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佤邦：全球化时代的山寨社会

( 从缅甸赶牛到佤邦的放牛人 )

佤邦的首府邦康仅有一家书店，两个胖大的看着书摊的孩子正聚精会神地玩着QQ游戏，不仅网络游戏来自中国，网络本身，甚至游戏机所依靠的电力系统都来自中国，中文也是缅甸这一区域自治特区的官方语言。

不过书籍少得可怜，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一半是卖廉价玩具和衣物的，估计来源地也是中国。剩下的几本书籍，不是教材就是滑稽的青春期读物，还是旧书，封面上的漫画女郎都快看不出长相了。可是有本书很新，这是佤邦的宣传读物《金三角之星》，为这个金三角腹地区域辩护的唯一一本书籍。

面积1.8万平方公里的佤邦分成南北两块，北佤与中国接壤，南佤其实就是上世纪90年代由坤沙控制的区域，被佤邦联合军于1996年打了下来并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佤邦的军政头脑鲍有祥拒绝交出这块区域，他的昆马老家的围墙上写着8个汉字，“保卫祖国，建设佤邦”。名义上，佤邦是缅甸的部分，可是在实际上却高度自治。

也因为此，佤邦一直被美国视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中心，鲍有祥则被视为新一代毒品大王。翻开书，第一句话就是：“佤邦在世界地图上还没有标出来。”

这句话其实很伤感，这个98%的土地全是山地的区域在目前状况中很难自拔。自1885年殖民者将罂粟带入这片区域，无论是在英国人手中，还是部落时代，包括国民党残部、缅共控制时代，乃至当下，毒品都没有彻底从这里消失。用一句格式化的套语“毒品是罪恶之源”来描述佤邦其实很合适，尽管佤邦从2005年开始禁毒，可是很难彻底改变局面。收入悬殊的社会，被私人控制的军队，横行的赌场，背后都有着毒品依稀的影子。

( 在佤邦大多数佤族人信仰佛教 )

南卡江两岸的原生贸易

有若干条去佤邦首府邦康的通道都在短短几天内被封锁，中国船员在湄公河被杀害的事件迅速传播，以至于在小小的云南孟连勐阿口岸也风声鹤唳起来，没有边境证的边民休想过关，外来人员要办正规手续过关至少要20天之久。

( 正在收割庄稼的佤邦农民。当地人正在学习从毒品经济中转型 )

站在南卡江边，看得见对面佤邦尘土飞扬的道路，也看得见渡口哨所的旁边就是搭起的不过1米多高的窝棚，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在贴地的窝棚里进进出出，显然是她家的居所，这种触目惊心的穷困，并没有被遮盖起来，就暴露在江对岸的中国人眼中。

后来过江到了佤邦才感觉到，贫困显然并不是佤邦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证明自己正在抛弃毒品，走去毒化道路，寻求在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似乎才是佤邦政府的第一选择。渡口的佤邦联合军的士兵们都拿着冲锋枪，老式的AK-47系列还很普遍，搜查过往的被怀疑对象。一个壮实肥胖的官员走来走去，皮带上沉甸甸的全是子弹，本来就胖，腰上那些黄灿灿的子弹似乎更要把裤子坠下去了。

( 佤邦边民时常从中国云南孟连运送物品到缅甸 )

之所以视野这么清晰，是因为中国和佤邦的界河南卡江实在太窄，简直就像一个村庄被河流隔离成了两端。也因为此，大批中国运往佤邦的不想走关卡的货物，全部用小船和木板生拖活拽了过去，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毒品，而不是这些一般的货物，所以，就算是在眼皮下面，也可以平安无事。

最大开眼界的，是六七个游泳的当地村民，使劲地把装在木板上的一大盘电缆也推过河去。南卡江虽然很窄，却很急，村民们游泳过河的时候，整个人都没在水中，水非常的深，不久就看见他们上了岸，在那些枪支的看守下昂然地把电缆背起来爬上渡口，这是目前佤邦建设中紧缺的材料，在中国的孟连县建材市场询问才知道，不仅仅是电缆，砖瓦、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佤邦都告缺乏，都要大量从中国进口。虽然经济一直贫弱，但并不妨碍佤邦的富人们修建新房，改造家门口的道路和“走和平建设”之路，最后一项，是佤邦政府的口号，意思是他们和缅甸，包括中国都没有敌意，也是小的自治区域求生存而发出的无奈口号。

( 缅甸佤邦的商贩 )

不仅仅是建筑材料缺乏，多年来佤邦工农业均发展不利，所以，这个小小的自治区域在某种程度上靠依傍中国而生存，从电到汽油，再到蔬菜。最后一项很奇怪，但事实如此，过境后在一家小早店摊吃早饭，才知道这个事实——当地人从不种植蔬菜。这是个佤邦少见的早点小铺，没多想就进去了，老板娘告诉我们，一个鸡蛋要2元，因为是“从中国运来的”，而一碗面条里面的牛肉，恨不得论条出售。开始还觉得是她在抬高价格，细细一问才知道，小到面里的香菜和薄荷，都是从云南进来的，这是个当地人不会拜访的“贵族”早餐店，他们很多人的收入还是一月几百元人民币。要不是中国人帮助佤邦的山地民族开始搞毒品的替代种植，多数佤族人一年四季只靠山坡上撒着的旱谷和鸦片生活。

总觉得山地民族物产丰富的我大失所望，事实上，这种失望在今后的几天内还在不断发生：这片山地和生活在上面的民族并不符合我们的想象，被毒品主宰了几个世纪的生活，畸形而古怪，改变太难。

( 从中国引进的服装品牌店，在佤邦是上层富人的消费场所 )

狭窄的南卡江太便于双方往来了，中国人把青菜运过去，而佤邦则源源不断地把他们的资源运送到中国来，前几年最流行的是木材、毒品，包括珍稀的药材，如虎骨和牛角，带着些蛮荒色彩的南方的古怪出产。

在邦康街头小小的药材铺里，缅甸过来的华侨女主人正在把稀奇古怪的一种贝壳卖给当地的人治疗肾病。佤邦的医院很小，从1989年缅共被驱逐后，医院和学校才开始缓慢发展，一直到现在，医院发展也极其有限，即使是首府邦康，这里的医院也简陋如中国县城的一家卫生所，里面摆满了中国运来的廉价药物，护士跟我强调：“我是从云南的正规医院培训回来的。”当地人看病，还是走老路，相信种种传统药物。

传统药物也被中国人看中，华侨女主人告诉我，这两年最好卖的就是犀牛角和穿山甲片，中国人过来疯狂购买。她满足地笑，“是以前价格的几十倍”。虎骨则是以几百元一克的价格出售，快绝迹了。

至于木材的砍伐，则在近年濒临绝迹。在云南孟连勐阿见到的村民岩敢告诉我们，他就直接做过这生意。最初很好做，佤邦山上都是木头，可是越来越少，只能去深山中寻找大木头，这个过程只不过是短短的的十几年。“几百万的货物，要自己带着木工去山里砍伐，一待就是几个月，最危险的一次，我在山里面生病了，疟疾。当地佤族向导很好，把我放在大象上带出来，到了中国的医院才算活过来，也幸亏出来了。”岩敢之后才知道，他们走后，禁止砍伐木材的缅甸军队闯进了营地，枪杀了几名山民。

唯一看见有木材出售的，就是在美国人指责的“佤邦最大的毒品公司”宏邦贸易公司里面，这家公司因为鲍有祥所要求的“去毒化”，所以变成了一家正规贸易公司，商品少得可怜，只有茶叶，以及佤邦自己酿造的几种酒和几套家具，正宗的花梨木家具以几万元的价格出售，价格并不比中国便宜，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木材资源在佤邦的稀缺。

毒品的走私毕竟是隐秘的勾当，不会在南卡江上光明正大进行。现在在南卡江上输送到中国的货物，除了这几年在佤邦大规模种植的橡胶外，还有一项出人意料的货物，就是缅甸的老水牛。缅甸大平原上出产为数众多的水牛，这些水牛在年迈体衰后一般面临着被宰杀的命运，也不知道是哪位商人最先想到可以把这些牛偷运到中国，在当地一头牛的价格也就2000元左右，可是在中国能翻几倍。

出邦康城不过5公里，金色的稻谷正被当地农民抢着收割，而收割过的稻田里，休息的老水牛正在寻找散落的稻粒。佤邦土地是“国家所有制”，土地并没有实行各家各户的登记制度，“国家”一旦需要征收，就会被立刻改为它用。我们到的这个村庄，名字叫做318旅，属于按照军队名字命名，当“上面”需要土地的时候，哪怕上面有稻谷，也要交给“国家”。对一个多数村民不久前还是从山地移居下来的民族而言，很茫然，民众也不会反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稻谷成熟了尽快收割。

跟随着那些老水牛的，是缅甸过来的山民。原来这就是传说中要送到中国出售的缅甸水牛，缅甸山民们多不会说汉语，也不会佤族语言，看见我们只会快乐地憨笑。他们身无长物，居住在麦田里，连帐篷也没有，不过很认真地计算着自己的报酬给我听，一个人赶两头牛从萨尔温江那边过来，再到中国和佤邦的边境南卡江后交给中国农民，需要四五天时间，报酬是50元人民币。这个生意同样是中国人掌控，缅甸人是最廉价的受雇者。

他们在收割干净的农田里煮粥喝，一种极为简单的生活方式。问什么都是一阵哄笑，和佤邦多数山民一样，他们只会这种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复杂生意都无法掌握。邦康街道上的众多服装店都是中国人所开，卖着“七匹狼”之类的中国服装，开始还奇怪这些店里的“昂贵服装”卖给谁，后来才知道，佤邦穷困者虽众，不过富裕者也不在少数，只是富裕阶层并不那么容易见到而已。

走私繁盛，不过无论是云南孟连还是缅甸邦康的居民，都更愿意把走私叫做“边民贸易”，在他们看来，他们做的只是最日常的产品交换，能少交关税当然好。与此类似，带人过境佤邦则叫做“走边民小道”，对于多数嫌办证麻烦的人，或者办不出证件的人来说，花100元坐在橡皮筏子上过境是家常便饭，要用“偷渡”来形容边民的这种行为，显得太正式太严肃。

军人们

因为孟连朋友的介绍，我刚到佤邦就接受了军人的“保护”。岩东是佤族人，他的职务是江防派出所的班长，因为领导的命令，他用摩托车在江边码头接我去宾馆。这个27岁的军人眉毛极浓，会说一些汉语，他告诉我们，之所以当兵，是因为要“为人民服务”，又说自己在中国人开的公司干过，每月能挣数千元，后来还是抛弃了工作，选择了“为佤邦人民的利益服务”。

宾馆是江西人所开，服务员也多是江西人，中国居民在此地工作很容易，只要开边境证就可以，因为他们觉得佤邦的居民不可靠，也不会做事。这个极其破败的宾馆是佤邦最高的建筑，七层。走进房间，和中国县城的小宾馆一样，但是更脏，水龙头也掉了下来，用绳子捆绑着。岩东却非常好奇，他说自己从没有进过这家“豪华酒店”，所以借机会进来看看，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每个月的津贴是150元人民币。

“那你为什么要当兵？”“我们派出所所长是一位老大的儿子，跟着他干，无论是结婚还是分房子，都有保障。”原来在佤邦，当兵是一种获得婚房的最快办法，佤邦住宅稀少，不少当地人根本没有能力自己盖房，只能依靠“老大”——无论在军队领域还是政府部门，领头者都被赤裸裸称为老大，老大的命令一定要严格执行，这样，到你结婚的时候，就能拿到一笔津贴，说不定还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住宅。

各个军队所管理的部门都是如此，和岩东一起送我们来宾馆的是在海关工作的岩青，他是一个村庄的孤儿，因为海关招收士兵，所以报名来了，每月津贴是500元，但是没有房子分，因为海关的老大手里没有房子资源。岩青很茫然，他7岁失去了父亲，在佤邦和亲戚们一起种地，后来又去中国边境找过他的亲属，可是他们也没办法照顾他，亲戚家人口太多，他又流浪回了佤邦，海关工资虽然很低，对他却也是一份保障。

因为要维护佤邦的自治地位，不能彻底被缅甸控制，所以佤邦虽然人口只有35万，军队并不少，佤邦有2万多正规军，5万民兵，20多年的内战加上和坤沙集团，包括缅军的作战，使得佤邦军队的作战力量在金三角地区战斗力很强。

在318旅地盘内的一所学校里，还有很多穿军装的少年，他们中不少是战争遗孤，还有些孩子不到10岁就参军了，在军队的地盘里和普通孩子一起上学，可以接受免费教育，就算“为人民服务”了，一个17岁只上小学四年级的高个少年大声对我背诵着口号，可是脸上分明是顽皮的神态，他刚在校刊上发了一篇500字的文章，非常自豪，是校长把他选出来和我说话的。

在佤邦，意识形态的教育同样很普遍，佤邦联合军觉得他们自己是民族精英，是为了佤邦保家卫国的，而“武装自卫”是他们的使命。尤其是在前两年，邻近佤邦的果敢地区彭家声集团被缅甸政府打下来之后，这种感觉更强烈，岩东拿着腰里的手枪对我摆弄，告诉我，果敢战役的时候他们都去守卫了佤邦前线，保证佤邦不受侵犯。“缅甸政府找我们征收那么高的税收，在我们这么穷困的地区盘剥我们，怎么可能？还要我们交出土地，交出军队，这也不可能。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不让一寸土地。”显然这些话是他平时听过很多遍的，背诵得很流利。

在年长许多的岩东兄长岩盘那里，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化显然淡化了。岩东的兄长本来打算晚上带我们去看看赌场，可是后来意识到自己没有穿外套，觉得不合适，所以放弃了这个计划，虽然穿着背心，可是他腰上同样挂着手枪，他的老大，就是佤邦军队和政府的头号人物：鲍有祥。

32岁的岩盘告诉我，他比弟弟当兵更早，属于娃娃兵，在佤邦，要是不出身于有钱人家，当兵是摆脱贫困命运的一条很好的出路，只要你跟对了人。他就很庆幸自己跟对了，现在他的职务是汽车班的班长，手下有几辆车需要照顾，他一手抚摸着枪，一手拿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翻看，有改装成军车的悍马，也有丰田的新款，后者是佤邦街头最时髦的车辆，有钱人家一定要备一辆后面带有货厢的丰田车，岩盘解释说“割胶用”，原来现在橡胶田是各个有势力的人家的最新产业。

佤邦联合军虽然名义上统一，可是各位老大都还有自己的士兵跟随，每个人的待遇不尽相同，跟随头号人物的岩盘向我解释他的待遇：虽然津贴每月极其低，可是岩盘可以利用军队的车做私事，他的主要收入来自于这方面，这也是军队所默许的，只要你把老大服侍好，那么这些赚外快的行动并非不能忍受。除此以外，他还从老大那里获得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婚房，生孩子的时候老婆也能进医院生产，这都是老大给自己的兵的特殊照顾，他很感激。

军车的照片翻过，就是岩盘浓眉大眼的儿子的照片，这个8个月大的孩子，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出生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我们请岩盘在一家餐馆吃饭，薄荷牛肉和酸辣鱼，在当地这也是昂贵消费，只有少数有钱的上层人士才会下餐馆。一边吃饭，我们一边听在里面吃饭的一群中年人在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非常奇异，这才意识到，里面吃饭的也是一群军人，不过显然他们的职务要高于岩盘，后来他告诉我们那是一群旅长的聚餐。

有级别的军官才能消费得起，包括饮食、赌博和性。我们住的旅馆是军官和妓女的大本营，清晨坐在楼下，只见一双双离开旅馆，这在佤邦完全合法。军人维护着领土安全之外，还维护着佤邦的治安，抓小偷和打击小商小贩分拆毒品是他们主要的职责，岩盘指着街道上的某处给我看，几天前，还有小偷在这里被抓获，过去佤邦抓小偷是要砍手，还要关进水牢的，可是现在“要和国际接轨”，所以很少有砍去手脚的了。

权力分配

“砍去手脚？这不是和旧社会一样？”我大为吃惊，用了一个他可能不太理解的词语。没想到岩盘很懂“旧社会”这个词。不过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解释，佤邦的山寨规则出于现在领导者的出身，鲍有祥共有4个兄弟，过去鲍的父亲是佤邦昆马地区的头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鲍家兄弟现在控制的领土已经远远大于父亲当年所控制的区域了。

按照《金三角之星》的介绍，1960年中缅定界前，鲍家生活的区域实际在中国境内，作为少数民族的上层，他父亲还去北京见过毛泽东，而鲍有祥和兄弟也在云南沧源读书，因此，鲍家对当时在这里的国民党残部有自然的仇视。在中缅定界后，鲍家和周围山寨的一些头人所属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1966年，鲍有祥只带着数人成立的昆马游击队打败了远比他们强大的国民党残部，他所用的军费很多是自己赌博挣来的。

现在鲍有祥的昆马老家还矗立着一个水泥柱，上面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字样，在组织队伍和军事管理上，鲍有祥确实渴望向中国学习，这也是他在1969年将缅甸共产党请到佤邦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没有革命的党，他们的革命不可能成功。

缅共的到来使佤邦的各种势力逐渐统一，赵尼来和鲍有祥作为军事力量的实际领导者还是有控制佤邦的实力，1989年4月，在与缅共领导者在各种政策和决策上产生分歧后，鲍有祥几个人用“兵谏”的方式请缅共离开佤邦，随即，他又用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基础，将当时各种敌对势力收拢在佤邦联合军的统一名称之下，各种自卫队从此在佤邦销声匿迹了。

从收拢各方力量的手段来看，鲍有祥彻底放下了旧有的缅共的意识形态包袱，他更像是一个大寨主联合各山寨的小寨主，建立共有武装力量的自治区域。

新时期的一个主要口号就是“和平建设”，过去在缅共领导下，各种势力要不停斗争，打来打去，现在鲍有祥的思路是部队转成生产队，不少部队在各自地盘上开始挖矿、盖房和修路，2009年，佤邦和平建设20年的时候，还在邦康的山头上树立了一个纪念碑，现在也是俯瞰全城的建筑物，下面写着捐款名单，鲍有祥捐款20万元，排在最前列。当地中国人看不上这些“新成果”，总是觉得佤邦最拿得出手的建筑物还不如中国一个县城的公共建筑好。

这种对比其实不甚公平。佤邦与中国一个普通县城的外观甚为相似，只不过稍显夸张，一个狭窄的小楼挂着财政部的牌子。可是在内在的组织结构上，佤邦和中国一个内在县城完全不同，鲍有祥掌握的军队是最大宗，不过各支被收编的地方武装力量只是表面上完成了整合，内在却还是控制着自己的领地和资源，各个山寨的领导者是利益共同体的结合。

表面上佤邦联合军有统一的军服和领导，可是谁领导就归谁发放津贴，这就导致了各个部队效忠对象各自不同。而这些老大们基本上不领取政府俸禄，而是靠自己的矿山、贸易公司和农场养活着自己的军队。

当利益分配能平衡的时候，这些部队是不会有冲突的，而潜伏在下面的利益分配却时常有小的波动，这些波动，来这里做生意的中国人感触更加明显。玉香就是这么一个人。

玉香虽然年过30岁，不过保养得还是很好，她是中国西盟佤族自治县人。在边疆地区，跨境打工是件很普通的事情，她在16岁的时候来佤邦赌场工作，因为貌美，被当地有势力的家族看中，她的丈夫是前司法委的副部长，对她真有感情，在佤邦流行的一夫多妻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她身上，一个赌场小妹成为佤邦上层人物。丈夫是著名的“李副总”的亲信，一直为副总服务。

在佤邦的中国人里面，李副总李自如是大名鼎鼎，虽然已经去世，可是人们还是传播着他的轶事。他是云南保山人，在上世纪60年代来佤邦参加游击战争，因为在国内上过学，所以文化水平很高，他使用孙子兵法和毛泽东的游击战法与各种武装力量斗争，尤其是打坤沙集团，非常有效，他是华人中职位最高的，排在鲍有祥之后，所以在佤邦的中国人有事情也常会找他帮忙。

在李自如去世后，玉香的丈夫帮助他家照顾各种产业非常尽心尽力，这也是一种规则：谁的人就要替谁管家，包括掌握好家庭财产，尽管你名义上是政府高官，可是做的事情往往只是旧寨的总管职位。玉香的丈夫也确实尽力，使得李自如家的财产没有流失，反而在这几年增加了很多新产业，最典型的是橡胶林。

没想到，玉香的丈夫也在40出头就去世了，尽管家族势力还在，他的弟弟是佤邦六大区之一的某区区长，可是并没有尽力帮助玉香守护财产。玉香带着3个孩子，丈夫生前所有的几个公司的别的股东想谋取她的家产，逼迫她拿很少的钱退股，玉香找到李自如的儿子，现在他已经是政府高官。他说服了各路股东，要保护玉香，“一个寡妇带3个孩子不容易”。

16岁就来到佤邦，十几年过去了，玉香并不想把自己的产业放下回到中国，尽管她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国内上中学，她认同自己的边疆居民的身份，觉得可以在中国和佤邦游走最好。

另一个关于财产争夺的例子也发生在中国人身上。李如堂是最早来佤邦闯天下的那批中国人，他是云南孟连人，在佤邦跟着鲍有祥的干儿子——一个能言善辩的中国东北人一起砍伐木材。“我不太清楚这位干儿子的故事，在佤邦混迹的中国人很多都有复杂的过往，不愿意说，当然我就不问。”

这位干儿子最后和李如堂合作砍伐木材，李如堂在山林里干了一个旱季，攒下了100万元左右的货物，没想到“他找警察来控制我，说这些都是我偷的”。李如堂的母亲是孟连县的能人，她曾经帮助李自如投资在孟连的产业中缅街做过管理，因为有这层关系，李如堂没有进监狱，警察不敢抓他，可是木头还是被“干儿子”拿走了，一点都没有留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如堂很早就放弃了在佤邦做生意的打算。“这里是弱肉强食，你去投靠谁也没有用，今天能靠上，明天说不定又靠不上了。”

他现在是孟连的一个司机，天天将蔬菜运输到佤邦，收入有限，“可是心情舒畅，没危险啊”。

合法的赌场和不合法的毒品

邦康娱乐公司是佤邦最大的也是最红火的赌场，玉香说自己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在那里做赌场服务员的基本上是湖南人，像她这样的云南人是少数。不过也许是因为有共同的语言，丈夫才在那里和她谈起了恋爱。

我们去赌场的时候是下午，没有想到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赌客。名义上佤邦开放赌场是为了“发展旅游产业”，门上又明确地写着谢绝中国游客入内，当然，并没有人检查身份证，这种谢绝也许仅仅是一种姿态，不过在此赌博的还是本地豪客居多。“大家乐”是最通俗的赌局，一群装束艳丽的中年妇女坐在桌前，手里拿的不是筹码，而是大捆的人民币，这是这里的官方货币。小妹们面无表情地一局又一局地发牌。转眼间，其中一名女子已经输掉了2万元，这在佤邦是普通人家数年的生活费用。

要是以为赌场全是豪客就太小看佤邦人的赌性了，这个不算豪华的赌场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有许多自己创造的赌博方式，即使是简单的赌大小，也使用自己创造的工具：三个巨大的骰子放在架子上，阻拦它们的是根铁棍，赌客用绳子拉起铁棍，骰子滚下来，撞成几点就是几点，这肯定是澳门和拉斯维加斯所没有的山寨赌博工具——佤邦本身就是一个大山寨。

穷人的赌博方式还有大转盘，多种图案，压在哪里就看转盘转到哪里了，许多人压的是一块一块的人民币，庄家以一赔六，即使赌客赢了钱，也只能收到一把更脏的旧钱币。

除了人民币，据说山里的佤族人还使用100多年前英国人铸造的旧银币，老盾。我们在邦康没有看见，原因是因为鸦片交易在这里已经不允许，没有山寨佤族走上几十里来这里贩卖大烟，菜市场只有罂粟籽卖，炒熟的大烟籽香气飘得很远。

佤族在佤语里就是住在大山上的人，山地的隔绝使他们生活在前现代社会。不少佤族会唱一首歌颂罂粟的歌曲，因为在他们看来，大烟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收入，是他们生活的希望，山民们在烈日下忙上一天，用大烟换回来粮食、盐和糖，实际上非常可怜，不过他们并没有犯罪感，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土特产。

我们去了邦康附近的山上，离开邦康并不远的山间道路就变得崎岖起来，这里属于316旅的控制范围，又有个名称叫旅游区，闲散地养了几头熊，在笼子里懒散地趴着，在邦康或者整个佤邦，旅游还是陌生的概念，穷人没有这种想法，再说这里的环境和他们居住的山区没什么不同，而富人们则把这里看成打麻将和赌博的好地方，因为这里比山下要凉快许多。

佤族有若干村子在这里，房子结构就是竹木的，一间最好的竹房里的老人在卖着几件货物，是给附近的军队准备的，白酒、啤酒和饼干，当地人买不起，也不会买，家家户户自己酿烧酒喝。

我们动员老人唱大烟歌给我们听。他张口就来：“满山的洋烟花开了，那是钱来了，外出的亲人你在哪里呀，还不如回家种洋烟。”因为佤邦政府在2005年开始禁止毒品的种植和销售，所以至少在邦康附近的村寨，抽食鸦片的情况已经在逐步减少。

可是减少不代表灭绝，当地的权贵阶层遇见贵客来访，会端上一盘冰毒用于待客。回到孟连，我们与经常往来佤邦和孟连的批发商人张春光聊天。90年代他刚去佤邦的时候，流行的是鸦片，要是客人来了不抽上几筒，那就是对客人不礼貌，而现在则是冰毒。“这是他们的礼貌，你要是大惊小怪，则是你自己没礼貌。”

打下了坤沙集团后，佤邦政府不肯将这块土地交给缅甸，在90年代，佤邦所控制的南佤地区，也就是小金三角地区有多个帮派，都在生产复杂的冰毒等新式毒品，美国政府一直到前两年还认定佤邦的鲍有祥是世界最大的毒品王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佤邦在当年没有任何收入，村民种烟抽烟都是生活习惯，政府也指望着毒品来养活军队，那两年替代种植还没有流行。”

仿佛在验证张的话，山顶的老人过了一会儿就躺在简陋的地上，用一块破布盖住自己，身边的大烟筒和烟盘都遮挡起来，可是一股浓重的鸦片香味慢慢地漂流出来，这是一种简单的吸法，也正是因为禁烟的法令的颁布，使老人盖上了被子开始抽，大概觉得外人在此不好公开，可是又实在忍不住。事实上，老人抽鸦片，在佤邦不太会受到惩罚，因为这是他们从年轻时就养成的习惯。年轻人抽鸦片，现在这里逐渐不被允许。

因为做生意的关系，张春光时常和佤邦上层打交道，由于来自国际禁毒，特别是邻居中国的直接压力，佤邦从2000年开始就禁止民众把大烟出售给中国人，也禁止他们从南卡江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在公路两旁卖大烟是违法的。

2005年开始，更严厉的措施开始，为了缓和缅邦的国际形象，更多的是为了换取佤邦继续生存的支持力量，鲍有祥开始在佤邦全面禁烟，表示2005年要把佤邦彻底改造成为无毒国，这实际上是在和100多年佤邦基本的生存之道的反向行使。

张春光说山区的佤邦居民家家都有大烟田，一年只有赶集卖大烟换取几百元钱的时候才是山民一家最高兴的时候，山民们很会使用烟刀从果实上刮浆液，然后装在竹筒里储存，到了集市上，总有无数烟头会来做第一个经销商，然后再上交更高一级的经销商，在尚未禁烟的年代，这些经销商甚至很多就是佤邦联合军，随着禁止令的下达，至少表面上军人不会再出现在这种集市上。

鲍有祥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过，在山上种植大烟的是佤族人，可是加工的人并不是我们佤族，因为佤族没文化，也没有技术，无法完成这种加工，他的话有几分事实，如果没有利益集团的介入，当地佤族确实只能加工初级的鸦片膏，一种已经不再流行的毒品。但是由此就能说明佤邦没有责任？

不确定的佤邦未来

张春光从前两年就加入到联合国在佤邦禁烟和粮食支援计划的工作中，经常接触当地的禁毒工作。在佤邦的领导者鲍有祥看来，如果不取缔鸦片，则佤邦的自治地位随时会倒塌，至少缅甸政府的军事打击合情合理，可是如果取缔，则佤邦的生存就成为问题。他所想到的办法是“替代种植”，用果树、茶叶等经济作物扶持当地山民生存下去。

另一个做法是大规模移民，由民兵出动，将寨子里面的祖辈种植大烟的居民装上卡车，整车运往南部平地，因为那里气候条件较好，可以种植粮食，而中国西双版纳的专家们则提供了各种替代种植的种子，包括杂交水稻等等。移民们哀号着，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张春光说，他跟随佤邦军队见识过不少极端情况，部队冲进那些隐藏在密林里的山寨，把山民的烟田瞬间毁灭，山民们茫然无措，除了经济因素，他们还把罂粟看成是当地的宝贝，在他们看来，这些罂粟苗就是好吃的蔬菜，而种植罂粟的土地上野兽很少来祸害，也完全不闹病虫害。“这比种什么粮食不是要好很多吗？他们抓着自己的头发，在那里大哭大闹。”

鲍有祥决心已定，他表示要广泛开展替代种植，并且四处寻找金钱支持，以至于2005年的《时代》杂志对他的判断是，“他像是一决心在佤邦禁止鸦片的人”。不过这种决心所面对的，还是佤邦丛林社会的状态，尽管鲍有祥在表面上大权在握，可是他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却是各种武装力量控制下的佤邦，这里面有极端的反政府军队，张春光他们在南佤执行任务的时候，看见过的许多情况都能让正常人崩溃：反政府军把政府军的士兵抓来砍去四肢扔在地上，就放在公路旁边。“我们就想，这是什么军队？完全是山寨里的私刑嘛。”

而更深刻的社会分配关系，也使佤邦沉浸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在佤邦行走的时候，橡胶林成为新的最主要的植物，司机一路上介绍这是鲍家的，这是李自如家的，这是某某家的，这些山头在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可是在既成的利益格局下面，这些山头却尽人皆知属于这些山寨的老大们。“当地山民怎么做得起橡胶林？他们完全买不起任何工具，也雇不起人。橡胶苗就算是中国政府无偿支援，也到不了普通人手中，这些还是属于老大的。”司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佤邦现实。一个多数人无法从社会获得公平分配的社会，总是危机四伏的。看着那些广阔的橡胶林地，漫山遍野的绿色资源激发的也许是一种新的利益争夺，但是无论如何不是和平。■（文 / 王恺） 佤族缅甸共产党阿芙蓉孟连佤邦全球化山寨缅甸华人社会时代走进鲍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