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血案：橡胶林里的三代人

（文 / 乔依昔）

上学路

早上7点10分，林园强吃过早饭，在院子里喊女儿和儿子快点上摩托车。大女儿林晓念12岁，在南新农场小学念四年级，成绩不错，尤其是英语，上学期考了全班第二名，96分。老师把刚从汕头转回三亚一个学期的孩子选成英语课代表，这使本来有点害怕转学的孩子一下子有了信心。“我女儿就是英语特别好，在汕头上村小的时候老师就总选她去读课文，参加英语比赛，还拿了奖。”母亲岳萍并没料到孩子会这么有出息。她自己1998年离开四川农村老家，到三亚来打工，认识了林园强。在她眼里，林园强“人很幽默，手又巧，嘴巴又甜”。他们的家庭很幸福，儿子8岁上一年级，还有个尚在怀抱的1岁半的最小的女儿。

林晓念先跳上爸爸的摩托车，但是她坐在后面，要把弟弟夹在中间。岳萍抱着小女儿出来看，他们三人都坐好在车子上。8点才上课，但晓念心急。“女儿就嚷着快点，我还要去收作业！”南新农场小学是有多年的悠久历史，比起老家汕头村里的小学，各方面条件都更好，林园强也是这个学校毕业，对于孩子们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念书，他一直觉得非常满足。“我老公总说村里的教育质量太差，汕头人又不太会念书，他们农场的学校怎么怎么好。”林园强是农场出生长大的，在南新农场生长到20多岁才离开。他念到高中毕业，没考上什么学校，却一直希望几个孩子能好好念书。

1999年一家人离开农场，前往汕头老家定居，是汕头的奶奶的希望。林园强的奶奶88岁，是家里的最老长辈，一直希望自己的大儿子林满合能让大孙子林园强回到自己身边养老。“奶奶对长子长孙特别看重，我们夫妻俩从汕头来三亚42年了，奶奶一直觉得不放心，希望有个孙子在身边。”林园强的母亲康银肖虽然不忍心，也觉得那边有三个叔叔，还有一大家族的亲人，儿子去了总不会吃亏，还能有大家的照应，“屋也有的住，饭也有的吃，反正农场也不给他安排工作，不如回去跟着家里人”。林园强回去之后和叔叔开了间锡箔扎纸铺子，小生意也做了起来。“我们那个村是个手艺村，人人都会扎锡箔纸，供神的各样器皿，每个都是巧手。我们一年能收入两万元，潮汕人舍得做功德，虽然是农村，但是叔叔们都很照顾。”一家子就和奶奶住在一个祖屋下，但是眼看着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纪。“村里的孩子虽然也读书，但都没有我家老大读的好。”岳萍说，是因为晓念的成绩优秀，户口又在三亚，上个城镇的学校借读费太高了，“一年要几千元，就这一个我们还能供，但是老二眼看也上学了，我们家小孩要是随便读读也就算了，要是认真读书，还是回农场来读比较好”。

2010年8月，林家下定决心，投奔回三亚南新农场的父母。其实这一家人已经是离开农场的外乡人了，他们印象中，农场还是个国营大单位。“父母都已经退休，可以帮忙照看小孩，他们也有退休工资。”岳萍在汕头和大家族相处得很好，也觉得舍不得离开，“虽然是农村，可是人对人是真心好，那里没什么外来人口，大多是本地人种地也扎纸，我们住在奶奶家照顾她，一个老房子里。”岳萍本来担心一家人回来会有些不顺利，但是林晓念是这个家庭最乖巧的长女，一回来马上就赢得了学校老师的夸奖，林园强又开始去找回自己从小到大的那些旧相识老朋友，想琢磨一起开货运公司，岳萍也就渐渐放心。

从居住的橡胶园所在的二十一队到山下的农场总公司所在地的三亚市吉阳镇，没有公共交通设施。农场总公司就在三亚市吉阳镇，是个非常热闹的大镇，中间是环三亚的大路，如果从镇上开车到三亚市区也就是1个小时。但是这里连公交车都很少，从山上下来更只能靠自己。林园强每天送两个孩子上学是准时7点20出发，一路开到学校是7点45分。就在他们父女三人开出家门，从山间开到了山脚平坦的水泥路上，不过几分钟时间，突然就被后面来的一辆黑色轿车猛撞到了路边植树留下的小土沟中，摩托车和三人完全分离，已经倒地的林园强，被车里冲出来的亲弟弟林树仁用刀杀死，林晓念和弟弟也被刺当场身亡。

弟弟

岳萍彼时还不知道山脚下发生的惨剧，她顾着给自己怀里的孩子喂稀饭，院子里还能看见婆婆在喂鸡。“婆婆是胶工的生活习惯，清晨都是最忙的时候，特别勤快，我和老公都还没有工作，白天我就带孩子，和她打打牌。”岳萍的三个孩子都是婆婆康银肖到汕头去给伺候的月子，婆媳感情比较深。康银肖总觉得汕头农村苦，让大儿子一家去受了10年的苦，还得孝敬老人，自己有些想要补偿大儿子一家的想法，这个想法一直未曾说出口，但是实际上她却自打大儿子一家回来就天天围着他们转。那一刻，康银肖只听到惨叫，就停了手里喂鸡的事情，看见小儿子林树仁从那栋小楼里冲出来，手里拿了把刀。“我进去一看，大儿媳妇倒在地上，手里全是血，一条伤口从肩膀一直划到手心，她拼命抱着小娃儿，但是小娃儿头上全是血，已经不会哭了。”岳萍当时就被刺晕了，康银肖看见小儿子跑了，又赶紧去看小孙女。“我以为孩子还有救，还打电话叫邻居，让他们给我叫救护车。”康银肖跟着媳妇到了三亚市人民医院，同时陪着她去的黄霭原告诉她，林园强和另外两个孙女、孙子也在医院里了，“已经死了”。

“大儿子39岁了，小儿子31岁。我还有个女儿，到广东去打工了。”康银肖说，作为农场的老职工，他们有一点点在橡胶园看胶时自建住房的土地。原本这地上是农场盖的8间平房，谁来看胶园谁就住，后来胶林基本都划给胶工承包看管，房子也就被看的人平分居住。和林家老两口一直共住这8间平房的，还有同样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黄霭原一家人，每家两间房，其他的依然是农场的房子，外地雇来的割胶工现在还住在里面。

林园强和林树仁一起长到20多岁才分开，却一直是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大儿子老实、听话，从小我们就让他要让着弟弟，要听大人的话，什么都要给弟弟先，他都听。”所以1998年林园强结婚的时候，母亲就来劝他带着妻子离开。“这里当时我们托关系，把小的送进农场做保安，做得好了就可以转成正式职工，有个岗位，一家人只能争取一个正式工作，大儿子就只能靠自己了，让他回老家找出路，他就答应了。”林园强爱面子，一回来就和自己多年的朋友、邻居都重新交往起来，他还拿出潮汕人的工夫茶，让橡胶林和农场里差不多年纪的人突然就接受了这个笑呵呵的“老大”。“特别热心，又开朗，我们本来想开汽配或什么公司一起。”黄清勇觉得林园强不像这里长大的人，“不彪悍，挺厚道挺聪明”。

哥哥林园强一家居住的小楼，是母亲康银肖的一个心愿。“我们老两口花了不到20万元，还借着七八万，把全部积蓄放进去盖了这个房子。”这里原本是林、黄两家的厨房，黄霭原已经在农场所在地的镇上买了房子，儿女都去镇上住了，自己和老伴留在这里养老打牌，和林家做伴。对于人口大家都还在橡胶林里的林家，盖房子就是一个燃眉之急。“老康一直要大儿子回来，为了孩子念书，盖个小楼给两个儿子住。”但林树仁一直认为自己在父母身边多年，这个房子是盖给自己的，他在房子盖时也出了人力，但是并没出钱，即便如此，哥哥一家一回来立刻就占据了新房，而自己还住在父母的平房里他就非常不满。

“小儿子一直让我把家分了，从他哥哥一回来他就说。”母亲却一直没下决心。“我才60岁，我们俩身体都还可以，现在就分家是不是太早了，而且我想让他们兄弟俩一起住在楼里，他们俩关系不好，就算分了家，一人一层住在一起也难受。”整个小楼建筑面积才200平方米，每一层就是一个厅加两间房，屋里的摆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岳萍一家住在二楼，她第一次住进属于自己的新房，还能看到她自己剪的过年贴纸和崭新的清洁用品，屋里的地面被擦得非常光亮，光拖地板的拖布就分了干湿两个。“从我们一回来就住进这个屋子他就不满意。”岳萍说，丈夫一开始也觉得要不要出去租房住，可是父母都觉得有新房子不能空置。林树仁不仅要分家，还经常和哥哥闹。岳萍说：“我都劝他忍一忍，以后还要住在这一个楼里，他迟早要住进来的。”岳萍觉得丈夫对弟弟的态度一直是完全不管不听，“被他闹烦了，一会要钱，一会要我们搬走，一会又说哪个和他不对路”。丈夫回来之后和一个自己少时的朋友交往很多，这人是弟弟的老仇家，过年前到家里来喝酒，弟弟听说了，直接冲进房子把那个朋友拉出来打，这个场景许多人都见到并且报了警。“从此他们俩就完全不讲话了。”

“胶二代”，边缘人

林树仁是典型的“胶二代”，黄霭原说：“我们这里有句话，你不聋不哑还来拿胶刀？是说割胶不是人干的活。我们在橡胶林子里工作到60岁才退休，吃的苦太多了，每天半夜两点开始割胶到早上6点，基本都有风湿病。”农场有第一代职工5000多人，连同第二代第三代，已经繁衍成一个自然而庞大的小社区。南新农场是1959年建设的国营农场，只是前10年的建设规模较小，从1969年兵团进入到1974年撤离，这个农场才有了巨大的2万多亩的橡胶园和1万多亩芒果园的基地，总共有土地近9万亩，是三亚地区最大的国营市属农场之一。到市区有公交车，但是只到农场总部的大门处。三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公交车只要不是开往几个著名旅游景点，很多郊区地带不过就是几十分钟车程就完全脏乱差起来。

父亲六十出头，看上去却更苍老，满脸的皱纹，耳朵也不好使了。1970年从汕头来三亚割橡胶，那时候还是军队建设的农场，很快就成了农垦。林满合夫妻俩都成为农垦的正式职工，从农民身份里脱离了。“当时离开家乡，就是觉得能有个工人的身份，有口国营单位的饭吃。”林满合非常老实，他自己不知该怎么面对突然之间的家庭惨剧，一直躺在自家小楼前面的躺椅上，对着现场发呆。

农场位于吉阳镇所在地。“过去这里的农民都羡慕农场职工，虽然累，可是有保障，老了也有保险。”农场也分房子，到现在还持续着大型单位的制度。但是吉阳镇却依托附近的荔枝沟家具城，形成了成熟繁荣的乡镇，为三亚市及周边提供中低端的家具，也算是跟着三亚房地产业成长起来的初级市场。这里是三亚环市轻轨的一个入口，能看到两三处新楼盘正在镇上建设，虽然和城里的房子价格不能比，却也在每平方米6000元以上，道路修得很漂亮，到处栽种椰子树。而本镇的居民则自己盖起各式小楼，林立在大路两旁，并且各自有生意门面。“以前镇小学镇中学都不如农场的学校，要上农场的学习要交借读费，但是这几年三亚经济发展起来，镇上的学校不仅豪华起来，连幼儿园也招到了不少大学毕业的老师，农场的孩子要去镇里上学反而要多交钱。”吉阳镇跟上了三亚发展的脚步，但是农场却是另一番景象。

胶工第二代子女几乎没有人愿意在农场继续父辈的劳动。“我们和这里的村民又不一样，我们割胶都是交给国家的，自己有任何一点掺水或者偷拿出去卖，都是犯法，一个月工资就1000块钱。”胶工第二代是非农业户口，以出生地为户口所在地原则，他们都算是农场子弟。林树仁从小就和哥哥不一样，农场的人大都来自潮汕地区和当地的黎族等贫困地区，他们根据不同的出生地分了帮派。民风剽悍，又不愿意到镇上或市里去和本地青年竞争谋生。“钱都让上面挣去了。”一个农场老领导已经退休，连他都觉得不公平，“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觉得被消耗光了，什么都没了，橡胶价格那么高，职工还是几百块到1000块收入，农场自己变成集团了，还开发了商业地产项目，可这与你割胶的一点关系也没有。”“胶二代”们普遍形成的观念是，社会不公平，农场的地被外面占了，我们不要再受苦受累。重视教育的人越来越少，大部分子弟上过初中就出去混。

秉承非农业户口，大集体的优越感，又和本地的农民互不往来，因此农场“胶二代”形成了小江湖，这里的风气是，不工作，也不念书，一些人就是各自打架，争地盘，橡胶林因为是国营的，胶工和附近农民就都有借机发财的漏洞可钻。“附近农民等你下了刀之后跑过来偷胶水，你就白干了，还得挨罚，胶工里面也有负责监工的，但那是双重剥削，他收了农民的好处让他进来偷，然后还说是你自己没看管好。”大国营单位的弊病在这个故步自封的心态里催生的问题，在三亚飞速的城市建设对比下更加突出。林树仁一直没有去三亚市或者吉阳镇找工作，母亲的说法是：“他进城了也觉得人家看不起他是农场的，在农场他不愿意出力干活，瞧不起割胶的。”不过现在农场的割胶工绝大多数来自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他们都是临时工。农场只要给一个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别的什么也不用管，在这里干9个月，不出胶的季节就回去。林树仁也当然不会去做。

南新农场地处农村，却没有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第一代老老实实的割胶工还好，到了近几年，第二代游手好闲的越来越多。几个月前还有一对夫妻报案，说自己割完胶水下山就被几个小青年上来抢了，附近还有生产队和保安队的负责人都没有人管，而保安队的解释是：“以为是在打帮派争地头。”黄霭原说，林树仁就是当地的一个混混头目，仇家不少，天天出去混，几乎不在家。康银肖说：“弟弟就是个性太坏了。前些年我们好不容易给他放在橡胶园做保安，结果他又出去打架，被农场开除了。”失去了正式职工身份的林树仁也就没有正经工作，有时候去跑趟车回来赚些钱，前年刚刚结婚，孩子只有两岁。只不过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一个混农场的弟弟就无法容忍并不带着农场子弟习气的哥哥一家。

城市之幻

林园强不像弟弟那样，对吉阳镇现在的发展和三亚“铺到家门口”式的城市扩张心怀不满。岳萍在汕头住乡下祖屋，比起下了山就能直接上公路，甚至开摩托车20分钟就是轻轨不可想象的满足。“我们不可能买得起那个新盖的商品楼。”只能从实际出发，联合朋友出点小本做生意。而林树仁则对黄霭原抱怨过，“这里修路盖房子，都是拿的农场的资源，凭什么我们什么也得不到，镇上的居民就有补偿，农场就不知补到哪个领导那里了”。他说哥哥头脑还是乡下人的，而自己一贯占尽在父母身边的便宜，对于分家早就提出了，但是林园强爱面子，觉得“老大一回来还是要管管老小，结果根本管不了”。

三亚对于这些人来说，不用说海边的酒店，即使是城市里他们也不大去。岳萍和丈夫、孩子只去过一两次动植物园玩，“还是女儿考试得了好成绩的时候”。在城里坐公交车看着窗外，孩子都特别高兴，都回来一年了，林晓念才知道三亚原来这么漂亮。岳萍说：“我们都觉得能回来，能有这里的户口，已经很满足，女儿还说以后要带我们住那些别墅去。”岳萍到现在都没说出一句关于小叔行凶或者平时和丈夫交恶的话，她只是不断地摇头流泪，警方问话，她也没有表达一点愤怒，只是不断哀求别人带她“坐轮椅去看一眼我的老公和孩子”。

林树仁杀人之后哪里也没去，继续躲回自家橡胶园。当天不到13点钟，就被拉网式搜查的警察抓捕归案。岳萍说：“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不用像公婆那样晚上去割胶，几十年地割，但是这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在社会上游荡，不做什么正经事。我老公的奶奶前几日还打电话问我们好不好，我说好，她说再好也不如和一家人在一起。但是我想不行，我得为了我女儿、儿子在这里上学，以后在这里工作，狠狠心。这里基本条件还是要比汕头农村强，只是没想到他会这样。”

康银肖是个坚强的老太太，她一个人撑住整个事态，一方面安排所有的人瞒着大儿媳妇，一方面给警方提供了找到小儿子的线索。“我抱着小孙女的时候以为她还能活。我在车上一直抱着她，叫她。到了医院送去医生救，再见到，就死了。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我见的时候已经死了。” 康银肖说。四个人都被迅速拉去了火葬场，然而死于非命，还在等待法医验过，老太太每天都问法医什么时候验。“老放着放不起，可能要花几万块钱烧埋，现在儿媳妇治伤已经欠了医院2000块。”但是她努力地保持平静面对快要昏厥的从四川赶来的亲家。“你们不能告诉她都死了，等她伤好一点再说。”老太太夜夜站在三亚人民医院的走廊里，几乎不吃什么东西，也不睡觉。“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谁也不怨，就是因为我没有把家给分了。”旁人说她大儿子如何好，却不能骂小儿子不好。“也不能怪他，他太着急了。”这个母亲甚至还想以后和大儿媳妇求情，“她看到我这样对她好，人心都是一样的，也能顶小儿子一点罪过”。她搬把凳子坐在窗口，外面就是游人如织最繁华的不夜之城。岳萍这几天清醒了只要见到来者，就特别精神特别平静地说：“谢谢你的关心，麻烦你去看一下我的孩子们和丈夫，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们，他们也住在这个医院里，他们伤得比我重，他们叫……” 三亚酒店林园血案农场家庭橡胶林三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