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丽：我不是“迷人资产”

（文 / 俞力莎）

( 5月15日，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伴侣瓦莱丽抵达巴黎爱丽舍宫总统府 )

事先未得到通知的瓦莱丽·特里耶韦莱看到报道后勃然大怒。对这个自己供职20余载的杂志社，她毫不留情地在推特上加以揶揄：“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自家杂志的封面上，上帝知道我有多震惊！为《巴黎竞赛画报》的性别歧视喝彩！”的确，她最不能容忍的恐怕就是被视为一个男人的附属品，更何况这个评语是来自《巴黎竞赛画报》。据说，曾经有位同事在她面前大谈对女性的歧视，她二话不说就给了对方一记耳光。

2011年10月16日，在巴黎塞纳河附近的“拉丁美洲之家”内，法国社会党举行了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投票选举。正是这场选举成了弗朗西斯·奥朗德走向法国总统之位的起点。3天后，《巴黎竞赛画报》上刊登了一篇对瓦莱丽的独家访问。在那之前，瓦莱丽一直保持低调，从不就奥朗德的话题接受采访。

被问及那晚在“拉丁美洲之家”的感受时，瓦莱丽并没有描述会议大厅内的灯火辉煌，或者奥朗德在高台上的踌躇满志，她的思绪陷入了更久远的回忆中：“1988年5月8日，当弗朗索瓦·密特朗成功连任总统时，我就在那里。而且，正是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开始步入记者生涯。1997年国民议会解散后，利昂内尔·若斯潘成功（出任法国总理）的那晚，我也在那里。我还记得，若斯潘的妹妹诺艾尔·夏特雷反复地说：‘太戏剧性了！太戏剧性了！’我也想这样说：‘太戏剧性了！太戏剧性了！’我第一次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是一个学生，第二次是作为记者，这一次，我也成为历史，一段‘小写的历史’。前两次，弗朗西斯都没在场，他当时还在蒂勒。”

“很显然，对我而言，我不能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晚上缺席。这是一次长征的高潮。我与他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在他离开政界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陪伴着他。我们都很开心。作为一名记者，我也曾数次陪伴他度过那些非常紧张的时刻，像是2002年4月21日（注：社会党总统大选失败、若斯潘当晚宣布退出政坛），以及弗朗索瓦·密特朗辞世后，他出任社会党第一书记发表了伟大的演说，当时我也在场。”

尽管爱人的胜利让她喜出望外，但瓦莱丽并没有冲到台上去与奥朗德一起接受祝贺，而是微笑着在台下凝视她的英雄。她说：“因为那是属于他的胜利，胜利归功于他自己，他的坚忍不拔，不屈不挠。这胜利对我而言太不可思议了。但这不是我的地方，我们并不是夫妻。”奥朗德当选总统后，瓦莱丽起初也曾坚持继续待在他们在巴黎第15区租住的公寓，不愿意搬入象征法国最高权力的爱丽舍宫，但最终还是为爱人做出了妥协。

( 5月21日，美国芝加哥，瓦莱丽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造访当地的法国公立学校 )

在“拉丁美洲之家”的那个晚上，瓦莱丽就已经明确了对自己的定位，她说自己的这种想法来源于若斯潘和他的妻子雪维安·爱嘉辛斯基。“她（雪维安）总是出现在正确的地方。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是如何开门的。”若斯潘出任法国总理后，瓦莱丽上门采访。雪维安在嫁给若斯潘之前就已经是法国文化圈的超级名媛，但她对这个年轻的女记者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坦然直言：“在选战期间，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倒咖啡。但是我想说，我还是雪维安·爱嘉辛斯基，一个哲学家，我一直在写作。”瓦莱丽为雪维安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我本能地感到她已经找到了正确的基调。她是若斯潘的妻子，但与此同时，她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18年后，瓦莱丽也成了一个成功男人身边的女人，也找到了自己的基调：她是奥朗德的“一生挚爱”，爱丽舍宫事实上的女主人，但与此同时，她还是瓦莱丽·特里耶韦莱，三个孩子的母亲，热爱新闻事业的女记者。

( 5月20日，瓦莱丽（右）和米歇尔·奥巴马在美国加里青年中心 )

“一生挚爱”

1988年，刚从索邦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的瓦莱丽进入了一家周刊——《政治宣言》。在社会党人时常出入的目击者俱乐部，23岁的瓦莱丽见到了34岁的奥朗德。当时，后者在总统办公厅任职，深受密特朗总统的赏识，可谓是青年才俊，也给瓦莱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总是乐于助人的大男孩，体贴、有趣又聪明。”不久，奥朗德离开巴黎，到法国西南部的蒂勒市参选议员。而表现出色的瓦莱丽也在第二年跳槽到了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巴黎竞赛画报》，继续负责跑社会党这条线的新闻。

( 5月6日，参加第二轮总统选举投票的奥朗德和瓦莱丽赴奥朗德竞选大本营图勒 )

1997年，当选社会党第一书记的奥朗德回到了巴黎。“她（瓦莱丽）清楚地记得，从1997年起她和奥朗德成了‘惺惺相惜的一伙’。”瓦莱丽的同事康斯坦丝·维加拉（Constance Vergara）透露道。瓦莱丽被奥朗德的智慧与幽默所吸引。“他总是让我大笑不止。”“我告诉他，他很优秀。他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不是在恭维。”而奥朗德也从不掩饰自己对瓦莱丽的好感，称她为“我最喜欢的记者”。有意思的是，奥朗德过去的演说常被抨击为索然无味，如今抑扬顿挫的新风格被众人归结为瓦莱丽的功劳。但瓦莱丽自始至终都认为对方聪明又幽默。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2005年，日久生情的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奥朗德赢得社会党初选后，瓦莱丽第一次承认：“我们曾试图抵抗这段恋情，因为这在伦理上并不光彩。我当时还为人妻，而他也不是单身……”然而，她最终痛苦而甜蜜地承认自己“就是心动了”。

《巴黎竞赛画报》的管理层听说了瓦莱丽与社会党领导人的绯闻。当时她的前夫、三个儿子的父亲丹尼斯·特里耶韦莱也在该杂志工作。瓦莱丽被上司要求退出政治报道的领域，但她并不服气。她后来曾说过：“所有的记者都有观点，他们都投票、有同情心和友爱之心，但他们不被要求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们相信他们的正直。”瓦莱丽选择继续在其他平台进行政治报道，包括2011年初在法国Direct 8电视台主持一档政治访谈电视节目。最终她还是理解了老东家的做法，回到《巴黎竞赛画报》为其撰写文化题材的稿件。不过，奥朗德赢得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瓦莱丽又一次接到了一个冷酷的通知，她不能够继续参加杂志社的选题会了。

奥朗德当年的处境更糟糕。2007年总统大选时，罗亚尔被社会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萨科齐所在的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曾试图利用两人的不和传言来打击竞争对手，除了给奥朗德戴上“罗亚尔先生”的帽子外，还向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爆料，奥朗德有一个秘密约会的对象。这无疑是一桩具有杀伤力的绯闻。奥朗德和罗亚尔虽没有婚约，却共同生活了25年，膝下有四个孩子，是人人称羡的政坛佳偶。选举结束后，俩人公开了分手消息。罗亚尔的败选并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失败，这已经是社会党连续第三次在总统选举中败北。社会党人认为，奥朗德应当负主要责任。顶着巨大压力的奥朗德宣布从2008年起不再担任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在这个位置上，他已经走过了整整11年的艰难路程。

但对于瓦莱丽和奥朗德两个人而言，他们之间终于没有了任何牵绊。“这是个美好夏天，我们两人一直在一起过了一个‘疯狂的假期’。”这几年，奥朗德一直小心地保护着瓦莱丽，不让俩人的恋情曝光，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2010年秋天的一次盛大宴会上，人们注意到，离开政坛两年的奥朗德又回来了，身边还有一位长相靓丽、气质出众的女伴。奥朗德亲口告诉一家小报的记者，这个女人就是他的“一生挚爱”。

“第一夫人”

瓦莱丽出生在法国西部城市昂热，从小和五个兄弟姐妹在公共廉租屋中长大，父亲少时就失去了一条腿，母亲则在当地的溜冰场当收银员。但她十分反感别人给她贴上“灰姑娘”的标签，声明祖父是银行家，父亲是“很有文化教养的人”。这并非出于虚荣心，瓦莱丽不希望被视为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圈外人。但人们总还是能够在她身上找到某种“叛逆”气质。比如，她甘之如饴地当了20多年的普通记者。维加拉说：“瓦莱丽总是拒绝晋升，希望保持自由。”法国Direct 8电视台的副总菲力普·拉布罗（Philippe Labro）这样评价曾经的下属：“瓦莱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混合体，集合了勇气、骄傲和脆弱的特性。她非常在意自我认同，她热爱自己的工作。”

奥朗德成为法国总统后，瓦莱丽也对自己身份的“晋升”表现出了某种抗拒。她不愿意被称为“第一夫人”，公开征集自己的新头衔，并且希望继续当记者。她说：“我仍然对新闻保有热情。”

关于“第一夫人”这个头衔的争议，首先是因为奥朗德和瓦莱丽的未婚关系。前不久，瓦莱丽随奥朗德赴美出席G8峰会和北约峰会，不少美国媒体就更倾向于选择“第一女友”、“伴侣”等词。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亚尼娜·莫苏－拉沃（Janine Mossuz-Lavau）说：“对法国人尤其是左翼人士而言，他们的这种未婚关系并不成问题。”萨特和波伏瓦的“契约爱情”就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美国大学巴黎分校的教授苏珊·佩里（Susan Perry）还告诉我们：“自从1968年的文化剧变后，法国的离婚率就一直在上升，而结婚率则不断下降，大多数人现在都选择‘试婚’（PACS）。自2000年起，法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欧洲，在家庭结构和传统方面经历了一场文化革命。奥朗德和瓦莱丽这一对，代表了法国公民中重要的一小部分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PACS（Pacte Civile de Solidarité）是法国设立的一种机制，其保障程度介于婚姻和同居之间。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布鲁诺·考特雷（Bruno Cautrès）补充道：“这种文化变化朝着一种更‘后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发展，描绘出了我们这个后工业化社会的特性。”

在法国，纯化论者将“第一夫人”斥为一种无聊的美国进口货。还有人认为，是“亮闪闪”的萨科齐和布吕尼夫妇将“第一夫人”的概念带到了聚光灯下。创办了“女性、文化与发展实践”国际论坛的佩里告诉我们：“‘第一夫人’这个角色的活跃要追溯到克洛德·蓬皮杜，她因对法国文化尤其是现代艺术的支持而闻名遐迩。丹妮尔·密特朗也是个性突出的人，因在人权问题上大胆直言而著称。”考特雷认为：“事实上在法国确实没有所谓的‘第一夫人’的官方说法。与美国不同，法国总统的妻子往往发挥着一种更为非正式的政治作用，如进行人道主义活动，支持人权或文化领域的发展。伯纳黛特·希拉克曾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家，当选过当地议会的议员。丹妮尔·密特朗创办了‘法国自由基金会’（France LIbertés）。这些都显示出法国的政治生活并不十分关注谁是‘第一夫人’，以及她开展了什么形式的政治活动。”

瓦莱丽是这样理解的：“在法国，第一夫人是没有地位的，人们认为第一夫人就该做全职太太，不应该再做其他的事。但是，我的生活有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持独立，不让奥朗德在经济上支持我。他不是我三个孩子的父亲。”她说，“我和许多的职业母亲一样，都对孩子们感到内疚。每周三，我都要去看孩子们，给他们做法式薄饼。”因为“想和孩子们在一起”，早年她曾放弃驻外机会。

由此看来，瓦莱丽也绝不会喜欢贴在她身上的另一个标签。《新闻周刊》戏称奥朗德为“强势女性的‘粉丝’”。瓦莱丽在奥朗德的竞选总部有一个专属办公室，“她在团队中的位置越到最后就越不能被忽视”。这引来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奥朗德这位个性极强的伴侣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塞西莉亚——萨科齐的前妻，被认为干预了丈夫的人事决策。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瓦莱丽亲口证实，她曾要求社会党领导人德雷离开奥朗德的胜选庆典。在竞选期间，德雷因邀请身陷性丑闻的卡恩参加生日派对而招致非议。

有人给瓦莱丽取了个绰号叫“罗特韦尔犬”——一种行动敏捷、凶猛骁勇的狗。佩里告诉我们，法国有一档调侃政客和社会精英的电视节目“木偶新闻”（les Guignols de l'info），把瓦莱丽刻画成了发号施令的老大。“这证明，法国人很难接受总统的伴侣是一位强势女性，她有可能会‘干预’或过度影响总统的政策。在全世界，女强人都对既定的男性利益造成了威胁。只有少数女性能够进入政治圈的最上层。如果有一天在中国或者美国出现了一位女性元首，那么法国人或许也会停止对第一夫人的强势个性开玩笑。”

考特雷觉得：“瓦莱丽就像许多法国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一样：自食其力，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不认为自己只是‘某人的妻子’。我不清楚总统是否钟爱‘强势女性’，但我认为他喜欢从事专业性或政治性工作的当代女性。”瓦莱丽承认：“我们经常谈论政治，因为那占据了他大部分的人生。如果我不喜欢政治，我就不会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但他不是一个轻易受人影响的人。他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然后自行做出决定。我完全看不到有我可以干预的地方。”她被视为奥朗德的形象顾问，为后者制订严格的瘦身方案，使其成功瘦身15公斤，并亲自挑选修身西装和无框眼镜，让不修边幅的“平凡先生”变得颇具领袖范儿。但瓦莱丽更愿意强调：“他是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减肥，我们不可能强迫他这么做。在那之后，我努力不让他闻到炸薯条的味道。毫无疑问，我的烹饪‘天才’帮他减轻了体重。”

《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谁？我们的政治家的愚蠢》（Pour qui nous prend-on？Les sottises de nos politiques）的作者亚尼娜·莫苏－拉沃也不认为瓦莱丽是个“强势女性”。她告诉我们，在最近一次关于瓦莱丽的民意调查中，75%的受访者认为她是一个“独立”女性。此外，71%的人视她为“正常”人，68%的人认为她是一个“现代”女性；认可她很“坚定”和“低调”的人分别占了67%和66%。但她确实没有显得“贴近普通人”。人们不希望她对奥朗德有一种政治上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选出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对夫妇。52%的法国人希望由瓦莱丽来负责“慈善或救助行动”。51%的人认为奥朗德和瓦莱丽将无法和原先一样生活。

大选期间，瓦莱丽曾说过：“我了解政治，了解媒体。的确，我想我在爱丽舍宫的日子会比布吕尼更好过些。她来自于一个对政治完全陌生的世界，在那里她无需知道政治的准则。”但当她发现有摄影记者在自家附近埋伏时，还是忍不住上推特讽刺说：“感谢我的同事尊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邻居。感谢你们没有在我们的大门前扎营。感谢你们的理解。”莫苏-拉沃感慨道：“在法国，很长时间内，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是被严格分割开来的。但是，今天，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再划分得那么清楚了。看看媒体通过报道卡恩所获得的成功吧。”瓦莱丽也免不了要做出牺牲，她说：“成为一个令人好奇的对象，这种感觉很复杂。尤其是当人们像我一样，试图保护自己的隐私时。”

瓦莱丽确实有自己的适应之道。5月6日晚上，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奥朗德搭专机赶到自己的起家之地蒂勒，发表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演说。深夜的小城中心，人声鼎沸的教堂广场上，一曲由手风琴乐队演奏的香颂名曲《玫瑰人生》悠扬地响起来，奥朗德和瓦莱丽迈着优雅的舞步走向广场中心，相拥而吻。他们极少在人前如此直白地表达感情，这是瓦莱丽特别要求的，是她奖赏给自己和爱人的缱绻一刻。 不是资产迷人瓦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