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故事

( 沃罗迪米尔卡山山顶的公园是基辅人空闲时喜爱的去处 )

“在回顾过去之前，                          也许人们需要一些时间”

这是冬日的博亚尔卡小镇。不到17点，天色已经昏暗。83岁的克劳迪娅·库德里亚肖娃要筹备一场下午茶。

她打发孙子安东去镇上买些点心，将橱柜里珍藏的茶具和那些不再闪亮但雕花依旧精美的银勺子取出来。她扶着壁橱，踮起脚尖试图将窗帘拉上。

库德里亚肖娃知道自己是这个下午的主角。她穿上合体的套装，满头白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她几乎不笑，言谈举止都和眼神一样笃定。今年夏天，在基辅的一家画廊，库德里亚肖娃展出了自己从“二战”后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所创作的数百幅海报。其中的一些被私人博物馆收藏，另一些曾悬挂在许多乌克兰普通家庭的墙壁上。上世纪80年代，在节日里，她的作品曾被制成4米高的巨型海报，悬挂在“十月革命”广场上。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她不再从事海报创作，再也没人要求她这样做。夏天里的那次展览是20年来库德里亚肖娃第一次公开展出自己的作品，她说：“在回顾过去之前，也许人们需要一些时间。”

( 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首都，也曾是苏联的第三大工业、运输和教育中心。如今该市自由广场上，依然保留着苏联时期的列宁雕塑 )

20年间，十月革命广场早已更名为“独立广场”，顶端站立着守护女神像的独立柱取代了挥手致意的列宁雕塑。苏联时代的巨大喷泉被外国零售商修建的弧形玻璃顶棚所取代：年轻人从广场边熙熙攘攘的麦当劳里出来，就可以顺着地下通道走进横贯广场的三层地下商场里去。那里有他们耳熟能详的各种时髦国际品牌。

这些都不是库德里亚肖娃所熟悉的基辅。她记得为纪念卫国战争而建造的“祖国母亲”塑像。在第聂伯河畔右岸，62米高的“祖国母亲”右手高举长剑，左手持着铸有苏联国徽的盾牌，站在刻着1万余名“苏维埃英雄”名字的大理石基座上。1981年，库德里亚肖娃的朋友瓦西里·博洛达参与设计建造了这尊标志性的建筑，去年，他刚刚去世。

( 画家库德里亚肖夫夫妇和他们绘制的海报见证了乌克兰过去70 年的历史 )

博亚尔卡小镇距离基辅大约20公里。早些时候，安东开车把我们从基辅市中心带到这里。“你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么？镇上有他的一个小纪念馆，前阵子还有中国旅行团来参观。”陌生的小镇于是蓦然变得亲切起来。在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1921年隆冬，白匪阻断了铁路运输，基辅城内的人民没有取暖的木柴。年轻的保尔·柯察金和他的300名战友必须赶修一条窄轨铁路，连接森林和火车站。正是那次艰苦的劳动让保尔患上了严重的伤寒。而他所修筑的铁路的目的地正是博亚尔卡。

现在，人们还能轻易地在图书馆找到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乌克兰各地至少有3个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纪念馆，但年轻人已经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他写过一本叫钢铁什么的小说。”随我们同去博亚尔卡的27岁女孩奥克萨娜·法利纳说。

( 利沃夫市位于乌克兰西南部，该市的亚美尼亚教堂建于14 世纪，是当地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

库德里亚肖娃的家在博亚尔卡的一幢独栋小楼里。各个年代的海报靠在地板上，从逼仄的门厅两边一直延伸到客厅里，占据了会客室的半壁江山。年代的久远并没有遮盖画家当年的精心描绘和考究用色。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的各色肖像簇拥在系红领巾的少年、扎头巾的农妇、戴安全帽的工人和扛枪的战士们之间。

库德里亚肖娃出生于俄罗斯。50年代，她先后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和基辅学习美术，并在利沃夫结识了自己的丈夫、同为美术家的伊凡·库德里亚肖夫，从此将自己的大半生留在了乌克兰。她说：“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拥有许多成员国的大苏维埃联盟之中感到自豪。”

( 利沃夫城里的老人。与乌克兰东部城市不同，西部的利沃夫人只讲乌克兰语，不说俄语 )

在苏联时代，她每月的薪水高达1000卢布，如果创作大型的系列海报，收入还能更高。而当时乌克兰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只有100～200卢布。库德里亚肖娃记得，她过去常常带上一只小提箱去领工资，因为钱包实在太小。她用这些钱修建了在博亚尔卡小镇的这个家。

1972年，伊凡·库德里亚肖夫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嘲讽苏联时代的官僚主义。在一幅画里，他画着一个长着猪脸的男人隐匿在伏特加酒瓶背后。另一幅画里，他用风向标取代了一位官员的脑袋，讽刺他们见风使舵。库德里亚肖夫说，他试图在那年夏天出版这些作品，因为夏季是政府官员们度假的日子。但这些海报最终命运是在自家的院子里被烧掉了。库德里亚肖夫被处罚两年不得出版任何作品。

( 利沃夫建于中世纪晚期的老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

一贯遵照政府的委托进行创作的库德里亚肖娃也有例外。1979年，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她奉命为此画海报。这一年孙子安东刚刚两岁。她让儿媳抱着安东做模特，用浅灰、淡蓝和粉红的轻柔色调描绘出母子形象，命名为“我们养育儿子并不是为了战争”。

尽管如此，库德里亚肖夫说，他从没有想过乌克兰会独立。“我不相信苏联会解体，也不希望如此，一个庞大的国家更加强盛，而现在我们是如此弱小。”库德里亚肖夫摇着头说：“虽然我不信任苏联的意识形态，但我依然信仰共产主义。我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但我所支持的是真正的独立，而不是现在这样。现在，少数权贵掌握着国家，他们是独立了，但大多数乌克兰人并没有。”

( 利沃夫街头的持花老人。在家中布置鲜花是乌克兰人的习惯 )

独立后，库里德里亚肖娃过上了退休生活。在十几年里，她再也没有拿起过画笔。直到4年前，她突然想试试自己是否还记得技法。她从容地花费数月时间去绘制一幅静物。现在，4幅精美的作品占据了会客室最显眼的位置。她承认，自己很享受这样的过程：“随心所欲，不用考虑太多。”但她依然怀念过去的那个时代。“我始终相信苏联的意识形态，我现在依然相信，我是受到那样的教育长大的。那个时代有着我美好的青春记忆。在苏联时代，上学是免费的，人们有更多机会有所成就。”

“那时的人们真心实意地在为建设伟大国家而努力。”她挑出海报中的一张，一个年轻女孩灿烂的笑容映衬在钢筋结构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出她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正如我的感受”。“苏联时代虽然对艺术有所禁锢，但是那时你至少可以出版你的部分作品。而现在，国家对艺术家的支持很少，没有出版公司在意这些东西。”

( 今年是法纳利一家（左）入住肖科维奇纳街16A号的第20 个年头。红衣女孩是他们的邻居 )

安东从镇上买回甜点。高脚杯里已经斟上红酒。库德里亚肖夫提议为列宁和毛泽东举杯。库德里亚肖娃特地提醒我们，撒满巧克力细屑的蛋糕出自基辅市里有名的食品工厂。吃进第一口，浓厚的甜腻就将我带回童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国家庭，人们也曾迷恋那种名叫“麦淇淋”的坚硬的人造黄油。第二天，我悄悄问奥克萨娜·法利纳：“昨天吃的蛋糕是乌克兰的一种传统食品吗？很像多年前我吃过的点心。”“在苏联时代人们常吃那样的蛋糕。”奥克萨娜说，“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依然喜爱那种味道。怀旧大概也便成了传统。但我想，他们喜欢它，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别无选择。”

众城之母的历史和现实

发源于俄罗斯的第聂伯河从北至南奔向黑海，将乌克兰和首都基辅一分为二。在第聂伯河右岸，基辅人沿着河岸倚山建立了一连串的公园。刚下过一夜雨夹雪的冬日早晨，玛莉英斯基公园的喷泉已经歇工，斑斓的落叶铺天盖地。露天剧场和旁边嵌在山坳里的迪纳摩足球场空无一人。第聂伯河的风光从枝枝蔓蔓的树丛间闪现出来。城市笼罩在灰色的雾气里，河水倒映着深深浅浅的天空。

1831年，尼古拉·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形容这条河流：“除了太阳和碧空，没有东西可以往那儿窥望，很少有禽鸟能飞渡到第聂伯河的河心。璀璨的奇观！天下没有一条河可以和它匹敌。没有一颗星星可以逃得出它的怀抱，除非已经在天空熄灭。”人们常说，果戈理的这段描述是俄罗斯文学的经典片段，但从民族的角度看，果戈理是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他将这段盛赞献给了乌克兰传说中反抗异族侵略的英雄丹尼洛·布鲁尔巴施。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们已经习惯通过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棱镜来审视乌克兰，却容易忽略这个事实：瓦良格人在公元9世纪建立的基辅罗斯才是俄罗斯文明的源头。10～11世纪前后，基辅罗斯曾经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基辅被称为“俄罗斯众城之母”。

要理解今天的乌克兰人，你必须仔细看看基辅。这座错落的城市满身都是时代和历史的复杂烙印。

星期六下午，《基辅邮报》记者、27岁的奥克萨娜·法利纳决定带我们四处转转。天空飘起了小雨。独立广场显得有些冷清。一对情侣耐着寒冷在独立柱下拍摄婚纱照。售卖各种纪念品的小摊几乎无人问津。几个穿着卡通服饰，以合影为生计的年轻人喝了烈酒，醺醺然地招揽着生意。广场南面是1.5公里长克利斯卡提克大道。在周末，这条宽阔大道变成了步行街，包括埃尔顿·约翰在内的不少欧美流行音乐明星都在这里举办过露天音乐会。

“二战”时期，克利斯卡提克大道曾被夷为平地。据说，为了抵抗纳粹德国，红军在撤离基辅前，在大道两边的所有建筑里都埋上了炸药。1941年，德军占领基辅，红军在400公里外用无线电引爆了炸药，克利斯卡提克的300多栋建筑灰飞烟灭。战争结束后，经过20多年重建，大道拓宽到75～100米，斯大林时代的大楼拔地而起，政府、邮政总局、工会等机要部门陆续搬了进来。

独立后，人们着手重整城里的苏联遗迹：遍布全城的列宁雕像被陆续拆除，许多街道都改换了名称。建筑物上具有明显苏联风格的装饰物被摘除，包括原克格勃办公楼在内的不少灰色建筑的外立面被重新漆成白色或是淡黄色。在克利斯卡提克大街，老建筑被修葺一新挂上炫目的彩灯，时髦的电子广告牌和大屏幕立了起来，国际奢侈品商店也在这里安了家。

苏联时代，克利斯卡提克是举行劳动节大游行的地点。人们还记得，1986年5月1日，在切尔诺贝利核电泄露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当局为了平息人们的恐慌情绪，还坚持举办了同样的游行。独立后，2000到2001年，乌克兰人为反对总统库奇马，自发在这里发起名为“乌克兰没有库奇马”的示威运动。在2004年冬天，克利斯卡提克大道连同独立广场成为橙色革命的风暴中心。最狂热的时候，有100万人挥舞着橙色旗帜，涌入这里支持总统候选人尤先科。那时，大道两边包括市议会在内的建筑都成了示威者临时的取暖和用餐场所。值得一提的是，克利斯卡提克大道种满了栗子树，它们在5月里会开出橙色的花朵，那是基辅的市花。

如果要在基辅找到一样最能联系整个城市历史和现实的东西，那无疑是教堂。

独立广场向西不远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基辅人的圣地。这里安葬着基辅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1036年，雅罗斯拉夫几乎统一了在分崩离析边缘的罗斯，他征服了芬兰南部，暂时阻止了佩切涅格人对罗斯的侵袭；他从波兰手中夺回东加利奇，随后与波兰国王缔结盟约。乌克兰人心目中的伟大君主在当时建立了这座中世纪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教堂，他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节，签订国际条约。这里还是斯拉夫民族第一个图书馆的所在地。

圣索菲亚大教堂奇迹般地躲过了“二战”的战火。苏联时期，政府有意将它拆毁，一群历史学者建议将它改建为博物馆，古老的壁画因此保存下来。

整个苏联时代，乌克兰人的宗教生活发生了断档。“我母亲小时候在学校里接受教育，老师们说世上不存在上帝，可是她回到家里却常常看到外祖母在悄悄祷告。”奥克萨娜告诉我们，“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教徒，我当然也是。”根据乌克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查，2003年，75%的乌克兰人声称信奉上帝，37%的人会定期参加教会活动。2006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宗教组织和教区就已经超过3万个。

与俄罗斯数百年的纠结历史在基辅城里处处留下印迹。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前的小广场上屹立着哥萨克首领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青铜塑像。雅罗斯拉夫大公之后，基辅罗斯衰落。11～13世纪，外喀尔巴阡地区被匈牙利占领。13世纪上半叶，蒙古鞑靼人血洗了基辅。14世纪初，立陶宛和波兰开始瓜分领土。16世纪，乌克兰全境都处于波兰的统治之下。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率众起义，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他被迫向莫斯科公国求援，并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佩利亚斯拉夫协定》，承认乌克兰与俄罗斯统一。这之后，俄国与波兰进行了长达13年的战争，最终签订了瓜分乌克兰的停战协定，规定第聂伯河右岸的西乌克兰属波兰，左岸的东乌克兰归俄国。很快，俄罗斯就相继把乌克兰黑海北岸大片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到1795年，除了西部的加利西亚外，乌克兰其余地区均在沙皇俄国统治之下。现代乌克兰语的奠基者、19世纪的民族诗人塔拉斯·舍普琴科曾这样评价赫梅利尼茨基：“你炫耀，我们曾经，把毁灭带给波兰。没错：波兰垮台了，但你也紧跟着被摧毁。”

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的这尊塑像是沙皇俄国时代建立的。赫梅利尼茨基手中的权杖指向东北莫斯科的方向。一种解读是，这一姿势象征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伟大联系。苏联时代的档案认为：“乌克兰人民只有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联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拯救。”

穿过彼切尔洞窟修道院一直向北，在沃罗迪米尔卡山山顶的公园里，有一座直径50米的钢结构半圆拱门。它建于1982年，被称作人民友谊拱门。拱门下有两个雕塑：青铜雕塑是一位乌克兰工人和一位俄罗斯工人共同托举着苏联人民友谊勋章。这枚勋章用于奖励那些促进种族团结和国际合作的个人及组织。另一尊花岗岩雕刻的哥萨克人群像则是为了纪念《佩利亚斯拉夫协定》。“你看那个拱门，人们说那是马刺的形状。”奥克萨娜说，“马刺在乌克兰文化里意味着奴役和束缚，所以，这个雕塑并不是在说什么友谊。”

一个家庭的独立史

1984年11月出生于基辅的奥克萨娜·法利纳热衷于观察这座城市的变化。她从旧档案里淘到乌克兰电讯社摄影师康斯坦丁·沙姆辛1957年6月在沃罗迪米尔卡山顶公园里拍摄的第聂伯河风光。在照片上，基辅唯一一座从右岸通向第聂伯河河心岛屿的人行天桥正在修建。几年后，左岸开始被开发，建起了苏联旅行社的酒店和电影制片厂。她还收集了城里许多标志性地点的影像，从中依稀辨认今天的基辅。但如果要为过去的20年找一面镜子，奥克萨娜说，没有哪里比自己位于肖科维奇纳街的家更完美。

星期六晚上，奥克萨娜一家邀请我们去做客。

肖科维奇纳街16A号是一栋六层的灰白色建筑，一共有28个单元房。楼房的外立面粉刷得很新，白色塑钢玻璃窗让人忘却这栋楼的历史已经将近百年。

19点，奥克萨娜的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弟弟萨沙在一旁打下手。煤气炉上炖着的红菜汤香气四溢。“饺子”就要下锅——这种名叫“瓦雷尼基”的传统食品和中国的饺子十分形似，可用奶酪制品、肉类乃至水果做馅，吃的时候要淋上酸奶油。老房子里改建的公寓没有客厅，狭长的走廊串起厨房、浴室和3个宽敞的卧室。厨房的窗边放着鲜花，卧室的木地板中央铺上花地毯，房间虽没有繁复的装饰，但整齐而温馨。

中国对这个家庭来说熟悉而又陌生。父亲伊万在电视里留意过新闻，觉得“北京看上去比基辅现代许多”。“我们家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他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来。厨房里的全套红色橱柜新添置不久，“从中国运到乌克兰组装的，1500美元，比乌克兰国产的还要便宜些”。他将摆放好的餐盘翻过来，让我们看背后的产地说明，拿出家里中国产的笔记本电脑，还从厨房的墙壁上取下了挂钟。一只中国制造的挂钟在记录一个乌克兰家庭的分分秒秒，奥克萨娜觉得这颇有象征意味。

法利纳一家特地为晚饭开了一瓶节日里才喝的葡萄酒。不光是因为有客人，这天恰好是父母结婚28周年的纪念日。今年对于这家人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年头，他们搬到肖科维奇纳街16A号刚好20年。

1991年8月，苏联局势急剧变化。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黑海沿岸村庄弗罗斯遭短暂拘禁。8月24日，乌克兰即宣布独立。在那段波诡云谲的日子里，法利纳一家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因为在这个夏天的尾巴上，他们终于得以从基辅城的外围搬到城中心来。

像基辅的许多街道一样，那时，肖科维奇纳街已经迅速恢复了本名。一些建筑物的墙壁上还残存着苏联时代旧地址：曾经的街道名称是为了纪念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而拟定的。

在新国家建立的当口，16A号公寓换了门牌，外墙也粉刷一新，大楼建立于1916年，是当时一位乌克兰将军妻子的财产。“十月革命”后，它被收归国有，充作集体宿舍。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这栋使用了70年的公寓终于等到了大修的机会。3年后，一个青年居民联合体开始修复公寓——国家把这座楼分给了这群年轻的科学家，条件是他们必须自己动手装修新家。父亲伊万在大学里从事物理研究，恰好获得了这个机会。

乔迁新居的急迫心情促使年轻科学家们在建筑工地上加班加点，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抽出午饭的空闲时间去参加已经遍布基辅的示威活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斯大林时期的许多乌克兰政策被重新讨论。人们开始对1932年大饥荒等问题有了不同于历史教材的看法。如果说这些都是历史问题，那么，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则给了政府信誉致命一击。

伊万还记得，灾难发生时，女儿刚1岁半，泄漏发生后的第三天，他在基辅市里坐了一辆公交车。“我在公交车椅背上斜靠了一会儿，突然想起这辆车可能去切尔诺贝利疏散过人群，立刻下车回到实验室，用仪器检查辐射量。结果数值非常高，我只能把那件夹克扔掉了。那时，政府一直强调核泄漏对基辅没有影响，普通百姓没有渠道了解真相。但我和同事们都用仪器检测了自己的喉部，据说这个部位对辐射最敏感，结果都是大幅超标的。我想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定都受到了伤害。”

独立后，转轨中的乌克兰遭遇了独联体国家历时最长、程度最深的经济滑坡。在情况最恶劣的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一年里下跌23%，直到1998年才出现1%的微弱增长。奥克萨娜记得，那时母亲常感叹，如果她不再需要为每一个戈比斤斤计较，将会是多么开心。

尽管日子捉襟见肘，但法利纳一家总能填饱肚子。只是母亲常常会告诫孩子们：不能拿勺子舀酸奶油吃，那是留给红菜汤的；不能打开蛋黄酱瓶子，剩下的只够做橄榄沙拉；鸡蛋也不能动，要留给炸肉排做配菜。法利纳一家能有这些食物全要归功于父亲。身为物理学家的伊万当时身兼数职，包括去餐厅、酒店等各种场所做装修工。大学里的物理实验室一度就快关闭，所幸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提供了一笔捐助。

但伊万仍觉得自己一辈子还没有遇到过特别艰难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们曾经几个月都吃不上肉”。

奥克萨娜也感到庆幸。一位朋友不久前才告诉她，在90年代早期，他吃的是最便宜的罐装食品，从垃圾堆里翻找玩具。每个春天，他都要收集家里附近生长的丁香花，拿到市场去叫卖。“现在，我的这位朋友一切都很好。他抓住市场机会，通过一次成功的房地产买卖，有了两套公寓和两辆车。但他依然不愿意回忆那段艰难的童年时光。”

“最好的时光”

法利纳家的经济状况从2000年起逐渐有了起色。2004年，购置了第一台家用电脑。两年后，奥克萨娜有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2008年，父亲伊万还贷款买了一辆车。不幸的是，两个月后，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了乌克兰。根据基辅经济学院教授丹尼斯·尼泽洛夫的说法，在这场经济危机里，乌克兰的中产阶级规模缩水了10%～17%。许多企业没能挣扎着活下来，另一些元气大伤。“我的一些朋友到现在还没能领到那个时候的工资。”奥克萨娜说。

根据官方统计，乌克兰目前的人均月收入为1500格里夫纳（1美元大概相当于8格里夫纳）。但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当地人告诉我们，如果一家企业正式雇用一名员工，企业需要额外支付相当于工资36%～50%的费用用于社会保险，而个人还需要用工资的15%～17%支付所得税。于是，除了一些国家机构和上市企业，大量的私人企业都采取两种方式逃避税收：员工大概只有真实收入的20%会显示在账面上；企业和员工还会达成私下协议签订非雇用式的劳务关系，这样企业只需要支付很少的社保费用。据估计，乌克兰每年约有约1200亿格里夫纳是装在“信封”里发放的。全国约有400万人从报表上反映出的工资只有500格里夫纳，还有700万人没有进行劳动注册。

在奥克萨娜的圈子里，人们的实际月收入大概是800～1000美元。伊万还没有到退休年龄，但他辞掉工作去了一家私人研究机构，因为大学只能支付给他3000格里夫纳的月工资。

对基辅的年轻人来说，最大的生活负担是购房。在非市中心区域，一套5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大概是15万美元，而如果在市中心，每平方米的价格就可能高达8000美元。除此之外，如果精打细算，基辅的日常生活成本依然低廉。伊万每周末会开车到北面波第尔区的市场采购一周的食品。那里的消费相对便宜，大市场里苹果的价格是每公斤6～7格里夫纳。这是乌克兰最便宜的水果。奥克萨娜基本不打车，坐公交车和地铁只需要1～2.5格里夫纳。她也不常到那些时髦的餐厅吃饭，如果去基辅最大众化的快餐店，30多格里夫纳就能填饱肚子。

萨沙不同，他爱吃意大利菜，还有寿司——这是当下年轻人最热门的食品，只是价格不菲。

从肖科维奇纳街的中段拐个弯，就是达班科瓦街。这里坐落着乌克兰总统府的两栋办公大楼。建筑物和外界只有一道普通的铁门阻隔。这天18点多，铁门并没有关闭，几乎毫无守备。

如果继续顺着肖科维奇纳街向东北方向行进，很快就能到达玛莉英斯基公园。公园里为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建立的玛莉英斯基王宫是乌克兰总统的官方宅邸。

肖科维奇纳街勾连起总统府的三座大宅，奥克萨娜的家就在它们之间。20年来，历任总统的车队都从门前驶过。奥克萨娜对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已经没什么印象。她记得库奇马是只早起的鸟儿，总是在人们还没上班前就赶往班科瓦街；尤先科总是姗姗来迟；而亚努克维奇的风格则是风驰电掣。“为了给总统们提供便利，门前的沥青已经换过两次。”

奥克萨娜已经想不起1991年8月24日那个历史性的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所记得的是她无法像往常一样带着弟弟，和妈妈溜达去玛莉英斯基公园，给喷泉池里的小鸭子喂食。因为欢欣雀跃的人流挥舞着蓝黄旗帜，淹没了肖科维奇纳大街。

类似的情景在过去的20年里又发生了很多次。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戴着头盔的煤炭工人为抗议拖欠薪水涌入肖科维奇纳街；2000年后，“乌克兰没有库奇马”运动几次将这里作为战场；2004年，橙色革命的参与者前来安营扎寨。从秋天到2005年冬天，特警们一直埋伏在16A号楼周围。和当时的许多基辅人一样，法利纳一家也加入了示威洪流。一面支持尤先科的橙色大旗从位于五楼的阳台上垂挂下来。父亲伊万甚至曾彻夜参与游行。

橙色革命掀开了政治家的幕帘。作为记者，奥克萨娜可以得到除了总统以外所有高级官员的手机号码。当人们打开电视，四五个实况时政辩论节目轮番上争，几乎所有官员都可能在电视上受到苛刻的诘问。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奥莱克辛·哈兰很享受这样的开放：“我曾经在俄罗斯参加过他们的政治脱口秀节目，我们录制了两个小时，可是只有40分钟播放了出来。而在乌克兰，这种节目是直播的，这是本质的不同。”“我参加过在雅尔塔举办的年度欧洲战略会议，这个会议总统也会参加。”哈兰拿出一张合影说，“你看，这是亚努克维奇。即使我对他持批评态度，我依然会被邀请，并且能够在会上自由辩论。”

但对普通乌克兰人来说，这些并不够。肖科维奇纳街16A号居民们司空见惯的游行示威现在已不那么常见。“橙色革命以后，乌克兰人都不再喜欢参与示威游行，因为觉得这无法改变现状。”伊万说。

7年前，人们反对竞选舞弊，希望候选人尤先科能重拳打击腐败和特权，减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现在，人们能够看到财富在基辅这座城市里酝酿和膨胀：进口豪车充斥着大街小巷；豪华酒店和高级餐厅陆续开张；奢侈品广告牌在夜幕下的城市里闪闪发光。“但如果你开车去到基辅以外100公里的地方，就会觉得自己是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100年前。”奥克萨娜说。

萨沙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和许多乌克兰家庭一样，法利纳一家最不能接受的是教育系统里的腐败。他们告诉我，乌克兰有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合格录取的学生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另外也招收部分自费学生。但行贿和找关系仍然是最流行的做法。妈妈在教育系统工作过，她记得行贿的数额大概是4000美元。而萨沙觉得现在的实际价格更高：“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大学，你就能获得公费学生的待遇，在奖学金等机会上占便宜。整个基辅也就只有一所大学不这么干。”■

（感谢Oksana Faryna和基辅经济学院提供的珍贵帮助） 故事乌克兰人基辅俄罗斯历史乌克兰模特乌克兰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