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索南达杰的精神遗产

（文 / 魏一平）

( 现任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文嘎，每隔一天就得开车沿青藏公路巡视至不冻泉保护站 )

案发与逃亡

今年11月初，当韩海（化名）出现在村里的时候，72岁的老父亲差点认不出他了。一别将近18年，韩海离开家乡是在1994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父亲还记得，当时他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赶回家，待了不到一小时就走了。“他只说出了点事情，也没说具体去哪里。”韩父告诉我们，直到一星期后，警察端着枪踹开了家门，他们才知道，原来儿子也是枪杀索南达杰的盗猎团伙成员之一。

那一年，韩海才16岁。家里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二。“家里没钱，他从小放羊，一天学也没上过。”韩父回忆说，韩海小时候就比较调皮。1993年冬天，村子里组织修梯田，韩海不好好干活，父亲生气揍了他一顿，结果，没过几天，他就离家出走了。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村里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们跟家人说，此行是跟着村子里一个名叫牙个的老板去挖金子。韩海的任务是负责烧火做饭，一天能赚15块钱，这在当时已不是小数目。

韩海的家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阳坡村，位于西宁东南方向80公里处。熟悉情况的一位当地政府人员告诉我们，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可可西里地区兴起淘金热，大部分采金者来自西宁周边地区的村子，尤以华隆籍最多。他们有个特殊称呼——金农，每年春天种完地后，在前往可可西里的青藏公路上，他们浩浩荡荡开着手扶拖拉机进山。因为采金需要大量的水，在寒冷的可可西里，也就只有夏天的三四个月，河流和湖泊都不结冰。

韩海在那年的12月离开家乡，显然不是去采金的。就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名为沙图什（Shahtoosh）的披肩开始在欧美上流社会风行，这种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极其轻柔和保暖，据说一条长2米、宽1米的女士披肩可以穿过一枚戒指，所以又称“戒指披肩”。一条沙图什披肩一般需要三四只藏羚羊的羊绒，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便成了盗猎分子的目标。早期的采金老板们发现了这一商机，每年冬天，正值藏羚羊羊绒最厚的时候，他们便会潜入可可西里地区，在夜间，利用车灯照射时藏羚羊暂时丧失视力的机会，开枪射杀。为了便于运输，他们往往选择就地扒皮，血淋淋的藏羚羊尸骨，成了那时候可可西里常见的一幕。

( 流经可可西里腹地的楚玛尔河 )

现在取保候审在家的韩海，说起话来还是有些犹豫和躲闪。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老板的真实用意，甚至也不知道猎杀藏羚羊是犯法。他们坐着牙个的北京吉普到了格尔木，与另一个老板会合，一行七八个人开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沿着昆仑山脉向西走了几天几夜，才扎了帐篷安顿下来。其他人外出时，年龄最小的他就在营地烧水做饭，直到有一天，他们从外面带回来一只藏羚羊，让韩海扒了皮煮肉，他才隐约知道，原来这些人是去打羊的。

对于当年被捕的过程，韩海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或许是出于谨慎，他并不愿意详细描述那个案发的夜晚。“我听到了一阵枪声，然后听到他们有人说，可能把对方的县长打死了，大家很快四散逃跑。”他们称之为县长的人，就是当时任玉树州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的索南达杰。

( 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护的小藏羚羊 )

今年55岁的靳炎祖是案发现场的见证者之一。比索南达杰小两岁的他，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索南达杰，后来在治多中学当老师时，两人又是同住一间宿舍的同事。结婚后，靳炎祖调往妻子所在的水电部四局龙羊峡当老师。但是，1993年，两人分别近10年后，索南达杰又找到了他。当时，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已经一年，但一直以来，包括书记索南达杰在内只有4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副书记调离后，就剩3个人了。索南达杰竭力邀请靳炎祖到他身边工作。“我跟他说，单位马上要在西宁分房子了，但他说，将来西部工委壮大了，买个大房子。”靳炎祖向我们回忆起这些禁不住苦笑，他去了才知道，西部工委的全部家当只有一辆老旧的北京2020吉普车。

1994年1月18日案发那天，已经是他们进入可可西里的第十天。此前几天，他们已经发现了4帮盗猎分子和1帮采金者，收缴了8支枪和近万发子弹。不过，这些人都还在准备阶段，并没有开始猎杀藏羚羊，索南达杰所能做的也不过是没收东西后放人。靳炎祖向我们回忆，到了1月15日晚上，索南达杰开始犯愁了，他心里有点遗憾，他本想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抓获一批真正的盗猎分子，最好人赃俱获。因为此前抓获的一批盗猎分子，县里费了很大劲去办案，最后法院却只判了一年或半年的刑期，很快就“放虎归山”了。索南达杰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进山前他还曾到青海省林业公安局发了火。“他有些跟自己赌气，想着非得抓住一帮打羊的团伙才好回去有所交代。”靳炎祖回忆说。

( 55 岁的靳炎祖是案发现场的见证者之一 )

结果，1月16日早晨，正在他们准备收帐篷的时候，便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汽车声。先是一辆北京吉普冲了上来，后面紧跟着一辆东风卡车和一辆吉普。被索南达杰他们逼停后一看，东风车厢里装了半车厢的藏羚羊皮，这个团伙共8人。正当他们清点皮子的时候，没想到又有一个团伙冲了上来，也是标准的行进方式，两辆吉普车中间夹着一辆东风卡车，只不过，这一辆卡车还是崭新的，上面装的藏羚羊皮更多。事后，靳炎祖听说这卡车是老板贷款买来的，就是专门为了这次猎杀藏羚羊所用，这团伙共12人。两个团伙共缴获12支枪。

靳炎祖回忆，一时间抓住了两个人赃俱获的盗猎团伙，索南达杰的斗志顿时高昂起来。不过，巡山队只有5个人，西部工委的索南达杰、靳炎祖、扎西多杰，再加上一个向导和临时借来的一位司机，如何押送这么多人出山，却是个充满莫大风险的挑战。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已经是可可西里最深处的太阳湖附近，距离青藏公路直线距离近千公里，开车至少也要三四天。有人建议把盗猎分子放走，可是索南达杰不同意，他一方面不甘心，另一方面也担心盗猎分子走不出凶险的可可西里。由于盗猎分子中的一人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另一人在刚才的混战中受了枪伤，权衡后，索南达杰派扎西多杰和司机先行送他们出山，自己则跟靳炎祖和向导押着18名盗猎分子行进。不曾想，正是他的慈悲胸怀害了自己。

( 致力于环保事业的扎西多杰创建了民间组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

时隔近18年后，靳炎祖对当时浩浩荡荡的车队仍记忆犹新。索南达杰和向导的车在前，中间是盗猎分子的四五辆车，除司机外其余人都集中到一辆卡车上。“根本不用捆绑，谁也不会逃跑，因为他们都知道，用两条腿是跑不出可可西里的。”靳炎祖的车则在队尾压阵。

1月17日，大雪淹没了所有的路，车队行驶缓慢。说是路，其实不过就是他们来时轧出的车辙，因为在无人居住的可可西里，本就没有路可言。靳炎祖告诉我们，后来从抓到的盗猎分子那里才知道，本来这一天他们就想着动手，只是视线不好，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到了第二天下午，索南达杰的车子停下了，他跟靳炎祖说想换车。因为索南达杰乘坐的北京吉普，相比靳炎祖坐的卡车，颠簸更厉害，他的胃病犯了，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没有好好睡觉。换车后，没走多远，索南达杰坐的卡车两个轮胎就爆胎了，他让靳炎祖和向导先往前开，准备烧水过夜，自己修好轮胎后就赶上来。没想到，这却成了他们的永别。

( 可可西里保护区里的藏羚羊群 )

追了十几公里后，在太阳湖五道沟口有水源，靳炎祖和向导带着盗猎分子停了下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就在靳炎祖伸手去接茶缸的时候，他被三个盗猎分子制住，紧接着就是拳打脚踢，被人用枪顶着脑袋，脸上、手上被刀划出几个大血口子，直至昏迷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等他苏醒时，发现自己双手被反绑着，旁边是同样被绑住的向导。向导悄悄告诉他，刚才的枪战，盗猎分子打了一梭子冲锋枪子弹，“索书记可能死了”。果然，他们听到不远处的盗猎分子正围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处理尸体和他们两人，有人建议说干脆在太阳湖上砸个冰窟窿，把他们全部扔进去。

靳炎祖说，他当时偷偷用牙解开了向导手上的绳子，他们爬上一辆车，猛然一发动，慌了神的盗猎分子顿时四散逃跑。黑暗的雪地里，车子开了很久，其实也不过是原地转了个圈。等盗猎分子逃走后，靳炎祖又回到了刚才的枪战现场，索南达杰趴在地上，已经冻成了一座冰雕，他右手握着那把从公安局借来的五四式手枪，还保持着换弹匣的姿势。事后查明，他只中了一枪，大腿动脉被打断。旁边还有一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团伙的老板。

( 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孟可给救助的小藏羚羊喂奶 )

据向导事后回忆，当时他们制服了靳炎祖和自己，拿出了藏在他们吉普车里的枪和子弹，把车子排成一队弧形，向着索南达杰来的方向。十几米外，索南达杰从车上下来后，先是这个老板走上前去跟索南达杰扭打在一起，结果被索一枪击毙。顿时车灯全部打开，乱枪响起，子弹朝着索南达杰射去……“他们用猎杀藏羚羊的方式杀死了索书记。”说到这里，一直嗓门高亢的靳炎祖也禁不住哽咽起来。

靳炎祖说他在雪地里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到了一个金矿点上，捡回了一条命。“当时一停下肯定就会被冻死，但我总想着，如果我死了，这个案子就黑了，不能让索书记这么白白死去。”靳炎祖的回忆，至此已经讲述了4个小时。他激动地站起又坐下，烟抽了一根接一根，他告诉我们：“除了可可西里和索南达杰这个人，我再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等我死后，也像索书记一样，把骨灰撒在可可西里就行了。”

( 竖立在昆仑山口的索南达杰纪念碑 )

索南达杰与扎巴多杰

索南达杰，以他的生命，换来了外界对可可西里、对藏羚羊的认知和关注。他牺牲后，很快被媒体和官方封为“环保卫士”。只是，少有人知道，当年他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12次进入可可西里，除了作为一名藏族康巴汉子对保护生灵免遭涂炭的信仰，还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型干部对发展家乡经济的朴素愿望。

索南达杰牺牲时只有40岁。他的老家在玉树州治多县索加乡，据与他同村的扎西多杰向我们介绍，索南达杰是村里最早的大学生之一，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他回到治多中学当老师，后来当过县教育局局长。1985年，索加乡遭遇了一场大雪灾，索南达杰主动要求调回家乡，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他常说盯着牛羊皮是翻不了身的。”扎西多杰向我们回忆，早在当索加乡书记的时候，索南达杰就整天盯着墙上的大地图研究。直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面积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在行政区划上就属于治多县，并且有大部分属于索加乡。

在当时，对大部分当地人来说，可可西里还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名字而已。从小在它的边缘长大的扎西多杰，也只是听说过可可西里的神秘和遥远。而让靳炎祖印象深刻的是，当年他们在青藏公路上拦下开拖拉机的金农，总是要跟他们费劲解释一番，可可西里并不属于格尔木市或曲麻莱县，而是属于治多县。索南达杰向上级打报告，建议在玉树州的西部三县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他于1992年上任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

与这两个头衔并存的，还有很少为人所知的可可西里矿产开发总经理。扎西多杰跟我们强调说，当时的西部工委，除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外，更重要的任务是摸清可可西里的矿产资源，打击猖狂的非法采金活动。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时，随身带的书是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本《工业矿产手册》。只是到了后来，在勘察矿产的过程中，索南达杰意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紧迫性，他的身边又多了一本复印来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索南达杰的初衷。常常跟随在他身边的扎西多杰还记得，性格豪放的索南达杰常常独自叹气。“我后来才慢慢想通，实际上那个时候他是非常孤独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便在政府任职的朋友，也会不解地问从可可西里归来的索南达杰：“难道那里有很多牧草吗？”扎西多杰说：“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原始的农牧业上，但透过那场雪灾，索书记看到了农牧业的脆弱，他决心要探索工业矿产，带领大家走出贫困。”为此，西部工委成立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索南达杰除了进山勘察外，大部分时间奔走在西宁的各个政府部门之间，他还注册成立了可可西里矿产开发公司、盐业公司、黄金公司等十几个单位。

1994年1月8日23点45分，索南达杰和靳炎祖他们一行五人踏上了最后一次巡山路。这一次，除了西部工委的吉普，还专门从格尔木租了一辆大卡车，从公安局借了枪，在扎西多杰印象里，这已经是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因为当年1月20日，青海省要召开黄金工作会议，西部工委争取到了两个参会名额。索南达杰此次进山，除了打击盗猎分子、勘察地界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调查金矿点。不曾想，却是一去无回。

索南达杰的外甥曲扎告诉我们，舅舅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个妹妹。在索南达杰5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难产而过世，他在家族中一直是不苟言笑的老大哥形象。索南达杰的去世，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当年，曲扎才14岁，却清晰地记得，舅舅的遗体运到治多县城时，全城百姓哀悼的场景，“那个春节，整个县城都没有听到一声鞭炮响”。

火化的当天，曲扎的父亲，也就是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就踏上了追捕逃犯的路。扎巴多杰是个枪法精准的出色猎手，曾经当过治多县的公安局长。当时，他一个人跑到格尔木市枪支交易泛滥的“黑三角”地区转悠好几天，试图寻找犯罪分子的踪迹，回到家时双脚磨出一层水泡。

索南达杰牺牲后，对逃犯的追捕工作很快展开。但是，当时通讯条件有限，加之路途遥远，追捕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先期返回格尔木的两个盗猎团伙的伤员，住进格尔木市人民医院后，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被其他团伙成员给劫走了，警方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抓捕机会。配合警方办案的靳炎祖还记得，他们几乎跑遍了整个青海省，到后来也只是抓住了3个犯罪分子。其中一人就是跟韩海同村的老板牙个，后来很快被判了死刑，另外两人，一个被判18年，一个被判15年。当年有16个人参与作案，除了这次自首的6人和已经亡故的2人，还有5人在逃。

韩海跟我们解释说，自己在外逃亡十七八年，主要是怕回来后遭老板报复。因为没有身份证，他不敢坐车住店，只能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流浪着，在各种小工厂干活挣口饭吃。在阳坡村，我们见到了老板牙个的妻子。据她介绍，牙个兄弟五人，自幼家境贫困。她是牙个的第二任妻子，比牙个小20岁，这个脾气暴躁的大龄丈夫在外面做什么，她从来不敢过问。当年牙个被执行枪决的时候已经50岁，但留下的两个小孩，最大的才10岁。说起当年的案子，她一直在抹眼泪，大概是想起自己这些年带着两个孩子的艰难，她喃喃地自言自语着。索南达杰的妻子这些年过得也一样苦。索南达杰去世后，家里也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由妻子一人拉扯大，现在继承了父亲遗志，都已是治多县森林公安局的警察。

索南达杰去世后，西部工委瘫痪了一年多。1995年，已经担任玉树州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的妹夫扎巴多杰，又主动向上级写信请求调回治多县，接起索南达杰的未完成的事业，担任了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

扎巴多杰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在当地迅速招募了50多名待业青年和转业军人，组建了西部工委巡山队，并取名为“野牦牛队”。儿子曲扎跟我们回忆，当时西部工委仍然没有经费，本来招人是要给人家钱，但队员们不仅没有钱领，甚至主动交上一定的报名费也要加入队伍。1995年9月1日，扎巴多杰带领巡山队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巡山，索南达杰开创的事业又起死回生了。

靳炎祖也回到了西部工委，担任了办公室主任。此后一直到2000年，他都奋战在可可西里保护的第一线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死过无数回”。经过索南达杰的牺牲，可可西里引起了国际关注，“野牦牛队”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甚至还在央视春晚上打出了向全国人民拜年的口号。

此时的“野牦牛队”，是一帮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在曲扎看来，父亲扎巴多杰是个性情中人，选择可可西里，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既有对兄长索南达杰的亲情，也有对盗猎分子的仇恨，对自己家乡一草一木的热爱。在有关“野牦牛队”的纪录片《平衡》里，接受采访的扎巴多杰多次情绪激动，眼含热泪，在看到被遗弃的小藏羚羊围绕着母亲的尸骨吃奶时，他气愤难忍，开枪打断了一个盗猎分子的腿。

但是，客观地讲，由于没有健全的编制和充足的经费，“野牦牛队”的执法也会存在诸多不规范。当时，“野牦牛队”队员的月工资只有260元，1998年，作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已经连续半年没有发工资的队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时任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的靳炎祖，拍板卖掉了缴获来的94张藏羚羊皮，给大家补发工资。

与“野牦牛队”并存的另一支队伍是政府序列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该局1997年成立，隶属玉树州，下设森林公安局巡山队。这两支队伍在并存的3年时间里，曾经发生摩擦，双方互有怨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巡山队员回忆说，当时“野牦牛队”名气大得多，很多巡山队干的工作都被误认为是“野牦牛队”的功劳，而“野牦牛队”的队员也认为自己打下来的江山被别人抢走，心里难免不平衡。

博弈的结果，2000年底，玉树州委发文撤销西部工委，“野牦牛队”正式解散。个别队员转入管理局，大部分人则选择离开，回到家乡自谋生路。到了2001年，当年参与贩卖藏羚羊皮的8名队员被格尔木市检察院以贪污罪名逮捕。虽然后来的判决均为缓刑，但经此一役，“野牦牛队”也就彻底散了。当年46岁的靳炎祖，也办理了退休，离开了他巡护9年的可可西里。另一位传奇人物扎巴多杰，结局却是个悲剧，1998年11月在北京宣传“野牦牛队”回到玉树的第二天晚上，他死在了自家院子里，脑部被子弹近距离射穿，最后定性是自杀身亡。

永远的可可西里

如今的可可西里，已经是体制较为健全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森林公安局局长布琼向我们介绍，巡山仍然是他们的主要任务。管理局包括临时工在内有47人，主力巡山队员20多人。管理局下辖不冻泉、索南达杰、五道梁和沱沱河四个保护站，还在藏羚羊产羔地卓乃湖设了一个季节性保护站，只在夏天藏羚羊产羔期有人驻守。

布琼是7年前来到这里的。虽然跟当年比起来，现在巡山队的条件已经改善了不少，但这仍是一项充满了风险与艰苦的工作。我们到达格尔木的前一天，巡山队刚刚结束了一次巡山任务归来，每次都是六七个人，分乘两辆北京吉普战旗车，拉上汽油、干粮、煤和帐篷，从昆仑山口以南进入，向西穿过库塞湖、卓乃湖，到达最深处布格达坂峰附近的太阳湖，然后向东南沿着乌兰乌拉山北缘，绕一个大圈回到沱沱河附近。一次巡山至少要7～10天，如果遇到大雪天，半个月也很正常。

布琼介绍说，最近四五年，随着藏羚羊成为奥运吉祥物，对盗猎分子的法律惩治力度加大，猎杀藏羚羊的案件已经基本没有了。他印象里，最后一起案子发生在2008年，两个牧民打死了两只藏羚羊，一个被判了5年，一个被判了7年，“一只立案，两只大案，三只就是特大案件”。但是他也强调，因为藏羚羊绒的市场暴利依然存在，他们仍不敢放松警惕。一张藏羚羊皮在市场上卖到1000多元，其实，用做交易的只是那100多克藏羚羊绒，经过粗加工后，出口到印度北部喀什米尔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经过精加工制成沙图什披肩，贩卖到欧美市场，一条披肩的售价则高达3万～5万美元。

现在正是藏羚羊的交配期，也是一年中羊绒最厚的时期，盗猎分子最有可能活动，巡山任务自然繁重。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队员们要颠簸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雪地里，几乎每个人都落下了关节炎和胃病。“最害怕的就是中途有人感冒，虽然有卫星电话，可一旦遇到大雪天，不能及时送出来，生命就会有危险。”布琼说，类似的险情已经司空见惯。每次出发前，队员们都要到索南达杰的墓碑前撒些风马旗，洒上几口酒，放上几根烟。

索南达杰的纪念碑就竖立在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上面缠满了各式经幡和洁白的哈达。以他名字命名的保护站，位于格尔木市以南230公里处。站长文嘎是个高大的藏族汉子，35岁才结婚，他说是因为常年在可可西里，老婆都很难找到。平时站里只有两个人留守，除了要接待过路参观的游客，他还要每隔一天就得开车沿青藏公路巡视至不冻泉保护站。因为这条青藏公路是进入可可西里的必经之路，如果有盗猎分子或者采金者开车进入保护区，靠着丰富的经验，他能够判断出哪些是前一天的车辙，从而及时进行追查。要对4.5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即便在知名度最高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物资依然紧缺。每隔半个月，两名工作人员就会从格尔木上来接班，他们要开车带足接下来半个月的油、水、煤、食品等生活物资。文嘎已经在可可西里工作了13年，他的家人都在玉树，去年的地震中，家里的房子倒塌了，好在母子平安，至今仍住在帐篷里。不过，自从地震回家20天后，他到现在也没有回去过。文嘎的另一项工作是照看队员们巡山救护回来的小藏羚羊，这也是可可西里唯一一个藏羚羊救护中心。每天他都要给它们喂奶、打针，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小羊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亲。

12月10日下午，我们从索南达杰保护站出发，沿青藏公路往南，到五道梁保护站之间的40多公里路程，总共看到了5个藏羚羊群。一般都是一只公羚羊带着七八只母羚羊，在保护区的水塘边悠闲地喝水嬉戏，严寒的冬季正是它们谈情说爱的季节，来年夏天又要迁徙300多公里到卓乃湖附近生育后代。据统计，现在可可西里保护区的藏羚羊数目已经从低谷期的2万多只恢复到了7万多只。

索南达杰牺牲后，扎西多杰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创建了民间组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靳炎祖在西宁过了10年清净日子，却仍念念不忘遥远的可可西里；曲扎在父亲扎巴多杰去世后外出读书，今年又主动申请回到可可西里保护区森林公安局，和他的哥哥一起成为主力巡山队员；更多的人则像文嘎那样，默默无闻地行走在可可西里，把这里当成了自己“永远的家”。■ 野牦牛可可西里精神扎巴多杰索南达杰韩海遗产藏羚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