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洞庭湖江豚之死：资源性湖泊的环保困境

（文 / 葛维樱）

( 洞庭湖的挖沙和施工船只日益增多，给江豚的生存环境带来威胁 )

死亡路线

鹿角以东洞庭湖最狭窄的一方水域，是洞庭湖出现江豚尸体频次最多之地，第二位是快要进入长江的洞庭湖大桥之下。两个水域的水位较低，去年冬天鹿角就出现过江豚尸体。只不过不如这次的数量大，分布集中。从全貌地图上看，江豚连续死亡的地带，是洞庭湖东部的一段狭长水域。桃花水涨起来的三四月，原本是江豚最活跃舒适的季节。4月的洞庭湖面上风雨凄凄，水却已经是暖的了。本刊记者坐在何大明驾驶的一艘捕鱼小船上，侧部还不到巴掌宽，几乎就是一只小舟浪里穿梭。洞庭湖的水是灰黄颜色，几艘运砂船在每个港湾停靠。

江豚保护协会的会长徐亚平正在看一份关于洞庭湖支流新墙河4月15日出现大量死鱼的报告。他情绪激动地说：“欢迎你来，给江豚送葬。”令人奇怪的是，明明看起来混浊的江水和大量的水上死鱼，新墙河只是汇入洞庭湖的一个支流。没人能明确说出污染和江豚死亡的关系。新墙河上的渔民罗一平告诉本刊记者，“你是拿不到证据的”。排除一个企业污染的嫌疑到底有多难？紧邻新墙河的富盛造纸厂连环保部门的监测人员都说没有问题，有记者按照通常查排污最简单的方法，找到一个隐蔽在水泥板下的阀门，把池子里的据称是为了循环使用而储存的水放干，再打开阀门就看见外面的河道漂起一层黑色的污水。回到政策层面，从2009年开始，洞庭湖的排污治理就已经开始，但是富盛只是用了最常见的方法，两个排污口，一个排出的水质在老板和检测人员口中“超过了新强河的水质”，另一个则是真正的污水口。

追溯死亡原因看起来是困难的。根据中科院水生所近几年的野外调查报告，从2008年以后，鹿角附近曾经发现过单独死亡的江豚个体，季节时间不固定，冬季与春季都曾经发现过。后来只是变成了科学家王克雄文章中的一个例子。在江豚保护协会与岳阳市渔政出示的两份死亡报告上，明确重叠的信息是6头江豚的死亡时间与地点。早先3头被鹿角镇老港芦苇场的渔民杨岳希发现并掩埋的江豚，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江豚保护协会的宣传单在渔民中广为散发了近一年时间，“发现江豚的尸体，我就会打电话给巡逻队”。杨岳希告诉记者。

3月3日，杨岳希几乎同时发现了3头死亡的江豚。“我认为他们是一家。”一条尚未出生的在雌性江豚腹中。“3年一次产子，要怀孕11个月。”江豚有一个数字比例，1:4，某个水域一头江豚的存在，意味着这里有3～4头群居生活相依共生。同时，一头死亡也意味着将有2～3头无法存活。时隔一个半月，杨岳希只能带着人去看自己翻动过的江岸泥沙。此时洞庭湖水已经完全涨起来，这3头就属于没有进入死亡名单的。

( 江豚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在巡视湖面 )

看到的第一头和第二头江豚都已经腐烂。“表皮都没有了，只剩下裸露的肉，味道非常大，但是能看到第一头身上有4道螺旋桨痕迹，第二条有3道，螺旋桨打过的皮肉是削去的一块，一般江豚都要习惯地顺向翻身，但是螺旋桨的力量够大，渔船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基本上都已经抛弃了风帆，采用螺旋桨助力。但是江豚会被螺旋桨的声音吸引过去。”

江豚的圆眼睛不是它的视力器官，更多的时候靠圆圆脑袋的声纳感应。“螺旋桨经常把它们搞得晕头转向。”杨岳希告诉本刊记者。一个月后4月9日的鹿角对岸，江豚保护协会的罗一平和张建设发现了第一头被官方确认的死亡江豚。“11点多，我们正开着渔船在湖上巡逻。”送到岳阳市唯一具有兽医资格和副教授双重身份的谢拥军手里，已经高度腐烂。“我第一次看到死亡的江豚，1.4米长，胸围约1米，约100斤。”对于解剖江豚这件事，谢拥军告诉本刊记者，他从来没有预想过。“我加入保护协会不到一年，是因为喜欢江豚的样子，觉得它总是在笑，很可爱，也很想学怎么急救。以前每次岳阳有受伤的江豚，都必须送到武汉去救助。”谢拥军希望能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做紧急处理，他说：“我得到过一本研究白鳍豚个体的书和一些中科院水生所的资料，王克雄老师对我说，白鳍豚和江豚基本构造习性都差不多，现在国内关于江豚的研究资料还没有。”他没想到，第一次做的竟是解剖。

( 大多数渔民已经无鱼可打，曾经的打渔码头如今成了客运码头 )

时隔3天，4月12日早上9点半，渔民张四海在洞庭湖大桥以北水域600米看到两头江豚尸体。当天岳阳大雨，洞庭湖水大涨，张四海只看到江豚被顺水冲走。第二天，何大明作为渔民保护队的志愿者首领，先接到了陶秋芝的电话，洞庭湖大桥上游的鹿角，出现了1.54米的雌性江豚。这一天成为江豚尸体连续出现的最密集起点。4月14日14点到晚上，相隔十几公里的太平咀水域到大桥之间，出现了3头江豚尸体，其中一具腹内还发现了死亡的胎儿。4月15日11点55分，最后一具死亡名单上的江豚又在鹿角发现。

12年，难以建立的保护区

( 岳阳老街道 )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之死从来没有引起过这么大范围的关注。江豚在1988年被列为二级保护动物，在白鳍豚宣告功能性灭绝后，江豚保护曾经引起过广泛的报道。在连续死亡事件之前，“升级”是江豚保护的主题词，“白鳍豚已经灭绝，不能让江豚步其后尘”。当时中科院最权威的豚类专家王克雄已经说过，但是这样的预言并未引起足够注意。洞庭湖区是指荆江河段以南，四水会聚控制站以下，跨越湖南湖北两省的广大平原、湖泊水网区。而江豚主要分布在东洞庭湖以内的核心水域。

“野生江豚已经少于大熊猫的数量，长江流域总量在1000头以上，三四百头在鄱阳湖，80多头在洞庭湖，其余分布于长江。”王克雄说。徐亚平说：“2008年调查数据，东洞庭湖还有200多头。这几年急剧下降了。”4月17日岳阳市长盛荣华就江豚死亡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强调了江豚保护的复杂性，他认为首先是法律授权、行政许可，其次要有经费和技术支持。实际上，岳阳市早在12年前就有建立江豚保护区的意向。

( 渔船的背后，是密密麻麻的施工船只 )

2001年农业部制订了《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到目前为止，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一共建立了6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而2005年拿到农业部专项拨款350万元的岳阳市，筹建的市级江豚保护区却在今年2月份才第一次立上了界碑。多次发现江豚尸体的鹿角，码头就有一个小房子挂着保护区观测站的牌子，但是除了一个急救包，甚至没有专门的负责人和船只。“岳阳市1996年就曾经下文建立保护区，但是根据国家规定，保护区不能重叠，整个洞庭湖已经是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这个项目就被搁置在市一级了。”卢益卫告诉本刊记者，“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建立保护区，也是因为争取到的资金太有限。能把界碑立起来我觉得已经意识超前了。”卢益卫作为渔政局官员，也希望保护区能够尽快建立，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实际上应该不属于渔政范畴，“办公楼上挂着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和渔政管理站两块牌子，可是因为没有正式批，所以编制、人员和经费都没有”。

江豚从二类保护动物升级到一类，也是近几年在环保界呼声下的一个课题。“洞庭湖流域的保护动物很多，虽然江豚的濒危级别最高，但是却因为没有升级而没有真正得到保护。”洞庭湖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现在洞庭湖就有五个行政单位，渔政、水警、林业、市级和县级管理单位。”和渔民联系最紧密的渔政成为首要力量，也成为渔民嘴里最多诟病的单位。“其实洞庭湖水警建立的时间也是近两三年。比起外地来这里管理相对落后分散。”徐亚平告诉本刊记者。

( 像何大明（右）这样已经上岸的渔民，有些人选择“水陆两栖”的生活，“捕捞季节就去打渔，平时做点小生意” )

60年前，东洞庭湖有10个大姓的渔民，当时使用的风帆船，冬天江豚由长江游入洞庭湖，恋爱交配，再归入长江，直到70年代以后螺旋桨船代替了风帆。一部分江豚被拦住去路，就在洞庭湖内安家。在江水中看见黑色的跃起的脊背，就是江豚每隔几分钟就上水面来呼吸。最集中出现江豚的地方是沿东洞庭湖自鹿港到三江口入长江入口的这一段狭长的流域。也是著名的湘江沉裂带，此处洞庭湖水流湍急，水深鱼多，比江豚更大名气也更早灭绝的白鳍豚，模式标本也是1840年由美国人采自洞庭湖。

而近十几年渔民是真正保护江豚的主体。在《湖南日报》驻岳阳站站长徐亚平的带领下，洞庭湖上真正关注、保护江豚的组织，是成立只有半年时间的江豚保护协会。“我们有近40个会员。”这些人更多是出于对于自身生长环境的担忧，和长年对江豚的自然情感。何大明开着挂了“保护协会”红旗的小船，带我们迎风向湖心而去，江面上两次出现了黑色的跃起的江豚背影。“也不是每天都能看见，但是我知道，这片有一头，那片有三头，是一家三口。”

( 2009年5月，宁波市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暂养池，驯养师在看护从江边沙滩上救回的搁浅江豚 )

渔民对于江豚是熟悉的。“五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江豚还一度被捕捞作为食物，但是这里的渔民没有打捞这种大型豚类的习惯。江豚最小的也在1米以上，并且经常一家三四口同时同水域生活。对于渔民来说，更像是一起生活的邻居。”漂浮在水上生活，渔民一般有一条生活用船和一条捕鱼船。

“我曾经在2003年救过一头受伤的江豚。”何大明说，渔民一般碰到江豚都是避着开船，如果碰到“打漂”的，就打捞起来，养在自家比较能照顾和控制的水域。“那时候我就找了个水比较浅的地方，设个网子。往里面丢一些小鱼，从枯水期养了几个月，江豚是不害怕人的，哺乳动物很聪明，智力相当于人类两三岁。”也是因为最早是给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做向导，他才慢慢熟悉和喜欢上了江豚。“上世纪90年代，是洞庭湖渔业黄金岁月，好多外省的渔民都来捕鱼，那时候看江豚特别容易。也是那时候人口多了船只多，污染就越来越重，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近十来年采砂业的兴盛才是洞庭湖环境变化的关键。”何大明一直希望建立江豚保护区，但另一方面他深知为什么迟迟建不了。“多少人靠洞庭湖吃饭？而且这个湖是分而治之，谁都要向这里要经济利益，一保护渔民，财政全都只有损失没有好处的。”他说。

分治：1.8万平方公里的枝节利益

采砂船和运砂船是洞庭湖岸边永远的风景。“每年过完年就是清澈的湖水变浑的一刻，因为采砂船开始运作了。”本地黄沙质地优良，开采均价不断上涨，2005年每吨3元，到2011年已达13元，运往重庆、上海的卖价在40元每吨。非法营运的成本较低，而回报极高。“一条小型吸砂船，一小时采砂1000吨，按照每天采砂10小时计算，非法船只只在晚上工作，小船一晚能达到上千元，大船一晚收益则高达10万元以上。”现在江面上虽然也往来采砂船和运砂船，但是却看不到这么多的数量。“从今年初开始整治了一些，你现在看到的洞庭湖是最平静最好的时光。”

所谓最好的时光，也是指今年初当地政府开始真正禁止非法捕捞的严令。但是所有渔民都能清楚地告知，“迷魂阵、电打鱼”这些听起来相当凶狠的方法。洞庭湖虽然已经明眼看不到这些方法，却已经进行了有些年头。迷魂阵是用3000米长度的网子，12米深，将一大块水域隔出来，在落水的时候放鱼苗小虾进来，类似极大的天然围场，几个月时间鱼长大之后，一网打尽。何大明说，洞庭湖渔民以往并不用这种赶尽杀绝式的捕捞方法，“以前的渔民都是出生在湖上，留着鱼明年打，子孙打，这是从小就知道的道理”。

无论是江豚，还是渔民，能够生存的空间都在被挤占。除了运砂船，非法捕捞占据了大面积的湖水。江豚本来喜欢浅水环境，上下好控制，但这些年渐渐越走越深。从长江进入洞庭湖，本来是江豚的休憩之地，风波小，浅滩多，鱼类丰富，适合繁衍后代。与江豚一样被逼至角落的还有小户渔民。蔺月梅是湖北人，两艘小船，一艘一直停泊在人造港湾里，另一艘则出湖捕虾。对于自由打捞的湖面，渔民除了渔民证和捕捞证，其他的似乎全凭能力和手气。“每年涨水了我们才开得进去有大网子的水域，如果水落了就很危险，容易坏船。本来捕虾就利润比较低，但是湖面就是哪里有生计就向哪里去，我们哪里能占住一块水？只能看着那些天罗地网没办法。”作为最弱小的渔民，蔺月梅羡慕那些可以上岸的本地岳阳渔民，理由是：“现在我的孩子也没户口。去幼儿园就没办法。”

除了采砂，影响水质的另一个更隐蔽的因素依然是污染。根据2006年当地政府的不完全调查统计，与洞庭湖水污染关系密切的生活、工业污染源有106个，污水排放量1.901724亿吨。工业污染集中在造纸、化工厂，城镇的污水处理设施缺乏，环湖城镇还很少有污水处理厂。近10年来围绕洞庭湖进行的水资源治理颇多，但是都因为监管部分过于分散，反而造成了权力空隙。像富盛造纸厂这样因为江豚密集死亡才被媒体查出问题的小厂家，只这一次已经给附近的甲鱼养殖户造成了几万元的损失，养甲鱼的老板杨益问：“我的甲鱼都死了，江豚有人管，我去找谁？”

岳阳市渔政处的卢益卫告诉本刊记者，东洞庭湖上有采砂船近80艘，航运船在六七百艘，日吞吐量达到15万吨。而根据2008年湖南省官方统计，洞庭湖采砂船3701艘，不包括无证采砂船在边界水域作业的1575艘，码头超过4000个，年采砂总量1.7亿吨，“等于将洞庭湖底淘成了无数单独的小区域”。湖南省洞庭湖水利管理局总工程师分析，河道乱象由来已久，湘资沅澧连同洞庭湖，河岸几乎看不到农田，有些地方砂石直接堆在河道里，采砂船轰鸣，开掘、洗砂、传送之间的废水可以看到直接排入水中。本来坝上坝下1500米以内严禁采砂的规定，挖砂船却一直向中心水域靠拢，改装过的挖砂船从20吨的运载量提升到80吨一艘。“螺旋桨影响江豚的声纳系统，所以江豚很多死亡是因为被螺旋桨击打受伤。”

资源性湖泊：人、鱼及其他

尽管渔业资源以每年10%的速度在迅速下降，江豚保护停留在纸头，根本上还是因为众多人口要靠湖吃饭。洞庭湖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东洞庭湖水域，渔民人数达到1.8万人，大多是三代以上的捕捞者。沿两岸靠湖吃湖的人数更多，一个休渔时期的到来，只不过是暂时的安宁。“以前捕鱼都是讲规则的，一网打尽不可能是渔民自己的做法。”因为没有岸上的固定居所，他们更容易形成联盟。“我母亲在70年代的洪水中被淹死了，我们姊妹四人是父亲抚养长大。”何大明身边总是聚集了一帮渔民兄弟，为了保护江豚，他们签署的生死状上写到“如果有人伤亡，则其他人尽全力照顾抚养其亲属”。“这两年有了户口，才有幼儿园、上学这些可能，我小时候只上了8个月学。”但渔民又并不是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下，一年中的枯水季节，他们大多要上岸修船或找些其他活计，也特别容易联合在一起。

“在湖上这个生死状是传统，彼此之间必须互相帮扶才能渡过难关，因为洪水一来，全面遭灾，能不能保全性命全看运气，所以渔民中大部分人都愿意结成联盟。”江豚矮围又将洞庭湖湖底的资源分割碎裂。弱肉强食在湖面上是生存守则，大部分渔民都有着极为柔韧的性格和耐力，他们认为，所有禁止进入的水域都是难以撼动的力量，而自己稍有越界就会遭到重罚。他们大多把意见直接投射到收罚款的渔政部门上，生存逻辑是，因为被罚得狠，自己才捞得多，又因为得到了被罚款的权利，而感到总算能继续进行捕捞，对一家大小的开销有所交代。普通的渔民家庭大多生活在水面，两艘船一艘捕捞一艘住人，起码用了20年的狭小船舱，里面黑漆漆的还保留着淳朴的一张板床和若干锅具。“我父亲和我都出生在洞庭湖上。”何大明说。

按照2008年国家普遍推行休渔退耕的大方针，已经过度捕捞的洞庭湖，有几千名渔民被逐渐安置上岸。2008年以后，岳阳乃至周边县市都建立了统一整齐的渔民新村，并且给渔民们上了户口。但渔民退出湖泊并未带来洞庭湖的宁静。按照政府的扶助政策，何大明等人都是逐渐在退出真正的渔民生活，有的人在菜市场杀猪，有的做建材生意，何大明自己开着湖鲜餐馆，能找到生计的人虽然不少，但是大多并没有完全脱离渔业。“我们都有渔民证、捕捞证，可是能捕的鱼越来越少，而罚款越来越多。”何大明说。

湖上出现了一个人能占1万亩以上的水面，而这些寻租到空间进入洞庭湖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渔民口中的“渔霸”。“我们退出了，以为洞庭湖能够休养生息，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大户开着大船，以电打鱼和迷魂阵的方式把湖面割裂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现在这依然是难以寻觅的一方，一个渔政局的知情人透露：“有关系的人可以交出罚款，不管这罚款有多高，都能成倍地赚回来。原来只要打1万斤的，因为交了罚款，就可以在渔政部门眼皮子底下大肆捕捞，当然要打10万斤才能赚钱。渔政局开的罚款单，反而成了这些人的通行证。”

洞庭湖上的中等规模渔业捕捞船越来越少。“一年挣两三万元原来是洞庭湖普通渔民的基本收入。”按照统计，东洞庭湖1.8万多名有备案和许可证的渔民，人口相当稠密。去几个小型渔港码头，却大部分是非常小的生产户，比如捞虾。“虾在最底层，捞虾的大部分是外来户，不和本地长期生活的渔民抢。”来自湖北监利的王海潮，1994年带着全家来洞庭湖打鱼再也没有离开。“我们在岳阳上不了户口，回湖北也上不了，就只能漂在湖上。”他们是洞庭湖最微小势力最弱的组成单元，也只能紧紧依靠洞庭湖生存。像何大明这样四五年内上岸的渔民，则有些选择“水陆两栖”的生活，“捕捞季节就去打鱼，平时做点小生意”。中等规模渔民的退出给大户留下了空间，“我们也是跟着大户学用电，用天罗地网”。

何大明说自己去年因为非法捕捞被罚款2.5万元，这种已经三辈在此生活的渔民，就很矛盾。“我上岸了，大户下水用电网，我不服气，我也用，人家能交多的罚款，我就交少的，只要让我捕鱼，我就把小指头细的鱼也打捞上来。”本地渔民深知这种恶性循环，可是却很无奈，非法捕捞和罚款相互依存，渔政部门和渔业从业者从管理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尽管现在看不到这些凶狠的捕捞方式，但是所有渔民都很忧心，他们说：“捕捞季节来的时候，如果还能这样，江豚才有可能得救。”王克雄则说：“更好的办法是重新寻找一个环境，做迁移保护。”然而洞庭湖缺乏一个统一有效的管理单位，分出一块水域最终需要各方势力的平衡。 江豚之死自然保护区资源性环保渔民码头困境渔民洞庭湖江豚湖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