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弱国子民”到精神战士

( 1925 年，搭乘火车出行的日本官员 )

去东京

鲁迅从横滨上岸坐火车前往东京，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坐火车。

横滨至东京的京滨铁路长29公里，是日本第一条铁路，1872年10月投入使用。它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现代化的象征。

日本作家太宰治在以鲁迅为原型的传记《惜别》中，想象并描摹了他初到日本的感受：“我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抬眼窗外，直觉得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日本独特的清洁感。田地，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自然和谐、井然有序。与其相连的工厂街，尽管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却能感到从一座座厂房中吹过的凉爽清风。那种井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在支那是完全看不到的。”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妇女头顶着崭新的毛巾，扎着袖口，用掸子掸纸拉门。

太宰治认为，鲁迅发现了日本国民性里纯洁的东西——“刚健的清洁感。”很多年后在上海，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起，即使中国人把日本的一切都排斥了，但是“认真的精神”这服药中国人还必须要买，因为几亿中国人都患了马马虎虎的毛病。

( 1905 年的东京街头 )

根据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研究，她告诉我，鲁迅和他的同学们是在1902年3月24日由南京出发的，他们乘坐日本“大贞丸号”客轮先到达上海。然后在29日，他们又换乘日本邮轮会社的“神户丸号”前往日本。4月4日，鲁迅在横滨上岸，并给家里写了封信报平安。

当时的领队是矿路学堂的总办俞明震，算上翻译和随从一共34人，其中有6名是矿路学堂学生，其余为陆师学堂学生。

( 1900 年前后，日本课堂学生上课的情形 )

鲁迅是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的官费留学生。“官费”根据派遣费用的不同而被称为“××官费”。有如“湖北官费”、“浙江官费”这样以省名命名的，也有如“北洋官费”、“南洋官费”这样以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的管辖区域命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的是“南洋官费”和“浙江官费”的留学生。鲁迅属于前者，数月后来日留学的许寿裳则属于后者。

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后，21岁的鲁迅已经不可能再回到父辈的科举之路上了。中国那一代读书人的前途在哪里呢？

( 日本教育家加纳治五郎 )

“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鲁迅后来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曾这样解释当初去日本的初衷。

周作人则在回忆录中记述，要么做塾师，要么做医师，或者当师爷，这是绍兴人的专业；或者学生意，最后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

( 鲁迅（前）和仙台另一名中国学生施霖的合影（摄于日本仙台） )

鲁迅既然走上了“歪路”，也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了。临行前，他回家辞行。可以想见，在故乡他并没有获得什么鼓励和嘉许。

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写道：“在我们台门里，大哥出洋是异端。我大哥到三台门各房族去告别的时候，人们惊奇、惋惜、鄙视。”伯文叔父听了，甚至气得把鲁迅推到了墙上，恨恨地掉头就走。“那神情似乎是国家之所以不好，全在大哥这样的新党身上。洋人那么可恨，还要去留学？”当时周福清已经被赦免出狱，他还比较开明。“祖父听了，‘唔’了一声，不反对大哥去留学。”

( 20 世纪初，日本的轿夫 )

鲁迅在最后的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这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东亚的知识与媒体的中心，也是海外救亡运动的大本营。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许多政治亡命客都在日本流亡，时有活动。这一年4月26日是农历三月十九日，这是甲申年（1644）明朝崇祯皇帝自杀的日子。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发起在这一天举行一次纪念活动。又因为南明桂王（永历）是1661年被清军俘虏的，所以把这次集会叫做“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预定这天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精养轩集会。章太炎为这次集会写了一篇文告——《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

( 描绘日俄战争期间得利寺战役的插图 )

这纪念会却没有能够按照原定计划开成。日本政府应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请求，会期那天派出了大批警察，站满精养轩门前，阻挡前来赴会的中国人。这一天，孙中山也带领华侨10多人从横滨赶来赴会，看到这情况，即邀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同去横滨。当天下午，在横滨永乐酒楼把这纪念会开了。孙中山担任纪念会的主席，章太炎宣读他写的纪念辞。晚上在这里设宴八九桌，大家给章太炎敬酒。他喝得大醉，不能当晚返回东京了。这件事在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中有所记载。

这是鲁迅到东京半个月后的事情。不知道这一天他是否前去赴会，即使没有去，事后他也会知道这事，也会像其他留日学生一样，受到这种激昂的反清气氛的感染。

( 鲁迅离开仙台时，藤野先生以照片相赠，并在背后题写“惜别” )

鲁迅就参加过欢迎孙中山的一次集会，听过孙中山的演讲，而章太炎留给鲁迅的印象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有趣的是，尽管鲁迅后来曾随章太炎学国学，但他临终前对章太炎的怀念，并非在其学问而是“革命”。

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中记下了鲁迅跟他谈的一件往事：“在东京的时候，孙文从海外归来的途中，在东京逗留，留学生们狂热地开欢迎会，我也去了，不知在演讲些什么，‘哎呀’的一声，这样就结束了。”由于浙江、广东语音的差异，他听不懂孙中山的话，但听不懂也去参加欢迎的集会。

( 1933 年，爱尔兰剧作家、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访问中国，与鲁迅和蔡元培在上海合影 )

拿着清国官费的鲁迅，脑后还留着辫子，在浓厚的革命气氛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弘文学院

( 1976 年10 月19 日，纪念鲁迅展览在日本仙台市展出。图为展团顾问周海婴（右）在展馆外和日本朋友交谈后签名留念 )

从地铁御茶之水站走上来，就可以看到横贯东京市区的神田川。两岸的枫树已经能够变得深红，在秋日明澈的阳光下格外炫目。河的北面是东京最好的医院——顺天堂大学医院以及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南面是明治大学的猿乐町校区。

明治初年，御茶之水的区域还包括北面的本乡、汤岛一代。这一地名起源于江户初期，以境内有一个专供将军德川家康饮茶用的涌泉而得名，是当时江户的名胜风景区之一。北边不远的上野、田端，东边不远的浅草，都是幕府末期东京人文荟萃的地方。夏目漱石、厨川白村等日本近代的著名文学家，都曾在这一带居住。他们都曾对鲁迅产生很大影响，鲁迅回国后还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乡镇》。

( 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 )

明治初期，在神田川上架设了御茶之水桥，沟通了本乡、汤岛和骏河台之间的道路，使这一带成为东京中心地区北端的交通枢纽。明治以后，在它的北边创办了东京大学，于是这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东京的文教中心之一。鲁迅的东京生活，主要就在这一带。

来到东京后，鲁迅和其他矿路学生很快进入了弘文学校学习日文。这其中还有一些波折。鲁迅最初在家信中说是要进入成城学校的。据北冈正子的考证，成城学校是明治十九年（1886）由文武讲习馆改名而成立的。这是一所培养陆军学生的预备学校，“文科”的学生非常少。对希望进入成城学校的学生，参谋本部要求确认他们的专业和他们成为军人的意志。由此可推测，成城学校是优先接受那些适合接受陆军教育的学生。

为了接纳这些非军事学生，4月12日日本政府迅速批准成立弘文学院，教授清国留学生“日语、日文及普通科”。院长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加纳治五郎，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也是日本柔道大联盟的创始人。

弘文学院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在进入日本正规学校前学习日语、补习各种知识而创建的预备学校。以今天来说，略近于日语学校，加之其私立性质，所以档次并不高。在现在日本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辞书中很难见到它的名字。不过，弘文学院是当时适应中国的留日热潮纷纷出笼的同类学校中最早而又比较有名的一所。它前后共有7000多人入学，近4000人毕业，但随着中国留日热的退潮，最终于鲁迅回国的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关闭。

学校的位置在西五轩町，距离现在地铁饭前桥站不远，临江户川，环境安静闲雅。学校面积有3000坪，除了有建筑面积122坪5合的木造瓦顶的平房外，还有12栋建筑面积为833坪5合的房子。宅邸内庭园、木石、铺路石、门、围墙及附属小建筑等一应俱全。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面不远的新小川町就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社所在，走过去只几分钟。这里原是东京印刷出版业的中心，直到今天还保留了一些小型家庭印刷作坊。我走在街区中，还看到推运印刷品的小铲车，听到印刷机咔咔作响。再向西一点就是后乐园，那里有日本最著名的棒球场和城市过山车。

鲁迅随即住进了学校，编入了十几个人的江南班，成为弘文学院的首批学生。不久，浙江省派出的一批官费留学生也到弘文学院入学了。其中有绍兴人许寿裳，他后来成了鲁迅的终身好友。学校里大清国的学生越来越多。念师范速成班的学生只有6个月的学习时间，平时靠翻译上课，还带着秀才、举人、拔贡、监生的名头。还有一些各省的士大夫、工部主事、学监、候补知县来游学做旁听生。湖南的杨度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当时的学习，鲁迅后来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氧气和氢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吧！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绝不止我一个人。”

1903年三四月间，弘文学院闹了一次学潮。原因是学生对学院设施长期积累的不满，学生屡次要求改革普通科课程，而院方毫无反应。直接的导火线是，这时学院发布关于增收学生学习及医药卫生费用的新条例12则，而且态度强硬，断然拒绝学生提出的意见，声称3日后即须实行，如果有人因此退学，学院“绝不强留”。这样，学生也就别无选择，只好宣布罢课了。3月29日开始，学生大举离校。他们在留学生会馆集会，商议跟院方交涉的条件，包括改革课程、开办走读、撤去这次出面提出新条例的教务干事三矢重松等要求。当离校学生达到50多人的时候，校长加纳治五郎软化了。几经交涉，终于同意了学生提出的废除新条例、改良课程、开办走读等几项要求。

按照北冈正子的考证，就在这次退学风潮后，鲁迅剪掉了辫子。

弱国子民

在鲁迅脍炙人口的文章《藤野先生》中，嘲笑了那些脑后拖着辫子的清国留学生——他们把头发盘得像“富士山”，而又为了赶时髦，在留学生会馆里笨拙地学跳舞，以致把地板踩得震天响。鲁迅来日本的时候也留着辫子。对于辫子，他的内心充满了痛恨与屈辱感。他在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中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辫子，也极尽嘲笑，称其为“猪尾巴”。在鲁迅看来，这条“猪尾巴”不仅是旧中国野蛮的象征，也是民族屈辱的象征。

1896年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那正是甲午战争刚刚失败后。对于中国人来说，“留学日本”从一开始就不仅标志着现代化程度或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且包含着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留学行为本身成为现代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鲁迅在这个背景下来到了日本，而那个辫子，则始终提示着他作为“弱国子民”的身份。

鲁迅剪辫子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剪完后，他马上去找许寿裳。“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啊，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许寿裳对此印象深刻。鲁迅仿佛有了脱胎换骨的轻松，他写了一首《自题小像》送给许寿裳，最后两句便是著名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在留学生中，剪辫子成了革命的标志。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回顾：“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后来死在西牢里。”

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字克强）当时也在弘文学院，他却没有剪辫子。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里记下了对他的印象：“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唯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鲁迅到日本这年，清国留学生们在神田骏河台租了房子，建立了留学生会馆。大概位置在今天的神田骏河台2丁目9番地，从地铁御茶之水站出来，向南过神田川，右转就是。

从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明治时代东京街道风光画中，可以看出当年的神田骏河台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路北的沿河一带淡烟笼渚，林木蓊郁，一座座两层的和式小楼掩映在袅娜婆娑的绿杨影里。清国留学生会馆就是其中一座。它东距御茶之水桥只有200多米，再向南就是明治大学的猿乐町校区，西侧是东京外语专门学校，南面隔一条马路，是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附属音乐高等学校，再往南几步到神田骏河台的另外两个丁目，就是日本典型的学校街。

比邻而设的就有日本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顺天堂大学、中央大学、文化学院、日法学院、骏台预备学校等七八所学校。这一带的街道安静清洁，往来的都是莘莘学子，颇有洙泗之风。可惜的是，会馆原址于1935年1月毁于大火。

鲁迅只记录了会馆的娱乐功能，这里还是学生们办杂志、搞革命的活动中心。孙中山后来的秘书冯自由甚至认为，其地位堪比“美国之独立厅”。他在《革命逸史》中写道：“馆址设于骏河台，外观颇宏伟，由各省学生开全体大会选举干事若干名以处理之。开幕之日，鄂省士官学校学生吴禄贞宣布开会辞，谓此会馆之于中国，无异美国之独立厅云。会馆成立后，以经费支绌，乃请清公使蔡钧拨款补助，蔡钧要求须将中国二字改为清国，始允所请，干事会不得已许之。”

会馆成立后，这里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集会活动地，如抗议限制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和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的两次集会均在这里举行。这里还办有专为留学生补习日语的日语讲习所。此外，这所会馆还是留日学生们从事报刊出版活动的重要基地，其中就包括弘文学院浙江学生们办的《浙江潮》。1903年，鲁迅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署名自树。这是鲁迅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是他文学活动正式的开端。

后来他谈到这篇，说：“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接着，鲁迅在《浙江潮》上还发表了《说鈤》（署名自树）和《中国地质略论》（署名索子）两篇文章。

当时，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就应该撤军了。只有俄国一直拖着，拒绝从东三省撤军。1903年4月18日，俄国还向中国提出7项新要求。这事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应。4月27日，上海张园开了拒俄大会，接着，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开了大会，提出拒绝俄国的要求。在东京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组织起了拒俄义勇队，日日操练，还打电报给北洋大臣袁世凯，请隶其麾下，求其援助。一时颇为热闹。

鲁迅就是为了响应拒俄运动写了《斯巴达之魂》，他要借歌颂温泉关战役中的斯巴达的英雄，来激励自己的同胞。

鲁迅在弘文学院时期还加入了光复会。浙学会本来是在杭州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团体，1903年10月，在东京的浙学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商量把活动方针由过去的单纯宣传革命，转换到武装起义上。随后，光复会1904年冬在上海正式成立，东京也成立了由王嘉负责的支部，鲁迅的同学许寿裳和沈瓞民都加入了。沈瓞民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和许寿裳去找周树人入会，周“毫不犹豫，欣然同意，其意志极为坚决”。

来日本不久，鲁迅的政治选择就倒向了革命派。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于“革命人”。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将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

实际上，在此后的活动中，鲁迅与政治之间基本保持了这样一种关系。

国民性

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普遍的焦虑，纷纷寻找出路，以免亡国灭种。这时，梁启超先在横滨办《清议报》，1902年起改出《新民丛报》。这在当时，都是影响极大的刊物。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做了这样的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鲁迅在这种革命的焦虑中，一边去弘文学院学日语，为进入专门学校做准备，一边还去中国留学生会馆，跑书店，听演讲。他不仅经常读《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同时也是梁启超创办于1903年的中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新小说》的忠实读者。周作人在日记中记录，他经常收到鲁迅从日本给他寄来的这些报刊。

鲁迅到日本这一年，梁启超在其《新民丛报》上开始连载他的《新民说》。梁启超在这部著作中从日本引入了“国民”的概念，他认为：“新国家”的建立有赖于“新国民”的出现，中国人要从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有了新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有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的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所以要通过学习西方思想，来打破传统的束缚，使民智大开，从根源上来医治国民的灵魂，这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所在。

1902年11月，梁启超又写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发表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当时尚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引入和翻译，所谓“群”即“社会”。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小说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梁启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报馆、图书馆、演讲都起了重要作用。他强调只有通俗和社会化的文化作品才能被群众接受，而首当其冲的，就要倡导新小说，而在传统中国文学中，小说的地位远远低于诗歌和散文。梁启超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接受了18世纪以来发源于西欧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即文学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工具，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推进民族独立的手段。梁启超正是引进和发挥了这种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对我说。

在弘文学院时期，鲁迅就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怀亡友鲁迅》中，许寿裳说，他在弘文学院时代曾和周树人经常讨论三个问题，即：“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虽然政治选择倒向了革命派，但鲁迅并没有简单地认同“排满”是拯救中国的方法。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记：“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这些阅读与思考也都是以国民性问题为原点的。

日本学者北冈正子认为，直接对鲁迅国民性思考形成启发的，是弘文学院校长加纳治五郎与湖南的旁听官员杨度的几次对话。

鲁迅入学约半年后，1902年10月，弘文学院举行了因等待加纳治五郎回国而延期了的第一次毕业典礼。毕业生是湖南省派遣来的速成师范科的学生。湖南省的游历官员杨度在日本考察国民教育，全程参与了速成师范班的课程，并参加了毕业典礼。

加纳治五郎认为，中国应该和平渐进地推进改革，最当务之急是推进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即应以国民教育、小学教育为基础，在此之上建立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由德育、智育、体育构成。普通教育的目标，即在于培养具备国家一员资格的国民。而大学教育应该在普通教育普后再着手。

对此，杨度提出了如何使教育为中国的救亡发挥作用的问题，他将其称为“精神教育”。杨度将明治维新分为前后三个阶段：开国前的第一阶段中，国民的保守性很强；学习了西方思想文化后，自由民权说开始风靡社会；第三阶段即现在，则倾向于国粹保存主义。杨度认为，中国现在处于第一阶段，所以该学习日本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养成加纳治五郎所说的“养成国民之公德”，即不服从于强力，而服从于“公理”。

受此启发，加纳治五郎谈到了对中国考察的印象，认为中国人“损人利己”已成习惯，“认为中国教育以养成公德最为当急”。最后杨度认为，这些劣根性的由来，是因为“奴隶根性之幻想”，国人奴隶性重，“唯之仰人以自存，不谋自立之道。不知自立，故不知‘立人’”。杨度所说的“立人”，即指作为人的独立性。

杨度与加纳治五郎的谈话后来刊载在1903年2月的《新民丛刊》上。北冈正子认为，鲁迅对国民性思考的源头，应该诱发于杨度与加纳治五郎关于“精神教育”的讨论。

鲁迅在日本与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最终也追究到了“奴隶性”问题上。鲁迅认为，奴性的形成在于“中国”经历了两次异族入侵，做了两回奴隶。

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质，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国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有些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比较起来又有什么缺点，这些问题鲁迅苦苦思考了一生。

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还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国民性做了对比，他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1904年夏天，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带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他去了仙台医专。

去仙台的理由

仙台不大，从城东的仙台站到城西的青叶山只有2.5公里左右，徒步40分钟就可以横穿城市。1602年，大名伊达政宗依托青叶山修建了青叶城，是为仙台之始。现在，仙台有两座伊达政宗的雕像，而鲁迅也有两座雕像，此外还有一座纪念碑。鲁迅之于仙台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仙台博物馆不仅陈列了他的雕像和纪念碑，还有专门的宣传页介绍。

仙台博物馆的鲁迅之碑，建于1960年，中日邦交还未恢复。碑身用宫城县稻井出产的玄昌石筑成，高4.5米、宽2米、重10吨，由前东北大学工学部教授饭田须贺斯负责设计，仿汉碑样式，上端中尖，下有碑座，全形如短剑指天。碑石上部为直径1米的圆形浮雕，仙台本地的雕刻家翁朝盛雕像，中部由郭沫若手书“鲁迅之碑”4个大字，下为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内田道夫撰写的碑文，由稻井名工白银茂雕字。浮雕采用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前11天照的侧面半身像，那时的鲁迅面容清瘦，手指夹着香烟，从容笑谈。

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不仅因为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相片，同时又要突出他抽烟的习惯。在《藤野先生》的结尾：“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便是在仙台读书的时候。根据许多同学回忆，也说他沉默寡言，有空就不停地吸着“百合”牌香烟，像是在思索什么问题。

1904年，鲁迅选择了仙台医专去学医。他在后来的《呐喊·自序》中解释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按照这个说法，鲁迅去仙台学医有三个原因：第一，学成后可以救治病人；第二，战争时可当军医；第三，宣传科学，改造国人的信仰。那么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根据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体系，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两年后，按规定具有了中学毕业资格，如果继续求学，有两条出路：一是经考试进入高等学校，再进入帝国大学；二是直接进入各类专门及实业学校。1904年，全日本还只有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这两所高等学府，在校学生总数5256人，也就是说，两校合计每年招收只有约千余人。鉴于这样的情况，从日本文部省到高等学校自身，对中国留学生进入高等学校都持慎重的态度。鲁迅如要进大学深造，须先进高等学校学习3年。对中国学生而言，进入高等学校，不仅要参加考试，而且要有中国驻日公使的推荐信。鲁迅如果想要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采矿冶金学科，继续他在南京所学的矿物专业，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鲁迅可选的就是进入专门实业学校了。

弘文学院的日本教员江口曾建议鲁迅去医学专门学校，当时全国公立与私立的医学专门学校共有10所。公立学校中，离东京比较近的是千叶县的金泽医专，而鲁迅却选择了更远的仙台医专。仙台在东京的东北，属宫城县，路程约400公里。今天只需要花上1万日元，搭乘新干线，一个半小时就能到仙台。而当年鲁迅坐车则花了12个小时。鲁迅为何舍近求远？

鲁迅留学仙台时的同班同学半泽正二郎早就怀有疑问：“至于为什么来仙台，并且选择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是难以理解的问题。当时，东京先设第一高等学校，而后仙台才设立第二高等学校；陆军师团，东京是第一师团，仙台是第二师团。”

鲁迅的同学沈瓞民在1961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给予了解答：“后来鲁迅决定学医，想进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医专，王立才告诉鲁迅，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地处偏僻，无一中国留学生，鲁迅便决定去仙台。”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本来在千叶和金泽地方，也都设立有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他却特地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也许去仙台，对于青年鲁迅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学习医学，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中国留日群体。而后者似乎更重要。“鲁迅后来说的是事实，但不是真实。”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院教授尾崎文昭告诉我，“那是十几年后写《呐喊·自序》时的心态，但未必是当时的真实理由。”

与其他有留日经历的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等不同，鲁迅回顾日本生活的作品很少，只有《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几篇。他似乎在回避着什么。

而检索鲁迅有限的学生生活的文字，清国留学生的形象总是负面的，除了头顶的“富士山”，在写于1926年《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还“刻薄”了留学生的“胃”。他这样写道：“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

鲁迅不仅看不惯他们的辫子，看不惯他们跳舞，对炖牛肉也有意见。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内心深处对于弱国子民的屈辱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的分析：“鲁迅从留日初期开始就面临着国家认同的内在矛盾。民族主义精神在他这里未能与现实生活中对国民的认识统一起来。相反，二者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立——热爱祖国却厌恶某些同胞，国家与国民因此无法获得同一性。这种厌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离开东京前往尚无清国留学生的仙台。于是去仙台留学本身成为鲁迅逃避同胞的一种形式。”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他来到仙台是物以稀为贵：“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这个监狱旁的旅店就在东北大学正门外，片平町原8丁目52番地，是一座二层的木板房。临街也有一块用玄昌石立的纪念碑，写着“鲁迅故居迹”5个字，同样是郭沫若的手笔。鲁迅当年的房东叫做佐藤东喜志，是旧仙台藩的下级武士。鲁迅刚来时住在二楼，楼下短期租给从外地来探监的犯人的家属。不过院子却很大，灌木丛生，枫叶如丹，还有3株高耸云霄的榉树，老干攀满了藤萝。房子后面是悬崖，下面是蜿蜒曲折的广濑川，卵石纵横，浅水见底。对岸是青叶山，如同一座彩色大屏风，深秋的风在河谷中掠过，顾盼之间，风景确实很美。

现在的屋主叫做竹中正雄，门牌也换作了片平町1丁目11号。对面也不是监狱，而是放送大学的校园。鲁迅后来搬到了宫川信哉经营的旅店，土樋町158号。不过这里早已拆掉了。

“示众的材料”

鲁迅怀着有些叛逆的心情来到了仙台，他想躲开同胞。但实际上，他也不是这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这个人叫施霖，字雨若，浙江省仁和人。1902年官费留学日本，当初在弘文学院学习，1903年进正则学院。1904年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工兵火药，是进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仙台二高和仙台医专就在一个院子里。

当地的《东北新闻报》对他们俩的到来曾经做过报道：“清国绍兴府会稽县周土付人（二二）入医学专门学校，同省杭州府仁和县人施霖（二四）入第二高等学校第二年，寄宿在平丁54番地田中力屋方。”其中把周树人的名字误写为“周土付人”。鲁迅和施霖还同住过宫川宅，不过他在此后的文章中从来没有提起过施霖。

鲁迅在仙台学医的经历并不是很顺利。他在《藤野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了日本学生对他的歧视。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有一张鲁迅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生理：63.3；德语：60；化学：60.3；组织：72.7；伦理：83；物理：60；平均：65.5。在142人中列第68名。

可是，就是这样的考试成绩，已经引起了一些胸怀狭窄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学生的忌妒，他们无中生有地说是因为藤野先生透露了题目。于是借故检查鲁迅的笔记，吞吞吐吐地对他说些冷言冷语，还写匿名信骂他。

在这样的环境中，教解剖课的藤野先生给了鲁迅关怀，帮他改笔记，并消灭了流言。鲁迅去世后，日本记者曾找到藤野先生了解当时的情况，藤野先生说：“周君来时，尽管日清战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那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是‘猪尾奴’，说中国人的坏话，所以同学中间似乎也有这样的家伙，给周君白眼，有意排挤他。”（《谨忆周树人君》）

关于为何善待鲁迅，藤野先生这样说：“我在少年的时候，坂野先生教过我汉文，坂野先生是福井藩校出来的。他养成了我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既尊敬中国的先贤，也尊敬这些先贤的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周先生对我感到特别亲切和感激的缘故吧。因此，周先生在他的小说里或跟朋友的谈话中，都把我称作恩师。我想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

在仙台医专，这位藤野先生也不是位走运的人，受到了排斥和歧视。藤野先生的学历不高，毕业于爱知医学校，虽然身为教授，年薪却不过600元，在东京帝国大学或外国大学毕业的教授，年薪一般都在1400元以上。虽同样毕业于爱知医学校，但在哈莱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教眼科学的田代讲师，其年薪也拿到了1000元，远远高于藤野。1915年，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升级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后不久，因学历资格的原因，藤野先生就被学校解除了教职。鲁迅在文章中写他衣着寒酸而且因口音重而被学生嘲笑，这样的描述无疑带有同病相怜的意味。

在仙台，鲁迅虽然离开了中国人的环境，但他仍旧承受着弱国子民的屈辱。那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这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战争，对日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时日本国内看来，这不仅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战争，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世界崛起的标志。这场战争让日本民众情绪亢奋。

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吉田富夫告诉我，他统计，1904到1905年间，仙台市曾举行过5次市民祝捷大会，庆祝日军的胜利，其中有3次都是在鲁迅进入仙台医专后举行的，包括“祝贺攻克旅顺”、“祝贺攻克奉天”、“祝贺日本海海战大捷”。尤其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仙台有1.5万余名市民参加祝捷大会。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时，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

可以想见，当时鲁迅的耳边就是“万岁”的叫喊以及“拍手”与“喝彩”之声。100多年后，当我在日本寻访鲁迅的足迹时，日本电视中还在热播一部名为《坂上之云》的电视剧。这部由NHK拍摄的电视剧，以明治维新为背景，记录了日本的崛起之路，其中最重要的情节就是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攻克203高地以及占领旅顺。

最终，在细菌学的课堂上鲁迅再度与中国人相遇。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他在《藤野先生》中再度描绘了这个场景，只不过“砍头”变为“枪毙”。鲁迅以“幻灯片”事件解释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后来，仙台鲁迅调查委员会曾经找到了当时细菌课放映的那批幻灯片，虽然有很多关于日俄战争的内容，但没有鲁迅所说的“砍头”或“枪毙”。不过当时，本地的《河北新报》是刊登过类似的图片的，也许，鲁迅记录的是一个意向中的真实。

此时再去看一下被鲁迅刻意回避的另一个中国留学生——施霖的命运。根据仙台鲁迅调查委员会渡边襄的考证，施霖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除了体操得满分，英语、代数、几何、图画全部不及格，第二学年的考试成绩依然如此。在鲁迅离开仙台的1906年，施霖的名字也从仙台二高的学生名册上消失了。

施霖的存在，又在从另一个层面提示着鲁迅的屈辱——愚弱而体格健全的“示众的材料”。

就是说，在当时同一校园仅有的两位清国留学生中，鲁迅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而施霖却有意无意地体现了中国人的低能——同时证明了日本学生“疑惑”的合理性。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鲁迅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

鲁迅最终发现，他是无法逃脱身份的痛苦，也无法逃离自己的同胞。鲁迅后来把拜伦对雅典人的心情表达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是他那时对中国人的心情。鲁迅决定回到中国人中去，医学解决不了问题，他要“改变他们的精神”。

于是在第二年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也即是1906年3月初，鲁迅通过清国公使提出了退学的申请。经和他要好的杉村宅郎的提议，有4名同学为他开了一个送别茶话会，5人还合影留念。在这张现存的照片里，戴着制帽的鲁迅拄着手杖，昂首挺胸地站在左侧稍稍偏开的地方。

今天，在东北大学校园内还保存着鲁迅上课的阶梯教室，木板墙上涂着白色的油漆，上面铺以灰色的瓦顶。鲁迅就曾经坐在第三排的位子上。

回到东京

东京的本乡区的汤岛和西片町一带位于东京大学的西门外，是一片安静而优雅的社区。一栋栋精巧的独栋二层小房比邻而立，虽然式样各异，但是组合在一起并不杂乱，反而显得丰富多彩。若是上班时间，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在幕府时期，这里原是安置各地大名人质的区域，后来就发展成了一片高档住宅区。

从仙台退学后的鲁迅重新回到东京，就生活在这个区域。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里说：“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然‘转变’了。‘我退学了。’他对我说。‘为什么？’我听了吃惊地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1906年的夏天，鲁迅受母亲之命回乡办了婚事。正好二弟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上年冬天到北京通过了练兵处留学日本的考试。只是因为近视不能学习海军，在学堂里闲住了半年，这时改为学习土木工程。于是，1906年夏历九月，两兄弟就一同前往日本了。

鲁迅重来东京后的情况，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他决定不再正式地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

这时候鲁迅每个月还拿着33块银元的官费，把名字挂了德语学校。只是感兴趣的课才去听，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学。

在仙台医专退学前，他主要穿学生制服，后来则常穿和服，脚下是一双木屐，很像当地的穷学生，不是为了冒充日本人，而试图方便。冬天则穿棉的和服，一般人都要在里面穿绒布长衬裤的，鲁迅则只是一件衬衣加条短裤，顶多外面再加件大衣，再冷的天也如此对付过去。至于铺盖只有两条棉被，真的是一铺一盖，不管厚薄，冬夏一样使用。

周作人回忆说：“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子。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盒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支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

这期间，鲁迅和周作人搬了几次家。有一次还搬到了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居。那是朋友许寿裳租下的房子，因为太大，就拉齐了5个人一起住。许寿裳在这5个留学生的住处门口的路灯上题上“伍舍”两个字。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伍舍》中回忆说：“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余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于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散伙了。

1908年住在伍舍的几个月里，鲁迅有机会跟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1903年，章太炎因在《苏报》上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和为邹容著《革命军》所作的序言被捕，被判监禁3年。1906年出狱，即到日本，不久就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章太炎的革命与独立精神对鲁迅的影响颇大，而鲁迅临终前的绝笔就是怀念这具有斗争精神的国学大师。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而在许寿裳的笔下，上课的情景却有些滑稽：“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出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在东京的日子，鲁迅还跟随一位亡命的俄国妇女学过一段俄语。但只学了不到半年就结束了，一方面每个月6元的学费比较贵，另外就是路远，步行过去不方便。

鲁迅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神保町一带的书店街。那里紧邻着明治大学，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旧书店市场，挤进了几百家书店。店面大小不一，但门口一律堆积着如小山一般的各种旧书。店内大堂挑高五六米，立满了高高的书架，人站在下面觉得十分渺小。

鲁迅常跑到那里去买书，尤其是德文书。周作人回忆道：“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4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

买不到的书，鲁迅就开了单子，通过日本最大的丸山书店到欧洲去买，往往要等两三个月才能拿到。

20世纪初的日本，已经成为东亚的媒体中心，以及西方思想的传播中心。鲁迅在东京的这段自学岁月，对于他后来的思想形成与写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记述了初读《天演论》时所受到的震动。不过，鲁迅在接触进化论后很快就去了日本。严复的《天演论》虽然风靡举国上下，但还只是赫胥黎《进化与伦理学》的节译。

鲁迅是在日本接触到了更全面的“进化论”思想。根据潘世圣的研究，进化论进入日本，大约比中国早10多年。1878年，东京大学创立后不久，即聘请美国动物学家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前来担任动物学及生理学教授。摩斯在授课和讲演中，就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日本传播进化论其重要作用的是本国的动物学家、文明批评家丘浅次郎。他在1904年出版了风靡明治、大正两个时代的畅销书《进化论讲话》。这本书是第一流的生物学专家面向一般读者所写的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启蒙著作。丘浅次郎不仅从生物学的角度细致介绍进化论，论证了进化论的正确性，而且论述了进化论与哲学、伦理、教育、社会、人生、宗教的关系。到1907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再版印刷达10次之多，历经数十年而不衰。

鲁迅留日期间，特别是从仙台退学回到东京直至归国（1906～1909）这几年，恰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风靡日本席卷青年之时。鲁迅不仅读过《进化论讲话》，而且亲耳听过丘浅次郎的课。当时在鲁迅挂名的德语学校，担任生物课讲师的恰恰就是丘浅次郎。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则来源于当时日本对于尼采思想的传播。鲁迅赴日前后，正好是尼采在日本最流行的时期。1901年，年仅31岁的批评家高山樗牛发表了《作为文明批评家的文学者》介绍尼采，受到世间的高度评价。不久，他又发表了《论美的生活》，再度激起强烈反响。在日本，一场关于尼采的讨论由此开始。

在鲁迅写作早期论文的时候，尼采思想在日本汹涌澎湃，正显示着巨大的震撼力量。1908年二三月，学者宫崎虎之助发表了《20世纪的三大思潮》。他把19到20世纪之间的世界性的思想哲学概括为三大思潮，即尼采的个人主义、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叔本华的涅槃主义。

“原鲁迅”

买书、读书、写文章成了鲁迅后仙台时期生活的主要内容。虽然密切往来者中，依然包括像陶成章这样的激进革命者，但鲁迅的注意力并不是如何推翻清政府。他在另一个方向上寻找救亡的道路，而且他的思考深度很快就超过了革命派。这就是他在去仙台前就已经思考的“国民性”的问题。也许“排满”是容易的，那么“排满”之后呢？他故乡绍兴台门里的亲戚们是否还会相信洋人“挖人眼熬油”的无稽之谈？

鲁迅回到东京是1906年3月。同月，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在东京出版，并在上海和南京发行，鲁迅后来将其从日文译为中文。接着，他编写的《中国矿产志》又由上海的普及书局出版。他开始了他所谓的“文艺运动”。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几个必须的人，商量以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所以只谓之《新生》。”从这时起，鲁迅通过自学开始正式研究西方近代文学。

他大量购买了很多文学和思想方面的书籍，而且，在研究的基础上，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后，又相继写出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长篇文学、文艺评论。

虽然，《新生》杂志终究没有出，但是本来想要在《新生》上写的文章，都发表在另一份留学生杂志《河南》上。在《知堂回想录》里，周作人把给《河南》杂志写的稿称作“《新生》甲编”。

在此期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论文，都是用文言文，晦涩难懂，曾经被认为只是鲁迅年轻时代的习作。但是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却告诉我：“然而读过原文后我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实际上几乎都可以从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原鲁迅’。”

鲁迅在南京时，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读《天演论》，那是他第一次与西方思想相遇。在写到《文化偏至论》以下三篇文学评论后，鲁迅通过在日本留学“和西方的相遇”，已经从科学达到了文学这个终点，应该称之为“原鲁迅”的他的思想构架已经完成。按照伊藤虎丸的看法，“特别是《摩罗诗力说》是应该叫做他的文学原论的作品”。

在《破恶声论》中，他尖锐批判了把学习西方的各种玩意儿——富国强兵、立宪会议、科学、监狱乃至兜裆布制造法等——当做“文明”的浅薄态度。所谓在“整体上”来学，并不是“浮泛”地学。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并不是把文化分成各种各样的既成品来引进，而是要从造就出文化的精神中学。

鲁迅受到了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他看到西方人认为所有事物都是不停地进化发展，这是积极而进取的思考方法。而中国人的传统思考方法，则是寻求理想于尧舜之世，不思变革旧的生活。他从中发现了中西文明间的异质性。他认为西方进化论体现了人类的尊严，而且蕴藏着“度越前古，凌家亚东”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鲁迅所接受的进化论不是斯宾塞的“进化的伦理”，而是赫胥黎的“伦理的进化”。赫胥黎没有用丛林法则来代替“上帝”，没有用生存竞争、自然淘汰这些进化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去支配人，而是“试图把人从自然宿命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鲁迅也因此认为，中国现存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是军备和国力上的弱者，以至于不能顺应世界大势，从而败亡于生存竞争。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在精神上还缺乏人所应该具有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会被淘汰。

鲁迅并不赞成那种为摆脱危机必须富国强兵，以成为强者和适者的救国主张。他认为，俄国与德国的武力崛起并非人类的发展道路，那种“唯援甲兵之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其实不过是退化到以前野蛮时代虎狼之性的表现。他称此为“兽性之爱国”。

所以，鲁迅的进化论，并不是把人类的历史作为人、作为生物适应环境的过程，而是将其作为“人格”的人的精神进化过程，所谓改造国民性也就是完成这种人格与精神的进化。

许寿裳回忆，鲁迅曾对他说，“中国民族最为缺乏是爱和诚”，人们都深深地病患于虚伪和无耻，在猜忌中相互中伤。那么病根在哪里呢？原因很多，但“最大最深的病根就是两度沦为异族的奴隶。对奴隶还存在爱和诚的问题吗？唯一的疗救是什么呢？是革命”。

鲁迅的文学运动，其目的就是恢复他们所说的“爱和诚”，即恢复民族的伦理性。革命在鲁迅那里，并不仅是从满族那里夺回政治权力，而是把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从而完成精神上的进化。

而这种伦理进化的顶点，就是从尼采那里获得的“超人”。鲁迅认为，他们应该具有自身反省的内面性，还要有近乎傲慢的强烈意志力，能够孤立于庸众，反抗既成的一切，通过反抗求得无限的发展。

于是，“精神界的战士”（尼采所说的“超人”），“振臂一呼”（摩罗诗力说），至今尚在沉睡的“朴素之民”，就被他们的“心声”撩动，起而从之，这就是他当时所描绘的“略为乐观的革命图示”。而鲁迅就在此时，“开始把自己也当做这样的战士”，也就是他所谓的“真的人”。他的对立面是奴隶与奴隶主。鲁迅把这种“真的人”称为“诗人”、“天才”、“英雄”、“精神界之战士”，并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的出现上。

这些论文，如鲁迅所说，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当时的留学生们大多数对政治、经济等感兴趣，对文学感兴趣的很少。

但是，他1909年回国的时候，内心真正向往的，是去做这个“精神界之战士”，也就是“真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佑造对本文写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对他们表示感谢） 弱国子民战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