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者的跌宕起伏

( 1927年6月，英国士兵在上海苏州河边公共租界的街垒中站岗。河对岸是中国居民区 )

“被革命压死了”

胡适出国10个月，国内已然换了天地。北伐成功在望，国共两党分裂。北洋军阀虽然倒台，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却建立起来。

北京被改名为北平，有人提议南京改名为“中京”，还有人提议“故宫博物院”应改作“废故宫博物院”，“孙文”的名字很少用了，“忠实同志”都应该尊称他为“先总理”。口号满天飞，标语满墙贴。连国民党宣传部长胡汉民都写信给胡适说：“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喊出的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仔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吧。”

国民党修中山陵，胡适也认为太过浪费。他在日记中写道：“墓的建筑太贵，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400处石筑，即便游观，也可省不少的费。”他甚至认为，中山陵甚至现在不该修。“此墓修得太早，若留待50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

这个时期，胡适在日记中保留了很多简报。在1928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压死了。”

( 1952年，台湾一条街道内，排队等候进场听胡适演说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

国民党执政后实行训政，事实上只学到了“一党专政”的一点外形，但党部之人携“革命”之名四处横行。在上海，胡适最感吃惊的是国民党的宣传的泛滥。宣传成了“极重要极有魔力”的大事业，他感到非常反感。

胡适后来写了一篇《名教》的文章批判标语之泛滥，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在门上写一条“姜太公在此”一样——“同为废纸而已”。

( 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前右三）与同仁合影（1929） )

实际上回国前，朋友们给他写信，劝他先不要回来，尤其不要回北京。

他的学生顾颉刚在信中说：“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万勿到北京去”下面还密密地画了圈。

( 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难民们匆忙离开家园 )

胡适在两三年前，已经因陈炯明事件的言论与参加善后会议而得罪国民党，他又喜欢发表意见，如果管不住嘴巴，反招来横祸。顾颉刚甚至劝胡适“最好加入国民党”，政治上顺从他们，把精力放在做学问上。

胡适就在日本停留了三个星期，看了各种报纸，最后还是决定回上海。他在旅欧期间已经公开表态，支持国民党北伐，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打倒军阀。他对英国留学生沈伯刚说，他原来是反对武力革命的，但革命既然来了，便当助其早日完成，减少生命与财产损失，尽早开始建设。中国急需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在胡适看来，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更有现代知识。

1927年5月20日胡适回到上海，直到三年半之后才离开，重回北平。他自己说：“此三年半中，不算是草草地过去。”在他去世前所写的《淮南王书·序》的残稿中，胡适特意提到，这是他生命中最闲暇的一段时光。他写了有100万字的稿子，其中有31万字的《白话文学史》（上），还有十几万字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十七八万字的《中古思想史》长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期。

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连薪金也发不出来，文化人的生活不好过。政治压迫更一天天加重，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则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

胡适回国后不久，新月社的人们便联络商议，由大家招股集资，筹办一个新月书店。他们推胡适为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于是，6月30日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159号，定于7月1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

新月书店的开办，以徐志摩关系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适只有100块钱的股本，却挂着董事长的名义，更不好意思不尽股东的义务。他便答应把《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给新月书店出版。同时，新月社又办起了《新月》月刊。这本来是一本以文艺为主的杂志，鼓吹“为艺术的艺术”，与当时的左翼文学并立。但结果从1929年第二号开始就大谈政治了，掀起了一场“人权”风潮。

1928年3月，胡适当年的母校——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发生学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后，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

此时的胡适，重新恢复了“教师”、“学者”、“舆论家”三位一体的角色。他在“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的上海，开始了一段“大书特书”的生活。

“胡适系反党”

1928年底，胡适写了一篇《新年的好梦》，这是蒋介石全国执政的第一年。他梦想来年全国和平，因而可以裁军，将军费减去大半；他梦想苛捐杂税完全取消；梦想铁路收归国有，鸦片之祸永绝中国；梦想有一点点言论自由，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

鲁迅后来也写了一篇《听说梦》，唱唱反调。鲁迅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两相比较，鲁迅说的，基本都发生了；而胡适的，则基本落空。

1928年10月10日，国民党宣布开始进入训政时期。所谓“训政”，即一切权力归本党，并且形成了一个口号——“以党治国”，就是把国家政权托付给国民党的最高机关来管理；并且，最高监督的权力“仍属之于中国国民党”。按照训政理论，国民党之所以握重权，是为了训导人民如何使用政权，为宪政打下基础；而且，必要时国民党有权限制“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搞“党治”，即“以党治国”，“党在国上”，“党权高于一切”。

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部长陈德徵，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提案认为以前对“反革命分子”的定性与处置太拘泥于法律，过于繁琐，法院受限于证据，倒使很多“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所以，陈德徵提出，“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也就是说，只要国民党说谁是反革命分子，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对于此类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组织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

胡适在4月1日的日记中批道：“可怜陈德徵”，“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声称：“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政府与党的权力滥用并没有被提及和限制。

于是胡适写了那篇著名的《人权与约法》，挑起了一场人权运动。

胡适认为：“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自由之危害，正来自于政府。所以，胡适呼唤制定宪法，最低限度也要制定训政时期的临时约法，以约束国民党政府。这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以约束人民的自由正好相反。

两个月后，在当年《新月》的第四号上，胡适又写了一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不仅再次呼吁制定宪法而非约法，而且把反训政的锋芒直指孙中山。因为训政思想本来就来自孙中山。他的本意，于宪政之前，先行训政，由政府训导人民，以培养人民民主能力。由此才有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集权论：“厉行党治，扶植民权。”然而胡适认为孙中山错了，“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

更重要的是，胡适提出党国的衮衮诸公尤其要有宪法的训练，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接下来，胡适又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

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曾经要求：“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将《建国大纲》及军政、训政、宪政三大程序宣布为“中华民国不可逾越的宪典”。胡适对《建国大纲》提出质疑，不仅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批评，也是对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南京国民政府既定国策的批评。

但胡适并不惧然。1929年底，他干脆把这些发在《新月》上的“反动”文章（包括罗隆基和梁实秋的）辑为一集，命为《人权论集》。在其《序言》中，胡适坦然地说：“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随后，胡适又把矛头对准了“言论自由”和“党化教育”。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宣告：“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胡适对于大学里推行党化教育持强烈的反对。他给蔡元培写信说：“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从根本立场上，胡适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及以“训政”为名义实施的政治专制。他在一些政治含义相当明确的举措上也毫不让步妥协。在他当校长的中国公学内，坚持不挂国民党旗，不做总理纪念周。批驳“孙文哲学”的《知难，行亦不易》，便是首先在中国公学的学术刊物《吴淞月刊》上发表的。

胡适的言论在自由知识分子中引起了震动。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写信给胡适说：“我肚皮里，也有一类感想的文字好写，然而一想，我比不得你，你是金刚，不怕小鬼，我是烂泥菩萨，经不起他们的敲，还是摆在肚里罢。”

在1930年9月3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民国十一年，我们发表了一个政治主张，要一个‘好政府’。现在——民国十九年——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再让一步，把‘好’字去了，只有一个‘政府’。”在胡适眼中，此时的国民政府连政府资格都达不到。

上海的《民国日报》、《光报》、《时事新报》、《大公报》、《觉悟》、《星期评论》等许多报纸都刊文批判胡适。在国民党党报驳斥胡适的文章中，以《有人权才能训政吗？》一文最有代表性。文中写道：“中国国民党的专政，本身毫无掩饰的，我们的口号‘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专政’，毫无疑义地宣布出来。因为中国国民党负了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责任，当然要尽这个责任而完成其使命。”

上海市第三区党部率先发难，呈请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接着又有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几个省市的党部，呈请政府“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层层公文训令，最后由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适。蒋介石也亲自在1929年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18周年纪念会上，特别警告“秽言乱政”的后果。

在1929年胡适成为国民政府的反动分子。1930年2月，上海市党部又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5月，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

1931年3月，清华大学酝酿请胡适去当校长，呈文请示中央。蒋介石批注说：“胡适系反党，不能派。”在3月18日的日记中，胡适说：“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

迫于各种压力，胡适在1929年5月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一年半以后，他重回北京，重返北大教书。

胡适的战友罗隆基就没那么幸运了，不仅被拘捕了6个小时，还被政府敲掉了光华大学教授的饭碗。为此胡适专门去南京找教育部次长陈布雷交涉。

1931年，为了解除对罗隆基的处分，光华大学张寿镛写了一个密呈给蒋介石。蒋问张：“罗隆基这人究竟怎么样？”张说：“一个书生。想作文章出点风头，而其心无他。”蒋问：“可以引为同调吗？”张说：“可以，可以。”

实际上，对于现代知识分子，蒋介石也是一味想通过“套交情”的传统方式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最后“引为同调”。他似乎相信一切原则性的争执都可以由此一笔勾销了。

北大中兴

北京地安门向南过平安大街路口，路西有一个小胡同叫米粮库。胡同口的马路上总是停满了旅游大巴，各地的游客从这里下车，再向南一点去景山、故宫和天安门。熙熙攘攘的人群每天与这个小胡同擦肩而过。

1930年11月30日，在上海被围攻的胡适重返北平，就住在了米粮库胡同4号。1号住着历史学家陈垣和语言学家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和林徽因。

对于北京，他充满了信心。这一年的10月，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哲学是什么”的英文演讲。晚上20点半开始，19点时大讲堂就已经人山人海，连外面都挤满了人，想退场也退不出去。此前6月在北大也是讲这个题目，16点开始，13点就已坐满，晚来的只能站在窗外空地上。因为天气太热，导致很多人中暑。胡适在日记中感慨地说：“因讲题是‘哲学是什么’，无论在哪一国都不会引出很多人来听的。”

胡适自早年暴得大名，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至老不衰。如同余英时所说的：“‘胡适崇拜’的现象，并不是由政治权威造成的，相反的，它很大程度上象征了向政治权威挑战的心理。”

不过胡适明白，看他的人多，真正听得懂，并接受其影响的并不多。他在《南游杂记》中写道：“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五六成，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说的影响不过如此。”

青年们更多的是看热闹，“看胡适之什么样子”，是绝大多数听众的共同心。胡适当年是中国知识界最灿烂的明星，所以“胡适崇拜”与“胡适影响”之间不可画等号。受他影响的人，远没有听众那样多。

米粮库胡同4号是个大洋楼，有树木，有花圃，左手是汽车库，从洋楼向右转到后院就是厨房和锅炉间。后院有个土丘，外面有围墙。洋楼有三层，除了胡适一家外，还住着他的助手，包括亚东图书馆帮助编辑胡适著作的编辑，以及胡适的学生罗尔纲。客厅非常高大，原是个舞厅，胡适改建为藏书室，大厅南面有一个长方形书房，东开一小门，连到庭院可外出散步。胡适自己有专用的自印稿纸，直行，每行20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用毛笔，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睡，这是他的习惯。据邓广铭的回忆，当时北大图书馆为文、法院长及两院系主任设置了专门的阅览室，但是实际上利用的人并不多，如文学院院长胡适当时在米粮库胡同4号家中的藏晖室，整整三大间书房。

二楼是胡适夫妇以及两个儿子的住房，三楼住了佣人杨妈。胡适家有门房一人，厨子一人，打扫的杂役两人，女佣一人。1933年底，胡适买了一辆私人汽车，福特的“V8狗鱼”，所以他还雇了一名司机。每个星期日上午，是胡适在家见客的时间，无论三教九流，引车卖浆，都可以直奔他的客厅和他讨论问题。

1930到1937年7月的北平时期，胡适正式出版专著选集就有20多种，算上月薪、版税、稿费每月平均收入至少1500银元。同一时期的鲁迅每月平均收入约690银元，他在《二心集·序言》中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那么以此标准衡量，胡适至少是上层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有钱人了。30年代的北平学术界有“三个老板”之说，胡适是其中之一，另两位是他曾经的高材生：傅斯年和顾颉刚。

不过，胡适最初三年半的专任是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北大只是“教书不支薪”，然而他的全部精神都用在“北大中兴”上了。

办教育要有钱，但因为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北大校长蒋梦麟迟迟没有就任。胡适回北大第一件事，就是去“拉赞助”。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于1924年9月，其宗旨是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学校，资助留学。胡适在1927年当选为“中基会”董事，以后连选连任。利用这重关系，在他和蔡元培的推动下，“中基会”与北大达成了为期5年的合作。“中基会”每年拿出20万元，北大也拿出同等数目作为配套，作为专款用于设立讲座，延请教授以及购买图书、仪器之用。

蒋梦麟到任后，将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升级为“院”，胡适自告奋勇担任文学院院长，法学院聘请周炳琳，理学院聘请刘树杞，组成了校长之下的“三驾马车”。原先的校评议会，改设为校务委员会，并提出16字办学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

早在胡适十几年前到北大，就打定主意要推动北大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从事尖端研究，培养各学科的领袖人才。如他所说：“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为此，1932年北大成立了研究院，其最早脱胎于胡适等人拟定的《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程》。研究院的院长由北大校长兼任，下设文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部，后改为文、理、法三个研究所。

胡适除了担任文学院院长外，还在文学院6个系中兼任过5个系主任。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中回忆：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大上课，中午回家吃饭，下午13点多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上班。晚饭在外面吃，一般23点以后才回家。继续读书写作到夜里2点。胡适常说：“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个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个小时。”

1931至1937年，是胡适最专注发展教育的一段时期，虽处国难声中，尚能排除干扰，推动国家的基础教育、研究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胡适晚年回忆说：“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感觉一种新的兴奋，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的6年的国难中，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建造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

此时的胡适不仅是北大的重要决策者，也是北京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陶希圣后来回忆说：“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之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北大6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6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憎恨残暴也憎恨虚妄”

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领导人物是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杨杏佛等人。1933年1月底，北平分盟成立，主要成员有李济、成平等人，由胡适担任北平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人权保障同盟的成立，主要目的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人权，营救政治犯。通过这个机构营救的重要人物包括陈赓、廖承志、丁玲、刘尊棋以及牛兰夫妇等。

胡适作为人权运动的“旗手”自然是“同盟”的骨干，然而一个多月后，人权“旗手”就被开除出会了。

事情的起因，在于1933年2月1日胡适收到的一封航空邮件。信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所发，内附宋庆龄签名的英文报纸，还有一篇英文匿名信，题为《北平军人反省院政治犯Appeal（控诉书）》，长达5页，详细列举了反省院中种种私刑拷打，残酷异常，骇人听闻。来信请求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立即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废除反省院中种种私刑。特别要求胡适“把此事造成一个国际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外国的意见往往比对中国人的意见远为重视”。信中说，这个呼吁书业已交给报纸发表了。

胡适看了信大吃一惊。因为控诉书中所指认的“北平军人反省院”他几天前和杨杏佛等人刚刚去检查过，而且是突然袭击，并未给院方留出作假时机。虽然反省院的条件恶劣，犯人戴着脚镣，伙食被克扣，营养不良等等，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提到控诉书描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胡适怀疑控诉书的内容不可信，因为犯人中有一个人和他用英语交谈，完全不会隐瞒什么。

不等胡适进行调查，上海总会已经将控诉书交由英文的《大陆报》和中英文合刊的《燕京报》发表了。2月5日，张学良秘书王卓然打电话给他，质问此文的来源，口气非常不满，言下之意，怀疑此种文件乃是他们这些亲到监狱调查的人，私自携出甚或妄自捏造的。胡适觉得，他们以后再要调查监狱，恐怕不易下手了，因而对上海同盟总会也很有意见。

恰巧在这天，胡适又收到《世界日报》社转来的一封控诉信，落款为“北平姚家井河北省第一监狱全体政治犯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函”，内容与控诉书相同，详述种种“摧残压迫之惨毒，虐待酷刑之残狠”。而信封上的地址竟然是胡适的寓所米粮库胡同4号，写信人声称此件乃胡适本人亲自交他要求发表的。胡适认为自己的名号被人盗用了，而且他认为宋庆龄收到的那封“控诉书”，也是以类似手法捏造的。人权保障同盟却以“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是发布了假信息。

他本来已经写好了给蔡元培和林语堂的信，希望蔡、林二人及杨杏佛等，与孙夫人慎重一谈，能补救的话尽量补救，以挽回信用。然而，他发现自己的名号被盗用后，情绪十分激动，又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说：“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胡适随后给《燕京报》写信，陈述了他所看到的事实。最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

胡适并不认为政治犯的人权得到了保障，但他也不愿依据不实的细节作为武器，不愿用“假话”维护人权。

上海那边，民权同盟临时中央执委会在2月11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胡适的信，听取了有关控诉书的解释。史沫特莱一再说明，此信是在确认为狱中人辗转递出之后，才于1月25日提交讨论的。那时与会众人都觉得，中国各监狱或军法处使用这类酷刑，时不时有所耳闻，也就不怀疑其真实性。而开会时也不知道胡适视察监狱的消息，所以没找胡适确认情况。事有不妥，然而却不是哪一两个人的专断。

本来事件说明后纠纷即将平息，然而，以鲁迅为核心的上海分会又在《大陆报》上发表了另一封声明信，指责胡适等人检查监狱前，官方已经知道了信息，并做了准备掩盖了罪行。于是胡适在《字林西报》上应答，详细说明这是一次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最后胡适强调：“改良不能以虚构事实为依据。像那封信和报上所说的那种乱说和夸张，只能给那些希望把事情办好的人增加困难。”

胡适的谈话导致了民权同盟的南北两大分会交相指责的态势。当时同盟总会与上海分会联系紧密，指责上海分会，无异于指责同盟总会。就在《字林西报》发表谈话的当天，总会致电胡适，要求他立即电复，说明此谈话是否其本意。胡适未予答复。2月28日，同盟主席宋庆龄联名副主席蔡元培再致电胡适：“会员在报章上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唯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

胡适也没有选择回电。三天后，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召开中央执委会议，把胡适开除了。

宋庆龄后来批评胡适的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左翼民主人士与胡适的区别：“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话呢？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的场面呢？”宋庆龄声称本同盟绝不容留“那些只是软弱地‘批评’政府个别的专横残暴的行为，而实则拥护那套压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并支持国民党——地主、资本家、豪绅和军人的政党——钳制民主权利的人们”。

归根到底，双方的区别在于，胡适认为人权问题应该法律化解决，而左翼民主人士认为人权问题应该政治化解决。

胡适虽然批评国民党政权，但还是承认这个政府。他认为：“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向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的保障，就成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永远成了个缠夹二先生，永远没有出路。”

然而，左翼民主派则认为只有政治手段才能起作用。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向国外揭露当局的黑暗，调动国际压力逼迫当局释放政治犯。控诉书只要大节正确，细节是否真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宣传效果，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

胡适讲法律，所以批判“虚妄”的证据；宋庆龄讲政治，强调的是态度与大方向。

然而令胡适尴尬的是，北平分会成立第二天，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就发文指控民权同盟为非法组织，通知军警机关“勿予备案”。几天后，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更呼吁中央下令解散该团体。胡适只有不吝唇舌地在报上反驳：“民权保障同盟乃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进行组织，若谓此为非法，则法将何解？胡适自信行事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一丝不苟，不怕别人来揪辫子。”若强说非法，“吾人对此唯有漠然视之”。

守卫课桌

胡适在1930年底重返北京，过了一个热闹的四十大寿。转过年来，他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和北大新校长蒋梦麟制定了雄心勃勃重建新北大的计划。1931年的暑假，他带着大儿子胡祖望与丁文江夫妇在北戴河过了一个轻松的夏天假期。9月14日，第二个学期就开学了。而4天之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胡适教书育人、读书写字的好梦再次被打碎了。

1932年后，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天高涨，即使北大的学生也和他越来越疏离了。胡适一贯认为，青年学生越是在国家危难时刻越应该冷静，也更应专心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这是他一生的坚定信念，早在美国康奈尔读书时期，他就坚决宣传这一主张，并因此招来一片恶毒的咒骂。

在抗战之前的北平，他仍然以同样的话告诫青年。此时旧调重弹，是基于他自己的信念，并非因为他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要维持“秩序”。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日运动，即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九”运动。学生们高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这时候，胡适所能守卫的也只有一张课桌了。

6天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其中赞扬了学生运动：“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但胡适的重点还是规劝学生返回课堂，不要以罢课为武器对抗政府。他还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是“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又指责广大学生是“轻信”、“盲动”，“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

这是一个沸腾的年代，国难深重，民族危机高涨，外侮内患日益不绝。时代的主人公注定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而不是“余永泽”。胡适依旧苦口婆心劝解，而他那套静心守志、锻炼成才、学术救国理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而在一些青年看来，胡适甚至成为阻碍进步的绊脚石。

胡适再次落伍。

一名热血青年给胡适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称其为“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在这样危急环境下，凡属热血的青年学生，谁心中不比丧了父母还难过！基于爱国的热情放出一声惨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学们的梦醒，这你能说是不正当的吗？……倘若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今天一院的通告，你亲自撕下去了……胡先生我们深切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现在警告你：往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信的署名为“将来杀你的人”。

大学生开始酝酿罢课。胡适依旧试着上堂讲课，但效果微弱可怜。12月13日周五，上下午都有课，上午来了30人，下午只来了15人。胡适告诉他们，“他们的独立精神是可爱的”。到了一周后的12月20日，下午来上课的只有一个学生了。这样的课，当然上不下去了。唯一来上课的学生叫周祖谟，后来在南北朝音乐学和史学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

胡适最担心的是青年人被政治口号所迷惑。他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城里造城外的谣言，城外造城里的谣言！可怜！”

“一二·九”在北大的最后高潮，发生在1935年的最后一天。这天下午，蒋梦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复课”与“放假”的问题。到会的学生有600人，气氛十分紧张。胡适在会上发言，重提“要在敌人威胁之下照常读书”，并说：“北大不仅是你们的，也有我们的一份。学生不上课，教员拿钱不教课，算干什么的？”胡适的发言引来了一片嘘声。会议就是否复课举行了表决，举手的只有100余人。

表决之后，有一位署名“学生友仁”、“学数理的青年人”自称因在那次大会中“所受刺激太深，晚上回来总睡不好”，给胡适写了封长信，信中说：“有些同学被吓唬住，不敢举手。正在气愤时，刚好听到胡先生的‘懦夫’。”于是才鼓起勇气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他在最后写道：“胡先生，你的几十年来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我很愿意尽力取得！”

这恐怕是“一二·九”中胡适唯一的一点慰藉了。

1936年1月，周作人写信给胡适，安慰他在“一二·九”学潮中所受的打击。胡适回信说：“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学生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不做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提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1936年7月，胡适去美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途经日本时与评论家室伏高信有过一段对话。胡适对室伏高信说：“我们由指导青年的时期起已20年，在这期间里，中国青年已经好几度变迁了。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少数……虽然如此，到了最近，民族主义已经获得压倒的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第一线，在中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

杂志与救国

随着日本侵略日趋加紧，胡适已不可能从容漫步于教育、文化和学术了。从1932年开始，他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讨论中，社会角色不再单纯是学术研究和教育领袖了。

在心态上，胡适也不自主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一直倡导学术救国，争取谋50年的和平发展，但是内心却越来越焦虑。胡适曾有些伤感地说：“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都要毁灭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这种时代的焦灼感压在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心头，令人窒息。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俞平伯就给胡适写信，建议他亲自出马，重操旧业，在北平办一本杂志。俞平伯说：“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吾辈之业唯笔与舌……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不可，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以平理想，北平宜有一单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

虽然后来俞平伯并没有参与《独立评论》的创办或为之撰文，但是这一段话很能体现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愿望，即拥戴胡适以办刊物为“救国”、“强国”或者是“治标”、“治本”之道；要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只有办刊物造舆论，知识分子用“笔与舌”也可以参与到救国的洪流中。国难当头，“我辈岂是闲人？”

于是胡适和朋友在1931年底组织成立了独立社，并准备出一本《独立评论》。社员包括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20人。最初的费用由会员集资，依旧是每人捐出月收入的5%。积了5个月的捐款后，出版了第一期，刊物出了近两年，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经济上就能够做到基本平衡了。

胡适晚年写《丁文江的传记》时，特别叙述了这个时期他周围一班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他写道：“《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局势里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这种“老实话”就是独立的思想。在刊物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胡适解释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看起来，这与胡适办《努力》与《新月》所倡导的自由言论并无太大区别。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态度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1932年1月，胡适等14名学者一起吃饭。饭局缘由，在于他们都将参加这年4月在洛阳的“国难会议”。国民政府组织“国难会议”的目的，就在于争取全国各界领袖，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日本的侵略。在这次“预备会”中，这些背景不同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共识，“不应对国民党采取敌对态度，当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这也说明，胡适结束了与国民党在上海时期的旧怨，从此进入了一个互异中合作的阶段。

在2月13日独立社的聚餐中，大家又谈到内政问题，包括“怎样建设一个统一国家”，以及如何分配政权，并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分化国民党为多党”、“取消党外无党”、“避免国民党专政”等。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周炳琳君对于国民党的前途甚悲观，其余皆非党员，却承认党外的政治团体更无希望。”

3个多月后，《独立评论》第一期出刊。独立社成员与“国难会议”参加者有一半重叠，每个人主张不同，彼此间常有争论，但此时在大原则上达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即：维护国民党社会重心的地位，而寻求改良与补救的方法。

胡适将《独立评论》视作自己的救国事业，在5年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项工作甚至已经扰乱了胡适的家庭生活，因为夜间常写字到凌晨3点，引起了妻子江冬秀极大的不满。胡适对江冬秀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份心力，使良心好过一点而已。”

1936年华北当局强迫《独立评论》停刊，胡适当时还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的国际会议。帮他做校对的章希吕记道：“我由外回来，看见适嫂很高兴，我有点奇怪，后来问杨妈，始知适嫂不愿适兄办此报，能封门最好。”

胡适对这本杂志是非常自豪的，他在1936年《〈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一文中说：“我们不作刺激性的文字，不供给‘低级趣味’，又不会搬弄意义模糊的抽象名词，当然不能叫青年读者过瘾，当然不能希望读者的增加。但这三年来，读者增加了一万。我们的乐观使我们又‘妄想’读者的胃口确实改变了，那每天渴望麻醉的瘾确实减少了。”

在5年中，《独立评论》也因为批评宋哲元的“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而被查封，后经胡适抗议，3个月后恢复出版。胡适晚年回忆时颇为自豪：“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20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胡适曾经极力主张《新青年》的内容以“思想文艺”为主，而办《独立评论》时，他则完全反了过来。“有些朋友时时写信劝我们多登载一些关于思想文艺的文字，其实我们并不曾有意拒绝这一类的材料，不过因篇幅的关系，这一类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经济的讨论挤出去了。”专心谈政治的背后，是胡适更明确也更宏大的抱负，即通过言论影响执政者，指导国民党，将中国的政治纳入轨道，将国民党训练成为一个合格的驾驶员。他留学归来时的理想，是成为国人思想文化的导师，而现在则要实际地影响国家政治，成为“王者师”。

就在《独立评论》出刊这一年，1932年的11月28日，胡适和蒋介石第一次会面，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宋美龄作陪，客人还有陈布雷和裴复恒。第二天，蒋介石再次与胡适吃饭。席间，胡适送给蒋自己的《淮南王书》。这本是他的《中古思想史长编》的第五章，也是胡适政治思想与抱负的集中体现。他希望蒋介石能留意《淮南王书》中“无为主义的精义”，做一个能开放视听、尊重民意的“虚君”。

虽然“淮南王”的“虚君”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南辕北辙，但此后，胡适开始成为蒋介石问政的幕僚。从一个边缘知识分子，胡适走向了核心权力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事“领袖的教育事业”。尽管在这个政治体系中，他一直是一件“民主的装饰品”。

在中国杂志的历史上，《独立评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参与者，一步步地以媒体为桥梁，居然迈进了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后来竟有一多半在国民党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中担任了官职。丁文江出任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蒋廷黻出任了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职务最高的翁文灏，担任了行政院院长；胡适则出任了驻美大使。

胡适认为他们并非普通的官员，而是领袖的“诤友”、“诤臣”。他在给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杨万里（号诚斋）的一首诗：“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胡适希望三个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样，出山以后反而不声不响。他解释说：“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民治”与“新式独裁”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个特点，就是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坦率地讨论西方社会制度垮台的可能性。在《独立评论》上，这种坦率的讨论也同样热烈地展开了。

当时世界政治舞台，正是独裁政治最流行、最时髦的时候。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甚至美国为了应付金融危机也给予了罗斯福极大的特权，这些大权在握的独裁者和政治强人则是时代的宠儿。

“新式”的独裁政治弥漫了整个世界。即使不少受过英美教育的自由派学者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因为“九一八”的影响，也开始对英美议会政治产生了怀疑，对中国的“宪政”更没有信心。他们开始主张独裁专制，振兴国家，认为一个国家太弱，会受到外界侵略，中国需要一个强人来治理。蒋介石则在暗中仿效意大利的“黑衣社”、德国的“棕衣社”，大搞“蓝衣社”。领袖独裁与一党专政呼之欲出。

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写了《知识阶级与政治》，钱端升写了《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丁文江写了《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他们认为“专制建国”、“武力统一”，建立“强力政府”才可以把中国带出危机。而在中国，“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说，“除去独裁政治还有旁的路可走吗？”

这时，相对于与他有相同教育背景，有着接近的文化基因的圈内朋友们，胡适又成了一个少数派。

有趣的是，20年前反对梁启超“开明专制”的革命党人，当时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有实行开明专制的资格，而现在他们又转向180度，成为主张实行专制的最核心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困惑在于过去20多年“空名共和的滑稽”和对民主共和的失望。

于是，胡适写了《建国与专制》、《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政治改革的大陆》等一系列文章，继续反对独裁，重申“民治”与宪政。当身边的自由知识分子们都在喊着独裁合理可行时，胡适依然对自由体制与民主政治保持乐观和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对于各种“新式独裁”说的反对，并非反驳其合理性，而是反驳其在中国实行的可行性。也就是说，胡适直接跳过了“该不该”的问题，而是进入到了“能不能”。省去了大量的概念性的论证，胡适直奔结果——“新式独裁”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胡适有三条理由：第一，我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第二，我不相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精神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的领导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民主宪政只是一个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

在这个基础上，胡适提出了“幼稚园的政治”理论。也就是说，民主政治是不需要有“诸葛亮”的政治，只需要“阿斗”们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就可以勉强应付；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精英的政治。他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中总结说：“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些幼稚阿斗。”

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时代中国其他精英知识分子相比，胡适身上几乎没有那种普遍的“乌托邦精神”。他的精神体系，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个异类。他既不相信有彻底解决之道，也不会乐观地去看待领袖的能力与品格。

胡适有个比喻，在中国倡导独裁无异于“教3岁孩子放火”。他断定：“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残民以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搞独裁、搞专制的必然而且是唯一的苦果。

治学与救国也好，“民治”与独裁也罢，胡适奔波于整个30年代，疲惫而尴尬。一方面，胡适在修内政和御外侮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内政优先，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宪政；而另一方面，外侮日甚一日，却又必须有个领袖。

1937年初，胡适写下了这一年的三个期望。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第二个期望是：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第三个期望是：我们期盼政府今年能做到整个华北的疆土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

这种种期望就像10年前他所写下的那些“新年的好梦”一样，注定被惨淡的现实击碎。1937年7月2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刊发于7月11日。胡适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参加蒋介石的庐山会议。随后担任驻美国大使，以自己的方式“共赴国难”了。

再回北京，又是一个10年之后了。 中国近代史北大胡适台湾国民党同盟跌宕起伏宪政历史学家知识分子批评者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