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营12年——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

（文 / 熊蕾）

( 熊向晖从南京中学毕业时留影（摄 于1936 年） )

“闲棋冷子”

小时候，爸爸在我眼里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曾经从事过那么特殊的工作，他也从来没有在我和哥哥面前提及什么。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你参加过长征吗？”他就简单回答一句：“没有。”然后再也不多说什么。我周围很多同学的爸爸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既然爸爸不是，那就更觉得他是个普通人。

第一次我对爸爸的身份有点“特殊”的感觉，还是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眼睛出了点问题，妈妈带我去同仁医院做手术。手术后天已经很黑了，妈妈把我带到了钓鱼台宾馆。也不知道什么人在那里摆了两桌酒席，我们在那儿蹭了一顿饭。

饭后，爸爸和几个叔叔伯伯玩牌、打麻将，妈妈和几位阿姨在理发室做头发，我被他们安排到礼堂看演出。还记得那天演的是京剧折子戏，咿咿呀呀的我也听不懂，于是开始东张西望，没想到一下子看到了观众中坐着周恩来总理。我赶紧跑到理发室，兴奋地向妈妈报告这个消息，接着又回去看戏。就这样跑来跑去后，在礼堂外边的大厅里，正巧见到出来休息的周总理。还没等警卫人员拦我，周总理就把我招呼过去，微笑着和我寒暄。当他问我“你爸爸是谁”时，我愣头愣脑地回答：“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接上了：“噢，熊向晖，我认识他。”我很是惊讶，搞不懂周总理这个大人物怎么会认识我爸爸。

谜底是几年后揭开的。上中学的时候，父母被派驻国外，有一年暑假一位伯伯带着我和哥哥跟他一家到北戴河玩。他上大学的女儿闲下来喜欢给我们讲故事。有一天讲着讲着就讲到了胡宗南攻打延安的历史——那一段故事我小时候在报刊上看过，陕北几战几捷，毛主席胸中有雄兵百万——可那天那个大姐姐讲的内容我完全不知道，她讲毛泽东转战陕北，胡宗南身边有我们的共产党员，讲得虽然不是很详细，但也绘声绘色，听得我们很入迷。谁知最后她突然转过脸对我说：“这几个共产党员就是申健和陈忠经，还有一个是熊向晖！”我听了大吃一惊，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哟，申健是我姑父啊！啊，还有我爸？我爸还干过这个呢？！”

( 1971 年11 月9 日，熊向晖赴美参加第26 届联大会议前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合影 )

若干年后，父亲当年的经历逐渐见诸各种媒体并被广泛传播，其中不乏主观臆想、夸张渲染之辞，父亲对此甚为反感。他也不喜欢被人称为“红色特工”、“红色卧底”或“红色间谍”，认为它们江湖气太重，在他看来，这只是特殊时期组织交给他的一份特殊工作，所以他更愿意把自己形容为一名“中共情报工作人员”或“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其实在那个年代，很多投身革命的青年人都是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父亲就属于这一类。熊家祖籍安徽，我爷爷是京师大学堂（注：北京大学的前身）第一届法政系毕业生，曾在山东为官，父亲就是他在山东掖县（注：今山东莱州）任县令时出生的；爷爷后来又出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父亲兄弟姐妹都受过很好的教育。

( 熊向晖夫妇（右三、四）在西安 )

1936年9月，17岁的父亲考上清华大学。父亲就读于南京中学时，就追求进步。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父亲早知道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他当年就是奔着找共产党的目的而报考清华的。当时清华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是蒋南翔。入校3个月后，父亲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2001年，一家电视台采访父亲时，82岁的他还特别流利地背诵出当年的入党誓词：“……牺牲自我，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37年7月，父亲回武汉过暑假途中，“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合并成立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最热门的去处是延安，父亲当然更想去。可正在此时，一位地下党同学告诉他：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身份，去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 熊向晖与胡宗南的同僚在西安东仓门合影（摄于1944 年） )

“战地服务团”是国民党刚成立不久的战地服务组织，很多流亡的青年学生在这里接受一个月左右的训练后奔赴前线。父亲在长沙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没几天，就跟随队伍乘火车到了武昌。

那时身为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刚打完淞沪战役，名声甚响。胡宗南本人很重视青年学生，加之部队损失很大，所以他对战地服务团非常重视。12月下旬，胡宗南奉命率部西进，到河南信阳集结待命，他本人于途中转赴武汉，晋蒋复命，特地利用这个机会接见服务团成员。

( 1948 年，熊向晖在美国西保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

我想父亲能被胡宗南看中，也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因为此前，他对胡宗南所有的了解，也就是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那本书里提到的一点点，大概印象就是胡宗南这个人很特别。所以，从胡宗南点到他名字的第一刻起，无论举止还是回答，父亲都有意识地让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他发现，胡宗南对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问题逢人必问：“你为什么到本军来？”父亲发现大家的回答基本上千篇一律，所以当胡宗南问到他同样的问题时，他故意回答“来革命”，让自己显得“有些奇怪”。这果然给胡宗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胡宗南的秘书后来告诉我父亲：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画了圈，大多数画了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3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4个圈”。

胡宗南显然对父亲很满意，不但在当天晚上又找父亲进行了单独谈话，而且第二天还专程请我爷爷吃饭，言语间对父亲评价颇高。爷爷本来反对父亲弃文从军，但见胡宗南言辞恳切，便也同意了。

( 熊向晖一家摄于上世纪30 年代的全家福（后排右二为熊向晖） )

父亲后来才知道，在胡宗南身边安插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其实是周恩来的想法。面见胡宗南后，按照地下党同学之前传来的指示，父亲有一天晚上找到了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他要找的蒋南翔当时不在，周恩来也不在，时为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董必武接见了他。董老特地把父亲叫到楼上秘密谈话，他告诉父亲，当周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参加。对人选，当时周恩来提了几个条件：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人家；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年纪轻、仪表不俗还要有学识修养——周恩来当过胡宗南的教官，对胡宗南了解得很深，他提出的条件其实都是迎合胡宗南的。董老又告诉我父亲：“当蒋南翔推荐了你时，我和恩来都认为合适。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有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

董老还对父亲说：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董老最后还嘱咐他以后不要再到八路军办事处来，要耐心等待，甘于做“闲棋冷子”。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共产党遭蒋介石血洗，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周恩来特别注意广布“闲棋冷子”。后来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不光在胡宗南身边，白崇禧那也有——就是谢和赓，傅作义那儿也有……只是有的人待住了，有的人没待住。

( 1947 年4 月，国民党军占领已是空城的延安，胡宗南（中）与蒋介石秘书沈昌焕、《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合影 )

“不闲不冷”

1938年2月，父亲跟随服务团去了陕西凤翔。不久，胡宗南有一次从西安到凤翔，又一次约父亲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欣赏之情，那天他还当场送了父亲一只瑞士手表——这是父亲第一次有手表。

( 熊向晖夫妇结婚照（摄于1947） )

第二天，父亲就被胡宗南亲自送到他主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中央陆军学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父亲是第七分校的首批学生，按黄埔序列，算是第15期。即将毕业时，胡宗南对之前被指派上来讲话的两位学生不满意，专程指定我父亲代表毕业生上台致辞。毕业典礼上，父亲念着自己拟定的讲稿，讲得慷慨激昂，深为胡宗南欣赏。典礼一结束，胡宗南找父亲谈话，说自己需要一位“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在他眼里，父亲显然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久，父亲就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侍从副官的工作，是负责处理胡宗南的日常事务，替他安排日常公务日程及衣食住行方面的事务性活动。除了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工作外，父亲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是别人不能替代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下属部队做“精神讲话”，父亲起草的讲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

( 1962 年，时任中国驻英国代办的熊向晖在伦敦举办国庆招待会 )

曾担任第34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的张佛千后来写文章回忆说：胡宗南的一举一动，熊向晖都知道。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属实。胡宗南的军事会议，作为侍从副官，父亲都能参加。但是送给胡宗南的机密电报，父亲是看不到的，他也从来没有拆开看过。只有一些胡宗南批过了的电报，父亲才能看到。胡宗南机要室的密码本，父亲也有机会接触，但是他从来不看。在西安与他联络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王石坚有几次让父亲把密码本搞到，都被父亲拒绝。因为当年董老指示过他：抓大放小，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搞密码本太容易暴露，一旦被发现则满盘皆输。

跟随胡宗南工作的前两年，父亲主要是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的势态。那时候，胡宗南也很注重延安的动态，他让父亲订了一批延安的报纸，有重要内容摘给他看。有一次延安报纸上登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和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胡宗南看到这一段后说：“只有老毛能吹这个牛，别人谁也吹不了，我们国民党吹不了。”那时候父亲认为胡宗南积极抗日，倾向进步，有时还找他一起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以为他有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注：俄国十月革命后由白军将领转变为红军将领）。多年以后回忆起来，父亲承认：“我那个时候把胡宗南看得简单了，把问题也看得太简单了。”

( 1936 年，南京中学同学在清华大学合影( 后左一为熊向晖） )

不过在那时，中共方面也对胡宗南抱有一定的期望。1940年，负责地下工作的吴德峰到西安与我父亲秘密见面时，还告诉他：“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所以父亲在西安的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帮助胡宗南“向好的一边走”。

1938年，中共党员宣侠父在西安被暗杀。父亲一直以为是胡宗南派特务暗杀的，所以在与吴德峰的会面中，他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是胡干的，他就要把胡毙了，为宣侠父报仇。吴德峰当即告诉他：共产党是不能搞暗杀的，你不但不能害胡宗南，还要保护他。这句话令父亲印象深刻。

( 1996 年，熊向晖（右）与原国民党将军张佛千在家中会面 )

有一次父亲陪着胡宗南出行，借宿于秦岭的一个小山村，他主动要求在外面担任警卫。父亲后来回忆，这一夜，望着山间清冷的明月，他内心感慨万千。想到自己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追求理想的革命青年，现在却在这儿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做警卫工作，真是匪夷所思。这是自己当初参加革命的初衷吗？他又想起“七七事变”以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是飘零各地，音讯难通，一时心境复杂……虽然对自己的做法是否值得也产生了那么一点怀疑，但是转念一想，这是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啊！而胡宗南在回去的路上偶然得知父亲一夜未睡为他担任警戒后，回西安后不久便很快将他破格提升为上尉，从此更信任有加。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再度走向紧张，而中共对胡宗南不再抱有希望。这样一来，父亲的任务也变得非常明确，那就是搞情报。此时，他已经是“不闲不冷”了。

周恩来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两年前布下的“闲棋冷子”，很快就在国共之争的大棋盘上发挥了作用。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认为这对中共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也是进攻延安的最好时机。于是他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他要求胡宗南的部队在6月底之前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立即展开相应军事行动。为了避免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

而在当时，从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来看，他们对国民党部队向延安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思想准备不足，延安当时只有358旅、359旅等，兵力不过4万人，而对方则调动几个军总兵力达40万人。情况危急，父亲赶紧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他的地下联络人王石坚。

7月4日，胡宗南收到朱德发的一份明电，电报里直截了当地点明：“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父亲初一接到这份电报时，心里不由一惊。因为这份电报直接引用了他传递出去的情报，这是十分罕见的。但事已如此，他只能坦然面对。

胡宗南接到朱德的电报，也是非常意外。他把电报看了两遍，又让父亲再念一遍，皱着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下来，他马上就向父亲问道：“谁泄的密？”这时候父亲已经想好了，就建议胡宗南指定专人，将所有知道这一军事机密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清查一遍；又建议有嫌疑的人不要参加军事会议。可胡宗南当天晚上召集军事会议时，又照例让他参加，显然把他排除在嫌疑人之外。

其实中共方面当年下了一招很险的棋。很多年后，《叶剑英传》披露，最先想出这一险招的是叶剑英。面对这种大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他想出了一个类似诸葛亮“空城计”的作战方案——就是索性告诉对方“我知道你要打进来了”，让对方不敢轻易有所动作。毛泽东、朱德对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

因为这是一条非常机密的军事情报，公开泄露的后果就是极有可能牵连到情报工作人员，所以当时中共方面也做过评估。我们后来知道，当时还责成社会部来想办法保障父亲的安全，可是时间来不及。经过再三研究，最终还是采用了这一方案——马上以朱德的名义把电报打给了胡宗南，以“道路纷传”来掩盖情报来源。这是没办法的事，这也肯定是从全局出发权衡利弊的结果。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即使由于这次“泄密”事件暴露了身份而牺牲，那也是值得的。

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闪击延安”的计划取消。毛泽东后来对李克农说：“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要害核心部门的同志，干得很出色。”他指的就是父亲熊向晖这样的同志。罗青长则回忆：“毛主席称赞，在这个时候，凡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特殊“大礼”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22日，胡宗南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在郑州主持受降仪式，接受日军第12军军长鹰森孝的投降。回西安后不久，胡宗南被晋升为上将，还获得蒋介石颁发的一枚胜利勋章，正是志得意满之即。他告诉我父亲：准备保荐他去美国留学，要他做好准备。

父亲当年在清华读了一年之后就去了胡宗南那里，所以并没有得到大学毕业文凭。那年他已26岁，想早点取得硕士文凭。我大伯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他们俩长得很像，年龄又接近。父亲于是决定“借用”大伯的大学文凭，直接到美国读硕士。那段时间，父亲主要在南京活动，为赴美留学做准备。

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1946年6月的一天，按照约定的暗语，一位神秘来客将父亲接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驻地，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原本需要面见父亲了解国民党内战的动向。而一见面，周恩来神情有些焦急，他告诉父亲：昨天下午，他坐马歇尔的专机从延安到南京，由于疲倦在飞机上睡着了，到了梅园新村才发现身上的本子不见了，估计是掉在了马歇尔的专机上。小本子上没有别的要紧内容，唯独记了父亲在南京的地址。周恩来向他检讨说：“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你的地址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可是自己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父亲当时深觉震撼——倒不是因为周恩来丢了写有自己地址的本子，而是因为这件事只有他自己一人知道，却如此真挚坦诚、又勇于承担责任。他当即表示，自己已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周恩来很严肃地对父亲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但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其实在丢失记事本的当天下午，马歇尔的侍从副官就来到梅园新村驻地，一直等到周恩来外出归来。副官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周恩来，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把这份机密文件当面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自己丢掉的小本子。

本子是还回来了，可是怎么评估这个风险呢？周恩来的分析是：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父亲很可能就暴露了。通常来讲，这时候秘密党员应该马上撤到安全地方，可是周恩来又坦率地说：“主席讲过，你一人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问题的关键是，马歇尔拿到本子后会不会送给蒋介石？周恩来与董必武对此分析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马歇尔此刻正是国共“调停人”的身份，想必不会让自己卷进来。万一他把消息告诉蒋介石，估计蒋介石采取行动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周。所以，周恩来让父亲先去上海找个可靠的地方暂避，若有异常则由可靠的人用暗语通知，党会安排人护送他去苏北解放区。父亲在上海躲避了两周未见异常，于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照常回南京继续办留美手续。

1947年1月，父亲与母亲在南京举行了婚礼。我的母亲谌筱华当时是同济大学的学生。11岁时外公去世，她是由我外婆带大的。母亲从小就非常独立，读书又好。她和我的六姑妈熊汇慈是中学、大学时的同学。因为父亲的身份特殊，很多年来他都不愿意涉及感情问题。家里人都操心他的婚事，可是他又不能向家人公开他的身份，只好说：要找一个家庭和社会关系简单、谈得来的姑娘。我的姑姑觉得她的这位同学很符合他的要求。

父亲见了后，也觉得妈妈比较可靠。最神奇的是，他和妈妈见第二次面时，就把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相信你不会泄密。我是共产党员，跟我结婚，有可能掉脑袋。我说清楚，如果你同意，我们就谈下去；如果不同意，我相信你也不会出卖我。我不要求你马上答应，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考虑考虑。”

这是父亲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他的身份。没想到我妈妈更干脆：“不用考虑，我愿意。”我后来还和父亲开玩笑说：“你怎么能这样不守纪律？”父亲回答说：“那有什么，我看人不会错。我们即使不做夫妻，我相信她也不会出卖我。”就这么肯定。我又问妈妈：“你听说他是共产党你什么感觉？”她说：“我就冲他是共产党才答应的！”

因为恋爱没有汇报，父亲后来还为此受到批评。但是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党组织只得让爸爸安排妈妈来西安一次，实际上就是要考察她是否可靠。妈妈到了西安后，陈忠经出面见了她，王石坚同她长谈，让她参加他们的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眼光果然没错。

为了让我外婆满意，父亲邀请蒋经国为他们证婚。父亲与蒋经国比较熟悉，他在1942年的时候曾陪同蒋经国和蒋纬国视察西北，朝夕相处了整整3个月。蒋经国不喜欢王明，但是父亲后来回忆说，跟蒋经国待的3个月里，从来没有听他骂斯大林，也没有说苏联不好。他跟父亲在一起时就谈苏联小说、唱歌，他用俄文唱，父亲用中文唱。因为有这一段交情，所以蒋经国不但欣然应允出任证婚人，而且提出婚礼在以黄埔军人为主的“励志社”举行，费用由他承担。

周恩来做事一向周到，在梅园新村那次见面时，他就嘱咐父亲：赴美之前一定要回西安向胡宗南告别。父亲依计行事。1946年11月，胡宗南在西安为父亲饯行，希望他早点获得学位。离开西安时，父亲还暗自思忖：自己的“特殊任务”自此告一段落。谁都没有料到，没过多久，胡宗南又特地把他找了回去，而这一次，送了他一份极为特殊的“大礼”。

保卫延安

父亲本来计划在婚礼后就乘船赴美，可是能买到的最早一班船票也是1947年3月，所以他和妈妈结婚后决定先去杭州旅行，两个星期后再回上海搭船赴美。3月1日那天，他们俩刚从杭州灵隐寺回到饭店，发现有一个戴墨镜的中年男子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那个人自称是保密局的，他告诉父亲：早晨收到毛人凤密电，命他速查熊向晖是否在杭州；毛人凤又让他迅速安排熊向晖在第二天下午18点前到南京见胡宗南。听到这一番话，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小本子的事是否已经暴露？但是从对方谈话当中感觉又不太像。所以他让妈妈到上海下车等他，他自己前往南京。

当他被带到胡宗南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时，胡宗南一见到他就告诉他说：“马上要攻打延安，所以你推迟3个月再走。等打完这一仗，你再去美国。”原来2月28日当天，蒋介石急召胡宗南到南京，要他在3月10日那天进攻延安。因为蒋介石强调此次攻打延安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胡宗南眼里，父亲是帮助他进行“政治进攻”的最好人选，所以他才特地动用保密局的人把父亲找回来——跟随胡宗南多年的国民党老人张佛千后来回忆到这一段时，也略带懊恼地说：“胡（宗南）最不应该的是，在熊已动身赴美时又特派专人要熊留下‘打下延安再走’。我要说一句对老长官不敬的话：‘真是鬼摸了头！’”

胡宗南对父亲交待：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然后，他给了父亲一个文件包，让父亲根据里面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还叮嘱父亲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父亲打开文件包一看，里面是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另一份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3月2日那天，父亲趁胡宗南外出，倒锁房门，详细地读了进攻延安的战略方案的抄件，然后记在脑子里，把抄件烧毁，余烬投到抽水马桶里冲掉。第二天上午，父亲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父亲就将情报送给了王石坚。而王石坚通过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3月7日，他又找到王石坚，告诉他因为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未撤离，所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3天。

3月8日晚，父亲与其他几位随行人员跟随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前往洛川胡宗南的前线指挥所，部署进攻延安的具体方案。此时，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带来了一套美国最新的探测无线电台方位的设备和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专门配备给胡宗南。他们经过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的无线电台最多，因此判定中共首脑总部在兴县。他们还在积极工作，以求判明陕北共产党军队各级指挥部的位置。另外，父亲也了解了此前没有掌握的胡宗南各个部队的具体行军部署，什么“走山不走川”之类的，相互之间怎么衔接等等，他意识到这个情报非得发出去不可。

可是此时他已无法赶回西安向王石坚汇报。怎么办？父亲之前的工作从来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眼下的情况又不能用暗语传达，而他又没有任何正常传递情报的手段。最后，他毅然决定将情报写在白纸上——他也知道这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可是紧要关头，他也只能这样冒险行事——然后将信装在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的大信封里，上写西安“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收。里面却有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王石坚的，另一封是写给潘裕然，请他勿拆附信，迅速转交王石坚。

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每天乘吉普车来往于西安、洛川，传递书面文件，父亲同他们都很熟，他把这个大信封交给他们，叮嘱一定要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潘裕然是否是地下党员他也不知道，传信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是这是他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父亲后来说：“我是豁出去了。”

王石坚的秘密电台迅速将情报告诉了延安。周恩来后来告诉父亲，得知胡宗南有了侦测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他们很重视，下令中央所有的电台静默3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直接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后来的事情无须赘述：3月18日晚，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那段时间，父亲也随时关注战报，想知道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的安危。5月的某一天，胡宗南的手下人员传来一份情报：周恩来在5月14日公开露面，宣称：毛主席、党中央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父亲将这条消息告诉了胡宗南，胡宗南听后显得非常平静，沉默了很长时间。过了几天，他对父亲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临行前，父亲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父亲握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这是父亲与他的最后一面。

“后三杰”

父亲是1947年5月20日离开胡宗南的。不久，他从上海乘船赴美，当年9月进入克利夫兰西保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研究院读政治经济学硕士。一个月后的某一天，父亲从《纽约时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称国民党在北平、西安破获中共地下电台，抓了不少人。因为和国内通讯不便，他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不久，他收到在南京的母亲写来的一封信，告诉他，王石坚被捕。

原来1947年9月底，中共社会部在北平的秘密电台被侦破，负责人李政宣招供，西安、兰州、沈阳、承德的情报组织也因此受牵连，这次事件是中共情报系统遭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华北、西北、东北五部地下电台遭破坏，导致44名地下情报工作人员被捕，牵连被捕123人。王石坚是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以前他也曾被逮捕过，但表现得非常坚强，后被周恩来设法营救。可是这一次被捕，他很快就招供。王石坚后来去了台湾，恢复原名赵耀斌，曾在情报部门任少将，后病故。

当父亲得知王石坚被捕的消息后，他推测，自己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父亲当时是以国民党公费生的身份到美国留学的，拿政府奖学金，每半年一发，是900美元。到了1948年春天，父亲的美元用完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尝试着给胡宗南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写信，没想到徐先麟居然又寄来了900美元。这900美元的生活费，父亲节衣缩食地用到1948年末。这时，胡宗南已经一败涂地，父亲就不好再跟他们要钱了。

父亲后来也一直很奇怪，王石坚被捕后，他在西安住所的全部衣物，包括留存在西安绥靖公署的信封、信笺全部被搜走，可是他和母亲一直安然无事，而且不光是他本人，王石坚同时联络的另外两位地下工作人员、先于父亲到美国留学的陈忠经和申健也都全身而退。不过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查获的敌伪档案，王石坚被捕后，把其他人都交代了，但只有他们三个人没有交代，他只是说他是利用了他们三人。军统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这种说法，唯一的解释就是胡宗南故意把此事压下来，不愿意让蒋介石知道。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香港回到北京，他把自己的名字从“熊汇荃”改为“熊向晖”。1949年11月5日，父亲接到周恩来的一份请柬，让他第二天到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宴会。父亲去后，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都在那儿，他们原来都是代表国民党参加和谈的代表，彼此相熟。周恩来问：“你们都认识吧？”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微笑着回答：“他不是起义，他是归队。”客人们似乎有些茫然。

席间，总理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指着父亲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张治中等人非常惊讶。刘斐原是国民党国防部次长，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总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见了。”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这次会面中，总理似乎不经意地对张治中说：现在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熊向晖）是共产党员了。我今天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先生方便时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

周总理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亮明我父亲的身份呢？我哥哥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分析了此事。

那时候国民党大部队已撤到台湾，已退到西康的胡宗南与宋希濂的两个主力兵团尚有40万人马，几乎占到国民党在大陆剩余兵力的一半。早在1949年5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汉中秘密会晤，一致决定取道西昌退往中缅边境，继续抵抗，万不得已退到缅甸。这种结局当然也是中共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要将他们就地消灭，不使其逃逸云南，免生后患。

可是胡、宋向蒋介石汇报他们的作战方案后，却遭到蒋介石的断然否决。蒋介石当时的战略计划是：“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不允许轻易放弃西南。但随着杨勇兵团逼近贵阳，毛泽东就地全歼敌人之战略意图也逐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可能会明白过来，转而同意胡、宋的作战方案。不怕敌人打，就怕敌人逃。所以，如何将胡宗南套牢在此等待刘邓大军前来形成合围之势，就是整个西南战局成败的关键所在。

所以，周恩来出面宴请国民党元老的目的，可能是想离间胡宗南和蒋介石的关系。因为大家推测，胡宗南身边有共产党员的事情，无论是保密局还是胡宗南，都不敢向蒋介石如实汇报。那么这个时候，借前国民党元老之口告诉蒋介石，让蒋介石对胡宗南失去信任，进而阻止胡、宋的作战方案，就是中共方面最期望的结果。让蒋介石把胡宗南摁在西昌那儿，比他带着40万大军跑到云南要好多了。张治中后来是否写了信、蒋介石是否知道此事，我不太清楚。但是后来的确有一段时间，蒋介石对胡、宋打入云南的建议不仅坚决拒绝，而且派人看住他们，不许移动，事实上帮助刘邓大军完成了西南战役的合围。而且后来至少蒋经国等人都知道了。胡宗南到了台湾后被弹劾，我想多少跟这件事情有关。

周恩来当年对父亲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做了努力。周恩来又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和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们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情报工作的“后三杰”便由此而来。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个身份很少被人提及。我第一次知道“后三杰”的提法还是“文革”的时候。那时候造反派对外交部冲击得厉害，还要查个人历史。毛主席特地指示周总理，让他跟造反派说清楚：熊向晖、申健、陈忠经这“后三杰”是为保卫延安立了功的。在整个“文革”中，主席出面为某个人说话，这种事情并不多见。

相逢一笑

我曾以为，父亲“国军”方面的故旧在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后，必定会对他恨之入骨，再无交情可言。想不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父亲之前曾任胡宗南第一任机要秘书的程开椿老伯第一次从美国来大陆探亲，一定要见父亲。父亲设宴请了他，并请胡宗南原第3军军长罗历戎作陪。这以后，程开椿每年都给父亲写信。

胡宗南当年的西安办事处主任张佛千老伯，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资格很老。1990年4月，去台多年的张佛千老伯第一次回大陆，一到北京就打电话给父亲，一定要见面。张老伯来我家时，我恰好在。趁父亲不在，我向这位随和的老人提出了憋在心中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张老伯说：“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我有些愕然，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伯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先生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不过，张老伯倒是“耿耿于怀”一件事——胡宗南当年一共选了17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赴美学习，其中不少是受他重视的青年干部。有意思的是，除了父亲之外，另两位地下党员陈忠经和申健也在这份名单里。张老伯对父亲苦笑说：“你们忠于共产党，胡宗南送你们去美国读书；我忠于国民党，胡宗南却怀疑我是共产党。”

父亲的另一位“国军”挚友是孔令晟老伯。孔老伯长父亲两岁，他原是北大化学系学生，“七七事变”后不顾他的导师、著名化学家钱思亮的劝说投笔从戎，与父亲同为黄埔15期的同学。与父亲的人生选择不一样，孔老伯则是铁杆国民党，黄埔毕业后一直在战斗部队。到了台湾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侍卫队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台湾的警察总监。

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民党的退役中将，关山阻隔几十年，直到大陆改革开放，台湾解除戒严状态后，两位老人才于上世纪90年代最终在北京重逢。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孔老伯后来每次来北京，必要见父亲，每次见面，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父亲去世。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各为其主”嘛！孔令晟自己还说：“我还按照毛主席的方式打共产党呢！”随着和那些“国军”老伯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

胡宗南当年对我父亲确实特别看重。父亲是他的第三任机要秘书，他去见卫立煌、阎锡山、汤恩伯这些人物，都会把我父亲带上。抗战期间他特地安排逃难的爷爷、奶奶到西安定居，不但给了一笔生活费，还特地去探望他们。我大伯于中央大学毕业后，也是经胡宗南推荐，在蚌埠找到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三姑熊汇苓与申健结婚后，胡宗南出钱让他们夫妻双双赴美留学。

父亲的表现，应该说，也是值得胡先生对他另眼相看的。张老伯曾说过一句话：“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我绝对不相信，也不会想到他是做情报工作的人。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父亲是否辜负了胡宗南？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很坦然。用张佛千老伯的话说：熊向晖加入共产党在先，到胡长官身边在后，并非受到胡宗南的重用后再投共。毁了胡先生的是内战，而不是熊向晖。从台湾方面传回来的信息看，胡宗南很少提及我父亲，也从未听他说过怨恨的话。其实从某个角度说，他们都是坚定地追逐自己信仰的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信仰的主义不同。

父亲很少公开谈论胡宗南，但私下里，他也做了不少客观评价。他说胡宗南作为一名将领，在蒋介石的军队里还是很出色的。黄埔的人没有一个投降日本的，胡宗南反共是反共，但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硬仗。他毕竟守在那儿没让日寇过河，等于是管了半个西北。另外，父亲还特地提过，有的野史把胡宗南的男女关系写得乱七八糟，这是不确实的，至少在他接触的过程中，没有看到胡宗南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情。

2004年的一天中午，有人敲门，是一位操台湾口音的女人。因为台湾来的人很多，所以知道我们家地址不难。她来的时候，父亲正在午休，我问她是谁，她说：“你父亲会知道的。”我不愿意打搅父亲午休，她又不肯走，我只好请她坐等，觉得她怪怪的。

过了一会儿，父亲起来见到她。她递了一张名片，父亲一看说：“噢，为真、为善、为美！”他一下子就知道了她的身份——胡宗南的女儿胡为美。胡为美对父亲说，她想知道大陆这边对她的父亲是怎么评价的。父亲只是让她去看《周恩来统战文选》里面当年写给她父亲的那封信——“君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外战，期待他成为民族英雄。除此之外，没有再提多少。然后和她聊了一下在北京的生活，寒暄了一会儿，她告辞而去。一番谈话下来，连胡宗南的名字都没有提，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现在有人说：是熊向晖救了延安。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虽然我是熊向晖的女儿。我觉得这样说话的人是不会看历史。谁能挽救中央？没人能够挽救党中央。父亲只不过是为保卫中央做过一定的贡献，但并不等同于救了党。难道没有父亲当年的情报，延安就完了？！退一步说，就算是当年延安被国民党打下来，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会失败吗？那也未必。所以说，这样看历史的人头脑太简单。

我认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过分夸大情报的作用。有的人觉得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原来是有这个做支撑。有情报做支撑并不能否定毛泽东“自有雄兵百万”，“自有雄兵百万”才能用到熊向晖这样的人，熊向晖才服他、愿意为他冒生命风险做情报工作；此外，情报工作的判断，需要很高的智商。在当时的情况下，各方面的情报是很混乱的，而且经常是千变万化的，如果没有战略眼光根本无法判断情报的价值。毛泽东和周恩来需要做很多工作来辨别真伪，谁也不能保证一份情报一定是重要情报。而且当时即便有情报，毛泽东依然选择留在陕北，用他的小小司令部牵制住了胡宗南几十万主力部队在陕北，让他们不可能攻击其他战场，这种气魄到现在怎么想都不为过。

毛主席说过，父亲当年在国民党胡宗南部所起的作用，“一个人顶几个师”。父亲当然很高兴自己得到这样的肯定，但是他也不赞同那些夸大他作用的言辞。对于自己的角色，父亲有一个说法：让他到胡宗南那里工作是偶然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如果不是他，别人也会去。中共情报机构在西安的系统，除了父亲与王石坚这条线外，还有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这些情报组织同样也做出了很多贡献。

如今谍战剧越来越热，受这些作品影响，很多人把父亲当年的工作想象成电视剧情节那样，满是传奇、悬念，这固然是父亲工作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他没有电台，没有用什么特殊墨水写过密件，更多时候，只是默默地等待和寻找时机。这12年，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对于信仰的忠诚，他可能不会最终坚持下来。父亲是众多谍战工作者中“浮”出来的人，还有更多的人被淹没在历史大潮中。我清楚记得有一位小学同学，他的爷爷是东北的富豪，他们家支持革命的黄金就拉了好几卡车，他们对这个新政权的贡献是一样大的。恰恰是无数个我们不知道的“他们”，构成了那个年代不可阻挡的革命大潮，他们也是我们应该铭记的。■ 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历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延安时期国民党父亲蒋介石胡宗南王石坚敌营台湾共产党熊向晖西安南京周恩来12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