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诞生

( 现代版画家李志耕的木刻作品《新兵》 )

绍兴会馆

1912年5月5日，鲁迅到了北京。这天上午11时左右，鲁迅所乘的轮船抵达了天津，然后换乘15时开行的火车，晚上19点左右才到达前门火车站。他在骡马市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然后才去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当年他的祖父周福清也在这里住过。

《鲁迅全集》中收录的鲁迅日记，就是从他到北京这天开始的，以前的日记都散失了。有了日记，他的生活就更加清晰了起来。

宣武区南半截胡同是南北走向的，会馆在胡同北段，大门朝东，早先门两旁卧着一对鼓状的门墩，门额上写着绍兴县会馆，门面不大，里面大大小小有80多间房屋。后来周作人说，这地方不大好，因为挨着杀人的菜市口。

鲁迅最初被安排在会馆西北侧的藤花馆。住下后，他雇了一辆骡车前往西单南大街的教育部报到。后来由于藤花馆人多吵闹，他又搬到了补树书屋。

( 1936 年10 月8 日，鲁迅与青年木刻家聚会时的情形 )

辛亥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好友许寿裳推荐下，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到南京任职。1912年初的三四个月里，国内政局不断变化：清室退位，孙中山按照事先的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到南京就职，在北京组织政府；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和许寿裳一同回绍兴去了一趟；5月初，又一同起程北上。鲁迅在北京一直居住到1926年，他一生有1/4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绍兴会馆住了7年，是仅次于故乡的地方。

蔡元培在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之外，新增设了社会教育司。这个司起初分设第一和第二两个科。第一科管“宗教”、“礼俗”，第二科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文艺、音乐、戏剧、古物调查和搜集。鲁迅被任命为第二科的科长。但不久，第一科移交内务部管理，第二科就变成第一科。8月，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还要他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

(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 号绍兴会馆，鲁迅在此住了7 年 )

鲁迅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共和国的未来期待，积极参与了政治。在北京他成为一名公务员。他从日本回到国内，憧憬着成为“精神界的战士”。这样的战士，不一定是办杂志写文章，办现代教育，宣传新文化与新思想进而开启民智，当然是重要的工作。

若干年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却是光明的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当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是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

( 北京市西城区八道湾胡同11 号，鲁迅兄弟当年花3500 银元买下了这个大院子 )

蔡元培从清代五项教育理念中，删除了“忠君”和“尊孔”两项，代之以“世界观”和“美育”，即哲学和情操教育两项。他主张以“美育”取代“宗教”，“社会教育司”就是为此而增设的。可以说，蔡元培教育改革思想中的最重要的部分都是交给鲁迅来办的。

教育总长蔡元培很重视美育，甚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希望鲁迅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也正是鲁迅愿意做的。

( 北京市西城区八道湾胡同11 号内鲁迅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

他在教育部职务范围内所做的工作，在日记中有一点记载。例如，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曾去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曾去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曾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曾参与筹建图书馆。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册（1913年2月）上，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美术的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包括设立美术馆、奏乐堂、保护古建筑和文物等事项，许多都是社会教育司职能范围内的事情。

鲁迅移居到北京后，中华民国的命运很快从高潮跌到低谷，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也不顺利。蔡元培留下改革路线后，3个月就辞职了，“美育”的改革也在1912年夏天被废止。鲁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日记里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如此豚犬，可怜可怜。”

( 民国时期，鲁迅母亲鲁瑞（前排中）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为周作人，左为周建人，前排右为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左为周建人妻羽太芳子 )

但鲁迅却执著地履行一名公务员所能做的事，尽管这些工作全无反响。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到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听众却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有来。鲁迅的“寂寞”就是从这时逐渐加深的。

教育部是个很闲空的衙门，经常的事务不多。职员们上班，常常只是喝茶、吸烟、谈天、看报。鲁迅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话。根据他日记的记载，早饭经常不吃，午餐一般与三两同事在附近的小饭馆对付。晚上如果有朋友，就去会馆不远的广和居。广和居是北京有名的老店，就在南半截胡同的北端。

( 北京市西城区西三条胡同21 号鲁迅故居。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买了这处房子 )

如果周日，他就会出去转转，去西直门外的万牲园，或去南城的陶然亭，最喜欢去的还是琉璃厂书店，差不多每周都在那里待上半天。有时候他会去前门外观音寺街的青云阁理发，或在同一条街上的升平园浴池洗澡。不过经常两个多月理一次发，3个多月洗一次澡。

鲁迅在教育部，最初月薪200银元，后来增加到300银元，他每个月给母亲寄100银元。按照当时北京的物价水平，市民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12块银元就够了，在北京大学包伙一个月6块银元，1块银元可以请吃涮羊肉了。

( 北京市西城区西三条胡同21 号内鲁迅的书房和卧室 )

鲁迅的经济生活有了保障，但是他的内心却无比“寂寞”，痛苦不堪。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这寂寞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这种“寂寞”该如何理解？它是从何而来的？

“寂寞”的中国

( 鲁迅、许广平夫妇与儿子周海婴合影 （ 摄于 1930 年 1 月 4 日） )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回顾了他的心路历程，其中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寂寞”。他的“寂寞”是从《新生》失败开始的。他在回国前，和弟弟周作人翻译了两辑《域外小说集》。翻译小说收获的也是寂寞，读者只有20人。“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那位“极熟的友人”就是许寿裳。

《新生》虽然失败了，鲁迅开始感到寂寞。但是回国后的鲁迅，并没有消沉，而是外向而积极地开始了他的启蒙活动。

在绍兴中学堂，鲁迅是同事中唯一坚决不留辫子的。这种姿态令人感受到他的自负：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在东京时代的评论中反复描述的那种“精神界的战士”——无畏众嚣、独身奋斗。这时的鲁迅，是学校里唯一的“过激派”。

他在杭州的同事夏丏尊在回忆录中记载：“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那时的鲁迅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一件衣服穿半年，抽着廉价的强盗牌香烟，给学生们讲生理卫生课，还和同事们一起驱逐了学监“夏木瓜”。辛亥革命时，他还带着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安抚人心。

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充满了热情和期待。鲁迅后来在《病后杂谈》中评价辛亥革命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什么嘲骂”。也就说可以光明正大地剪掉辫子。从辫子下解放，对鲁迅来说，是辛亥革命最具体的意义，也是最具体的成果，而且也“终于有这一天了”。在当时的鲁迅看来，民国元年是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时期。

革命后第二天，鲁迅和他的好友范爱农一道，满怀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上街去，“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结果他的“疑心病”又犯了。在《范爱农》一文中他写道：“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不过，鲁迅还是满怀希望地投入到了新的社会建设中。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越铎日报》，鲁迅题写了激情洋溢的创刊词，讲人权，讲自由，讲真知，讲公民的责任：“纡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免，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

然而挫折来得太快。

革命成功了，这些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他们的军政府也并不见得比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好多少。鲁迅在《范爱农》中讽刺道：“他（革命党王金发）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这个王金发本来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越铎日报》也因为“言论自由”，骂了都督和姨太太们，就受到了威胁，办不下去了。

“它们爬上来，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出来帮着袁世凯要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鲁迅在各种文章中都反复叙述辛亥革命的失败。可以说这是他后来文学运动的原点。

鲁迅到北京后，蔡元培推动教育改革，但碰到了保守派的抵抗而失败。不久，又传了好友范爱农落水而死的消息。在绍兴，范爱农是鲁迅最好的知己，两人经常在周家新台门一起喝酒说“胡话”。范爱农的死给了鲁迅很大打击。他一直认为范爱农之死，并非失足落水，而是绝望于现实后的自杀。

鲁迅给范爱农写了3首挽诗，其中一句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似乎是他对现实时局的看法。人们所厌恶的清王朝是覆亡了，可是现在当权的袁世凯同样不堪。

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接着袁世凯又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孙中山和黄兴即起兵讨袁，号称“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败。孙中山、黄兴再度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凯又囚禁了章太炎。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曾经几次去探望这位失去自由的老师。

1915年，袁世凯决定称帝，为了消灭反对的势力，他加强了控制和镇压。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恐怖气氛。

后来，鲁迅在《〈杀错了人〉异议》一文中这样描写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旧充满了各种荒谬。

为了摆脱痛苦，如《呐喊·自序》中所说他开始用各种办法麻醉自己，比如校勘古书、抄古碑，这使人能强烈地感受到，鲁迅作为学者或士大夫的趣味。

而抄碑的作用与目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的说法十分有趣：“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麻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然而鲁迅的“绝望”并非仅仅是对政治的绝望。在后来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添剥落已尽，于是旧像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就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辛亥给中国刷了一层新漆，但只几个月的时间就剥落了，又回到了过去的轨道。中国仍旧是那个“寂寞”的中国。从日本开始，鲁迅就开始为打破“寂寞”而奋斗，在留学时代，弃医从文就是以此为目标。所不同的是，经过挫折，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寂寞”看起来无穷无尽，而没有边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他陷入痛苦。他坐在绍兴会馆的院子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生命就在这无边的“寂寞”中，“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

这时期，鲁迅自号“俟堂”，意思是古人的待死堂。周作人解释：“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

鲁迅就这样住在绍兴会馆里，度过寂寞的时光。然而从地理的角度看，绍兴会馆实在不是个“寂寞”的地方。会馆不远的北半截胡同有浏阳会馆，谭嗣同曾在那里居住。东面米市胡同有南海会馆，住过康有为。南侧的珠朝街有孙中山住过的中山会馆。西面的烂缦胡同湖南会馆，是毛泽东在1919年“驱张运动”时住的地方。

毛泽东后来在陕北根据地对冯雪峰说，很遗憾“五四”时期没在北京见到鲁迅，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都见过了。

形势比人强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在《呐喊·自序》的开头，鲁迅是这样写的。

他所“不能忘却的”是梦还是寂寞？恐怕两方面都有。年轻时代曾做过许多梦，这些梦不久变成了“寂寞”，这些“寂寞”在压制了很久后终于变成了呐喊。

袁世凯称帝失败，并于1916年6月死去。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1917年7月1日，军阀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鲁迅不肯向复辟的皇帝陛下称臣，7月3日，他到教育部向同事道别，不干了。几天后复辟乱平，他才回教育部上班。

袁世凯一死，一些亡命国外的人纷纷回国。秋天，蔡元培回来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又请来了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许多新教师。先后在文科任教的，有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黄侃（季刚）、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刘半农、王星拱等人。甚至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

就是在这时候，中国社会有了新的时代动向。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在创刊第一号中，陈独秀就说明了办刊方针，不是“批评时政”，原因在“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陈独秀认为，现在重要的是提高国人的觉悟，特别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改造青年之思想”。

随后，陈独秀与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了一场文学革命，以白话文运动为武器，加快“思想改造”，推动社会启蒙。

文学革命的目标，就是“个性解放”。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旗帜。科学，作为思想和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加以提倡。在这个旗帜下，文体改革与打倒儒教道德为目标的反封建运动完全融为一体。于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最高纲领，提倡“思想改造”和“社会改造”。

与鲁迅一样，陈独秀与胡适同样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问题是人们的思想和一人当政的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因此《新青年》的具体目标，就是打倒儒教道德以及支撑这种道德的家族制度，主张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等。同时，语言和文学的改革，作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部分，成为运动的重要支柱。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中写道：“中国近代化的特征，就在于它沉重的不易容纳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欧近代，就在于它高傲的传统文化的抵抗之（换句话说是保守性）。而这份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堵阻碍近代化的几乎令人绝望的因袭之墙。由于两个方面，难以分割地交错在一起，也就不是用‘好’的遗产或‘坏’的遗产所能简单的来区分。”而新文化运动的靶子，就锁定在保守的传统文化。不推倒这赌绝望之墙，就无法建立新的希望。

在日本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在一同听章太炎讲学的钱玄同，这时是《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他很热心敦促鲁迅兄弟给《新青年》写稿。于是便发生了那段关于“铁屋子”的著名对话。周作人此时已在北大当教授，搬来北京和鲁迅同住在补树书屋。对于钱玄同的登门约稿，周作人是比较快地答应了。而鲁迅的态度最初却比较消极，觉得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后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谈到当时的心情：“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他17岁离家出走，独自奋斗，寻找中国变革的道路。这么多年过去了，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变革、消沉、再变革、再消沉，他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了仿佛一切都是循环不断重复的。在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中，鲁迅怀抱着深深的寂寞，这寂寞变成了失望，也成了绝望，使他对文学运动也怀疑了起来。

但鲁迅最终还是决定参与。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终究是不能被抹杀的，“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而“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于是，“寂寞”之于鲁迅，虽然是绝望的来源。但同样也是他不能不呐喊的理由。

狂人与阿Q

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4卷5号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小说，作者署名“鲁迅”。就是在这一天，鲁迅诞生了。

这篇原文只有10页的小说，不仅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近代小说，是中国近代文学的纪念碑。这时鲁迅已经37岁，尽管以前也有一篇文言小说（《怀旧》）问世，但作为作家写出首篇小说的年龄已经相当晚了。

早两年，他的表弟阮久荪，大姨母的儿子，忽然精神病发作。也许鲁迅就近观察了他病中的表现，才促使他写这一篇。这是一篇政论性很强的小说。作者没有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花费许多心思，几乎是把自己的一些思想通过小说中主人公的口直接呼喊出来。

《狂人日记》揭露了中国社会黑暗的本质——辛亥革命虽在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国，但实际仍被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所支配。鲁迅希望从根底上批判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揭发儒家道德的非人性，暴露社会的病根。

但他的批判并没有止步于此。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假设了一双“觉醒的狂人的眼睛”，通过这双眼睛实现了价值观的颠倒。读者会发现，“狂人”其实是正常的，倒是那些“正常”的人们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鲁迅建构了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互相“想吃”，又不想被吃，人人“疑心极重”，“面面相觑”。可怕的是，每个人都是吃人的，即使觉醒的狂人，他的嘴里也吃了“几片妹子的肉”。每个人都是悲剧的制造者，都是杀人的凶手。

“狂人”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暴君、压迫者或恶人来压迫民众，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如果这样倒还有救，民众只需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推翻暴政。但是在《狂人日记》中，要吃人肉的倒是那些被虐待、被压迫的民众。吃人的不只是“知县”、“衙役”、“地主”和“债主”，更是被他们“打枷过的”、“占了妻子的”、“逼死老子娘的”苦难中的人们。所以，在这个逻辑下，奴隶也是奴隶主。

鲁迅试图通过《狂人日记》，去揭示出“吃人的社会”的整体构造。这比攻击社会的黑暗，比控诉独裁者的暴虐更为重要。因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题终究是被压迫的民众，如果不改造国民性，不去解放民众的精神，那么历史只会永远重复下去。在这些民众身上，鲁迅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这是个没有人的自立，因而也就不会有沟通的社会。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没有发展的社会，正像史书上满本都写着“仁义道德”，而在字缝里却隐藏着“吃人”，在大名义名分下，实际是重复着吃与被吃。这个世界绝不会通过人的自立与沟通而书写新的历史。

鲁迅在同一时期写下了《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市场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当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鲁迅看到“奴隶与奴隶主是相同的”。越是被虐待者，越是弱者，就越会在遇到哪怕是稍逊于自己的弱者的时候，变得比暴君还暴虐和残忍。“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了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

他于是提出了现实的困境：没有个人的自立，就不会产生民众间民主的协商与沟通，而没有沟通，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同时，鲁迅透过吃了人肉的“狂人”，也知道了自己同样是一个加害者。伊藤虎丸认为，这种“罪的自觉”，使他打破了指导者=被害者意识，赋予了他单枪匹马，提笔上阵的作为主体“个”的责任意识

伊藤虎丸认为，《狂人日记》不仅为文学革命第一次填充了实际的内容，还开辟了以白话来表现西方近代思想的近代小说之路。“陈独秀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是侧重张扬进化论，‘民主’、‘科学’这些西方近代思想，以此作为权威从外部对落后的中国封建思想进行批判。而《狂人日记》通过中国人灵魂内面的自我批判，从内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的黑暗。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为媒介，才能成为真正的批判。”

鲁迅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依着“将令”，到1922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

1921年10月12日，北京《晨报》创刊了副刊，由孙伏园编辑。他也是鲁迅在杭州时的学生。副刊有一个叫做“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登一些比较轻松的文字。孙伏园请鲁迅为这专栏写一篇分期连载的稿子。这样，12月4日的报纸就刊出了小说《阿Q正传》的第一章：“序”。署名巴人。一个穿越时代与国界的人物登场了。

孙伏园的约稿，也许只是触发的契机罢了。其实这是他早就想要写的。这篇“序”一开头就说了：“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后来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又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因为有这次约稿，鲁迅就将它写了出来。

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预言：“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阿Q这个形象的创造，和鲁迅长期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有明显的关系。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他创作这部小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后来他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中更说，他写《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他把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一些最严重的弱点，最核心的则是“精神胜利法”。

周作人认为阿Q具有极广泛的普遍性：“阿Q这人是中国人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他）承受了噩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

按照日本第一位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的说法，鲁迅创造了阿Q获得了“通向世界文学的普遍性”。1933年2月，美国记者斯诺问鲁迅：“你认为在中国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鲁迅逝世后不久，在筹备编印《鲁迅全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提出要抽掉《阿Q正传》这篇作品，理由是歪曲了辛亥革命。

1922年末，鲁迅把他写的15篇小说编了个集子，取名《呐喊》。其中收录了1918～1922年创作的14篇小说。这些作品继续展示的是人吃人社会的各种现象：革命者的断头，中医的荒唐，食恶人心肝的恶习，围绕辫子的悲喜剧，对他人痛苦和不幸的麻木的旁观者，尤其还有那些围观杀头，以此做赏玩的看客。鲁迅把长期积蓄在内心的社会黑暗记忆，一一倾吐。辛亥革命遭受挫折的经验，在漫长的寂寞压抑后，终于喷发而出。

在这一时期，鲁迅把自己当做黑暗的斗士，置于黑暗的一侧。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于是他暂时放下自身无法释怀的“绝望”，而首先面对黑暗发出呐喊之声。

兄弟与家庭

新文化运动最火热的时候，鲁迅忙着在北京城四处看房子。故乡的台门要卖掉，他要把母亲、妻子和兄弟们都接到北京来住。

191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拿出省吃俭用的钱，再加上卖掉绍兴老宅的1000多银元，买下了北京新街口八道湾胡同的一套大四合院。房价总共3500银元，中介费173银元，税款180银元，自来水管费115银元，算下来总共花了4000银元。鲁迅虽然收入不低，但家庭负担重。要养母亲和妻子，要承担大家庭的生活，即使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的娘家，他也要经常接济。有时候还要帮助穷学生。

鲁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曾为钱所困。在他的日记中，对钱的出入记录十分详细，几乎毫厘必记。有钱的快乐，无钱的烦恼，他都体会颇深。

八道湾胡同现在已经拆了。它的西口在赵登禹路，很小很窄，非常不起眼。胡同转来转去，时宽时窄，鲁迅买的八道湾11号还在，而且竟90多年都没改过门牌号。为了一家人的团聚，鲁迅特意买了一套很大的房子，进门绕过影壁就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周家第二代人丁兴旺，周作人三个孩子，周建人两个孩子，鲁迅很喜欢孩子，院子很大可以让他们自由玩耍。自南向北共有五进的院落，鲁迅住在中院，后院一共9间房，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八道湾聚居3年多，突然在一个下午决裂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一直都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晚上突然单独开伙了。这天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都没有人知道。

7月19日上午，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书交给鲁迅：“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事情闹到这地步，已经不能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了，鲁迅决定搬家。不久，朋友许钦文、许羡苏兄妹帮他找到了砖塔胡同61号的房子，那是许羡苏的同学俞芬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有几间余屋，可以分给鲁迅暂时居住。

他和朱安商定后，8月2日就一同搬到砖塔胡同住了下来，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在他搬到这里之后的两三个月的日记中，触目皆是到各处看屋的记载。

在新居安顿好后，鲁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湾的东西，这就爆发了他同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有所记述：“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这次正面冲突，给鲁迅刺激极大。3个月后，他在《俟堂专文杂集》的“题记”中写了一段话：“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直接的文字记录。许寿裳把这事归咎于羽太信子。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

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佐证了这个说法：“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羽太信子与鲁迅的矛盾，猜测最多的还是经济原因。当时这个大家庭是羽太信子当管家。周建人回忆二嫂羽太信子：“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

鲁迅、周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的观点也是如此，他在《回忆鲁迅》这篇长文中说：“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

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原来十分亲密，两人从小一起看书，鲁迅在外面买的书报也都寄给周作人。后来两人在日本，所有的生活杂事也都是鲁迅出面负责。周作人去北大教书，工作也是鲁迅推荐的。鲁迅本是个极重家庭生活的人，与周作人的决裂对他伤害至深。而周作人与鲁迅分手后，则脱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不再关心社会，只求自己的生活安定。

鲁迅和妻子朱安搬到了砖塔胡同暂时过渡，他们在这里住了9个多月。很难想象，这是他们夫妻独处的最长一段时间。

1906年，鲁迅在日本读书期间，母亲鲁瑞给他安排了这门婚姻，也直接造就了鲁迅一生的痛苦。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朱夫人是旧式的女子，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因而‘瑟琴异趣’。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在鲁迅几十年的日记中，只有一处记到朱安的事。那是1914年11月26日：“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颇谬”也许就是他们夫妻关系的真实写照。

鲁迅是大孝子，不可能违背母亲的意愿。而对于朱安，他也是理智而宽容的。他知道，朱安同样是受害者，离开自己就无法生存。在一篇《随感录》中，鲁迅表示了他对于这种“无爱情婚姻”的意见：“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与共同长大的兄弟决裂，与无爱的妻子继续精神上的苦刑。这就是1923～1924年鲁迅的生活状态。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个时期也被称作“五四退潮期”。

不再彷徨

1924年2月4日，鲁迅、母亲和朱安在租住的砖塔胡同迎来了除夕。

根据鲁迅的日记的记录，大年三十这天，他还在四下讨要欠薪。忙了一天，要回了240元。于是赶忙买了酒和点心回家，与母亲和朱安吃年夜饭。他在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别多。”

也许就在这天晚上，趁着酒意，听着远远近近的鞭炮声，鲁迅开始写《祝福》这篇小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2月6日，大年初二，他在日记中写道：“雨雪、休假……夜失眠，尽酒一瓶。”鲁迅喝了一瓶酒，一夜未睡。天亮时候完成了《祝福》的最后一句：“我在蒙眬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然后在文字下面署上日期——“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1922年写完《不周山》后，鲁迅在创作上有一年的空白。1923年没有小说问世。1924年2月写成了《祝福》，后来收在了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中。

在鲁迅的小说中《祝福》是最悲惨的故事。在人们按顺序去吃比自己更弱的人的社会里，即使是处在最底层，也还有比阿Q更弱的可以转嫁压迫的对象。祥林嫂就是这样一个在黑暗的循环结构中受厄无告的人。

鲁迅没有采用此前在《呐喊》中对人物命运留有余地的做法，因为《呐喊》时期鲁迅确信“黑暗”是有“我的黑暗”的缘故。但祥林嫂的不幸，回绝了“我”的同情和叹息，“关闭了一个存在的硬壳”。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杂志的同仁们逐渐发生了分裂，杂志也渐渐办不下去了。1920年5月至8月暂时停刊。陈独秀在1920年2月回到上海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事务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编辑部就设在陈独秀的寓所。《胡适口述自传》中提道：“他（陈独秀）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卷以后，那个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后来。后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心情：“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呐喊》时代，“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奔向了不同的方向。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胡适则踱进了研究室，倡导多研究问题：人力车夫的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的问题、卖官和卖国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的团体就这样分裂了——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而鲁迅在孤独中，再次经历了寻找内心的“彷徨”。

这时鲁迅评价自己：“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伊藤虎丸认为，战斗意气冷却的原因，一方面是运动的分裂和停滞，另一方面则和呐喊后不得不再次面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有关。“以此为开端，作者在自己确信的黑暗框架内，同故事中的人物一起为寻求出路而进行痛苦的《呐喊》世界被打破了。”

于是，被祥林嫂回绝过来的视线，又不得不重新发现自己的孤独。在这种孤独与虚无中，鲁迅也就再次开始反思青春时代的寂寞、复仇的热情以及后来的一切。“彷徨”正是此时鲁迅心态的概括。

鲁迅在同时期的《野草·希望》中写道：“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然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家庭崩析，同人分裂也使鲁迅感到无助，如同独自行走于荒原之上，“寂寞”再度来临。经过痛苦的思索和彷徨后，他决定继续独自战斗，沿着“精神界之战士”的路径走下去。

转变的契机就是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以女师大事件为契机，鲁迅又再次从虚无中摆脱出来，回到激烈的争论中去。

杂文与论战

新文化运动后，鲁迅陆续担任北京一些学校的兼职授课教师，最多达八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他受聘负责讲“中国小说史”。从1924年开始，鲁迅的非工资收入（上课收入和版税、稿费）就超过了教育部的工资收入，这说明他已经是社会的名人了。

“女师大”学潮的起因很简单，因军阀战争阻断了交通，导致几名学生返校迟到，而校长杨荫榆则毫不留情地开除了这些学生，于是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后来冲突由最初的求情，演化为恶语相加。本来一些学生就对杨荫榆的严格管理不满，于是借着这次事件，学生们要求教育部撤换校长。

杨荫榆是江苏无锡人，曾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后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她是杨绛的姑妈，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说她没有看清社会的形势：“她（杨荫榆）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事，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在这一事件中，鲁迅积极支持学生，组织起“校务维持会”，自愿为被军警赶出学校的学生上课。同时，他还和《现代评论》派，特别是陈源（西滢）展开了激烈的评论。这是后来一直持续到死的反复争论的开始。

1924年11月，周作人等人创办《语丝》杂志。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知道，他捐了10元钱资助创刊的费用。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第四期，他又发表了《影的告别》、《求乞者》及讽刺诗《我的失恋》。后来这些都收入了散文诗集《野草》。

就在《语丝》周刊创刊之后不久，12月13日，《现代评论》周刊也在北京创刊了。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源（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周鲠生等人。这是一个政论时评性质的刊物，陈源在上面辟有“闲话”专栏，每期发表些关于文化、思想和时事的短评。

这两家杂志，在1925年“女师大事件”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现代评论》支持杨荫榆，《语丝》支持反杨的学生，两个刊物就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都发表了不少争论辩驳的文章。鲁迅写的，大都编入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语丝》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鲁迅激愤尤为强烈，特别对现代评论派称游行队伍为暴徒，表示了强烈的憎恶。后来《西滢闲话》编辑出版的时候，在广告中称陈源为“现代派主将”，作为陪衬，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

为了扩张论战的阵地，鲁迅还积极推动《莽原》等文艺杂志的创办。他认为中国需要“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需要集结更多的战友继续为之战斗，“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他在1925年3月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在同月31日的信中说：“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

1925年4月，在鲁迅的推动下，作为《京报》副刊的《莽原》问世了。鲁迅在《华盖集·题记》里说明了他创刊《莽原》的意图：“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

在《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分两次刊出了鲁迅的《灯下漫笔》。他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更直截了当地说：“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郁达夫评价鲁迅的杂文——“寸铁杀人，一刀见血”，刻薄得令敌人恐惧。

在鲁迅毕生的200多万字的作品中，小说集只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相当于全集一半的是外国小说的评论和翻译。剩下的是古书校勘，或古典小说的研究和搜集，更多的是被叫做杂文、杂感的独特的时事评论短文。

这些杂文，被贴上鲁迅的杂文的标签，并被赋予“投枪匕首”的内涵。鲁迅坐在书斋里，随时捕捉大小事件，饱含对时代的愤懑，既是攻击非人性与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文字，也是把敌人隐藏着的本质毫不留情地披露出来的尖刀。

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评价道：“（这些杂文）其中蕴含的鲜明的人道主义和洗练简洁的问题，的确都是鲁迅自己创造的，后人无法继承。……杂文就是他的武器。”

鲁迅一生使用过140多个笔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笔战是真正残酷的战斗。

1924年5月，在外租房大半年的鲁迅又买了一处小四合院，在阜成门内西三条。“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在《秋夜》中写道。买房的钱是跟两个朋友借的，直到他后来去厦门教书才陆续还上。据后来许广平的说法，买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安慰鲁迅的母亲，因为她习惯住自己的房子。现在的鲁迅博物馆就设在这里。

西三条的房屋不大，是一个只有一进院落的小四合院，院内原有几间房屋但都破败不堪，买房子花了800元，修葺花了至少1000多元。中堂北面接出去一间小平顶的屋子，作为鲁迅的书房兼卧室。这就是著名“老虎尾巴”。小屋子只有9平方米。据许羡苏回忆，鲁迅自己并没有叫过“老虎尾巴”，只叫“我的灰棚”。

他在这里写了《野草》、《彷徨》，以及大量的杂文，都编入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对手咒骂他是“学匪”、“土匪”，他后来索性就叫这里为“绿林书屋”了。

同路人

如同当年在南京水师学堂与《天演论》相遇一样，20多年后，鲁迅在北京又买到了一本影响他日后思想与命运的书——《文学与革命》。鲁迅购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是1925年8月26日的事。《鲁迅日记》当天记述：“往东亚公司购买《革命与文学》一本，一元六角。”

日本庆应义塾教授长堀佑造告诉我，鲁迅买的《文学与革命》是茂森唯士从俄文原著第一版直接译成日语，在大正十四年（1925年）七月二十日由改造社出版。这本书当时在日本的评价很高，认为是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概括了革命前后的俄国文学动向的古典名著。“在当时的日本，无产阶级杂志就介绍说，《文学与革命》是常与列宁齐名的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写的评价文学的著作。”长堀佑造说。

1924年以后，鲁迅开始逐渐关心文艺理论，《文学与革命》则是他得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专著。1925年8月以后，鲁迅曾又购买了《无产阶级文化论》、《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西伯利亚流亡记》等多种著作。他对《文学与革命》一书尤为重视，不仅自己收藏了多种版本，还热心向友人推荐该书。

在购入《文学与革命》的第二年即1926年，他亲自翻译了该书的第三章《亚历山大·勃洛克》，把它作为勃洛克的长篇叙事诗《十二个》的序言。并在该诗集后记中说托洛茨基是“深解文艺的批评者”。此后，鲁迅不止一次谈到托洛茨基，言辞大都是褒义的。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从俄共除名并流亡国外后，鲁迅仍对这“深解文艺的批评者”保持了肯定至少是中立的态度。

勃洛克的这种文艺观，与鲁迅正翻译介绍的厨川白村的文艺观，以及当时鲁迅自己的文艺观相近。也就是“一方面强烈主张文学终究是‘为人生的’，反对把文学当做是‘休闲’与‘趣味’，一方面又主张文学终归是独立于其他目的的”，是“二者的统一”。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让鲁迅十分兴奋。在世界知识分子向左转的大趋势下，鲁迅也非常想了解苏俄革命时期的文艺现状与文艺政策。从这时候起，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关注苏联的文艺理论。在1929年，他亲自翻译了多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论战的著作。其中包括日本学者片上伸专论无产阶级文学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译的《文艺政策》，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对鲁迅影响最大的则属革命“同路人”的概念与理论。它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就是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提出来的。“同路人”是上世纪20年代初苏联文艺界对那些同情无产阶级革命、被认为可以同无产者作家同走一段路的作家的统称。

鲁迅在“同路人”的概念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鲁迅认为，“革命人”与革命“同路人”是不同的。他在日本时期就拒绝了参与暗杀行动，在行为上始终没有成为冒着生命危险的“革命人”的角色。而他自身的旧式文人的基因也阻碍他去成为“革命人”。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革命“同路人”。按照托洛斯基的说法，革命的文艺作品恰恰是由革命“同路人”完成的，革命人是没有精力和能力管理好社会主义艺术的。鲁迅在《竖琴》前记中写道：“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长堀佑造认为，鲁迅对于“同路人”身份的最终确认是受到了他和许广平爱情的影响。许广平在《风子是我的爱……》这篇文章中，坚决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与你们无关系。”

1926年“三一八”血案后，北洋政府借讨赤之名，加紧了镇压。4月，报纸上披露了包括鲁迅在内的50人逮捕令。鲁迅决定离开生活了14年的北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这一年的8月，他和许广平同路南下。■

[主要参考资料：《鲁迅全集》、《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周作人）、《鲁迅》（许寿裳）、《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鲁迅与日本人》（伊藤虎丸）、《一个人的呐喊》（朱正）、《鲁迅与仙台》（大村泉）、《惜别》（太宰治）、《走读鲁迅》（陈光中）、《仙台神话的背面》（董炳月）、（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的想象）、《鲁迅弘文学院的入学》（北冈正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北冈正子）、《鲁迅与周作人》（孙郁）、《鲁迅的思想构筑与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界流行走向》（潘世圣）、《“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丸尾常喜）等] 诞生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