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俄罗斯：小镇与农村

( 虽然经过上百年的时间，依旧可以辨认出沙俄旧贵族大庄园曾经的气派和奢华 )

已经不“神秘”的航天城

茹科夫斯基城在1992年之前是一个封闭的城市，它同加加林市、卢布廖夫市一样是苏联的航空航天城，隐藏着超级大国飞机、航天员和导弹的秘密，它不对外国人开放，要证件才能出入。1992年之后，虽然开放了，但是在莫斯科工作的外国人除非公务往来，平时也少有涉足，他们直接从莫斯科开车过去，快进城时出示公务证明。我们能不能进去？问了几个人都说不好。最保险的办法是同俄罗斯老百姓一样乘火车，不用经过关卡，直接进入城里的火车站。

莫斯科有9个火车站，以到达的那个大城市来命名，去茹科夫斯基城要在喀山火车站上车，这是相当于中国京广线上河北境内某个大部分火车都不会停的小站。车也是同我们国内已经少见的绿皮车相似的陈旧，但是暖气很足。虽然车窗全部封闭，但没有异味，很干净。列车上不用对号入座，也许因为是工作日，车上的年轻人不多，没有人说话，不少人都拿着口袋书或者电子书看书打发时间。每一个小站停留时间都不到一分钟，我们稍微走神就坐过了6站，匆匆下车换到另一侧坐回来，这一次不敢进到车厢里坐，就站在门口拿着地图一个地名一个地名对照，以便随时可以下车。

茹科夫斯基最热闹的时候应该是夏天，两年一度的莫斯科航展就在城里的格罗莫夫试飞院机场举行。这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俄罗斯和欧美航空企业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展示，超过100亿美元的订单生意，各种对经济、军事、国力的揣测和分析都在这个方圆30平方公里的小城里上演。从1993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届的展会在今年夏天刚举办过第10届。

苏联是航空强国，在解体前它占有世界航空市场上20%～30%的份额，向世界上67个国家卖了6292架飞机。但是，苏联解体的震荡航空业首当其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国家支持没有了。

( 莫斯科有9 个火车站，连通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 )

即便莫斯科航展如火如荼地办了10届，茹科夫斯基的火车站依旧只有一个站台。走地下通道出站时跟地铁站一样，用带条形码的纸片刷一下感应器就可以了，没有想象中的盘问，警察看到我们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讶异。火车站没有围墙，围绕出口的是两三家杂货店和花店，然后就没有路了，只有看不见尽头的树林。当地人告诉我们，穿过树林看到一家医院就是到达了茹科夫斯基城。

从树林里走出来像是回到了1990年之前的中国工厂，四方的街道，四方的六层或七层楼房，一片灰色或一片砖红色。在沙皇时代，它只是一个叫做贝科夫的小村庄，逐渐发展为一个叫做新生的小集市，后来为了纪念苏联的一位劳动英雄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而改名为斯达汉诺夫城。上世纪30年代，苏联要在莫斯科周边建一座研究飞行技术的航空城，专家们选在了这里。“这个城市的选址主要因为交通便利，靠近铁路喀山线和莫斯科河，还有高速公路通过这个城市。”茹科夫斯基城市博物馆馆长谢尔盖·梅里尼科夫告诉我们。从上世纪30年代的沙盘模型里，我们看到除了大型实验室、工厂、办公楼之外，还有职工宿舍、运动场、幼儿园等生活设施。“原来是按照6000人规模来设计的城市，‘二战’爆发打断了建设，只盖起了现在城里最古老的两栋宿舍楼，‘二战’后从战场上退下来1.6万人到这里居住，做了新的规划。”谢尔盖说。

( 茹科夫斯基城市博物馆副馆长埃杜尔阿特·谢苗诺夫 )

没有航展的日常生活

茹科夫斯基城市博物馆在一栋居民楼的二层，没有醒目标志，三间民居被隔成了两个展室和一个小办公室，一间的主题是城市史，另一间是俄罗斯的航空史。馆长谢尔盖·梅里尼科和副馆长埃杜尔阿特·谢苗诺夫都是本地人，谢尔盖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埃杜尔阿特则是在莫斯科大学完成了学业。“我们在报纸上写文章抨击城市博物馆办得单调，议员就让我们俩来办，我们抛硬币决定谁是馆长，然后按照我们的想法把航空史的内容加入到展览里，因为我们是一座航空城。”埃杜尔阿特说。

( 莫斯科州五一村小学的学生对中国很感兴趣 )

茹科夫斯基城的中心位置是1918年建立的中央空气流体力学研究院，它同中央发动机研究院一起构成了苏联航空工业基础研究的中心，也是小城存在的基础，城里的居民大多数因为航空工业服务迁移而来。“航空业过去一直是国家支持，所以我们一向是所有东西都依赖于国家的供给。城里原来只有两种人，领导和工人，所有人都按照既定轨道生活，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夏天到海边去夏令营，定期的疗养。”埃杜阿尔特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一生的命运是怎样的。“我妈妈在一个工厂里工作，我肯定而且也只能找到一个工厂去当工人。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就去学了电焊工，两年后我去参军，我想参军也许是改变命运的一种方法，我在军队时，苏联就解体了。”

一直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小城在解体的震荡中首当其冲。“整个飞机制造量大大减少，需要的研究人员不多，也不需要工人，大量人失去工作，即便依旧保持工作的，因为解体后物资紧缺，物价飞涨，生活也很艰难。”谢尔盖说。人们于是开始各寻生存之路。“我的叔叔在飞机场当技术工人，原来在苏联，有疗养有房子有汽车，苏联解体后，工资不够用，就拜托相熟的空乘人员出国时候买一些东西带回来卖，做小生意贴补家用。”埃杜尔阿特说，“这个城市里有许多聪明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1991年之后工作机会多起来，他们在别的城市甚至外国找到新工作，工人受到解体的影响就要大得多。”

( 坚守五一村照看文化宫的阿廖娜 )

埃杜尔阿特也在这时离开了军队。“解体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俄罗斯要向什么地方走，后来大家反应过来了，要做生意赚钱，然后就往经济领域涌，买卖一下子就暴增。”埃杜尔阿特说，连公共服务领域都加入了金钱的因素，“苏联时期如果我们给医生送礼物，肯定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对医生治疗的感谢，现在虽然我们还是公费医疗，但是如果想得到好的救治，就必须给医生送礼”。解体的变化也不都是坏的，埃杜尔阿特说：“对于茹科夫斯基城来说，单位变成了企业，现在为私人做事了。城里出现了各种身份的人，多了许多商店。因为我自己喜欢文艺，我就找了一些苏联时期文艺团体的小姑娘，到各地去唱歌跳舞，但是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演出，票价非常便宜，跟其他舞蹈团相比没有竞争力，时间不长就维持不下去了。”他又在莫斯科一家报纸当记者，后来索性辞职回到茹科夫斯基自己办了一份以国内政治评论为主的报纸。

埃杜尔阿特告诉记者，原来城里有1万多人为以试飞场和空气流体力学研究院为核心的航空工业做事，现在只有4000人，大部分都在莫斯科找了新工作。早上乘坐火车去上班，晚上才回来，所以，小城的街道上根本看不见几个人。就连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都搬走了，因为这里的医疗设施失去了国家投入而陈旧、落后，不适合养老。连办了10届的莫斯科航展也并没给小城带来发展机会。“参加航展的人都住在莫斯科，由摆渡车把他们送到会场，他们不会在城市里停留、消费，每次航展因为来的人多要对交通进行管制，反倒是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麻烦。”谢尔盖说。

学过飞机设计的谢尔盖和埃杜尔阿特是坦然接受现状的一批人，他们的博物馆由国家划拨一部分经费，其他就依靠两人卖徽章、T恤、飞机模型等纪念品的收入。埃杜尔阿特每月的收入是7000卢布，而现在俄罗斯“每个月起码要挣1.2万卢布才有姑娘想嫁给你”，但是埃杜尔阿特很满足现在日子。“我每天15点多就可以回家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坐公交车只要几分钟的路程，可是我习惯在小城里散步1小时。在苏联时期我挣的钱就不多，现在也没必要追求金钱，我还在城里的电视台开了一个节目讲茹科夫斯基城的典故，虽然没有报酬可是我喜欢，在苏联时期我没有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自由。”

五一村

别勒乌麦斯基村如果译成汉语叫做“五一村”，它属于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区，距离莫斯科有30公里路程。除了名字的特别意义，它同中国也颇有渊源，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沿着乡村小路向里走，最显眼的是一栋淡黄色的公共建筑，这是村里的文化宫，按照俄罗斯的习惯，文化宫是居民聚集的地方，是了解当地的一个入口。这天很不巧，五一村的文化宫正在装修，工作人员也不知去向，只留下一位叫阿廖娜的大妈照看房子。她说，她原来在隔壁村的餐厅工作，但是因为物价高，退休金少，不得不出来打零工。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在莫斯科工作，集体农庄早就倒闭了，现在没有人种地为生，他们手里少量的地只种了些蔬菜和香料供家里日常所用。文化宫的对面是刚建好还未装修的三层高居民楼，阿廖娜说，大块的地都被卖给了莫斯科人，他们在这里修房子，这样一套房子要300万卢布，村里人是买不起的。

五一村的居民聚集区完全没有规划，不同时期的房子随心所欲散建着，少数几栋外观精致的楼房被铁栅栏围住，进出需要密码开锁。中年妇女娜杰日达告诉我们，栅栏围住的是五一村原来的公园，而现在住的是来自莫斯科的富人。娜杰日达80年代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就进了五一村的集体农庄，当时每天工作8小时，月收入280卢布，这要比当时的工厂收入高，“我负责挤牛奶和操纵脱谷机，第一年觉得活儿很重，后来习惯就好了。”娜杰日达说，农庄效益好的时候有700人，所有收成都由公家收购，农庄工人还可以分到房子。苏联解体后农庄虽然还存留了一段时间，可是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因为工资太低，娜杰日达离开了工作10年的农庄，她贷款100万卢布买下房子，在另一个村子找了一份新的工作。虽然正在下雨，阴冷潮湿，还是有几个老年人在户外活动，我们的到来引起了小波澜，他们好奇于我们到访的目的——“你们现在过得很好了，为什么要来看我们的生活？”村里找不见一家咖啡馆或小餐馆，只有村中央和公交车站旁有两家卖食品的小超市。

五一村里没有看见中共“六大”会址的标志，也没有村民告诉我们会址在哪里，只好到纳罗福明斯克区政府寻找答案。一周前我们已经发了采访邮件可是一直没有回复，区政府的女官员妮娜·库金科娃刚把层层转发到她的邮件打印出来，我们的到来让她措手不及。她无法满足我们的采访要求，只能委托她的朋友带我们参观会址。妮娜的朋友是五一村小学校长奥列嘉·吉洪诺娃。妮娜随手提着的是北京万豪酒店的纸袋，她负责中俄友好的各项活动，刚从北京回国，她的同事正在广东佛山，希望可以同佛山有经济合作，引来佛山的投资或者中国的商品。

奥列嘉带我们去会址，虽然经过上百年岁月，沿路的森林和残墙依稀可辨沙皇时代贵族庄园的轮廓，唯一完好的是一直在使用的东正教堂。再往前走过一座小桥，就进入了一条狭长笔直的林荫道，道路尽头两栋建筑的废墟就是中共“六大”的会址，那栋烧得已经成为断壁残垣的三层楼房第二层有一个可以容纳七八十人的大厅，就是“六大”的会场。奥列嘉说，会址考证出来后，政府想把它保护起来开发利用，可是楼里居民还没逐个谈好搬走，两年前夏天的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

谁在种地

在五一村我们没有找到种地的农民，自从集体农庄倒闭后，地就彻底撂荒下来。从集体农庄成功转型为农业企业集团的是柳别尔齐市的白房子农场，在苏联时代，这个农场为克里姆林宫供菜，现在俄罗斯麦当劳里的生菜都是它特供。柳别尔齐市很有活力，空气里充满着尘土，有大片厂房和到处耸立的正在建设的高层住宅。

白房子农场成立于1918年，它原来一直以养猪为主，到了50年代才出现了第一批蔬菜大棚，现在的蔬菜大棚是在70年代末才初具规模的，它提高了农场的蔬菜产量。1980年，白房子农场现在的领导人谢苗诺夫·亚历山大洛维奇以生产队长助理的身份来到农场。1988年，农场推选新领导，谢苗诺夫担任了这家国营企业的总经理，苏联解体后，白房子农场成了他的私人财产。

其实，单靠种植蔬菜也无法保证白房子农场的利润增长，他们已经向种植花卉转型，这部分收入占营业额的一半。

把俄罗斯的荒地看在眼里并且寻找商机的是中国人。山东人王军（化名）从2006年就关注这个市场。“一开始简单的想法是俄罗斯有大量的荒地没有人种，而中国又有劳动力，两项可以互补。然后我就花了半年时间研究俄罗斯的政策法规，市场产品和潜在的竞争对手，觉得如果选好蔬菜品种，这个生意可行。”王军告诉记者，白菜和花菜在中国的种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俄罗斯这两种蔬菜需要从波兰和荷兰进口。他与人合资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中间的新城州巴节茨克市租了1200公顷地，租期30年。“那个地方只有7000人，农村人口流失非常严重，10%的农村都没有人了，有些村庄房子很多，可是住在里面的不超过10个人。俄罗斯人都不再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租给我们土地的俄罗斯人，鼎盛时期有6000头牛，可是现在1升牛奶的批发价才14卢布，太便宜了，他不赚钱也雇不到人，所以现在只养了60头，地也早就不种了，闲着也是闲着，就以很便宜的价格租给我们，每年每公顷才1万块钱。”王军说。租地的价格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不大，除了固定资产，最大的一块支出是从中国雇佣农民。“中国工人并不便宜，每个人从办身份到出国路费要四五万块钱，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比雇佣俄罗斯人价格贵，大约是2.5万元和1.5万元的区别。但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工作效率相当于两个俄罗斯人，这样算下来，雇中国农民现在还是划算的。”

目前，王军的团队已经谈下了圣彼得堡连锁超市里的白菜和花菜的供应，他的价格要比从波兰进口低很多，他也正在同浙江的一家企业谈合作，如果成功，将有大笔的资金注入，白菜和花菜还是俄罗斯蔬菜里的边缘品种，而传统的土豆、包菜、胡萝卜，国外企业还是竞争不过俄罗斯本土的农业企业。■ 苏联一个俄罗斯农村埃杜小镇谢尔盖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