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娇和志明》，彭浩翔的现实主义

（文 / 李东然）

( 上、下图：电影《春娇和志明》剧照 )

“我们相爱，我们纠缠。我们分开，我们再贱。你说，有些事，不用一晚全做完。但很想告诉你，有些事，这晚错过就不再。哪怕天地苍茫，就你能完整我。如果这是个故事，这里，该敬个酒，相忘于江湖。”彭浩翔给春娇和志明的恋情写过这样一段颇煽情的注解，他说，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很多人会讲，所以他不如传递爱情里现实的部分。

当年《志明与春娇》的故事是从香港禁烟令时讲起，烟雾里升腾出的感情，轻灵美好，也几分寂寞，轻烟似愁。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春娇和志明》，不过这场爱恋在某些人的眼里是“堕落狗男女”的故事。“倦怠”，“劈腿”，相爱无力相守，故事当然还是充满彭浩翔式的幽默，时而黑色，时而癫狂，热闹里藏着一丝小感伤，如身处人群中却突然涌上心头的一瞬孤寂。

彭浩翔话起话落间喜欢类似“不信可以问我老婆”这样的前缀后缀，十几岁时的恋人成了今天的彭太，他自己说，把出轨的欲望在小说、电影里都发泄完的人，是最痴情的人。“我写劈腿的故事，并不一定是我本人劈腿成性，或者说我给劈腿找借口，每天都在上演劈腿的事情，我只是不回避。但就像是我很喜欢《教父》的故事，但是并不一定是我也真的要黑社会，要杀人啊。”

采访彭浩翔就在“床吧”，就是电影里杨幂和余文乐第一次约会的地点，为人津津乐道的短信“上床吧”，便是典型的彭浩翔式段子，热辣恶搞又无辜得叫人无话可说。而眼前黑墨镜、宽T恤的彭浩翔真的安安静静，话不多，与电影里或者微博上那个热力十足、搞怪无底的印象相去甚远，

“有时候我也想到一些好笑的段子，但是我比较习惯写出来留着，我也不是话太多的人，乱七八糟讲话时，往往都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比如（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我在东京，大楼摆来荡去时，我便开始狂讲笑话给大家。从小就是这样啦，参加葬礼在人家的灵堂前，乱七八糟地讲话，惹很多人不开心。但其实不是我不尊重，真的是每一次面对伤感的时候，习惯了要去找一些笑话来逃避。”

而实际“床吧”远没有电影里热闹，一座旧旧灰灰的冷清四合院，深藏在鼓楼后身一条没怎么被商业化的民宅胡同里，可以躺在那些中式的榻上聊天，饮料很好喝，但地方真的难找，导演自己的司机又一次开错了路，而彭浩翔非常得意自己能发现这么好玩又冷门的地方。“就是比较辛苦地在玩啊，每天都在逛啊，其实这边离地铁站还是很近的，我是坐地铁逛过来经过这里，逛着逛着就找到这里。”

把家搬来北京整两个年头，因此电影里这样逛出来的地方实际上还有很多，比如朝阳公园里，逛到了公园里大龄青年家长们自发组织的相亲会，看到“是真的有妈妈在那边写自己的儿子长得像金城武，我当时就心里笑死了，她也真的敢写，难度不要太大”。

所以合作编剧陆以心带着斗志昂扬的工作态度来北京的时候，从导演这边领到的第一个任务竟然就是每天换一家饭馆吃饭，每天找到一个好玩的地方，陆以心先是傻眼，很是适应了一番状况，才终于成了彭浩翔的默契玩伴。“关键最好的是吃饭的票、看戏的票、到处喝东西的票在我的剧组里，通通都能报销的哦。”

后来因为连续几个月交回香港公司的全是票据，有次回香港开会的时候，老板终于忍不住和彭浩翔说：“能不能给我一些写汉字的纸，而不是只是写数字的纸呢？”

为所欲为因为彭浩翔自己也是电影的制片人，但他答得极坚定，拍电影赚钱当然是重要。“为赚钱我甚至接过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写很多烂本，在电视台当主持人，做过一档财经节目，一到晚上都是讲财经，可是我一张股票都没有买过，一点财经经验都没有，我连自己在讲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演啊。做这个节目一年多，竟然得到了很多好评。路上见到一些大妈，看到我就问，翔仔，这个星期买什么股票好？其实我才不知道呢。”

彭浩翔觉得自己很懂得花钱的道理。十八九岁就离开家里自己过活，从那时起，所花的每一毛钱也是自己赚来，最穷时要叫同居女友装病问她家人借钱开饭。“摆脱为基本生活而挣扎时，身边的朋友都把钱花在卡拉OK和酒吧里，我拿钱去买自己想看的书，这些书后来替我赚到了过万倍的回报，这是我学到的第一个人生秘密。”

所以吃喝玩乐的钱不是白花，为的是回报在故事里的价值。“前期花得多，制作期手头必然紧张，我又是导演，当然知道。但老说我们香港导演接地气的问题，我觉得不在这里生活怎么能接地气呢，我在这里生活，每天跟那些公司里上班的人一起坐地铁，也去那些咖啡店喝东西，周末在这些胡同之间游荡，这些时间和金钱都是有必要花掉的，不然我怎么了解这座城市需要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当初说把经营纯正港味的《志明与春娇》续集拿到内地拍，几乎也吓跑了投资人，合拍政策出了十几年，“四不像、两不靠”的合拍片早成为业内诟病颇深的症结，而彭浩翔的主意，明摆着是要逆合拍之大不韪，没有香港哪来的香港爱情故事，而且内地拍片限制诸多，那么没底线的彭浩翔怎么能有空间。

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当年拍出如《维多利亚一号》直面香港社会最现实的生存窘境，但血腥黑色致极，或者如《破事》，情色三级甚至低俗的彭浩翔，到了北京，竟把《春娇和志明》的故事讲得乐而不淫，清爽整洁，内地公映版也是没删没剪。“合版了也不失港味，这次是要示范告诉大家，合拍片不是一定会水土不服，‘牛’的人，还是能弄出‘牛’的片，不好意思，下次片子不好看时别人再不能全赖到合拍制度身上了。”

所以导演自己看前作《志明与春娇》抑或现在的《春娇和志明》，真正用来打动观众的是自己做“妇女之友”的强大能力——戳穿那些情爱背后的真相，他想跟痴男怨女们分享一些真相：“比如，爱情从来都像球场里经营小食部一样，没人有义务去为球场经营一个小食部。同样，市政局也没规定一定要把小食部的经营权批给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合则来，不合则去。”

于是对彭浩翔来说，嬉笑怒骂或者深情款款，都不如这样的段落得意，余春娇说她要搬回妈妈家，张志明回来看到这个纸条，第二个镜头就是他在打游戏机。这么写因为他心里是觉得本该如此。“谁知道身边的男男女女却纷纷和我大喊：一模一样！女生跟男生吵架，说要分手，一挂电话女生就一直在哭，一直在找朋友谈这个事情，男生真的就去打游戏机，因为男生就是这样啊。我才不怕有些男生说，哎呀，导演你不要把这种东西说出来，相反，我觉得我就要直接把这种关系说出来。”

“讲故事便能打动到别人”的能力，彭浩翔早已自信。最初写小说，还不过十五六岁，体育很差，念书很差，写作成了唯一的吸引女孩注意的可能。“恰好嘴贱是我的毛病，也是我的特长，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嘴贱，小时候因为这样总被爸爸妈妈打，后来我好奇怪别人看了我写的段子都会笑，才发觉这是我的优势所在，而我的长处不多，必须得努力经营。”

少年时开始大量阅读，不过是把那些香港街边的各种低俗小报无一例外地买回家，文章也接二连三地发表，但彭妈妈不屑，说《明报》才是知识分子的报纸，有本事就到那里发表一篇文章看看。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明报》上署名彭浩翔的文章就出现了。

开始独立生活，又觉得非得把嘴贱的本事发展成赚钱的工具，写文章肯定不够，那不如做导演，买回家各种电影录像带，研究出的第一条结论是，好的导演都自己编剧，那么该从编剧做起。立刻去报名参加一个编剧训练班：“也不是冲着课堂上学到知识去的，只是觉得讲课的那位老师肯定是进入这一行的最佳捷径。”

彭浩翔的朋友圈本来就极广，自然很快也跟那个老师混成了知己莫逆，不久去了台湾念书，喝酒泡妞，半年时间就花光了家里给的四年学费，走投无路的时候还真是被这位编剧训练班老师捞回香港，进入电视台工作，跟班、表演、导演、制片、主持，五年时间磨出了十八般武艺。

终于是取光了存折里的十几万块港币，拍了一部名为《暑期作业》的短片，虽然10分钟而已，但轻松闯过了最难的机会关。从《买凶拍人》到《春娇和志明》，彭浩翔似乎立志全能，题材四面出击，影像也强调颠覆。虽然有人说他的电影中有许多他人的影子，但“抄袭”二字却总是用得不妥，这倒有口皆碑地成了彭浩翔的高明与法宝。

彭浩翔觉得，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和艺术家人格之间并不矛盾，如身为男生和敷面膜、修指甲之间并不矛盾，同理还有很多。“从25岁后开始，我就一直告诉自己，只会干我感觉快乐的活，我庆幸，到目前为止仍能保持。现在我年纪大了，仍保持这种心态但有微调，我最多只会用我1/3时间去干我感觉快乐的活，其余2/3就用于放空自己和纯粹感受快乐。” 彭浩翔香港志明与春娇娱乐八卦电影现实主义春娇和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