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的生命力

（文 / 丘濂）

( 中国丝绸博物馆内的织丝展示厅展出的织机 )

时尚化的100年

一袭制作于上世纪20年代末或是30年代初期的旗袍，即使没有细致勾勒出女性的体态，在展馆里平常地挂着，看上去也是美的。这种美不仅来自面料，比如机器印花或者提花工艺带来了复杂的纹样，还在于它的剪裁。设计师郭培的作品收录在这次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百年旗袍展当中。她告诉我，为新版《小城之春》的人物来制作服装，让她得以理解老式旗袍。“我以为穿旗袍一定要有很完美的S形侧曲线。编剧阿城对我讲，那时的女人是要欣赏两条曲线，颈部至脊背的，和颈部往肩膀的。所以你看早期旗袍的立领与肩部的衔接，最能想象民国女子削肩长项的韵致。”结果，已经习惯了胸腰省等改良旗袍技艺的郭培说她还不会做这种最初的旗袍。“难度在于它没有肩缝，是一块整布，中间挖了一个领口，大襟搭过来，底摆的地方最多搭上有4厘米。我们从旧货市场专门买了7条或素色或条纹的老旗袍一丝一丝抽布纱来研究剪裁，最终才做出了件一模一样的。”电影开头，看到女主人公玉纹穿着自己做的白色旗袍在颓败的城垛中出场，有一种恹恹的美丽，郭培才顿悟了阿城和她讲的话。

受到西式剪裁的影响以及现代审美意识的注入，旗袍还是朝着更加贴体的方向发展去了。这也许和西式内衣进入中国市场有关。早期报纸上的小说还可以找到这样的描写：“她吸完了香烟，慢慢立起身脱去旗袍，露出洋府绸的短衫裤来。”或者：“她嚷着热，脱去夹旗袍，单着件纺绸短衫，当胸密密钉着一排翡翠纽扣。”舶来的内衣放大了女性身材凹凸有致的特征，于是胸省和腰省这样立体剪裁的工艺手段也就成为必须。但这种技艺被中国裁缝运用起来也是十分审慎和含蓄，更多是将收省与熨烫归拔（归是将织物熨烫收缩，拔是将织物拉伸）工艺结合。旗袍的形制结构随时尚逐年变化，最主要的变化集中在下摆的长短，领子的高低，纽扣的多寡，侧开衩的高低等方面。

旗袍的长短便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以至于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中感叹：“一部旗袍史，离不开长了短，短了长，长了又短，这张伸缩表也和交易所的统计图相去不远。”上世纪20年代，欧美服饰的特点是裙子长度至膝盖，衣身和裙子的分界线降至臀围以下。受此影响，旗袍的下摆也一升再升，20年代末已经上升至膝盖处。30年代开始，旗袍下摆又开始趋长，也许是当时女性意识到搭配了流行的丝袜与高跟皮鞋，旗袍的修长才更能展示东方女性的线条。这也使得旗袍的下摆开衩成为方便走路的必须。于是女性着丝袜的小腿在有限的步伐中若隐若现，旗袍也就成为中国女装史中少见的性感形式。极端的例子像当红明星顾梅君出入交际场时所穿的高衩旗袍，衩高过膝甚至到臀。大多数家教严格的女子则不允许穿开衩很高的旗袍。等到40年代，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深入，生活变得动荡，旗袍回到了利于快步行走的长度。在那个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的年代，短旗袍节省出来的布料可以再去做其他的衣裳。

很少有传统服饰在和西方的潮流元素结合时，能呈现出一种恰当的效果。旗袍无疑是这方面最完美的。此次展览的开幕式嘉宾、上海东华大学从事服装史研究的包铭新教授告诉我，30年代有一个“别裁派”的旗袍制作派别就是把旗袍的某些局部做西化。“比如在领、袖处采用西式服装的装饰，如荷叶领、开衩领、西式翻领以及荷叶袖、开衩袖，有的下摆也缀荷叶边并做夸张变形。”展览中有两件旗袍很能说明这样的特点。它们暂时从海宁市博物馆借过来，是导演史东山的夫人华旦妮女士的捐赠。“海宁人史东山以他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闻名。她的夫人华旦妮1928年在上海创办了美美公司，里面专营妇女的物品，包括服装、饰品和坤包。女性走进去再出来，从头到脚便可以焕然一新。华旦妮本人是名很出色的设计师，不仅为史东山的作品设计了大量的戏服，美美公司经营的服装也多出自她手。”丝博馆的馆长赵丰向我介绍。其中一件暗绿色米粒点印花纱旗袍，衣领就采用了西式翻领，还装饰有飘带。填心盘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机玻璃纽扣。另外一件红色花卉纹印花纱旗袍，前胸和衣领缀有双排布纽扣，两侧开衩，长袖显出喇叭口形状。

( 中国丝绸博物馆内的织丝展示 )

旗袍和西式外套相结合也能够相得益彰。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是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与萧伯纳的合影，其中宋庆龄女士的旗袍外，罩了件对襟毛线编织的背心。这种旗袍与毛背心的“黄金组合”是当时知识女性喜好的装束，可以弱化旗袍的媚感，更增添几分端庄。“冬天在旗袍外面穿裘皮大衣，领、袖处加以皮毛饰边，都是时髦的穿法。就算一般人家穿不起裘皮，也可以选择一种叫海虎绒质地的大衣代替。”包铭新说。50年代以后，旗袍在大陆逐渐绝迹，海外华人依旧在一些庄重的场合穿着旗袍。由于是在国外，她们的穿着方式更加中西合璧。展览中来自“船王”包玉刚夫人的捐赠，就是几身旗袍与西服的组合搭配。

旗袍在百年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它的四个特征：立领、盘扣、收腰和下摆开衩。“拿它去衡量当代的旗袍作品，未必全都具备。但至少有两点能够概括归类为旗袍的服装：首先是一件完整的衣服（one-piece dress），不是上下分体；另外就是有足够的中国元素（with significant Chinese elements）。在某些固定场合穿着的旗袍，样式需要固定下来以代表一种传统，可以是四个元素都有的一件标准的旗袍；另外一方面，旗袍则可以融会时尚元素，不断来演变。旗袍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空间。”另一展览主办方代表、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吴海燕这样说。

( “中国百年旗袍展”现场 )

郭培为章子怡参加奥运圣火采集仪式而设计的礼服，一直被媒体形容为“一件精美的中式旗袍”，这次也收入在展览中。“能给人带来束缚、拘谨视觉效果的立领已经不存在了，它的上面更像是一片抹胸。但它会勾起你对旗袍的记忆，也许是那块有着龙、祥云和鹤的长条绣片，也许是裙摆的长度或者收腰的处理，你会感到这就是一件旗袍。”郭培告诉我，“如果称之为旗袍，变通的基础一定是旗袍，而不是在一件西方礼服的基础上加入旗袍的元素。西方礼服是塑造人的，它会赋予你一种美，人人穿上它都会是耀目的公主；旗袍却是一种很柔软的面料，它只能去放大你的美。当你有足够的自信和丰富的内心，才会穿出它的味道。”

中国女性与旗袍

( “中国百年旗袍展”开幕式上，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展示旗袍 )

旗袍从来不是仅仅局限为旗女的穿着。这是除了旗袍本身的特点外，又一个让它可以仍然流行的原因。本次展览策展人、丝博馆研究馆员薛雁向我介绍，女性在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穿着旗袍，出乎了反清革命者的意料。“主流的解释是和女权相关，民国女子最早的旗袍就是完整的男式长衫，或者是男子长衫经过女性化后的改良形式。”这也能在张爱玲的《更衣记》中得到印证：“五族共和以后，全国女子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1920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在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旗袍也继承了中国数千年来的袍服元素。薛雁说：“在展览之初看到的‘旗女之袍’，样式宽大平直，面料厚重，图案纤细繁缛，在领口、袖口、衣襟和下摆处都装饰有花边，并且更以多镶为美，这样的袍，看其形制与之后更加修身、质地较轻薄的‘旗袍’有一定的相似，但事实上，从服装细节分析，相差甚远，‘旗袍’吸取了西洋服装裁剪方法，是一种东西方服饰文化结合后的产物。”

( 赵丰 )

到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服制条例》，规定了女子礼服分袄裙和旗袍两种。里面没有用到“旗袍”的称呼，但却描述了它的特征：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纽扣六。旗袍由此被确立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可以找到的最早关于“旗袍”的称谓存在于1925年一张五位民国女子身着长袍的合影中。“倘若把旗袍定义为曾是满族妇女所穿的服装也并不准确。八旗中除了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之外，还有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清代八旗的成分是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旗袍至今，也还是‘国服’的一个很好选项。”包铭新这样说。

在属于旗袍黄金年代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每位中国女性都穿旗袍。只是身份不同，面料、质地、做工和穿着方式有所差异。展览中就有一件比较难得的当时上层女子穿着的镂空旗袍，用蓝底上面起白色花卉纹样的进口蕾丝做面料，并以同样蓝色缎四周滚边。与此相对，条格棉布和阴丹士林布做成的旗袍多为女学生或者职员所青睐，国产毛蓝布或者称作“爱国布”制成的旗袍则是平民女工们的常见衣着。“我曾经看过一张老照片，拍的是缫丝女工。她们穿的棉布旗袍并不收身，小开衩，长度在膝盖上下，这可以让她们自由地在机器面前跑来跑去。”包铭新告诉我。他出生于1947年，童年已经是旗袍凋零的年代，他却仍然有着生动的记忆，“政治气候变化，街上已经难以寻觅身着旗袍的女性。但阿姨在家做工时仍然会穿。那是一件已经穿旧了的香云纱的旗袍，背后的纬线断掉了一点。她坐在一只木盆前搓洗衣服，旗袍后腰位置的一条小裂缝，便随着搓洗的节奏，有规律地绽开、合上。”

( 绿旗袍：草绿色印花织花绸镶花边短袖旗袍（衣长130厘米，通袖长66厘米，1930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

也是展览主办方代表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是旗袍的拥趸，同时致力推崇旗袍成为中国女性的礼仪着装。展览中就有她曾经穿过的两身旗袍。一件是乳白色织锦缎的面料，“是80年代在孩儿巷的一个老裁缝那里定做的。一共去修改了3次，直到整件旗袍与身体能够严丝合缝起来”。另一件则是在淡蓝色的丝绸上用立体绣花的工艺绣出了灵动的花与蝶，出自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服装设计师王秋平之手。

“巧合的是，旗袍的发展史与越剧的历史是同步的。”茅威涛告诉我。1906年，越剧诞生于浙江嵊县香火堂前的空地，叫做“小歌班”，或者因为只有鼓板、胡琴几种简单的伴奏乐器，也叫“的笃班”。到了1938年7月，一共八班女子越剧班进入到上海，终于在那座孤岛城市站稳了脚跟。“我形容她们，打着两只麻花辫子、穿着粗布花衣，还以装金牙为时髦的村姑，经过都市文明的洗礼之后，摇身一变，成为鸳鸯蝴蝶派文人笔下身着旗袍的曼妙的摩登女子。”这种转变，也寓意了在上海进步文化名流推进下，越剧突破传统地方戏范畴而进行的文学化的改造。1946年，越剧《山河恋》在上海黄金大戏院义演之前，十位参加演出的著名演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她们后来被人们称作“越剧十姐妹”。那正是越剧发展最繁盛的时期，十位越剧前辈全部身着旗袍。

( 花旗袍：花卉纹蕾丝无袖旗袍（衣长122厘米，通袖长44厘米，1930年） )

“我一进越剧这个行当学习，看到的就是这张照片，它让我印象深刻。前辈们就是这样优雅的形象。在我当上团长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越剧团里的女演员每人定做一身旗袍。”茅威涛告诉我。2010年的德国威斯巴顿艺术节，中国只有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和台湾云门舞集舞蹈团两个艺术团体受到邀请。“在表演完新版《梁祝》后，我们有晚宴要参加。我特地和主办方说定，一定要给所有演员留出半小时换装时间。接着所有演员身着定做的旗袍鱼贯而出，全场惊艳。这种中国女性独有的美丽，让所有人赞赏。”

（参考书目：袁仄、胡月著《百年衣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包铭新著《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古老的与时尚的

——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吴海燕院长曾经策划在今年“两会”开幕当天，浙江省20多位女代表和女委员穿旗袍走进人民大会堂，演绎“旗袍秀”，结果因为争议太大而收场。它和这次的展览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赵丰：作为一家纺织服装类专题博物馆的馆长，大概一年前，我就在想，应该给大众一种着装的建议，我们提出了“华装”的概念，也就是能彰显中国文化魅力的服装，增加民族认同感。我们分步骤来，首先做中华女装，觉得旗袍是个不错的选项。为了推广这样的想法，我们策划了百年旗袍展览，也希望能有一场活动，让更多女性能够重新认识旗袍为主体的中华女装。不过，并不是在两会的开幕式，而是三八妇女节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华装风姿》展的开幕式上。我本人是人大代表，由此想到人大代表的这个群体天然地就包括了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次的女性。我联系了我的好友吴海燕，她也是政协委员，请她来做旗袍的设计师。我们所倡导的旗袍，是既能体现出意蕴，又能有所改良并体现时尚意识的旗袍。结果给茅威涛设计的那套旗袍提前曝光，并冠以“露背”之类的字眼，之后整个事件便被媒体娱乐化了。其实那件衣服你在展厅中也能看到，前面看完全是中式旗袍，只是后背用立体剪裁的方式折叠出来一块料子，根本露不出后背。它又是那种米色横条纹的丝织物来做面料，带有商务感，会议期间穿着十分得体。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展览和以往展览相比，在布展思路有什么特别之处？

赵丰：在上海有几位民间的收藏家，手里拥有的旗袍的数量十分可观。那是因为上海是现代旗袍的策源地，一些个人和家庭都有旗袍保存下来。但过去的旗袍展主要集中在民国的旗袍，我们展览的跨度则是100年左右的时间。在上世纪50年代后，旗袍逐渐在内地受冷落，我们便把眼光投向了海外华人女性和港台地区女性的生活，她们一直都有在重要场合穿旗袍的习惯。你可以看到展品里就有董建华的夫人、“船王”包玉刚的夫人和女儿包陪庆女士，以及贝聿铭的母亲、美籍华人余翠雁女士等人捐赠的旗袍。

能得到包玉刚家人的捐赠，也是巧合。之前包陪庆计划在香港办个浙江人的会所，想用有地域风格的物件来做装饰，一个是龙泉青瓷，一个就是杭州丝绸。她就找到了丝博馆，询问我的意见。我在1997至1998年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做客座研究，我的老师屈志仁先生正好和她熟识，我们两人由此聊开便很投机。她当时有一批父母的物品要捐到宁波帮博物馆，我就说服她把母亲的几身旗袍能够贡献给这里的馆藏。1976年包玉刚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时，她的夫人正是身着其中一件黑底有大朵连枝花卉图案的旗袍陪同参加典礼的。这样的旗袍，也因历史价值更加珍贵。

三联生活周刊：丝绸博物馆的名字，听上去馆藏重点应是古代丝织品和织造工艺的展示。你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关注起服装与时尚？

赵丰：服装是个很重要的门类，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讲，没有什么比人们变化的服装更能说明问题。

我们在1992年建馆之初，馆藏几乎为零，只有靠批文和面子从其他博物馆调拨来一些文物。我就和我的团队一起，帮助其他文博单位做文物鉴定，用技术换标本的方式积累了一些馆藏。1998年后，我们由原来归属丝绸公司管理，划归到文化系统下，可以用来购买藏品的经费才逐年增加。可地下埋的东西是有限的，考古发掘迟早要挖完的。古代的丝织品还特别难保存下来，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丝织品是5000多年前的，但已经碳化，3000多年前才是较为清楚完整的。我们将来的人走进博物馆看什么？应该是今天的面料与时装的收藏。有的时候，一种面料很难找到，却可以得到这种面料制成的服装。收藏服装也就等于同时保存了面料。所以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时尚展览，为明天而收藏今天。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个专题类博物馆，你们现在已有的优势和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赵丰：当代是我们新近进入的领域。我们关注中国和国际的时装，同时关注当代服装和当代纺织品。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建成一座丝绸博物馆的时装分馆。2008年，我们在牵头全国三省五市申报“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功，正在海宁建设“中丝生态园”和丝绸博物馆的非遗分馆。

另外，我们丝博馆的传统优势是古代丝织品的鉴定测试和保护修复，也就是我们在科研方面的力量。现在各地博物馆都比较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和设备。各个地方都有了考古所和博物馆。一旦有了新的文物出土，考古层面的解析在考古所那里就完成了，博物馆于是只能做艺术史，我们这里则可以从科技史的角度。看我馆现在的布展情况，是2004年的时候做的。每平方米的花费非常低，因为无论展览体系的设计还是那些庞大的织机，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服饰厅里有件唐朝的袍子，其实是《琵琶行》里“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青衫”，靛蓝色植物染料染的，有暗花，很精美。实际上，当我们征集这件文物的时候，是“顺手牵羊”的方式要来的，相当于“买一送一”。它当时几乎是一堆碎片，但我们的研究人员瞥了一眼，就能判断出它的修复潜力。今年底之前，我们的古代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就会从馆外迁回馆区内的一栋二层建筑，建成一个纺织品文物的修复展示馆。届时一层进行织品修复，二楼陈列修复之后的样本，观众还可以通过脚下透明的玻璃，观摩修复的重要步骤。 旗袍上海展览生命力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