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东西合集

( 1989 年11 月11 日，一名西德儿童在墙头看着另一侧的东德人 )

莫妮卡·马龙希望人们谈论她的小说，而不仅是前东德内政部长继女的身份。同样她也不喜欢人们把她看成是一个“东德作家”，因为她说从1991年起，她就再也不在小说里写东德了。不过，2009年的一份授奖辞里依然这么写道：“莫妮卡·马龙是两个德国的记忆和感受的杰出记录者，同时又用她既具批评性又充满激情的作品伴随着德国重新统一的过程。”2010年她出了一本叫《两兄弟》的散文集，隐喻东西德关系，另外她还谈论和平、保护自然、平等和裁军，有时还为《时代》周报和《明镜》周刊撰稿，这是两份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

应歌德学院邀请在北京逗留的几天里，她在北京大学朗读自己的长篇小说《寂静巷6号》节选，会场来了许多德国教授和中国学生。她和刘索拉在世贸天阶时尚廊的对谈围绕着“历史反思”这个主题展开，感叹在她生命的前几十年，书报检查制度给她带来的困难远大于她自己创作的障碍。事实上，在中国公众对她的初次接受上，她不得不以一个“前东德作家”的身份出现。她很反对人们用一种猎奇的眼光来看待东德文学，好像它们不需要有文学价值，而只是作为一种怪诞的生活记录。她的作品目前还没有以中文出版过，这对于一位在德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作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事。

莫妮卡·马龙的母亲赫拉是犹太人，因为这个莫妮卡的生父最后没有和赫拉结婚。赫拉后来嫁给了民主德国的内政部长卡尔·马龙。但莫妮卡说：“我没有父亲。”她在17岁的时候想要出去闯荡，就把自己的行李打点好，带上18马克和香肠，坐车到了德累斯顿。家人差不多一年都不知道她的去向。她当过铣工，学过戏剧，也曾是一名记者，后来以作家身份在1988年迁居到西德。在《我是一个反法西斯的孩子》里，她这样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我学过，世界不是按国家划分的，而是按阶级，而所有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苏联；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直相信这句话……我成长在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界里，而不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当她终于和丈夫、儿子迁居到汉堡，可以自由写作的时候，已经47岁了。1991年《寂静巷6号》出版后，莫妮卡·马龙奠定了一流作家的地位。

《寂静巷6号》讲述了一个幻灭的历史学家和一个濒死的高官之间的故事。波尔科夫斯基研究了多年意识形态先行的历史学，感到人生毫无价值，从研究所辞职后为谋生路，为退休高官贝伦鲍姆记录口述回忆录。起初她十分满意这份工作，因为这种纯体力的、记录性的劳动恰好背离了她之前空洞的历史研究，但随着口述史的进行，她和贝伦鲍姆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两代人对于一段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年轻人对亲历战争和建设却又缔造了专制之间的父辈，怀着敬仰和鄙视掺杂的矛盾心情。在德语里，“巷子”（Zeile）一词也有文本里“行”的意思，在特定条件下书写的历史通常也是寂静的，众声喧哗被少数人的独白所代替，而这少数人退下舞台后，只留下轻声的自言自语。在历史文本的每一行里细看，还有比“吃人”更多的意味。■

专访莫妮卡·马龙

( 莫妮卡·马龙和她的长篇小说《寂静巷6 号》 )

三联生活周刊：从什么时候起，你决定当一名作家？

莫妮卡·马龙：我10岁就开始写诗，写得很差，但我乐在其中。我现在每天至少要写4～5个小时，否则我就会觉得这一天过得没有意义。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种叙事的冲动，我在东德当过记者——当然这份工作不是很容易，因为总是会面临新闻审查的压力——我想我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勇气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同样是叙事，当记者似乎容易些。后来我的继父去世，留下了一笔遗产，我可以一段时间不用工作也可以维生，便写了第一本长篇小说《飞灰》。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坚持写诗，也许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发给你。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一个诗人而不是小说家，你有什么看法？

莫妮卡·马龙：谢谢你这么说，不过我觉得发给诗人和小说家都很好，特朗斯特罗姆在德国还不是很有名，我还得找来看看。

三联生活周刊：他在中国也不是很有名。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诗意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即使是诺贝尔奖也是如此，而掌握瑞典语的人是如此之少，这会不会影响诗意的传达？

莫妮卡·马龙：翻译对文本的损伤肯定不是毁灭性的。诗歌是很遗憾的例子，但小说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好小说内部的节奏、词句与段落之间的重音、音调，翻译都很难兼顾，不负责任的译本也有很多，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这是个普遍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职业作家，你害怕来自市场的压力吗？会不会有一本书尽管得了很多奖，却卖得不好的情况？

莫妮卡·马龙：担心总是有的，我总是怕自己写得不够好，或者干脆失败。如果我的书卖得不好，我会遗憾，有时候甚至愤怒，但单纯的市场压力还不至于让我恐惧。我就会想，也许写得还不够好，剩下的就是钱的问题了，事实上大部分作家都会面临钱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写作风格受谁的影响最大？

莫妮卡·马龙：我被问过好几次，但我真的不太好回答，因为真的有许多杰出的作家在不同时期影响了我。硬要说的话，可能契诃夫算一个，我正在重读他的一些作品，还有菲利普·罗斯和爱丽丝·门罗——一个加拿大小说家。我在大学的专业是戏剧学，最喜欢的是契诃夫、布莱希特和斯特林堡的作品。我曾经痴迷于读他们的作品，但要在我的书里找他们的痕迹可能很难。

三联生活周刊：你20岁、40岁、60岁的时候，阅读对你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莫妮卡·马龙：我年轻的时候，阅读像是人生的指引，因为有那么多没有看过的书，其中又有那么多未曾经历的人生。在东德，日常文化基本可以说不存在，因为只有一种所谓“工人”的观念，而我作为一个市民，对此却怀着可悲又可笑的贵族态度。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想文学阅读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许可以说，阅读帮我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位置。到了40岁，阅读就不那么轻松了，我会去找别人小说里的毛病，但更多的时候是惊叹。我总是想，哇，菲利普·罗斯是怎么做到的？他为什么写得这么好？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推动力，虽然我如今还比他差得远呢。

三联生活周刊：60岁的时候呢？

莫妮卡·马龙：我现在经常看专业书籍，各个行业的都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我今年70岁，开始有理解障碍了。我需要看一些知识性的书来帮助自己，也许我又在找寻对世界的解释了，就像我20岁时曾经做过的那样。

三联生活周刊：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你48岁，距现在22年了。当时你正在做什么？

莫妮卡·马龙：当时我住在汉堡，正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那是晚上，周围很静，我睡不着正在发呆。一个美国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说，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立刻给柏林的朋友打电话，他对我喊道：“你还待在家里干什么？立刻到柏林来！”可是当时我由于失眠和喝了点儿酒，感到很疲倦，第二天才开车去柏林。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生活在原东德地区的孩子怎么看待柏林墙倒塌前的历史？如果他们对现在的德国不满意，比如说就业困难，他们是否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产生怀旧情绪？

莫妮卡·马龙：这取决于孩子的家长。如果父母如今生活在西德，那他也许对现在的境况会比较满意。如果父母都留在东德而且都失业了，如果他们没能重新开始新生活，那他们很容易有消极情绪。谈到德国的贫困，很多外国人会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如今竞争这么激烈，如果有的家庭出现困难，那这家人的孩子当然会以为统一前的日子更好。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容易会把怨气归结到统一而不是自身。“统一”是个模糊的主体，谁都可以骂两句。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迅速而猛烈的统一也许确实带来了一点问题。柏林国家歌剧院的指挥巴伦博伊姆说，因为在东德的日常娱乐是如此贫乏，人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阅读经典作品上，比如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审查制度也确实没办法影响歌德或者贝多芬的作品。而在西德，人们就不那么喜欢经典作品。这样的趋势在统一后消失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莫妮卡·马龙：这是当然的，我赞同。如果人们很贫乏，那就只好去看他们有的东西。如果有的事情不能说，那就去说可以说的事情。东德对于经典作品的情况很特殊，拿戏剧来说，哪怕台上演的就是一出古典作品，演员和观众却都有一些微妙的办法来表达和发现他们真正想要说的东西。这是一种秘密的交流，人们有办法达成默契，我自己就有类似经验。虽然这很奇妙，但最终人们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表达，说的和听的还是奴隶的语言。至于统一给社会带来的其他问题，当然也是有的，比如国家过多地介入了东/西德的价值定义，这对于许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东德的教师大批失业，许多带有意识形态的知识在统一后立刻失去了价值，个人在历史面前总是很可怜。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喜欢君特·格拉斯吧？他说统一是一个殖民和征服的过程。

莫妮卡·马龙：我极其反对他的观点，我们在报刊上彼此吵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后来都不想和对方说话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专门批驳他的观点。不过他上次见到我的时候，还是友好地和我打了招呼。

三联生活周刊：你年轻的时候很叛逆，后来和父母之间达成了和解吗？

莫妮卡·马龙：我和继父很少说话，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理解了。但和母亲的关系原本是很好很亲近的，这当然也和继父有关系，所有这些我都写在《帕维尔的信》里面了。1988年我在西德发表了《飞灰》之后，我母亲几乎气疯了，有一年的时间我们都没有见面，后来她的一个同事来找我，对我说：“给你母亲打个电话吧，她都愁病了。”我居然说：“是她先不理我的，应该她给我打电话。”后来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连续聊了差不多8小时。这件事情在我们之间当然造成了鸿沟，也让我们都很痛苦。她81岁时去世了。不过我想，我们原本就没有什么不可和解的矛盾。■

（文 / 陆晶靖） 读书文学合集作家莫妮卡三联生活周刊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