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的天花板

（文 / 邢海洋）

3月负面经济新闻尤其多。才见“浙江GDP连续10年下滑，政府呼吁浙资回援”；又见“深圳经济数据出现负增长，特区成立以来罕见”的报道；紧接着则是“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等地财政出现负增长”。虽则后两个新闻只针对今年前两个月，是海外需求疲弱和“4万亿”花完的后遗症，但大趋势上，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接近了高增长的天花板，即使是“腾笼换鸟”，也难回到高速的轨道。

“入世”10年，浙江GDP增长了3倍，但一个不那么光鲜的数字却是增长率趋势，一年比一年低。2000年浙江GDP增长率排在全国第一，到2003年增长速度在全国排第五，2004年排第七，2006年增长速度排全国第九，2011年为9%，仅比北京和上海的8.0%略高，处于全国垫底的位置。探讨浙江遭遇的增长天花板现象，最容易找到症结的方法是和邻省江苏的对比。江苏和浙江，相似的面积和类似的自然条件，可谓一对天然的竞争伙伴。改革开放，江苏创造出苏南模式，浙江则有温州模式应对。金融危机开始的2009年，江苏人均GDP首次超过浙江，随之两省差距拉大，2011年江苏的增长率达11%。

最近的江苏超过浙江，既有浙江人口规模增加比江苏快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江苏的园区经济。对于在长三角范围内被江苏超越，浙江人起初是不以为意的，因为江苏一直在大力招商引资，给出优惠的政策，这和苏南模式一脉相承。苏南模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先工业化再市场化，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强人能人模式，同时也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对于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江苏的发展模式逆潮流而动，面临的风险远超温州模式。当然，这是从一个理想化的转轨角度思考的结果，现实却未必如此。尤其是在“国进民退”、政府主导经济的时期。长三角取代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后，苏州更是在吸引外资方面突飞猛进，2011年GDP突破万亿，和天津深圳一道成为国内仅有的六大万亿城市之一。苏州的数字可谓光鲜，但也伴有不断的质疑，GDP虽高，却难惠及当地居民。顶着全国最高人均GDP的名号，苏州人的可支配收入却难和北京、上海居民相比。

而浙商是引资的对象，每年有上千亿元的浙资流向全国。温州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这样其个体经营财富直接留在了个人手中，民间财富膨胀，进而有了财富增值需求。温州炒房团开风气之先，处于财富增值链的上游，轻而易举地攫取到各地土地增值财富。其他省份还在不计代价地追求数量增长的时候，浙江已经开始资本运营，也不愿一味靠固定资产的投入拉动，而是有意“腾笼换鸟”，对发展引擎更新换代。但现在反思，浙江的意识未免超前了。温州的炒房团处处点火，可在浙江省内，“鸟笼”并未腾出来，自由生长的温州模式也没有引来凤凰，倒是本地房价暴涨，民间借贷盛行，泡沫破裂不绝于耳。不妨看一组数据：“入世”以来，全球对华的反倾销案子，浙江的占了一半。而浙江著名的商品，仍是打火机、玩具和皮鞋等小商品，其竞争力仍在于廉价，而非自主技术和品牌。这些产品国际竞争力很弱，一旦海外市场萎缩，便无以为继。而房价暴涨的结果，当地生存成本高企，倒逼用工成本，以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突显，特别是技术型工人紧缺，高技术人才难招。如此一来，“换鸟”更加遥不可及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更难以提升。

全国版图上，遭遇高增长天花板的远不止浙江一省。只要不以投资拉动的，均难实现高成长。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70%靠的是资本投入，另有小部分是要素再分配和资源再分配“红利”，纯粹靠技术进步的增长只占很小一部分。可现在，处于高增长后期，即使是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也缩小了。退一步说，我们若回到江苏的道路上，以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换取投资，也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资源匮乏的瓶颈。二者择一，浙江的低增长是不得不面对和接受的现实。 江苏经济高增长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