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之罪

( 2008年来美国失业率 )

不到一个月时间，“占领华尔街”从几十人的街头抗议演变为成千上万人参与的大小规模的聚集事件。“99%的大众与1%的有钱人的斗争”遍地开花，向数百个城市蔓延。西方选举制度下，代表99%的示威者似乎无需用这种方式改变政治和经济规则，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或引人反思，看这个偏爱富人的经济秩序出了何种差错。

一个月前，“股神”巴菲特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国会对像他这样的亿万富翁过于“溺爱”，呼吁向“我”征税。巴菲特的建议在学界和政客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008年，美国年收入达到38万美元的最富有的1%人口，实际纳税税率为23.3%，而在经济快速扩张的1986年，GDP增速高达3.5%的时候，最富裕人口的实际税负为33.1%，从那以后，富人税率便逐步下降。如果33.1%的税率得以保持，仅2008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便可以减少1660亿美元，而自1987到2008年，美国政府债务可以缩减1.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政府债务减少1/6。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富人纳税的“网开一面”，正来自于里根政府所开启的减税运动。

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盛行，这正是有产者喜爱的学说。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最少干预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私有化、市场经济、放松管制以及为富人减税等措施为其内核。里根政府上台后，最主要的措施为减税。名义上，减税将使美国人的钱更多，从而刺激储蓄、刺激投资、刺激消费，振兴经济，但实质却是靠“富者愈富”来带动经济发展。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减税会使富人得利，而只有富人才有足够的资金去投资，并且，只有“合理”的税率才能吸引富人去投资。相反，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降低了经济效率，削弱了国际竞争能力，减少了利润。1981年，里根政府出台了战后最大规模减税的《复兴经济税法》，措施中既包括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不到3年的时间里税率共减25%；也包括个人收入中利息、红利和资本收益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的大幅度削减；并且，厂房和机器设备折旧期全面缩短。减税的结果是：一个年收入为1万美元的家庭，可以少交税120美元，而一个年收入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可以少交税1.5万美元，减税的最大受益群体为富人，富人得到的好处是普通人的几十倍。上世纪末短短几年间，美国“福布斯400富人”的个人财富数量翻了两番。

如果说里根政府的减税源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衰退，对刺激投资，摆脱滞胀起到关键作用，但需知，任何政策措施都应当适可而止，超出了合理范围，走向极端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小布什政府仍是一味减税，及至次级债泡沫破裂，政府举债的同时，国民收入结构仍得不到调整，以至于消费持续乏力。尤其是，全球化的前提下，资本自由流通，富人集聚的财富不受限制地流向新兴市场逐利，西方更是雪上加霜。对于加税会损害增长的说法，学者们举出“二战”期间以税养战和克林顿政府小幅度提高税率的例子，无论哪种情况均未影响到增长。可政府却在富人的游说下不停减税，足见有产者的贪婪。

如果是富人成功游说，左右了政策，西方的政治架构中还难找出他们的破绽。在“占领华尔街”行动诸多的口号中，“穷人为富人的错误买单”，已经直指富人的软肋。在危机过程中，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声言要惩治贪婪的银行家的民主党政府，都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来大规模救市，资助金融企业，以避免经济崩溃。经过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美国的金融集团已经大到不能倒，从而达到了公司利益绑架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地步。可这个艰难时刻，陷入困顿的银行还向高管们支付高额红利奖金。

作为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本来金融的职能在于是资本的中介与资本的聚集，以扩张经济规模，促进效率改进。可到了工业化后期，货币泛滥，金融业以自由市场和产品创新为名，日益虚拟化，偏离了基本职能。金融集团的所谓创新导致了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局面，增强了垄断力量，加剧了信息不对称。以经济自由和创新为名的各种金融衍生品，更使经济、金融活动难以有效监管。而经济的虚拟化如同一场精心编造的旁氏骗局，一方面挤占了投资和消费，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则为金融资本利用信息不对称积累财富提供了机会。在这样一个绑架了国民的虚拟化赌局中，可想而知的结果是富人愈富，穷人愈贫。而此时富人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并不能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占领华尔街”的声势若再大一些，西方政治家该考虑均贫富的问题了。■（文 / 邢海洋） 经济经济学宏观经济富人罪年薪美国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