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歧路

( 1926年，因参加抵制洋货运动而被捕的民众 )

忍不住的新努力

1922年6月，胡适写了一篇《我的歧路》，他在文章中回顾了回国四五年的思想历程，同时也是解答朋友们的疑问。胡适说自己正站在“三岔路口”：“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还是回望着那原来的老路上！”

此时的胡适，只有31岁，正站在他人生的第一个顶峰。短短两三年，新文化运动势如破竹，无论在学术界、思想界还是教育界，胡适已暴得大名。这年1月，上海一家媒体举办了一次公众人物的投票，胡适被选为“中国12个最伟大人物”之一。在给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一封信中，他不无得意地谈了自己的成绩，“我似乎一觉醒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这其中也有一点幸福的烦恼，因为“很少有人能理解到：与暴得大名斗远比与反对意见斗更艰难”。

在新文化运动后不久，胡适很快就放弃了他的“20年不谈政治”的想法。胡适说：“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说是谈政治，不如说是谈政治的思想。其中没有胡适的政治的主张，依旧是他在谈思想。不过，这种“准政治”言论，“刚开了头却煞了尾”。按照胡适的说法：“我的政论的‘导言’虽然出来了，我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

( 1935年，广州街头一对时髦青年身穿最流行的时装 )

其实，胡适本来就是政治爱好者。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1/3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也很感兴趣，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那时他还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这也就是胡适后来所说的，对于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这种政治观的根本特点，就是强调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固有的文明必须得到“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 20世纪30年代，胡适（右二）与友人的合影 )

胡适看到：“在名义上的共和下，8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直到晚年胡适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现在，他所要努力的，就是要在中国实行所谓“造因”工程，以此为未来民主宪政的实现而打下国民的基础。

然而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中，“五四”使胡适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走向了政治运动。胡适很快地发现，单纯书斋里的“造因”工程不仅一厢情愿，更是一种消极的选择。他希望能看到有价值的争论文章。“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8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所望。”他终于忍不住，亲自披挂上阵。于是就有了1921年努力会以及1922年《努力》周报的创办（周报创立后，努力会以努力社一名出现）。谈政治，成为他“忍不住的一种新努力”，也宣告了“造因”工程的失败。

( 1952年，胡适在台湾做的一次公开演说 )

胡适说：“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胡适的选择引来了一些朋友的反对。如鲁迅的弟子、同乡孙伏园给他写信，希望胡适不要抛弃学术与思想文化事业，写《政论家与政党》之类的文章实在不值，并且希望替文化史拉回被政治史夺走的胡适。

但胡适的回复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此时的胡适，依旧秉承了在美国习染的观念——“关心政治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不过胡适依旧认为，他的主业还是学术与思想。即“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但胡适这种对政治之有限、审慎、时断时续的介入，显然与传统士大夫们徘徊于“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之间的心态有关。但是，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结构又渗入了新的涵义：走进书房，已不再意味着去养气，去逍遥，而是意味着去献身于社会所必需的独特职业分工；走出书房，也不再意味着去当官，去从政，而是意味着以社会公德和良知的名义，去对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发表独立的思考和批评。

胡适自己并未意识到，在1922年他对个人角色进行了一次重新塑造。他不仅是教师、学者，也是舆论家，这三维角色构成了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模版。

刘东在《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中生动地谈到这种角色的困境：“胡适的书房，就好像设在一条驶到河心的破轮船上。他不舍得离开房间，不然他就做不成学问；但他又很想去看看水手们到底把漏洞堵上没有，因为船若沉了他还是做不成学问。他只能在这个二难推理中惶惑和摇摆着。”

渐渐的，胡适在“新努力”上不断努力，越走越远。他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写出了上册，便没了下文。而他谈政治的“歧路”却终于成了不归路。

自由主义的观象台

地理学家丁文江是胡适的好朋友，也是努力社最早的创始人和直接推动者。他认为有职业而又不吃政治饭的人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讨论政治，并对实际政治做公开批评。而且丁文江也曾多次批判胡适的不谈政治：“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这个社的成员，除胡适、丁文江、蒋梦麟和王徵外，还有蔡元培、高一涵、任鸿隽、陈衡哲、陶孟和、张慰慈等人。他们大多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而胡适则是当之无愧的思想领袖。

1921年5月，胡适草拟了《努力会简章》。信条之一就是：“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或单独，或互助的——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他们并且议定，会议时用西方通行的议会法规，“本会的性质为秘密的”。成立日期是1921年6月1日。

在1921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商定办一份小报，胡适提议就叫《努力》周报。每名社员捐赠月收入的5%作为办报的经费，然而办报的过程却费了些周折。先是警察厅借口房东不同意，不予批准。于是胡适就拟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呈文，要求“再请立案”。一个月后北洋政府找不到任何理由，就在3月31日下了批文，但要求胡适他们“慎重将事，勿传偏激之言论”。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出刊，这是胡适按照自己的意志主持的第一个政论周报。从此胡适与政治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其去世。

这一年的6月，胡适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见面，芥川打算用口语翻译胡适的诗。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两人的谈话。芥川认为中国的作家享有的自由比日本人要大很多，他很羡慕。胡适回答说：“其实中国的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胆子与能力干涉我们。”

上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正在急剧分化。在主要流派中，《新青年》以陈独秀为代表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共产国际的主张转化为自己的纲领。《少年中国》中演化出国家主义派。控制着《晨报》、《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等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的梁启超派（研究系），也亮出自己的纲领。而以努力社为核心，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写文章谈政治。观点可以不同，可以辩论，但文责自负。《努力》周报成为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象台”。

这种模式，在后来的《新月》与《独立评论》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

在《努力》周报中，胡适以“这一周”栏目为舞台，以一个舆论家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时政评论生涯。他专门写了《胡适先生到底怎样》的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我是绝不干的！”

胡适以“独立的政论家”自诩，认为“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他们的武器有两种：第一是造舆论……第二是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两者结合，启迪公民自觉，并形成独立的现代舆论力量，给朝野吃政治饭的人以强大压力。

胡适们力图在中国社会中培植一种新的现代政治文化，其核心是从西方，尤其是从英美舶来的民主、自由与法治的观念。他们用新观念为尺子和准绳，去揭露和批判“不民主”、“不自由”、“不法治”的旧政治和旧文化。“政治上的革命不只是采用新的制度——用总统代皇帝，用国务院代军机处……还有更根本的就是采用新的理想，承认新的价值。”

《努力》周报的生命很短，只有1年5个月，共出了75期，引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为题的讨论，制宪问题的讨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等重要话题。

1923年，曹锟贿选成功，胡适对政治的糟糕深感失望，他认为《努力》周报的时评没办法做下去了。他给高一涵等人写信，商量停刊的事情。胡适认为，现在谈政治就是对着墙说话，最多不过大骂一场，但是“加上一骂，有何趣味？”如果继续像以前那样富有建设性地谈论真问题如全国会议、息兵、宪法，则又会令外人误解，无异于“为盗贼上条陈”。

北洋政府的信誉已经跌到了谷底，即使乐观如胡适也不愿开口说话了，不如索性关门大吉。就在写这封信的月底，1923年10月31日，《努力》周报自己关门了。

胡适在最后一期说：“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工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1922年经中日谈判，日本放弃了在山东的权利。因为胡适的“这一周”为外交总长王正廷说过一些话，北洋政府决定授予胡适三等嘉禾章，但被胡适拒绝。他在《努力》上刊登了一条启示：“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请政府收回去吧。”

“好人当政”与“跪着造反”

既然是谈政治，自然要谈得实际一点。《努力》周报在第二期就刊发了蔡元培、胡适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努力社及其朋友们的政治纲领。他们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结为：“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具体而言是，要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胡适认为，改革政治，不一定要革命，不如先让“好人”进入政府，加入体制，通过个人的努力，一点一滴改良。这可以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一个最低的要求。

“好政府主义”，原是胡适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好政府”的反义词不是“坏政府”而是“无政府”。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适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他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做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绝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

“五四”之后，无政府主义对于渴望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反出封建大家庭的文学青年李尧棠给自己取笔名为巴金，就是源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

1921年夏天，胡适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讲演。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首次公开讲“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好政府）做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1922年《努力》周报创刊伊始，胡适就把自己“好政府”的想法写了出来。为扩大影响，胡适便约了努力社的成员在蔡元培家讨论，最后以一个共同宣言的方式发表。随后全国各大报纸都进行了转载。

这个纲领体现着胡适这些知识分子的一贯观点。一年之前，胡适、蒋梦麟、李大钊和高一涵等7人联名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他们提出争自由的三大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的自由；人民身体的自由；以及对选举舞弊进行监督和查处。

2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经济危机接踵而至，贫富分化加剧，十月的炮声和“劳工神圣”的呼喊震撼全球。自由主义及民主宪政的合理性开始受到怀疑和挑战。自由，甚至被认为是一项有阶级属性的权利，只能被一部分人享有。

启蒙大师梁启超1920年欧游归来，心灵被欧战的后果所震慑。他将《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改名为《改造》，在发刊词中说：“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

胡适的老朋友陈独秀开始用阶级观点去界定政治形式。他认为自由是有差别和区分的，“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陈独秀认定，“国民革命……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这两个意义”。

陈独秀列出了应予打倒的“半封建派”的名单：既包括地主土豪、奉直军阀，也包括梁启超的研究系、“老民党”、“复辟派及新社会民主派”和“大学教授”以及“各种宗教徒”等共13种人。他们的自由都应该受限制甚至被掳夺。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宣言”中“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但又规定：“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方能享有这些权利。于是，只要国民党认定谁不属这个范围，其公民应有的基本自由就被勾销了。

在这种思想潮流中，胡适和努力社依旧坚定不移地把自由、法治、宪政看做无可代替的社会运行机制。他们认为改变政府的第一步，恰恰就是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谓“好人”——出来组织内阁，在体制内把事情先做起来，再慢慢做好，而不是另起炉灶。

胡适他们的纲领一发表，就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最激烈的批评来自革命的倡导者，因为这种初级改良的方式，与改天换日的革命逻辑冲突。已身在南方的陈独秀给李大钊写信说，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放在“好人”当政上，实在是“跪着造反”，不触动封建军阀政权，进行软弱的改良，无疑是书生们的一厢情愿。周恩来认为：“他（胡适）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

归根到底，争论的焦点在于革命还是改良。革命者认为，中国这座房子的结构已经彻底腐朽了，非要拆掉重盖不可，加固房梁反而延长它的寿命。而胡适认为：“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于是对胡适而言，“好政府”纲领的意义，不在手段，而在其描绘出一个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革命也罢，改良也罢，胡适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管理机构（政府）和社会运行机制？

然而，现实却让胡适失望。

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但这个“好人政府”只存续了73天，“好人”有名而无实权，成为军阀之间斗法的工具，罗文干甚至被逮捕。

一年之后，“好人”教育总长汤尔和甚至感到被胡适“忽悠”了，劝他不要再谈政治了：“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部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谈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

胡适的回答很简单：“但我们总想把这两个世界拉拢一点，事实逐渐与理论接近一点。这是舆论家的信仰，也可以说是舆论家的宗教。”

“最不名誉的事”

1922年5月，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里给胡适家打了个电话，约他进宫去谈谈。此时，17岁的溥仪不仅已经读了胡适的《尝试集》，也读了他的《文存》，很想见见这位年轻的洋博士与新派思想领袖。因为时间不凑巧，见面的时间推到了5月30日。

为了谨慎起见，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庄告诉胡适：“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

5月30日，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接胡适。那时宫禁仍相当严格，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护兵督察处的客室坐了一会儿，等与宫里通了电话，才得进宫。那天见宣统的情形，胡适的日记里写得很详细。

胡适进了养心殿的东厢，溥仪站起来迎接。胡适鞠了个躬称他“皇上”，溥仪称他为“先生”。溥仪的样子看起来很清秀，穿蓝袍子，玄色背心。“皇上”特意和“先生”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还说起想出国留学，也有许多新书找不到。胡适答应可以帮他找书。

会面的过程很短，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但这件事在宫内宫外都引起一阵风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宫里的王公大臣们听说皇上私自见了胡适这个“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吵闹起来了”。而京中各报也都当做新闻刊载，还登出“胡适请求免拜跪”、“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闹得满城风雨。

胡适不得不写一篇《宣统与胡适》作答辩。文中介绍了他们见面的经过，也谈到了他对溥仪的同情：“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在他看来，之所以被拿出来“炒作”，恰恰是人们头脑中的帝王思想在作祟。

上世纪80年代，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上映。“先生”见“皇上”的桥段又被后世丑化了一番。31岁的胡适被塑造为一个比陈宝琛还要衰朽的老头，阿谀谄媚，一口一个“皇上”。

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解散“猪仔国会”，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由黄郛代行国务总理，组成摄政内阁。11月5日，内阁强行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派鹿钟麟等去没收清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并把溥仪的小朝廷赶出紫禁城，限当天全部搬出。

胡适当天晚上知道了这件事情，便立即给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写了一封抗议信。胡适本身反对保存帝号，也反对浪费国家财政优待清室，但是他更反对撕毁约定，反对不守信义和恃强凌弱。

他在信中说：“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胡适终生倡导法治，强调程序正义。在清帝的问题上，胡适反对以目的正义的旗号去侵犯程序正义，尤其是国家机器以某种理由去侵犯个人的利益。

这封信最初登载在《晨报》上，随后又被中外各报所刊载，舆论一片哗然，对胡适的攻击如雪片而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清廷辩护成为他的历史污点。他在北大的朋友们对他也指责颇多。

周作人对胡适说：“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已经过20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1925年，养心殿清查文件，找到了一批大臣密谋复辟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给溥仪举荐人才，其中有梁启超、蔡元培和胡适。因为梁与蔡没有在逼宫时出言反对，所以没有被攻击，但胡适这顶复辟的帽子就被戴上了，再度成为众矢之的。当时北京有一个“反清大同盟”的组织，在8月25日的报纸上呼吁，把胡适驱逐出京；温和一些的，则希望胡适“痛改前非”，恢复思想文化界领袖的“当年风采”。

胡适在给北大教授李书华、李宗桐的信中说：“在一个民国里，我偶然说两句不中听、也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话时，你们的懊悔就太迟了。”

对于溥仪与清室的态度，胡适付出巨大的声望代价，硬把他和支持复辟联系起来。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入，随后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主持工作的是有国民党背景的易培基。胡适晚年回忆说，易培基一班人进宫后，“开始寻找我的‘劣迹’，说我私通宣统”。结果找到了他给宣统的一张片子，上面写着“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

这个“罪证”被镶入了镜框，作为展览品挂了起来。胡适专门到故宫里去看过，问能不能拍张照片留念，但没有被允许。

“悖主”与“善后”

1922年6月，陈炯明所部粤军围攻广州孙中山的总统府。胡适在《努力》上撰文却站在了陈炯明的一边。胡适是个和平主义者，反对武装统一，他更支持联省自治与南北和谈。陈炯明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而孙中山主张用广东作根据，武力统一中国。所以，孙陈之争，胡适自然偏向陈。

此前，胡适和孙中山有过一段很好的交往。孙中山“护法”失败后曾蜗居上海，潜心做思想文化和认识心理的研究，同时办了一本《建设》杂志，宣传国民党的国家建设原理。其时，胡适正借助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如日中天。

孙中山通过廖仲恺将他的《孙文学说》寄给胡适，希望能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发一篇书评，向思想舆论界推荐。于是，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写了文章，介绍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并且称赞“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后来，孙中山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也被胡适大赞为“远大的计划”。从胡适的角度看，一个研究问题的孙中山比一个高喊革命的孙中山更符合他的价值标准。

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转达说：“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而到了1922年，和平主义者胡适反对倡导武力与革命的孙中山，其前后逻辑并无错位。

孙、陈冲突后，孙中山的追随者攻击陈炯明“悖主”、“叛逆”和“犯上”。胡适则写文章说：“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胡适认为，即使陈炯明的做法有问题，但也不该抬出“悖主”、“犯上”和“叛逆”作为理由，这些都是“旧道德的死尸”。

胡适认为国民党还没有摆脱帮会性质，还在用对领袖的效忠、偶像崇拜而不是理念认同来维持组织。他认为现代的政党，是人们自愿信仰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根本就谈不上“背叛”、“悖主”和“犯上”。

这些言论发表后，遭到国民党报纸长时期的猛烈攻击。《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觉悟》，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胡适的伦理》等一系列文章。

孙中山对于胡适的态度也反转了180度。两年后的1924年8月，《民国日报》刊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第一讲，编者也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谈主义》，并引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文字。孙中山看了十分气愤，在报纸上批注：“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随后，这个撞上枪口的记者就被孙中山勒令开除了。

1924年底冯玉祥倾向革命，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并主持解决时局问题。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经上海赴北京，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但这时上台的段祺瑞，却提出召集“善后会议”的主张，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

胡适接到了段祺瑞的邀请函。许多朋友都劝胡适慎重考虑，不要参与，免得自损声誉。汤尔和致信说：“善后会议……现在到京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而民间舆论也都认为“善后会议”不过是军阀的“分赃会”。

当时，胡适与国民党在关于中国政局的政治见解上有明显的分歧。国民党主张武装革命，统一中国，反对联省自治；而胡适认为应召开各省会议，谋求南北和平统一，并赞成联省自治。他认为应该通过扩大省议会的权力，使之成为制裁军阀的基本制度，省议会自然要维护本省民众的利益，从而反对军阀穷兵黩武，这才是解决军阀混战的方法。

胡适犹豫良久还是决定参加“善后会议”。1925年1月17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三为看不过一班人的轻薄论调。”他回电说：“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胡适的主张也遭到了共产党的反对。陈独秀认为联省自治“不啻名捕账单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武人割据是中国的第一乱源”。

在陈独秀和当时的共产党看来，当前各派军阀背后都有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撑腰，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目标是相同的，就是通过扶持军阀作为代理人，不希望让中国稳定，不让中国产生一个统一的政府。

而胡适根本不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的首要矛盾，他甚至认为这种说法“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因为“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

胡适认为关键问题在实现民主主义的目标，推翻了政客军阀的政权，赶走“武人奸人”，将中国政治改造好了，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不打自垮，不推自倒。而中国核心问题在于内政，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胡适说，“四分五裂的中国，破产的财政，疯狂秽污的政治，9个月换5个外交总长的外交，秽德彰闻的国会”，是没有外交可言的，这同时也是“外交失败的大原因”。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都可以是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手段，但显然“和平”的方式需要更多的条件。这也就是胡适后来多次表达的“和比战难”。

此时的胡适，仿佛又站在了时代的背面。他和“牛头马面”的旧官僚、军阀遗老们显然不是一个立场，但又滑稽地坐在了一起，而且认真地去推动他的理想。

一个乌烟瘴气的会议，据胡适的学生陈彬和记述：“选了复辟党健将做会长；国家财政穷乏如此，会员尚领600元酬金；等于零的议案，提出来凑热闹；还有一辈犬马遗老党运动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陈彬和劝胡适“消极的退出，不必再试了”。胡适终于退场。

统一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要在怎样基础上的统一？胡适在20年代的努力没有被历史选择。对胡适而言走在“歧路”上，就不能太在意羽毛了，这也是谈政治的必然代价。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声望指数下降到最低点。北大一院的厕所墙上，甚至涂上了学生的咒骂——“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

支持“复辟”外，胡适又多了一个罪名——“与军阀同流合污”。

“掉下来”的导师

1925年，对胡适来说是非常艰难。年初因参加善后会议而惹来骂名，上海学生联合会给胡适写信，历数胡适拥护复辟余孽，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3月，他6岁的女儿胡素斐因肺炎延误成肺结核，以至夭折。

5月，鲁迅看不惯胡适“误导”青年，写了《导师》一文发在《莽原》上，矛头指向胡适。“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文章最后，鲁迅忍不住大喝一声：“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那个喊着“挣个人的自由，就是挣国家的自由”的青年偶像，突然间就变成了“鸟导师”。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市民总动员，开始罢课、罢工、罢市，并且迅速向全国扩散，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运动。胡适也与罗文干联名上书北洋政府，提出惩凶、赔偿、道歉、废除会审公廨及“修改80年来一切条约”等交涉条件，以消除“将来之隐患”，“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胡适希望理性看待这一事件，先在法律途径解决，然后通过政治与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

由于当时英国公使想和北京学生界对话，胡适受欧美同学会所托，介绍北大学生会的学生和驻京英国公使见面。消息见报后，舆论指责胡适与英国人“勾结”。

6月，胡适第一次承认自己的“不合时宜”。他在中国少年卫国团做的演讲中，为主张法律解决问题的梁启超说话，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辩护。他说：“听说有人在执政府提议要把梁任公先生驱除出国境，我觉得这不大好。我们不是要求有真正的自由吗？真正的自由精神在哪里？出版有自由，言论有自由。一个人只要他有种意见，在他自己总有发表出来的权利，在我们总不能禁止别人发言。意见对不对又是一个问题，就算不对也尽有商量讨论的余地，何至于就说不爱国了呢？”

胡适感到“不宽容的空气”越来越浓厚，让他愈发感到窒息。

这一年的11月，胡适在上海和老朋友陈独秀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两人在老朋友汪原放的亚东图书馆见面。据汪原放回忆，两人起初都很高兴，但谈着谈着便吵了起来。先是听到陈独秀质问胡适：“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很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然后还拿手杖在地板上猛敲了几下。两人便不欢而散。

胡适自小被称作“穈先生”，性格温和，总是笑容可掬，这是少有情绪失控的场面。

事实上，胡适并非不承认“帝国主义”，他只是认为“帝国主义”不是中国的真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以至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内部做起，寄希望于国人的反省和自觉，先进行政治的改造，不赞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同意“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但认为其应该包括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内，“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在胡适的排序中，民主革命优先于民族革命。

而20年代恰恰是一个反帝、反封建情绪高涨的时期。1925年，“五卅惨案”激荡起了罢工罢市的高潮，席卷全国。当时正在第一次合作的国共两党联手推进“国民革命”，其首要任务就是针对帝国主义。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发出指示，第三条就是：中国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封建走狗的国民革命。

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精神，胡适是游离于其外的。他坚持自己的解释系统。于是胡适又被攻击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和洋奴。

此时的胡适不仅和近代民族主义本身产生了冲突，也和正处于急速上升期的政治团体——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发生了激烈的思想与政治主张的冲突。胡适一直希望以一种超党派的，不依赖于任何政治集团、群体组织的姿态，去发表自由独立的言论，但显然，这个超党派的空间并不大。

20年代，胡适开始失去学生的支持。

一位1922年考进北大预科班的学生几十年后回忆说：“入学考试的国文题目是《救国莫忘读书》。这个题目是胡适出的，反映了他那时所倡导的要使青年学生脱离爱国运动、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反‘五四’精神的思想……文化败类、帝国主义的走卒兼政客胡适，逢迎曹、吴意旨，高唱‘好人政府主义’、‘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学生应多读书，少搞运动’等谬论。入学考试的国文题就是对新来北京应试的青年的当头一棒，企图使他们在思想上先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入学之后，必须做一个读死书、不问世事的规矩学生，和革命运动绝缘。”

北大一些学生比如郑振夏、董秋芳等致信胡适：“你们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的——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

后来，董秋芳还专门去胡适家请教这个问题。据董秋芳在后来致胡适信中的自述，他们“在先生家里谈起，先生便郑重地说：你们要放手枪炸弹，去放就得了。”显然，胡适的话不是支持而是讽刺。本来董秋芳们还“以为先生是打破恶势力的急先锋”，然而，胡适让登门的他们失望了。董在信中说：“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荣衔，去参加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

这一年，胡适应邀到武汉武昌大学讲演，一路被学生骂过来。他在“南行日记”中记录了一些来自学生的攻击，比如：“胡先生遇事处处怀疑的态度去尝试，是说：‘无论那一件事是好是歹，是杀人放火，是降志辱身，我都是尝试的，并不负什么责任。’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还要可爱，不过你的姘头已经很多了，味已尝够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罢！江汉不少的游女，你不来好了。”在学生们看来：“他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因其不能与时代俱进所以做出一些七颠八倒的事来……”

到了年底，国民党在北京策划了带有“首都革命”性质的大游行，游行中焚毁了对苏俄革命有所非议的《晨报》。

当时胡适和陈独秀都在上海，对这件事的看法完全两样。陈独秀认为“该烧”，并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对于陈独秀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写了一封长信。从目前的资料看，这应该是胡适给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

胡适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胡适认为，不管《晨报》如何，都不应该有被那些以争自由为旗号的民众烧毁的理由。

胡适悲叹道，“这几年来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而最不容人的那些人恰恰就是“一班自名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是不会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半年之后，胡适住在天津的旅馆中无意翻看鲁迅的《热风》，大都是《新青年》时期写的文章，感慨万千，竟一夜不能好睡。第二天，他给周作人、陈源以及封他为“鸟导师”的鲁迅写了一封信。此时这三位朋友正在为女师大的学潮打着“对骂的笔战”。胡适说，大家不妨再看看《热风》里“学学大海”的那段文章，“让我们都学学大海”，消除误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

再两个月后，胡适辞去了北大的教职，随“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前往欧美访问了。暂时离开了舆论的中心。 胡适努力台湾国民党不合时宜陈独秀歧路历史学家每周评论孙中山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