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和现实的荒漠

（文 / 陆晶靖）

( 罗贝托·波拉尼奥和他的作品《2666》 )

2003年，波拉尼奥因为肝衰竭住进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最后实在等不到移植的器官含恨去世。此前他在巴塞罗那附近的小城布拉内斯住了15年，有自己的公寓，附近有一小片海滩。在此之前，波拉尼奥当过洗盘工、侍者、码头工人、收垃圾的、应季零工、招待员、墓场看更人……他在作家圈子里是一个局外人，写作方式充满了压抑、反叛与自虐：用很旧的电脑，接连不断地抽烟，喝很浓的菊花茶，电视开在随便一个什么频道，或者音响里大声放着摇滚。《2666》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用了5年写出来的，直到波拉尼奥去世前几年，除了西语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作品只在小范围里流行。但英文版本面世后，在美国反响强烈，一本比砖头还厚的超现实小说居然登上了畅销书榜，卖出了10万本以上。《时代》周刊则将此书评为“2008年度最佳小说”，次年这本书还得到了“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奖”，此前该奖从未发给翻译作品和已故作家。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等拉美大家成名已久的时候，似乎一场拉美文学风暴又要来了。不管最终如何，这一次的气势足以震住许多读者：波拉尼奥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很糟糕”，而对于人们盛誉的“穿裙子的马尔克斯”伊莎贝尔·阿连德，他的评价是：“根本不知道如何写作。”

人们不知道这样一本书为什么叫《2666》，通读一遍后，也很难找到直接的线索。这本障碍重重的书用标题对读者提出了第一重挑战。有人说是对《1984》的致敬；中文版译者赵德明认为是对公元2666年的预言；在众多解释中比较说得通的是，这个题目来源于数字666和20世纪的组合（666＋2000）。新约《启示录》里说666是“兽的数字”，在此后的基督教传统里，666也意味着“邪恶”和“反基督”，并被后人附会上了许多含义，如用100代表A、101代表B，则“Hitler”这个名字的每个字母相加之和亦为666。波拉尼奥用这个备受嫌恶的数字和20世纪并列在一起，对应了小说中流露出的末世气氛。书中涉及到纳粹大屠杀和20世纪墨西哥北方对妇女的集体屠杀，都是对此书名的回应。

中文版的《2666》有800多页，分成5个部分，时间跨度逾百年，涉及100多个人物，译者赵德明说这本书是世界文学史中的“清明上河图”。第一章在轻松愉快的悬念中展开，几位文学教授一起寻找作家阿琴波尔迪，在夹杂着爱情、嫉妒与肉欲的旅途中一起来到小城圣特蕾莎。这里成为此后所有事件汇集的终点。第二章的语言显得晦暗，一个智利教授携全家到墨西哥避难，在孤独中渐渐走向了疯狂。第三章接近了黑暗的核心，一位美国记者来墨西哥采访拳击赛，听说了连续发生的妇女被杀案件，最终的调查却因为种种阻力不了了之。真正的罪行在第四章展开，作者冷漠地叙述了近200起谋杀案，数目的堆砌和细节的铺陈让死亡在表面上显得波澜不惊，死亡不生产意义，而其无意义一边展现生命的虚无，一边又在挑战读者阅读的阈值——究竟对于他人死亡的惊愕会不会因为生理性的逐渐适应而产生心理的冷漠？第五章“阿琴波尔迪”一笔回转，倒像是传统德国文学中的“成长小说”，以作家的一生为跨度把前四章拢在一起，历经“一战”、纳粹、斯大林等时代，小孩成为白发老人，最终安顿在边境城市圣特蕾莎。这是小说中篇幅第二长的一章。波拉尼奥的能量在这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直到倒数第二页，他还引入了一个新人物，让他在作家面前谈起自己的祖父，一个无名的植物学家，也是三色冰淇淋的发明者——显然他打算继续叙事，直到死亡把笔夺走。

与阿琴波尔迪一样，这个植物学家也是虚构的人物，博尔赫斯凭空把一个虚构人物置于现实环境的把戏也被波拉尼奥用在了这里，纵观小说整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契诃夫的叙事原则是：“如果在第一幕里，墙上出现了一杆枪，而它到第三幕还没有放响的话，那么这杆枪就不应该出现。”波拉尼奥显然不认同这一点。他的小说里充斥着大量似近实远的细节，怀着传统文本观念的人在读的时候不得不如临大敌，努力在一个看似有序实则难解的世界建立因果联系，这是很考验读者耐心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如果波拉尼奥能再多几年寿命，会不会把那些挖了的坑填上，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再写1000多页。

其中的许多细节极具冲击力，可是波拉尼奥不像平常的作家那样乐于围绕着这些细节搭建故事，他的态度反倒是漠然的。一个画家切下自己的右手，贴在一幅画的中央，最后进了疯人院。这样惊心动魄的事件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关注，他反而愿意用接近10页来叙述3个文学教授琐碎的梦或是铺陈几十页的杀人档案。在《2666》里，我们常常能感到叙述时间无比漫长，文字像经过慢放的声音以变形的方式自然呈现出来，这里夹杂着史前的蛮荒和现代的颓废。波拉尼奥推崇博尔赫斯，但这里不是小径分叉的花园，细节组成了茂密的森林，曲径未必通幽，意义在行走中产生。这是一本无法完成的书，肉身的作者就像篇幅的终点必然死去，而文字构建的世界永远未完成。这是令人挫败的，这就是波拉尼奥的世界观，他从不认为写作是上帝的工作，相反却是失败者徒劳的自救——《时代》周刊说，写作《2666》的时候波拉尼奥已经染上了毒瘾，生活困苦，不过一个瘾君子如何能有这样的毅力，5年里日复一日地写到深夜？《明镜》周刊说波拉尼奥是“诗意的私生子”，他一方面对写作极其严格，另一方面又深受其害，在自己搭建的迷宫里欲罢不能，他不是《2666》世界的救世主，他和我们一起在末世倒下。

波拉尼奥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属于“牺牲的一代”。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他们经历了70年代的战乱、独裁和贫困的岁月，也眼看着马尔克斯、略萨、科萨塔尔横空出世，改变了西班牙语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然而拉美文学在大爆炸后归于沉寂，打扫战场的不是下一代的大师，而是不计其数的模仿和拾荒者。他们向美国贩卖情欲、乡村、族长、独裁、鬼魂这些关键词，使波拉尼奥这一代的作家不胜其烦，他在《2666》里谋求新的格局和思想，心怀全球而不只是《百年孤独》里的那一个马孔多。有位西班牙评论家在《国家报》上撰文，称这部作品超越了《百年孤独》，这个说法迅速被美国文学界接纳，如今也传到了中国，这个论断语焉不详，却有足够的煽动性。这两部作品其实不太具有可比性，虽然它们在各自的年代都具有实验性质，但《百年孤独》的叙事结构是封闭的，时空是清晰的，修辞的奇诡最后依然映射在现实上；而《2666》的结构松散而开放，叙事狂放而沉郁，波拉尼奥作为后辈已经不屑在修辞上玩弄“魔幻”的游戏，他偏爱铁一般的冷漠厚重与自虐一般的幽默。比起技巧上已臻完美的《百年孤独》，《2666》是衰败的、流动的，虚无却又野心勃勃。书的扉页引用了波德莱尔的一句诗：“在令人厌倦的沙漠里有一片恐怖的绿洲。”出自《恶之花》，上下文是：“世界单调狭小，今天、昨天、明天，总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形象：恐怖的绿洲在无聊的沙漠间！”（郭宏安译）算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

在书中一处地方，波拉尼奥终于没有忍住寂寞，借尚未发疯的文学教授向读者袒露了心迹：“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荒谬选择啊！连这些有文化的药剂师也不敢面对那些激流般不完美的巨著，可正是这些巨著在陌生的领域里开路的啊！它们选择了文学大师的完美习作。或者也同样想看练剑时的大师，但丝毫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大家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和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这比任何一篇评论都能更好地说明1125页（中文版855页）的《2666》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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