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欧洲去：槐塘村的乡土与未来

（文 / 吴丽玮）

( 安徽歙县槐堂村有600多人在欧洲侨居 )

拿“三把刀”的欧罗巴生活

“我们在欧洲拿的是三把刀，菜刀、皮刀和剪刀。”这是槐塘村村民的一句笑谈。槐塘村是黄山歙县棠樾村的一个村小组，有1000多口人，最稀罕的是全村有四五百人常年在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打工、做生意，当地的中国银行里储蓄的欧元几乎都来自这个村。“在西班牙开餐馆和小商店的人多，在意大利做皮革、做裁缝的人多。”

朱良胜2000年有机会到西班牙打工，他第一个到的城市是南部的海港加的斯，他告诉我们：“一开始就是在亲戚的餐馆打工。在西班牙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做餐饮和小百货。刚开始打工攒一点钱，再借一点，差不多1000多万比塞塔，相当于十几万欧元，就可以开一个餐馆。”西班牙南部绵延250公里的“太阳海岸”被誉为世界六大完美海滩之一，海岸联结着99个中小城镇，随着旅游业发展，许多原本人烟稀少的沿海村庄现在都已经变成热闹的旅游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等等都喜欢到西班牙度假，很多老人退了休就在西班牙南部海边城市买别墅住下来。”朱良胜说，后来他转到了另一个沿海城市阿利坎特，这里是布兰卡海岸旅游区内著名的旅游中心，阿利坎特周边的海滩就有100多家餐馆是中国人开的。“这里的消费能力一般都比北部城市强，北部城市都是西班牙本国人在消费。开餐馆，小费很重要，英国人给的小费比西班牙人给得多。”

朱良胜的弟弟朱良净、妹妹朱良凤也先后到西班牙打工。朱良净也在阿利坎特开了家中餐馆，主营粤菜。他告诉我们：“英国人和德国人比较喜欢粤菜，可能是因为最早是广东人在英国和德国开了中国餐馆的缘故。”在西班牙，请一个像样的厨师并不是件太难的事情。“西班牙有中文报纸，上面有很多中国厨师的求职信息，一个厨师的薪水大约在每月1200欧元左右。我们也不愿意雇佣西班牙厨师，当地政府对这方面要求很严，签合同很复杂，要有厨师证，申报餐馆的纳税情况，和厨师发生纠纷，搞不好还要赔钱。”朱良胜说。

在意大利，“帮当地人整理蔬菜、打扫卫生也能赚1000多欧元。但大多数打工的中国人还是在各种皮具厂里干活，不但能赚钱，而且吃老板的，住老板的”。村民胡永样靠着自己8年在意大利打工的积蓄，用1万多欧元开了家小作坊，开始只有3台机器，赚一点钱，往里面加一点资金，现在有20多台机器了。胡永样说，中国人加工皮具最大的优势是人工成本低。“意大利人工资水平高，每天工作时间还不能超过8个小时，否则老板就要被罚款，一个意大利工人的工资大概每月1000多欧元。我们中国人一干就是15个小时，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工人一个月挣七八百欧元，一般工人大约1000～1200欧元，手艺好的工人能有两三千欧元的月收入。”“意大利什么国际名牌都有，出去看看别人的样子，回来修改一下，有时候做出来的样子更好看，自己设计自己做，再去找买家。今年的样品已经做出来了，现在要订材料、签合同，这是明年10月上市的款式。”

( 朱良胜把4个孩子都送回槐塘村由父母照顾，在他看来，国内的教学质量比西班牙高 )

海外乡土

在槐塘村见到57岁的胡永样时，他正在院子里指挥着工人们盖房子。房子要到明年6月才能竣工，看他手里的图纸，这是一座三层的欧式小别墅，是给他和80多岁的老父亲养老用的。胡永样现在已经放手意大利的皮具生意回到了村里，他的两个儿子在那边全权料理，大儿媳妇带着孩子也在意大利，小儿媳妇很快办好手续也要过去了。

( 胡永样（前）的房子明年6月才竣工，是一座3层的欧式小别墅 )

胡永样1993年第一次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我的手续还算是正轨一点的。”胡永样当时人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办了意大利的旅游签证，先到了捷克，乘火车来到意大利的里米尼，6个月的签证期限过去，本来就不打算离开的他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黑劳工”。胡永样说，在那个年代去意大利的打工者，很多都是直接偷渡过去的，至少他还有旅游签证，入境是光明正大的。

胡永样的3个表弟当时在意大利做皮包生意，他决定投奔亲戚，到欧洲闯荡。“当时意大利全国有好几万中国人，我最开始在餐馆打工，以前在中国也做过。做了6个月洗碗的活儿，每个月只赚700里拉。后来到皮包厂打工，虽然没做过，但那些活儿我一看就会，一个月之后就升师傅了。”

(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奔赴欧洲谋生，父母留在村里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 )

两年多后，胡永样赶上了意大利政府的移民大赦令，获得了两年的合法居留权，之后不断顺延，现在获得了在意大利的长期居留资格。

投奔老乡是槐塘村村民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奔赴欧洲的最重要原因。现在到欧洲生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申请家庭团聚，以意大利为例，有申请意向的中国人需要从会计师那里获得证明，具备承担家庭成员基本生活开支的经济能力方可提出其家庭成员赴该国共同生活的申请；另一种方式是劳工申请，一名在意大利有生意的中国老板可以申请从国内聘请一名中国工人，首先要向意大利政府提交相关文件，包括由会计师出具的经营能力和经济状况评估，然后向当地警察局提出申请，获得批准之后中国方面再做接收。

槐塘村村民祖籍温州。“我是1956年来这里的。在温州的时候我们在山坡上住着，田地太少，一个人只有5分地，这边田多，荒着没人种，亲戚拉亲戚的就都过来了。现在家里还有一些人留在温州。”村民胡克旭说，槐塘村第一个走出去的人是他的伯父胡从罗。“他20多岁的时候就去了欧洲。帮着洋人提箱子坐上了轮船，走了20多天到了意大利，去投奔他的一个哥哥，30多岁了才回来，以后又来来往往欧洲很多次。”村里人最初是投靠已经在欧洲打拼的温州亲戚，也因此，棠樾村其他由徽州人构成的村小组并没有槐塘村的机会奔赴远方谋生。

而在大多数欧洲生活的槐塘人看来，海外的乡土关系一下子变得淡漠了许多。“到这里来都是做生意的，不是亲戚关系了，而是你和老板的关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你要住他们家吃他们家的，就必须为他们家创造财富。谁都知道在亲戚那里最不好干。帮他干再多活都是应该的，还会被骂，外面请来的人反而被夸勤快。”23岁的槐塘小伙儿王从利说。另一个已经在意大利圣乔治生活13年的槐塘女孩卢洁姿告诉我们，她和妈妈之所以在爸爸到意大利4年后就紧接着而来，是因为家里的工厂缺少帮手。

谁的选择

“在我们那，像我这么大的都会出去的。”朱良净告诉我们。他到西班牙10年有余，走的时候还是师范专科二年级的学生。“不是什么时候想出去就能出去的，政策一年一个变化，能走就赶紧走。”如果师范毕业了，朱良净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那时的工资是每月四五百元，而1999年西班牙的工资折合成人民币是每月六七千元，两者相差实在悬殊。“当时劳工申请的批准率很低，我是让亲戚带出来的。在西班牙的生活圈子也不是一个独闯的，其实和中国差不多。”

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之前是村里人奔赴欧洲谋生的高峰期。“现在也有人想去，但现在去已经晚了，经济形势没有以前那么好。”槐塘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远在欧洲，村民邱海燕告诉我们，她和丈夫王家林是少数没有出去的人，她有两个儿子，现在都20多岁。“总有亲戚从外面回来跟我们说，你两个儿子，让我们带一个出去闯荡闯荡好了。”邱海燕说，如果当时不是经济条件不好，她不会同意让小儿子王从利出国，那时王从利才13岁，刚刚读初一。

王从利在西班牙读书到15岁就中止了学业。为了能顺利出国，王家林把王从利托付给家里的一个亲戚，为了能顺利被带走，王从利还改了姓，公证为那个亲戚的儿子。王从利刚出去时年纪太小，他记不清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学校里口无遮拦，让老师知道他并非亲戚的亲生儿子，结果给这位亲戚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寄人篱下的他很快就决定放弃读书，给亲戚的餐馆帮忙。 “虽然他当初说不收钱，但我做了一年多，想离开去我表哥那里工作，他还是让我交了1万多欧元。他说我还有15个月的工期未满，按照每月800欧元的工资要赔钱给他。我隔了一年多才攒够了钱给他。”

说起儿子，邱海燕一脸愧疚，尤其是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转，她想如果王从利一直留在身边，凭着聪明劲儿肯定和他哥哥一样是个大学生。王从利的外公说：“国外也不是遍地黄金，出去以后亲友关系都很淡薄，不会大手大脚地借钱给你开店。开店你要照章纳税，卫生条件不好马上就被封掉了。如果生意不好，你还要有经济能力把它扭转过来，并不容易。村里很多在欧洲打工的人一直不回来，有的是要面子，要在外面混好，再一个是贪图欧元带回来好像放大了一点，就算现在再贬值，一个月3000欧元工资，折合成人民币也要2万多元，带回来用的话多值啊！”

槐塘的留守和观望

朱良胜把4个孩子都送回槐塘村由父母照顾，孩子们至少要读完小学才会跟着父母出国去。“西班牙的公立学校管得非常松，老师不负责任，只有私立学校还好一点，但有钱人才上得起，每个学期的学费是1000多欧元。我们忙着做生意，如果几个孩子在身边，接送上下学也有点照应不过来。”加上欧洲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汉语变成了海外华人对后代的重要要求。“先在国内打好汉语的基础，不但能说，还得会写，大一点出国再学当地语言也不迟。”胡永样也赞成把孙子带回村里上学，“意大利人没什么进取心，孩子在那种环境里会丧失斗志，他们有几块钱就花几块钱。”

一方面，华人都能感觉到欧洲对中国经济的青睐，另一方面，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也在经济严寒时期大大压缩了利润空间。胡永样说：“现在皮具生意加工费太高，竞争也越来越厉害。如果请一个工人，一个包卖8块，就要给工人三四块，每个月的日常开支加上工人工资，要1万多欧元。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请一个家庭工，也就是亲戚，或者全家过来，都是自己人在做，这样只要付一点房租和水电费，每个月的开销只要1000多欧元，请工人的时候要卖8块，现在只要卖5块就行了。价格就这样越压越低。”

“这两年情况不好，我儿子本来是在申请国籍的，现在也暂停了。”胡永样说，一般中国人都不会在当地买房子，“有财产就赶快把它转移到国内，有时候一点点把柄被抓住了，房子、财产就让人没收了”。卢洁姿说，虽然华人和当地人激烈的冲突只是极偶然的事件，其中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她还是能感觉到当地人对中国人的不满。“经常看报纸上的采访，先说经济危机，然后就说因为华商的存在，在价格上形成了拉锯战，最后说，如果移民少一些，他们的情况会好转。”

朱良净上个月回到国内进行了一番考察。“如果回国的话，还是要做餐饮，改做其他行业风险系数比较高。我看了很多地方，选到环境合适的并不容易，在沿海发达地区做餐饮还可以，环境比较像西班牙。一个是吃饭的消费在收入比重中比较低才有消费能力，一个是习惯在外面吃饭，吃饭住宿的比例达到70%～80%才行。”即使是王从利这样事业并没太稳定的年轻小伙，也并没有决定现在要离开。“现在大家都没有目标，都在观望。”朱良净说，旅游区的餐饮业同样遭受了比较大的冲击。“现在当地的房价跌了40%，很多人失去了经济来源，没办法还房贷的利息，只能低价把房子卖掉，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住。原来旺季的时间能持续三四个月，现在只有不到两个月了。”和其他行业比，王从利的表姐婷婷所在的婚纱影楼反倒受影响很小，王从利说，表姐在意大利米兰，做的是意大利华人的生意，“中国人结婚不愿意少花钱，而且即使经济危机，大多数人也不会因此推迟婚期”。■

（感谢实习记者王珑锟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塘村欧洲意大利经济欧元未来乡土意大利生活西班牙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