旅行。和平时期，这段路程只需4个小时，现在要花8个小时零一刻钟。车上没有食物供应。沿途各站连杯茶也买不到，因为排队购买冒充茶水暂当饮料的行列，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在纽卡斯尔车站，一个陆军炮兵土尉和我搞到一辆手推车，沿月台运送手提包。月台上堆满了待运的行李和货物，几乎无法通过。也雇不到出租汽车。我下榻的旅馆的毛巾，大约像块手帕那样大小；肥皂已用得像纸一般薄，床单破烂不堪。”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战后的生活仍然需要他们表现出相当的忍耐力。由于世界各地都在重新兴建各项事业，许多物资和食物甚至比战争期间更短缺。1945年，英国煤产量下降到1.75亿吨的低水平，直到1950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1946～1947年冬季，英国遭到了百年来最严重的暴风雪和最严重的冰冻，最冷的冬天，削减了电力供应，失业人数增加，1947年达到了80万人的高峰。

在战争还未结束的1942年12月，经济学家贝弗里奇曾向全国公布了他著名的“报告”。这份“贝弗里奇报告”称，国家在战后应该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保障制度，让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能享受福利。“报告”实际上勾画了一个战后“新社会”的蓝图，对英国人来说，如果国家出面为全体国民提供了保障，让一切人可以享受最低的生活标准，那他们从此不必为生存问题操心了，因为国家保证了他的生存。自此以后，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如何生活得更好。随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表明在经济学理论上国家干预的学说已经成熟，这就为后来向福利国家过渡准备了理论基础。

将英国人带向“二战”胜利的功臣丘吉尔，显然没有意识到人民对福利社会的向往。人们希望1945年的战后大选是美好生活的开端，工党作为“社会主义”的党，首先对这种期待做出反应，因此立刻得到选民的支持。于是，丘吉尔所代表的保守党，对大选的失利目瞪口呆。带领英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丘吉尔被迅速抛弃了，他后来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战后的老帝国期待着改变。

1945年工党执政后就开始履行它的诺言，一是“福利国家”，二是国有化，英国迎来了福利新社会。从1946年开始，英格兰银行实行国有化，由此开始了国有化进程。在两年时间里，煤矿、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煤气、钢铁、电力等部门相继完成国有化，使工党的“社会主义”色彩看起来十分强烈。到1951年10月工党下台，被国有化的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20%左右，实行了英国战后的第一次国有化高潮。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提到，英国的国有化意味着巨大的观念变化。在英国这样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国有化意味着双重否定。它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实践，而资本主义也是可以不“自由”的。实际上，保守党对国有化并没有当真反对，1947年保守党研究部提出一份文件叫《工业宪章》，对英格兰银行、煤矿等行业的国有化表示认可。在国有化过程中，保守党只对工党法案做部分修正，并不反对国有化。这表明，在思想深处，保守党和工党已形成某些共鸣，而凯斯恩的经济理论就是其间的纽带。

在福利制度方面，保守党也接受了工党的理念，即建立一个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既是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便形成战后的“共识政治”，保守党后来执政时，全面接受了工党制定的社会立法，也基本上认同了工党已经实行的国有化措施，以避免被选民所抛弃。

而选取一个更长的历史时间段来观察这种变化，在英国特定的条件下，对财富的追求和对平等的追求逐渐融合。对财富的追求最终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而对平等的追求则使这一富有的国度能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按较为合理的原则对财富实行再分配。

但是从60年代起，福利社会的包袱逐渐突出。1959～1964年的公共开支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其中除防务之外，福利开支是最大的项目。1965～1966年度这项开支（包括教育）达到65亿英镑，而20年后则接近920亿英镑。它不可避免地给英国社会留下了隐患。

帝国在终结

以丘吉尔为代表的帝国情结维护者，在“二战”及战后初期，仍然为维系一个庞大的英帝国不遗余力。丘吉尔试图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

即使经过战争创伤，“二战”结束时英国仍然控制着1400多万平方公里、5亿左右人口及包括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并拥有1900万平方公里、5000多万人口的自治领。这仍然让英国人骄傲。

英国著名记者布赖恩·拉平说，在帝国鼎盛的岁月里，英国人因许多东西而自负。首先，他们认为英国的政府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一制度的顶层是君主立宪，他名义上负责，实际上不管事：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吗？下一个层次是政党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政府十分乐意地在选举中此上彼下。再下一层是一个由知识分子行政精英组成的文官阶层，他们准备服从大多都不及他们明智的政治家的指令。学习推行这样的制度如同学习打板球一样需要时间，因而英国相信他们有责任教会殖民地人民懂得复杂的政府制度规则，还要让他们懂得变通这些规则的技能。

1951年丘吉尔重新掌权时，与新任殖民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商定，殖民部原有的办公地点不够好，应该造一座新殖民部办公大楼。战时轰炸正好造成西敏寺宫旁边的议会广场对面有一大片空地，是供一个愈益忙碌且正在实行现代化的帝国作行政总部用的极好地点。于是就聘请了建筑师，设计了蓝图，还制作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模型。丘吉尔对设计很有兴趣，强调要有一个庄严的会见厅，以便主管殖民地的国务大臣能在此接待英帝国内的首相、酋长、亲王和埃米尔们及其通常众多的随行人员。

但是事实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消耗了大英帝国，美国的崛起和英国的衰退改写了世界格局。“二战”期间，英国负债34亿英镑，1/4的国民财富化为乌有，耗尽海外投资达10亿英镑，出口额不得不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3。战争期间，英国很大程度上依靠与美国达成“租借法案”维持战争，为此英国转让了巨大的海外利益。

大英帝国对于维系殖民地所需要的成本，实际上已经难以承受了，镇压所谓叛乱直接意味着每个英国公民又得为此支付多少英镑的费用。并且在“二战”期间，迫于局势需要，英国对殖民地做出种种许诺，希望他们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战争结束后这些许诺就需要兑现。印度是走向独立的第一个地区，英帝国之大厦将倾，难以为继。1956年之前，英国已基本上撤出远东，但不打算放弃非洲。苏伊士运河事件后英国加快了撤离的步伐，它已经意识到无力维持一个帝国了，因此越早撒手，情况就越好。

工党的副领袖赫尔伯特·莫里森代表着英国原先的姿态，他说给非洲殖民地独立就像“给一个10岁孩子一把门锁钥匙、一个银行账号和一支猎枪一样”。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内阁大臣克里奇·琼斯则现实得多，他认为，不给这些特定的孩子们一把门锁钥匙，将会使他们成为街头成群的歹徒。英国在60年代让非洲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全都获得了独立，而英帝国至此事实上就已经结束了。

丘吉尔梦想的殖民部大楼因此从未建成，殖民部仍然在英国教会的房子中，并且在60年代租用的房间越来越少。1967年殖民部被撤销，并入英联邦部，后又作为一个不受重视的小行政机构缩小为外交部英联邦司属下的一个不重要的部门。

好在独立的国家多数都留在英联邦内，这多少对英国是一种安慰。学者钱乘旦分析说，别的帝国垮台了就烟消云散，英帝国却还能留下一个幻影。其中的原因与英国的统治方式不无关系，英国人善于让步，一旦他们发现民族主义的烈火已不可遏止，他们便见好就收，趁早把权力交给本地人，因此从感情上说，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并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此外，英国在多数殖民地建有代议机构，本地人经长期的努力，可能早就进入了这些机构，这对平稳过渡也是有益的。

英国社会学家阿瑟·马威克认为，大概是到了60年代，人们才承认了英国不再是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大国这一事实。

“光着身子”回到欧洲

“英国人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即认为英国不属于欧洲，英国与‘欧洲’之间没有关系。”学者钱乘旦分析英国人的心态，“这固然是一种岛国心态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英国还是一个帝国，它始终站在帝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帝国利益与欧洲的利益又往往是冲突的。比如国际贸易，假如照顾了帝国，便难以兼顾欧洲。这种思维定式使英国在战后几十年中漠视了欧洲事态，或者在必须做出选择时选择了帝国，结果就错失了引导欧洲潮流的机会。”

英国人的帝国情结使得他们在国家转型时，难免有些反应迟缓。于是当“二战”后出现西欧联合的最初迹象，而英国明显处于最优越的地位上时，英国却拱手让出了这一机会。

战后初期，丘吉尔的“三环外交”仍然把英国放在欧洲国家之上。1948年10月9日，在保守党的年会上他说：“当我展望我国未来时，我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个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我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是并存的，如果它们联结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联合的力量足以推翻他们，或者甚至向他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到这相互联结的三个大环，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个大环中都占一大部分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联结点上。”

1956年由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共同酝酿建立西欧共同市场，并决定邀请英国参加磋商。然而英国却另有打算，英国历来是由对外贸易带动工业发展的，现在外贸下跌，影响了对民用工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工业产品落后，缺乏竞争力。英国原想用扩大对“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各国的投资和出口，来弥补不参加共同市场而遭到的损失，但实践证明这又是不可能的。至1961年英国被迫申请加入共同市场，但是在谈判中，法国要求英国在加入时必须解除“英美特殊关系”，英国予以回绝，它首次申请加入共同市场失败。

到了60年代下半叶英国经济出现奇怪现象，即一方面发展停滞，另一方面物价飞涨，出现著名的“滞涨现象”。“滞涨现象”出现后凯恩斯理论就受到动摇，人们发现，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需求与发展的关系似乎断开了，一方面没有钱，劳动力大量失业，另一方面物价却居高不下。

而英联邦作为一个经济集团的前景十分黯淡，英镑不断陷入危机，英镑区摇摇欲坠。许多英镑区国家不再搞英镑结存，他们积蓄黄金，建立独立的外汇储备，切断与英镑的联系。暗淡的英国于1967年5月再次申请加入共同市场，但法国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决心放弃它的传统政策，于是共同市场又否决了英国的申请。

英国舆论和报纸于是开始呼吁，英国转向欧洲是非常必要的。“因为1000多年来，英国的安全和欧洲邻国的安全连成一片，如果长期无视欧洲大陆形势的演进趋向，就会给英国带来灾难性后果。”1970年希思出任首相，承认英国已从“世界大国”降为中等欧洲国家，主张根据国力寻求一条使英国在当代世界中保持相应位置的道路。他坦率地告诉美国当权者，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消亡，今后两国所维持的是“自然关系”。1970年6月英国第三次申请加入共同市场，在谈判中英国接受西欧六国提出的加入条件：正式放弃英美“特殊关系”，解散“英镑区”，逐步取消“英联邦特惠制”等，愿意“光着身子”进入共同市场。20世纪两场大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终于在“二战”后，从世界帝国的顶峰跌落下来，跌到与它人口和面积相匹配的位置上。

但是英国人内心的荣光依旧，他们既骄傲于曾经领先世界的帝国之梦，对它的陨落也表现出识时务的理解。1977年，弗朗索瓦·贝达利达在其《现代的英国社会》一书中有这样的结束语：“英国目前已降到普通的地位，降到还能过得去的一般欧洲水平。然而，我们必须同意说，岛国的人手里还拿着几张稳操胜券的大牌。有好几百年历史的文明财富不可能在十分短暂的时间枯蝎。在文化领域和生活艺术最近20年的创造性表明英国拥有各种未开发的资源。在今天的世界，英国肯定已不是一个昂首阔步于一等国家之列的大国，但英国人的责任是要继续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帝国缓慢1948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