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尼采

( 尼采 )

尼采与爱默生

美国历史学家詹妮弗·拉特纳-罗森哈根写的《美国人的尼采：一位偶像及其思想的历史》涵盖了各种历史人物、知识潮流和文化现象，从与尼采的相遇这一角度描述了20世纪的美国智识生活，描绘了美国人与尼采的相遇产生的焦虑、渴望、觉醒和挂念。她认为，尼采触发了美国人的自我发明和文化上的自我定义，促使美国人以他者的目光来审视自己。该书的一个结论是，通过尼采提出的问题、他的著作引发的争论和他的评论形成的反思的邀请，尼采帮助美国人获得了更好的文化认同感，提升了智识成熟度。

尼采对美国所知不多。他在他的著作中对美国的评论相对也很少，现存的他对美国的评论只是重复了他的时代常见的对美国的热情和反感，他说美国文化年轻、天真，没有传统的重负。他在读了《汤姆·索耶历险记》后写道：“美国人笑的方式对我有好处，尤其是这位健壮的水手马克·吐温。我对德国的东西再也笑不起来了。”他更喜欢美国人的傻而不是德国人的聪明，认为美国人的天真和放纵有利于身心健康，但他感叹美国人不受过去限制的自由导致他们急匆匆地追求此时此地的享受。他们对黄金的贪婪、不停歇地工作是感染了新世界特有的罪——现代的不止不息。

但美国向尼采提供了一位导师——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尼采与爱默生的相遇影响了他的哲学，继而，许多20世纪美国思想家、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又受到了尼采的影响。美国的激进派和温和派、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黑人权利运动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牛仔和印第安人都能在尼采那里找到跟他们有关的东西。从左翼的女性主义者到右翼的福山都声称他们是尼采分子。很多美国政治家都可以在尼采的思想中找到支持。茶党可以选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政府是所有冷血动物中最冷血的。它冷酷地撒谎，这一谎言从它嘴里爬出：我，政府，是人民。”一位世俗的自由派可以转向尼采更尖锐的无神论著作《超善恶》。切尼式的鹰派有很多引语可以选择，如“你应该做一个总是在寻找敌人的人”。一位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寻找革命的激励，尼采可以提供帮助，毕竟他是职业的偶像破除者和一切价值的重估者。激进的保守派也很容易就能在他那儿找到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言论。对于寻找哲学论证的无神论者来说，尼采声称上帝已死且反基督；对于寻找信仰的现代表达的基督徒来说，如芝加哥大学的神学家乔治·福斯特所说，尼采和耶稣可以某种方式成为好朋友。

但美国政治家公开宣称他是一个尼采主义者会成为笑话。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时大胆地把尼采包括在了对他最重要的作家中，把他排在爱默生、林肯、马克·吐温等人之后。因为在大众的想象中，尼采仍是一位危险人物，他那些最著名的观念都是跟美国人的性格敌对的。美国是一个虔诚的国家，尼采则写了一本叫《反基督》的书；美国是民主社会，尼采却咒骂民众；美国人推崇家庭价值，尼采则鄙视奴隶道德；尼采赞美冲突、敬佩贵族的道德经常被跟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的种族主义联系起来。

( 詹姆士 )

好在美国人的头脑好像注射过预防针，能够避免尼采主义中最坏的那些症状——对冲突和政府的敬仰、人类的野兽化、在伟人面前低三下四。美国人不再把尼采跟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联系起来部分要归功于德国犹太裔学者、尼采作品的英译者瓦尔特·卡夫曼，他在“二战”后对恢复尼采的名誉做了大量工作。拉特纳-罗森哈根专辟一章，讨论卡夫曼如何把尼采看做一位启蒙哲学家，关心自我克服而非征服。他把尼采解读为一位传播解放和自立信息的人。另外，美国人之所以能够预防尼采思想中的毒素，大概是因为他们长期接触了19世纪超验主义者爱默生的著作。尼采的许多核心思想都隐藏在爱默生的随笔中。“唯一的罪是有限性，唯一正确的是遵守我的宪法，唯一错误的是违反我的宪法。”“文明人建造了汽车，但失去了他的脚的用途。”这些话跟尼采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表述方式而非本质。爱默生对自我权利的强调、对传统道德的怀疑、对形而上学的反讽都预示了尼采的思想。

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

( 爱默生 )

罗森哈根说，哈罗德·布鲁姆、理查德·罗蒂和斯坦利·卡维尔这三位很有影响的思想家都通过尼采才重新发现了美国本土的反基础主义。布鲁姆和卡维尔通过阅读尼采回到了爱默生，罗蒂通过阅读尼采重申了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思想。哈罗德·布鲁姆在《天才》一书中写道：“黎明给我们带来了信息时代。现在应该去哪儿寻找智慧呢？我的回答是，在莎士比亚、歌德、爱默生、尼采等这类人的著作中寻找。”

美国人吸收了尼采的思想，但同时高明地缓释和抑制了他对民主、宗教和人道主义的挑战。晚近美国哲学史上最好的例子是2007年去世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尼采的启发下，罗蒂认为哲学寻找稳定、客观的哲理是错误的，那是寻找不存在的东西。罗蒂写道：“是尼采最先明确提出，我们应该丢弃认识真理这一观念。”在尼采那里，放弃对客观真理的信念不只是丢弃，它是令人晕眩的、停不下来的坠落。它改变了一切。相比之下，罗蒂提出，没有理由认为人类不该在真空中竖起一道围栏。他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说，即使承认公正跟真、善一样本质上是无意义的术语，人们也应该继续为社会公正而奋斗。这是罗蒂理想的人和公民、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的立场，它融合了尼采的怀疑主义和对共同善的承诺。如果你问一位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关心他人并非命令或有理由的，为何他还关心别人，答案是他就是那样做了。想得到对不可羞辱他人等问题的原因更深入的答案，就将陷入形而上学家的行列。

在相关讨论中，拉特纳-罗森哈根使用了两个术语，一个是基础主义，认为确定的信念需要独立于人类感知的笛卡儿所说的“神的保障”。反基础主义认为，所有的信念原则上都是可以修正的，都不具有笛卡儿要求的绝对的确定性。爱默生式的反基础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不需要基础地在世界上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罗森哈根说，思考无基础的思维是爱默生和尼采的主要活动。《美国人的尼采》好像错误地理解了反基础主义主张的本质，它讨论的是基础是怎样出现的，并拒斥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假定：基础不是出现的，而是就在那里，在历史和文化之上的一个点锚定着宇宙和思想。罗森哈根说，我们没有基础地在一个不断流变的世界上生活。但这里有一个爱默生指出过的基本逻辑问题：如果不跟某种确定的原则或灵魂中稳定的东西对比，这种不停的运动和进步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法感知的。

从逻辑上说，我们需要一个基础性的原则去把握不停运动的现实。像尼采、爱默生和詹姆士教导的那样，从体验上说，我们总是在一些基础上活着，带着真理和确定性活着，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基础。爱默生和尼采认为，这些基础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可以修正的，对日常生活来说它们是不可或缺的。爱默生在《圆》的开头以技术的进步来比喻人为制造的基础，它们都是暂时的。就像自然界中没有终点，但所有终点都是一个开端。在人类历史上，新的艺术会破坏旧的。水力学使对水道的投资变得无用了，火枪毁掉了要塞，铁路毁掉了公路和运河，汽船毁掉了帆船，电力毁掉了蒸汽。所以，有很多个基础，错在认为它们来自上帝且会永远待在那儿。尼采早期说，真理是我们忘记了它们是幻象的幻象，但他后来放弃了这种激进的观点。伯纳德·威廉姆斯曾经指出，尼采不断地提醒我们，在对哲学解释的质疑之外，存在需要去尊敬的事实，还有需要去追求的真理。爱默生和尼采最终都像柏拉图一样，认为哲学思考是一项英雄的业绩：这些勇敢的追求者寻找的是奴隶们看不见的真理，他们知道这些真理会被超越。尼采在《瞧，这个人》的绪论中写道：“一个人能够承担多少真理，敢于提出多少真理，在我看来，这日益成为最终的价值标准。”■ 爱默生美国尼采哲学家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