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的生机

（文 / 贾冬婷）

( 5 年过去，吴英已不再是老家歌山镇塘下村的话题焦点 )

案中案

如今说起女儿命运的急转直下，吴永正总要归结为2006年12月吴英被债权人杨志昂“绑架”。“这就是整个案件的导火索！”吴永正的口气不容置疑，“如果吴英不是因此离奇失踪了8天，债权人们就不会恐慌，她不会被抓，本色集团也不会被查封，说不定现在已经资产几十亿了。”

再回忆起吴英被“绑架”前夜的情景，“干姐”徐玉兰仍记得一见面心头的疑惑：“她怎么变得这么小气？电话里说想我了叫我去陪她，但只开一间房，还要3个人挤一张床。我和吴英睡一头，另外一个女人睡另一头，半夜还偷偷摸摸打电话。”徐玉兰告诉本刊记者，那个女人她并不认识，只知道是房间外不时走动的一群人中某人的妻子。气氛不太对劲，但吴英并没机会跟她说什么，连一个眼神也没给她。徐玉兰第二天赶回东阳照管生意，其后几天吴英再也联系不上了。

“杨志昂说有一笔20多亿元的生意要介绍给我。”吴英后来解释，这对资金链已经开始紧张的她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她出于害怕把徐玉兰叫来，后来冒险心态又占了上风，跟杨志昂、杨卫陵和他妻子等一群人走了。“先后到过杭州、温州、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元、银行卡数张（强迫说出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价值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吴英在回到东阳后即报案，但公安局并未立案，她录完口供回去就收到了夹着两颗子弹的恐吓信。

这其中两张有吴英亲笔签名的空白文件，引发了如今发回重审的两起民事案件。吴英民事案代理律师樊军称其为两起“假案”——2006年12月28日，金华中院受理了这两起“要求付清余款”的房屋纠纷案，原告本色集团，委托代理人毕健，被告为胡滋仁、刘贤富，涉及总额分别为1680万元和1380万元的多处房产。据当时的民事调解书，吴英要求两被告支付余款210万元和280万元，法庭也当即判定胡、刘支付余款，本色交付房产证及钥匙。樊军对本刊记者说，看似严丝合缝的调解书背后，是根本不存在的诉讼。“事实上，吴英并没有提起过诉讼，她跟胡滋仁、刘贤富、毕健也都不认识，房屋转让协议和收过被告方收条的内容都是杨志昂在非法拘禁她时强迫写的。”

( 一生缠绕在各种官司里的吴永正，做好了为吴英打10 年官司的准备 )

吴永正从整齐码放案件材料的大衣柜里抽出一份材料，给本刊记者看其中一段，是杨志昂在2007年2月的审讯口供，他承认这些合同和收条都是伪造的。吴永正说，事实上杨志昂本人名下也有一份标的价格1380万元的位于湖北荆门的房产转让，他曾于2007年1月份申请过户，但在2月吴英案发后却主动撤诉，吴永正认为他这是“急于把自己撇清”。

“在逻辑上明显漏洞百出。”吴永正激动地说，“吴英仅东阳的房产，购入时就已经过亿，除非脑子坏了，才会以这样的低价卖掉。这么点余款未交也根本没必要起诉，房产证不给不就得了。更何况她根本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甚至法院调解的时间也成为疑点：“该案起诉日期为2006年12月27日，法院主持调解并签署调解书时间为12月28日，这正是吴英被‘绑架释放’的当天啊！”

( 吴英当年购买的两栋别墅 )

“我想了几年才想明白，制造这一‘假案’实际上就是为了霸占吴英的资产——只需要210万元和280万元，就能得到价值上亿元的房产，只是他们没料到吴英敢报案，更没料到会牵扯出后面轰动全国的刑案。”吴永正坚定地认为，杨志昂“绑架”背后有更大的力量撑腰，他认为“99%的可能性”是受横行东阳多年的楼氏家族指使，楼氏曾向吴英收取5000万元“保护费”，被吴英拒绝了。

“民事案件重审是个利好，可以佐证本色的资金流向，使吴英的案子更加清晰。但严格说，与刑事案件无直接关联。”刑案辩护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对本刊记者分析，“民案中的当事人杨志昂在刑案中就是吴英的债权人，就算民案中杨志昂和他找的两个人败诉了，吴英与杨志昂之间的债权债务仍不会改变。”

( 吴英长大的塘下村人均只有3 分地，收入靠的是“百工之乡”外出打工的勤勉 )

吴永正和民案辩护律师樊军寄希望于民案重审后，顺势追究杨志昂的刑事责任，以绑架罪或者非法拘禁罪再立案，并由此牵出“假案”背后的势力和金华中院审理责任，从而撬动吴英刑案一审的“死刑”判决。

吴永正坚定地认为吴英的命运会有转机。他的一生都缠绕在各种官司里，年轻时在甘肃包工程打了8年官司，回到东阳帮妹妹打官司，现在又是女儿。“80年代为追讨100多万元工程款打官司，相当于现在的上亿元了，最后在‘地方保护主义’压力下讨回了欠款，对方还说不出什么质量问题来。”在为吴英案奔走了5年后，出现在人前的吴永正仍是一身齐整的衬衣西裤，染得乌黑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从不示弱和妥协。考虑到吴英个人宣判后还要面临公司资产清算，他做好了为吴英打“10年官司”的准备，最近索性从老家搬到东阳市区一间出租屋，每天将电视机锁定在新闻频道，不时上网刷新以“吴英”为关键词的搜索页面，不放过外界一点风声。

( 为了方便打官司，吴永正最近索性从老家搬到东阳市区一间出租屋 )

借来的财富

如果没有杨志昂制造的“绑架”，吴英和她的本色集团就不会坍塌吗？放在2006年江浙地区活跃的民间借贷大环境中看，并不尽然。

即使曾有徐文荣、楼忠福等富豪的先例，吴英在东阳的横空出世也太过突兀。2006年吴英如日中天时，她还只是个25岁的小姑娘，而据工商资料统计，2006年8月10日到10月12日的两个月，这个“小姑娘”完成了15项公司及分公司设立登记、备案事项，注册成立本色集团。从上千万资产的美容院小老板到以38亿元身家居胡润“女富豪榜”第六位，仅仅只有一年时间。各种真假的传闻经媒体的发酵进一步放大，走私、傍大款，甚至有人说她是南洋军阀遗孀，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吴英和家人一开始还出来否认，后来也乐得借力打力，任由这些对财富的想象把她推向顶峰，借以赢得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金钱游戏。

这一财富神话的虚幻在回到吴英的起点时，看得更加清晰。离开东阳市的繁华10公里，就是吴英长大的歌山镇塘下村，一个被水塘包围的小村庄。尽管人均只有3分地，但1983年村民就集资建起了通向外界的水泥路，靠的就是“百工之乡”外出打工的勤勉。如今在一栋栋簇新的欧式小洋楼比照下，吴家青砖混凝土裸露的三层楼显得太过简陋，不过让吴永正至今引以为豪的是，这是他30年前就亲手建起的，那时还没人用混凝土结构，堪称村里其后若干年的“地标”。楼房刚建好后的1981年大女儿吴英出生，才两个月就被他带到甘肃，到上学年龄才送回来。其后接连又生了3个女儿，让一心想要个儿子的吴永正有些失望。但他的要求依然严苛，吴英上学前跟在他身边时，他每天教给女儿认字，上午教10个字，下午就要背出来。

如今吴英的房间早就成了杂物间，吴永正夫妻跟着几个小女儿去了东阳、杭州，老房子里只保留了一些旧照片和吴英从监狱寄来的明信片。照片里的吴英剪了男孩式的短头发，裹在不合身的衣服里并不起眼，但总是抿着嘴唇，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她在给妹妹吴玲玲的一张明信片里写道：“记得我开始懂事，我就知道自己的脾气像老爸，那么的倔，那么的要强，还很执著，为了一个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但执著的结果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长大后吴英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从技校退学要跟开美容店的姑姑学做生意，吴永正恨不得从湖北荆门回来给她一巴掌。据日后吴英的说法，她到2004年靠自己已经在东阳经营美容院、KTV、足疗店、服装店等多个生意，身家有2500万元。吴永正虽然认为东阳是个“是非之地”，但看女儿已经将生意铺开也不好再说什么，“等她自己跌倒，总结经验教训再爬起来就好”。

推动这2500万元原始资本以几何级数迅速扩张，制造了吴英一夜暴富神话的，是浙江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在离小商品贸易交易市场义乌仅半小时的东阳，借贷渠道更是便捷。吴英的钱，几乎全部来源于这一渠道。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吴英案的一审判决书认定，早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息，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处集资1400多万元，这些人大多是吴英在宁波慈溪认识的朋友。2005年底，她通过朋友杨军认识了义乌人骆华梅，继而认识了骆华梅的表哥林卫平，这个原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手里经常有数亿元资金流转。此后在吴英11个债权人、总额7.7亿元的借贷链条上，单从林卫平处就借到了4.7亿元，林卫平成为吴英最大的债权人。案发后法院认定吴英最终“集资诈骗”的金额总共3.8亿元，欠林卫平的就占3.2亿元。

40多岁的林卫平看上去十分谦和，即便因吴英案牵涉了几亿债务在身，依然在义乌一间小小的家具铺面里气定神闲地迎来送往。借助在任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期间良好的人脉关系，林卫平搭建起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借贷网，从文化局的同事，延伸到亲戚和战友，再到一群专门从事资金生意的人。一开始只是为自己开的小厂筹措资金运转，借钱不算利息，但要请吃饭唱歌，久而久之觉得还不如给利息方便。他索性辞了职，关了厂子，专心当起了资金周转人，在民间资本充裕的义乌赚取高额利差。林卫平告诉本刊记者：“做这行，纯粹靠自己的脸面。一般月息2分到4分，有的老朋友有了闲钱，利息都没谈，就直接打到我账上。”

“借钱有几个原则：不碰毒品、赌博、洗黑钱。”林卫平说。当然也不是高利息就可以，要有可靠的朋友介绍，再来看对方能力。当2005年吴英第一次随着杨军来找林卫平时，在他眼里还只是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县城女孩。她随着骆华梅叫“表哥”，说是要借500万元，开足浴店和KTV。500万元这个数目对林卫平来说太小了，他觉得吴英没什么实力，拒绝了她。2006年初吴英再来，像是变了一个人，骆华梅也说这个小姑娘生意做大了，已经有了2000多万元。林卫平随着吴英去了趟诸暨考察她的投资公司项目，觉得不错，借出了1000万元。10天后，吴英准时归还。建立了相互间的信任，吴英再来时口气就更大了，说自己要在湖北荆门投资一个五星酒店的配套地产项目，想从他这里借4亿元，据她说已经疏通了农行荆门分行副行长周亮和市政府秘书长李天贵的关系。此时林卫平在义乌放出去的其他资金正好回笼了，他又跟吴英手下负责湖北项目的方鸿谈了谈，觉得高息借给吴英确实利润可观。据一审记录，两人间的约定利率高达每万元每天40元。从6月到9月，林卫平分几笔出借给吴英4.3亿元，背后是66个个人和单位的放贷人。

等到不久后一个朋友闲聊说起“东阳出了个女富豪吴英”，林卫平才惊讶地发现吴英的场面已经铺得这么大了。他说，他觉得她想出名，特地跑到东阳把她骂了一通：“你怎么搞的，不是要投湖北荆门吗，怎么投到家门口来了？”吴英不慌不忙地解释，这是为了湖北的领导来考察本色实力，特地“把本地场面摆得好看一点”。他看吴英开着辆价值375万元的蓝色法拉利满街跑，劝她不要这么高调：“这车是拿来玩的，不像是做实业的人开的。”

林卫平的底线是，要吴英“把外面的钱搞清楚”，“钱要多少没有关系，但不要东借西借”。这是民间借贷的大忌，因为一旦资金来源复杂了就会脱离监控，“谁知道你是赚来的，还是运作来的？”

吴英一口答应下来。但随后却向杨卫陵、杨卫江、杨志昂等其他民间借款人和自己的干姐徐玉兰借钱，每笔都以千万元计。她此时的还款速度和利息都还正常，陆续还给林卫平9855万元本金和4821万元利息，她还仿照本色概念酒店模式，和林卫平合伙在义乌开了一家小山宾馆。回想起来，林卫平最后悔的就是放松了对吴英的资产运营监控，他觉得，吴英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就蕴含在她短期内涉足多个行业大肆扩张的模式里，而且太过高调，“生意要一个一个做，做完了再做下一个”。

林卫平发现他对吴英再一次失去控制是2006年12月底，她突然不接手机了。更可怕的是，他发现不止他一个债权人在找吴英，人们暗自猜测她是不是卷钱逃跑了。吴英被“绑架”回来后林卫平对她说：“这事你也是有责任的。有钱就是有钱，没有就是没有。人家来要钱，你不能说：明天有，明天你来拿。然后人家明天真来了，你拿不出，一天推一天，把人家逼到了墙角。”在林卫平看来，“因为几千万元欠款就被人搞得这么被动，也说明了吴英的能力不足”。吴英最后连300万元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还是他最后打了一笔钱补上了窟窿。

至被“绑架”起，吴英的民间借贷已经变成了高危借款，俗称“刀子款”。吴英失踪导致了恐慌加剧，银行1500万元提前催讨更是火上浇油，后来4900万元“假汇票”被没收，光彩事业500万元捐款被本色收回，脆弱链条上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吴英的陷落。

在杨照东看来，吴英案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是一个“没有受害人的诈骗案”。即便资金损失巨大，包括林卫平在内的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吴英骗了，他们认为，自己借给吴英的钱因为运营问题收不回来，是做借贷生意必然要冒的风险。

而吴英与这些下游债权人和掮客的命运迥然不同。与吴英因“集资诈骗”一审判死刑相比，即便贷款8.5亿元、背后有66个个人和单位的最大债权人林卫平也仅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6年有期徒刑，去年8月得以假释出狱。他又开启了高档公寓一体化装修、“拎包入住”的生意，因为要整合各种装修装饰资源，靠的还是人脉。但资金生意不能做了，“好像脸一下子就拉破了”。开寄售行和复印店的“干姐”徐玉兰因为在吴英最危急的时候出面借了银行1500万元，以2分的利率转给吴英还银行的催款，被定罪“协助吴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她觉得因吴英借贷链上一笔不值一提的“小钱”被牵连很是荒唐可笑，“他们说如果吴英没有我，不可能维持这么久”。

就连吴英一手建立的本色帝国，在法庭上也被和她的个人行为剥离开。樊军认为，这样或许有助于一个复杂案件的厘清，让这个“民间借贷第一案”的标志意义更强，但也势必将所有的责任都归于吴英一人身上。吴英在狱中给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人的一生拥有的财富早已注定，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所拥有的极限，那么他必定要付出代价。”

民间借贷的可能边界

走在昔日的“本色一条街”上，吴永正郑重指点着那些曾冠以“本色”名号的概念酒店、网吧、建材城、家纺店、汽车美容、洗衣店等一条龙产业，还有邻近的别墅、博大花园地产项目，如今名字被改换或涂抹，货品被封存。“是吴英将这条‘冷街’变得红火起来，甚至晚上都灯火通明，现在又暗淡下来了。”

最让他介意的是，案发后对本色资产的随意处置。“以本色概念酒店来说，虽然是吴英租来的，但她有经营权，并且花了5000万元进行装修，最终东阳市公安局仅以450万元拍卖掉了，该酒店之后又以780万元转手卖出。吴英之前还购置了38辆汽车，价值2000多万元，最后卖了32辆，只卖了390万元，这不是贱卖是什么？”他认为，如果不是金华中院在一审前违规拍卖，致使本色财产缩水十几倍，那么现在估算下来，本色的固定资产是可以偿付3.8亿元欠款的。

4年来，跟吴英接触过几十次的律师杨照东总结吴英的个性是“心大、胆大、风险意识差”，“即使一开始在监狱，还托我带一些财经类杂志，一心想着干大事，对意外情况考虑较少”。当初在东阳这个人流量有限的小城市，吴英把几亿元都砸在网吧、洗衣店、酒店、洗车店等服务业上，让很多人匪夷所思。这些看似没有效益的疯狂投资行为甚至引起了中国人民银行东阳支行“反洗钱”部门的警惕，据说早在2006年11月吴英被“绑架”前，一场针对吴英和本色集团的金融调查就悄悄展开。中国人民银行东阳支行“反洗钱”部门在秘密调查后发现，吴英洗钱行为不成立，但是她涉嫌更为严重的金融犯罪——非法集资。

在2009年4月的一审法庭上，当被质疑没有能力管理旗下众多公司时，吴英愤怒地反问：“你凭什么说我没有？”杨照东说，“民间借贷”和“集资诈骗”的争议点在于是否故意占有他人财产，比如资金是个人挥霍还是投入经营，虽然个人消费占总借款的比例很低，但吴英刚刚铺设好的本色集团仍被认为是吸引贷款的幌子，她被以诈骗罪判处死刑。

杨照东一直对吴英的最终命运持乐观态度，他的信心来源并不是这次民事案件重审，而是民间资本市场的大环境和公众关注，这种关注会影响到司法人员的判断。在2009年中一审未宣判时，满怀希望的吴英也曾在给徐玉兰的信中说：“法律是公平的，是死板和单一的，但执行法律的人是复杂和多变的。这就是我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来看吴英的生机，其实正是民间资本市场环境和民间借贷的空间大小的折射。在吴英案发前后，正是浙江经济深受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影响时，也是“非法集资”案集中发生的时期。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项统计数据，金融危机以来，浙江因民间借贷引起的经济纠纷呈显著上升趋势。2008年，浙江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则比上一年度增加60%左右。而2009年一季度，浙江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总金额高达58亿元，又是2008年同期的3倍多。

吴英一审宣判前，坏消息接踵而至：2009年1月13日，丽水市“小姑娘”杜益敏被控集资诈骗7亿余元、以“集资诈骗罪”终审判处死刑；其后是温州乐清的高秋荷、郑存芬，也都被判死刑。

在2010年银根紧缩后，风声鹤唳的民间借贷又迎来一段“松绑”期。此前被温州市中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死刑的高秋荷、郑存芬，其后在浙江省高院的二审中，都被改判为死缓。吴英在今年4月二审开庭时自认了一个轻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曾被吴永正大骂“没骨气，不是我的女儿”，如今他愿意认为是一个改判的信号，“90%是浙江高院对她施加了压力”。■

（实习记者刘玄、王华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吴英杨志生机东阳房产浙江东阳民间借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