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30岁之前的孙中山

1912年2月15日（民国元年），孙中山、黄兴（前左五）等革命者在明孝陵拜祭明太祖陵后合影

与众不同的房子

20世纪20年代，民国政府曾为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翠亨村——进行了一次航拍。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在翠亨孙中山纪念馆中。从高空俯瞰，翠亨村呈一个不太规则的正方形，被四周农田水塘包围，房子如小盒子一般整齐排列。人们很容易在村子的西南角找到孙中山的故居，因为它实在是太特别了。

这栋二层小楼有很多地方迥异于当时的岭南农村习俗。首先是它的朝向。广东人建屋，讲究背山面水。翠亨三面环山，东面朝海，为珠江入海口，整个村庄的朝向就是坐西朝东，村民的房子也都把门窗开到了东面，方便海风吹进来。全村中，只有孙中山的房子是反过来的，原因在于，孙家西面是一片树林，凉爽宜人，孙中山觉得向西环境更好，也就因地制宜改了方向。

其次，孙家的门窗非常多，共有大小门22个，大小窗户和天窗26个。传统民居的大厅正梁下是不开窗户的，但孙家就开了4个窗户。常见的岭南人家，窗户并不多，从风水的角度上说，门窗多了不聚财。而孙中山却一反传统，他认为窗户多利于空气流通，尤其房子的西晒强烈，增加南北空气对流和采光，可以减弱湿热，对健康有好处。

楼门正中的装饰，最上的图案为太阳，象征日月长明，而下面雕绘一只口衔圆形方孔钱的蝙蝠，这是中国传统的吉祥装饰图案，名为“蝠鼠咬金钱”，寓意福、禄、寿全。但中山先生却把蝙蝠的翅膀改为鹰翅，造型奇特。

翠亨老村被中山市政府原址保护起来，原住居民或被安排到附近的翠亨新村或早已远赴海外，仍居住在老村的村民寥寥无几

整座楼外形是西式的，正面是欧式的廊柱，上下建有骑廊和拱门，漆上赭红色，也不是传统的灰白色。建筑外形轻快明亮，欧风洋溢。而走入内部，却发现与本地传统民居没有差别，青砖墙、硬山顶，大厅中间设有雕刻精美的神龛。按当地传统，神龛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供奉观音菩萨，下层供奉祖先牌位。但因为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都是基督徒，所以神像和排位也就撤去了。只有墙上贴着“檀山顺利”的红纸，为远在檀香山的亲人祈福。

神龛之下、隔扇屏风之后的房间，当地人称为“神后房”，是孙中山的母亲杨氏的居所。正厅左侧为上，是大哥孙眉的房间，右侧是孙中山的卧室，卧室后是小饭厅。二楼有孙中山的书房、小客厅、客房。后援后来还加盖了厨房、浴室、厕所及储藏室。小小的浴室内，安装了孙眉后来从澳门带回来的搪瓷浴缸。

翠亨老村的杨老先生已经在祖屋居住了75年

这样“内土外洋”的建筑，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西装楼”。翠亨村内，只有另一位钱姓华侨盖了类似的房子。

1892年，在檀香山经商的孙眉汇款回乡，弟弟孙中山设计了这座奇特的房子，并由附近下栅乡长福号承建。根据保存下来的主体建筑的工料单看，孙宅当时共花费了934两7钱2分银子，尚不包括砖、瓦等原材料。房子建好后，孙中山写了一副对联挂在门口——“一椽得所，五桂安居”（五桂山是当地最高峰）。与实际花销相比，这不过是个自谦的说法。

孙中山故居前厅

从上世纪30年代起，翠亨的孙中山故居就被政府保护起来，由其二姐孙妙茜照管。直至今天，孙中山纪念馆的范围不断扩大，已经囊括了大半个古村。纪念馆买下了周边很多村民的老宅，维护着这个岭南古村的面貌。村子的东侧还保留有一段围墙，墙上布有射击孔和哨口，是当年为了抵御盗匪而建。

这座红色的房子，很可能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自己设计的建筑。当年他26岁，即将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后来在《建国方略》中阐述“知易行难”时专门举了“建屋”的例子，认为建房子必须要考虑好经济、物理、卫生、社会心理等种种因素。

荷里活道也是孙中山在香港期间的重要活动地点

翠亨村的两个世界

如果没有孙中山，也许翠亨村只是历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即使在《香山县志》上，也仅有寥寥数语的记录。后来研究者，能依靠的史料只有3次修整村庙的碑文，以及村民口述。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金强

现在的翠亨村位于中山市的东南20多公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文乡居香山之东，负山濒海。”翠亨是个小村，坐落在布袋状的山谷中，当年有六七十户人家，人口约200人。附近都是客家人的村子，只有翠亨周边的两个村是讲白话的本地人村落。尽管长期以来，土客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双方也极少通婚，但翠亨与客家人尚能和谐相处。

翠亨旧称“蔡坑”，广东话读起来近似于这个发音。村内主要姓氏包括杨、陆、冯、孙、陈等几家。据说陆氏是最早迁入的宗族，孙中山的挚友与同志陆皓东就是陆家人。而村内则数杨氏最富有，势力最大。目前村内还保存着杨贞义、杨启文、杨汉川的大宅。每次修村庙，杨家也是出钱最多的一族。孙中山青年时代的好友、“四大寇”之一杨鹤龄就是杨家人。聚会地点，就是杨家在香港的商号和澳门的居所。

广州市中山图书馆

孙氏家族在翠亨并不是大族，人口最多时候也不到10户，世代以务农为生，村里也没有建祠堂。据翠亨的《孙氏家谱》记载，孙中山的先祖先后由东莞上沙乡，迁入香山县的涌口、径仔蓢和翠亨。

村民居住的地理分布也显示了宗族的地位。陆家来得最早，聚集在村庙周围；杨家势力最大，占据了村中轴线“正街”的两侧。而孙家则偏居于村子的西南。

今天的广州冼基，街面依然铺着100多年前的长条麻石板，街道两旁还保存了许多中西合璧特色民居

与杨家相比，孙氏宗族的经济能力要逊色很多。一本孙氏家族活动祖尝（公共财产）账册保留至今，上面记载了1848～1852年的花销。孙氏家族基本上每年都会有若干聚会，包括“隔年”、“清明”等活动，每年的族事支出也不过几两白银，家族用米不过一两斗，可见人口不多。从聚会的菜单上看，主要包括猪肉、咸鱼、塘鱼、虾米、鸭蛋、蔬菜、咸菜等，这样的菜色在当时农村也算不上丰盛。广东人爱吃鸡，讲究“无鸡不宴”，但账册上却没有鸡。

翠亨向南约10公里的唐家湾金星门是一座古老的港口，清中叶起就有外国船舶在此停靠。尤其是在西南季风期间，此处便成了珠江口外洋船主要停泊地点。因此，翠亨的村民对于洋人也并不陌生。翠亨村的南面村路直通澳门，1927年后修起了汽车路，从县城的石岐镇直接联通到澳门拱北海关。

翠亨也是个侨乡。孙中山后来曾如此描述故乡：“地多沙石责，土质石尧劣，不宜于耕。故乡人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在海外，檀香山（夏威夷）是香山人的主要聚集区。主要是由于广东的甘蔗种植和水稻技术比较先进，檀香山初期最发达的蔗糖业、稻米业和蔬果业都离不开华人的贡献。另一个香山人吴铁成甚至说：“吾侨之于檀香山，无异于哥伦布之与新大陆。”

民国初年，翠亨村在檀香山的华侨已达到了百余家，在海外谋生者已经超过了国内的村民。为了谋生，翠亨村民们前仆后继漂洋过海，其中就包括孙中山的两个叔叔，以及他的大哥孙眉。

浏览香山的历史，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香山县的石岐镇是一个分界线。石岐及西北，尤其是小榄、古镇、濠头、大涌、长洲、沙溪等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的分界线上，地方豪强众多。他们通过修祠堂、建立宗族、推行儒家文化，培育子弟猎取功名等传统手段，建立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从而确立宗族与地方的权势。他们有自己的武装、控制粮食生产，开展贸易。而香山的科举成就集中在东北部。小榄一地，明清两代的文武进士就有50多人。

现存《香山县志》的“选举”、“宦迹”、“列传”、“艺文”各卷中，都没有出现过翠亨人的名字，也没有什么翠亨人撰写的诗词歌赋。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来翠亨村调查时，孙中山胞姐孙妙茜和陆皓东的族侄陆华兴表示：“翠亨乡原来文化不甚发达，总理前少文人，总理出生后读书人也不多，总理蒙师仅一老塾师。”

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上，位于香山东南的翠亨都是一个化外之地。它处于中央权力系统的末梢，村民向外的联系与动力甚至强过了对于传统中央的依附。

孙中山在林百克撰写的《孙逸仙传记》中谈道：“直到我13岁离开中国到火奴鲁鲁的时候，我记得没有听见说北京是皇帝权力的中心，不过知道翠亨村是与香山有关的，香山是我们翠亨的县城。……香山是权力最后的地方，所以他们以为北京是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

对翠亨人来说，作为“朝廷”的中央政权只意味着横征暴敛，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交税是双方之间的唯一关系。

与孙中山生于同一时代的陆灿也曾回忆说：“因为偏远，在满清统治的时候我们也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满清官员和征收赋税的官吏时不时会出现，并给我们带来烦恼：他们用苛刻、横暴的手段对待我们。有时仅仅为了娱乐就放火烧掉茅屋的屋顶；但更多时候，地方官员只要我们缴纳每年一次的田地赋税，就放任不理了。村子太小，所以他们都懒得管——那时在广东，像我们这样规模的村子数以百计。”

对很多翠亨人来说，外部世界所产生的离心力远远超过了内部世界的向心力，疏离感强过凝聚力。在中国巨变的前夜，翠亨——这个被中央遗忘的小村庄——就站在了两个世界的分隔线上。

“番鬼仔”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孙帝象。通过这个名字，家人把他同村神“北帝”“上契”，当了“北帝”的“契仔”（干儿子）。村子里很多人的名字中都带“帝”，希望可以得到北帝的保佑，健康成长。而另一方面，孙中山故居的研究人员李宁告诉我，“这也反映了翠亨的遥远，取名也不需要有太多的避讳”。

孙家祖辈还有十几亩地，到了父亲孙达成一代已经破落，日子过得艰难。孙达成年轻时去澳门学徒当鞋匠，30多岁才回乡结婚。他一共有6个子女，其中两个孩子夭折，孙中山排第五。我们看到村子第三次修祖庙的碑上，记录着孙达成捐了1元钱，这个数目是所录男丁捐款的最低额。孙中山是穷人出身，自小干了很多农活。宋庆龄后来回忆，他小时候很少穿鞋子。

从流传下来的故事看，孙中山小时候的脾气就强硬，胆大而倔强，特立独行。他经常打架，还会把别人的锅砸了，有一次在私塾打架，竟然被撞晕了过去，醒来后也不喊疼。

孙中山出生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近尾声，然而民间的反满情绪却日益高涨。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匪患肆虐，“白昼成群”。盗匪之外，近代天地会、三合会等秘密结社在民间广泛流行，各地会党起义此起彼伏。因为广东是南明政权活动的主要地区。清初入关后，就在广东进行残酷的镇压。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广东五县沿海人民迫迁事件，使得“沿海边民，惨极荼毒，或被戳而尸骸遍野，或被掳而骨肉星分，或被横征而典鬻妻儿，颠连万状，罄竹难书”。

18世纪中期后，底层游民的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逐渐在华南各地广泛传播，后又随着华人迁移海外而传播到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各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标榜，成为下层民众反抗政权的组织手段。

就在孙中山出生前不久，1854年广东爆发了“洪兵起义”，香山成为清军、地方团练与洪兵厮杀的战场。他在村塾读书时，“教师为洪杨中人，尝从容讲演当年历史，有太平天国败亡后，仅存一老军者，亦尝至塾中伴谈，所言尤多感慨”。

这种反清的社会情绪，如同一粒种子深深植入了少年孙中山的内心世界，他对清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都产生了疑问。传统忠君思想，对他并非天经地义。

孙中山的美国顾问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曾多次与孙中山对谈，在他所写的《孙逸仙传记》中记录了孙的两件童年往事。一次孙中山目睹水盗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村中的一户华侨。还有一次，官府抓捕了村内最富裕的杨家三兄弟。

但孙中山并没有将矛头指向水盗和杨家三兄弟，而是直接对准了清政府。“为什么这个侨商，冒了生命危险挣到诚实的金钱，洋人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在林百克的笔下，早熟的孙中山开始考虑一些极为深刻的问题，比如思考民众、政治与权力的关系，甚至怀疑权力的合法性。林百克记录道：“他注意到权力的意义。谁把打人锁人的权力给残暴的官吏的？……”这似乎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符。

但孙中山还是有了自己的答案——因为这是满族人的政权，而不是汉族的。也许孙中山未必是天生的革命家，但他一定是个天生的叛逆者。

孙中山小时候没看过地图。有个同学告诉他镇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但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过。不过他知道中国不是天下，南面的金星港就停泊着洋人的轮船，华侨也带回了海外的信息。今天，金星港所在的唐家湾已经成为珠海市的一部分。

大哥孙眉在夏威夷的发展给贫困的孙家带来了转机。1879年，孙中山和母亲一起出洋前往夏威夷。这13岁的孩子来到了澳门，登船出海，此前他还没去过家乡20公里以外的县城。

后来林百克问孙中山，在船上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孙中山回答是一根铁梁，由于这跟铁梁太重只能用机械安装，设计师一定是个天才。“外国人所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不能做。吾立刻觉得中国总有不对的地方了。”

尽管孙中山曾经读了几年私塾，但从他登上远洋的轮船后，此后西方成为他知识的主要来源。“夏威夷之行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将成为孙中山，而不是第二个洪秀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丘捷告诉我。

兴中会的早期成员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认为，夏威夷之行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源头。“把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闹得竟不及人家一个小国，孙先生伤心之余，以为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

孙中山当时不可能知道革命的内涵，但在夏威夷的所见使他经历了第一次剧烈的思想震动。当他返回村庄后不久，就干出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和好友陆皓东破坏了村庙“北帝”的神像。

岭南的传统乡村是一个神佛满天的世界。北帝、天后、金花、武侯、八仙、观音……各式各样；家中有门官、灶君和财神。从翠亨村东面村口进村，第一座建筑就是村庙——北极殿。村民也称之为“祖庙”，里面供奉的“北帝”是整个村子的守护神。

北极殿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一座青砖墙、硬山顶的建筑，有两进三开间。与寻常的乡间小庙没什么不同。殿中供奉着村神北帝、天后娘娘和金花夫人。上世纪70年代，翠亨的村庙毁于“文革”。如今只能看到一小方地基，上面还插着香烛。

北极殿在翠亨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北帝”划分了人的身份。在翠亨只有加入村庙，才算是“翠亨人”，获得“村民”的身份。新出生的孩子，在缴纳了“户丁银”后，才算入了庙，成为“翠亨人”。而村庄唯一的历史档案，就是3次修庙所立的碑。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家也是“北帝”的“受惠”者。当年孙眉外出求生，在上海与檀香山间举棋不定，就在北帝前问卜，卜出的结果是去檀香山。

孙中山认为村民们信仰北帝，是愚昧而迷信的表现，焚烧金银纸宝，游神集会，浪费钱财，百无一用。他和陆皓东跑到庙里把北帝的手指掰断了，然后对村民们说：“它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又怎么帮助我们？”

1944年7月，孙中山的元配妻子卢慕贞在接受中华福音电台全国总会总干事李观森的采访，口述孙中山事迹时也说，孙中山因拟入基督教被哥哥孙眉送回家乡后，见村民崇拜偶像，甚感痛苦，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跪下叩拜人手做的木头泥土菩萨，他们有眼看不见，有口不会说，有脚不会走，有手不会动，崇拜他们有什么用处呢？你们应当崇拜创造万物宇宙的主宰上帝。”

不管怎样，孙中山和陆皓东的举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孙也被村民叫做“番鬼仔”。他们都无法在本村立足。陆皓东去了上海电报学校，而孙中山则去了另一片广阔天地——香港。

上环的华人启蒙运动

1883年冬天，孙中山来到了香港，怀里揣着夏威夷圣公会主教的介绍信。他身材不到1.7米，面容清瘦，头上戴着圆形帽子，脑后留着辫子，穿着中式长袍，外面套了一件小褂，意气风发。香港卫城道上的孙中山纪念馆的铜像，就塑造了国父初来乍到的形象。

孙中山在维多利亚港下了船，沿着中环的斜坡路而上，来到了必列者士街2号——香港公理会福音堂。接待他的是喜嘉里牧师（Charles Hager）。公理会福音堂是一座3层的建筑，孙中山住在二楼的教友宿舍。这是他在香港第一个落脚点。今天，福音堂早已迁到了楼梯街5号，现址成为一座菜市场，对面是著名的西餐厅Oolaa。

30岁前的孙中山，在香港度过了8年多时光，读完了中学和大学，这是他生命中最关键的一段时期。

当时的香港一张白纸好画画，欣欣向荣，活力四射。1842年香港开埠后成为自由港，北岸的维多利亚城开始兴建。今天半山坡的荷里活道是香港的第一条城市马路。1860年皇家医院建成使用，1869年香港大会堂建成，里面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剧院。孙中山到港的1882年，香港皇家天文台恰好落成。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以上聚集地“十三行”被焚毁，英商开始前往港岛中环地区，包括太古洋行、太平洋行、香港大药房（屈臣氏）、渣甸洋行（怡和洋行）等。1845年东藩汇理银行开业，到1865年香港已经汇集了11家银行，开始成为东亚的金融中心。1889年，香港政府通过条例，声明中国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于是这块南中国的弹丸之地，成为最近的一块自由新大陆。与之相对应的，一场在华人中的启蒙运动在上环拉开了序幕。

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与司法独立，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尤其是华人与华侨的聚集。1891年，香港居民达到了20万人，其中97%是华人。英国人以中环为中心居住，华人则在上环建立了华人社区。

今天港岛北部，中环、金钟一带是香港最繁华的街区，也是金融与商业中心。“英国殖民者占据香港后，在中环兴建了总督府、政府大楼、圣约翰教堂以及后来的汇丰大楼，军队驻于东侧的金钟，而华人则聚居在中环西侧的上环地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金强对我们说。

来到香港的华人先后聚集在下市场（乍畏街、文咸街）、上市场（鸭巴甸街以西，荷里活道以北，九如坊与歌赋街一带），以及太平山区（谁坑口以东、太平山街一带），就是今天的上环。当时位于文咸街的南北行，为华商进出口的批发贸易中心。内地来的货物在这里集散，然后转运至各地唐人街、东南亚、美洲、大洋洲。这里华人的商业中心，与洋商集中地中环地区形成双峰并峙，是香港的经济核心地带。

至今，文咸街连接德辅道一带仍是海鲜、干货的品批发市场，大小店铺鳞次栉比，鲍参肚翅琳琅满目，腥气扑鼻，是游客必去的一条购物街。

香港华人的经济力量日益强大，华人自己的社区开始形成。荷里活道中断的“文武庙”就成为华人的社区中心。文武庙里供奉着关公和文昌帝，华人集资在此办义学，讲授四书五经，华人之间的纠纷也常在这里解决。文武庙保存至今，虽然规模很小，但香火依旧繁盛。1872年华商、买办又集资在文武庙以西的普仁街兴建了“东华医院”（中医院），并拜神农氏。于是，传统华人社区以商业、信仰、医院、学校等组织模式扎根在上环地区。

而与此同时，以华人为宣教对象的基督教伦敦传教会，也在鸦片战争后，从马六甲传教基地转移到了香港。并在上环华人社区旁的士丹顿街及伊利近街的交界处兴建了总部大楼，华人称之为英华书院公会。传教士后又在荷里活道西侧，中环上环交界地区建立了道济会堂和香港西医书院。伦敦传教会最早的传教士理雅各，在荷里活道北面的歌赋街开办了中央书院，传授西方现代知识，培养华人双语精英。

随后，一批倡导改革变法的华人机构也在附近设立，《华字日报》最初位于云咸街2号后搬至威灵顿街5号。《循环日报》就位于荷里活道大中华印务局。

于是，在今天上环与中环的交界处，华洋社区的结合部，荷里活道东段的上下街区，形成了一批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制度的宗教、文化机构。一大批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华人精英聚集在这里。他们大多出身华侨，在华外生活求学，精通西方语言，思想激进，痛心于国家积弱。他们包括王煜初、区凤墀、何启、胡礼垣、王韬等，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基督教改革者”。

年轻的孙中山，就活跃在这个街区。他沿着陡峻的鸭巴甸街上上下下，穿行在荷里活道、士丹顿街、歌赋街、百子里，进出于教堂、学校和医院。那些著名的“基督教改革者”都成为他的交游对象，是老师也是朋友。他思想的天窗由此打开。

教会里的高才生

到香港后不久，孙中山接受了喜嘉里牧师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教友登记簿上的名字是为孙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他的名字下面有一个受洗者“陆中桂”，就是他的同村好友陆皓东。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还能看这份教友簿。“其实原件已经遗失了，现存的是喜嘉里牧师在上个世纪初重新补记的。”李金强告诉我们。

不久后在广州，他的师长区凤墀牧师用广东话的谐音将其改为孙逸仙，英文写作“Sun Yat-sen”，这个英文名字也一直沿用下来。

拿着夏威夷圣公会主教的介绍信，孙中山首先进入了拔萃书室读书。这所学校最初位于上环东边街，由圣公会建于1860年，以英文授课，专收女生。1869年学校重组，仿照英国公立学校体制，以寄宿为主，招生不分男女、不分种族。入学不久，因为该校以寄宿为主，且女生多，孙中山难有归属感。又加上其父生病，不久就停学了，随后转入中央书院。拔萃书室后改名为拔萃书院，迁至九龙地区，是香港著名中学之一。现址为般含道官立小学，就在乔治五世公园的后面。

中央书院当年位于歌赋街44号，距离孙中山寄宿的公理会福音堂非常近，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路程。“中央书院是第一家香港官立的英文中学，是香港最著名的中学。”李金强说，“香港中学分中文与英文两个系统。中文学校由原来私塾转变而来，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都是传教士建立的英文学校。殖民政府为了管制华人，就需要培养一批中英文双语人才。”中央书院后又更名为皇仁书院，搬到了铜锣湾。原址现为“圣公会基恩小学”。

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进入中央书院高中部读书，登记名字还用“孙帝象”，学号2476。当时全校558人，学生以华人、欧亚混血儿为主。从课程的设置看，以中英双语教学，尤其重视西方历史、地理与自然科学，以及经济、财务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有很多毕业生成为19世纪下叶香港社会贤达之士。如胡礼垣、韦玉、何启、何东、谢瓒泰、黄咏商。”李金强说。他们有的是孙中山的老师，有的成为他的革命同志，还有人成为革命赞助人。温宗尧、王宠惠、陈锦涛都成为孙中山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内阁部长，唐绍仪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可以说，辛亥革命与中央书院（皇仁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何鸿燊、霍英东、张五常等近代港澳社会政治、商业领袖也都毕业于该校。

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开始考虑未来的出路。他曾考虑从军和传教，最后还是采纳了喜嘉里牧师的建议——学医。

孙中山后来回顾这个选择时说：“以学堂为鼓吹之的，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即利用行医来开展革命工作。孙中山研究者历史学家史扶邻并不认同这种解释。他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写道：“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孙中山为自己民族的处境担忧，但他的决定却表明他还不知道怎样使他的职业同他的新的政治觉醒协调起来。在这个过渡阶段，职业上的雄心和政治上的包袱一直变化不定。”

如果还原到历史现场，一个年轻的华侨子弟——基督徒、教会中学的毕业生、懂中英双语——选择医科为发展方向，也顺理成章。“基督教来华主要展开了三项社会工作：教育、医疗和出版。医疗是最好的传教方法。而且孙中山当时热衷宗教，还曾和香港教会去香山传教。选择医学就不足为奇了。”李金强说。

孙中山回到了广州，进入博济医院的医校。由于有喜嘉里牧师的推荐，他还被减免了学费，每年只需交20元钱。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是1835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新豆栏街丰泰行第7号创办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1856年嘉约翰院长在仁济大街海傍现址购买空的建新医院，改名博济医院。1865年，博济医院筹办博济医学堂，1879年更名为南华医学堂。

现在广州仁济路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就是当年南华医学堂的原址。大院中央竖立着一座1935年所立的纪念碑，其正面刻有“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17个金字。

一年后，孙中山接受了牧师区凤墀的建议重回香港，就读于新创立的香港西医书院。因为西医书院的学习条件更好，香港的社会氛围也更加自由。

西医书院由伦敦传道会会友何启出资建立，隶属于雅丽氏纪念医院。何启是香港近代华人领袖，著名律师。为纪念其爱妻，传播西医，造福百姓，何启捐建了“雅丽氏医院”。1887年医院开业后，何启就与朋友商议创办一所西式医校。

1887年10月1日，香港各界名流云集香港大会堂，代理总督金马伦将军宣布“香港西医书院”成立。从此，香港乃至整个东亚有了第一所西医书院。何启因对创办该院的卓越贡献，被聘为该院名誉秘书，成为该院管理机构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此外，何启自该院创立起，担任教授，讲授“法医学”与“生理学”近20年。医学院的建立接受了本地绅商的热情捐助。两广总督李鸿章也成为名誉赞助人。

雅丽氏纪念医院及附属西医书院原址位于荷里活道77-81号，它的东侧就是道济会堂。医院、学校和教堂连在一起。1911年香港大学成立，香港西医书院并入港大，成为最初的两所院系之一。100多年过去了，街道房屋已经改建多次，医院和教堂早已不在。现址是SOHO写字楼、手工刺绣点和一家皮包店。道济会教堂迁至般咸道，后来称为合一堂，是香港最著名的教堂之一。

西医书院的教师聘请香港的军医和英国的著名医师，除何启外都为英国人。比如康德黎（James Cantline）和孟逊（Patrick Mamson）。康德黎是英国著名外科医生、救伤专家。孟逊在中国工作多年，是早期的热带病学家。西医书院以英语授课，课程内容及编制与英国医学院相同，主要包括自然科学（植物、化学、物理、生理学、解剖学等）及医学（内、外、妇、产、药物各科及临床诊察）。课余时间，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雅丽氏纪念医院的裹伤、文书和配药工作，医学授课分别在手术室、病房中进行。所有科目考试及格后，学校发与“香港西医书院内外科证书”。

西医书院第一届学生只有12人，孙中山是其中之一。他在这里接受了5年系统的西医教育，现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还收藏有一张当年他参加“解剖学”考试的答卷，英语作答，图文并茂。后来孙中山曾多次谈到，在西医书院的5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孙中山的学习非常好，深受老师的喜爱。5年中，孙中山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他在西医书院的师弟与追随者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回顾说：“孙先生求学的用心，实为我所仅见。”

首批12名学生，只有6人得以毕业，而如期毕业的则只有孙中山和江英华。孙中山脱颖而出，12科成绩有10科获得荣誉（Honors），两科取得及格（Pass），内科、产科、公众卫生3科获第一名，并先后获得屈臣氏奖学金、植物学奖、化学奖及临床诊察奖。

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为孙中山和江英华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由港都罗便臣爵士亲临主持，出席者包括殖民地政府官员、香港社会贤达及学校师生。孙中山从港都罗便臣手中取得毕业证书。

毕业晚宴安排在当时香港最豪华的柯士甸山酒店。酒店位于太平山顶，可俯瞰港岛西南两面海峡。李金强教授从伦敦惠康基金会医学图书馆找到了当年晚宴的菜单。晚宴菜式丰富，有苏格兰羊肉汤、水煮哥伦比亚鲑鱼、酒煮橄榄鸭、烤牛肉及约克夏布丁、蘑菇吉列牛仔肉、蔬菜、沙拉、咖喱以及各式糕饼等。教务长康德黎与辅政司司长骆克向女皇、港督祝酒，大家同唱《他是一个快乐的好小伙》（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孙中山代表毕业生回敬并致答谢词：“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在座诸君对我祝酒的热烈回应，为了我们同学及香港的福祉，我祝愿母校成功。”最后，大家同唱一曲《友谊万岁》（Auld Land Syne），并向康德黎及其家人不断欢呼。

这时的孙中山，尚不满26岁，正经历着人生第一个光荣时刻。他是学校的第一名，被香港主流社会所认可，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边缘”俱乐部

“最快乐的5年”，孙中山在香港得到并不只是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他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如果说“反满”只是他政治思想的“种子”和起点，那么此时他开始贪婪地吸收各种改良、改革的观念，为这粒“种子”浇水施肥。他的身边开始聚集有同样志向的年轻人，并形成了一个激进的“圈子”。

1884年，孙中山尚在中央书院读中学。中法战争的失败，对他产生了极大震动。他后来多次说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在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中细致刻画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心态变化。即使在取得镇南关大捷时，他依旧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因为知道西方的强大，他能看懂英文报纸，了解最新的消息。当马尾海战中国海军一败涂地后，孙中山说：“现在你们要不要相信我应当造钢铁的轮船？木头船是没有用的。”当香港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法国军舰后，孙中山又发现了“革命的勇气”。

一个18岁高中还没有毕业的小伙子，把矛头对准皇帝，且处心积虑要“造反”，这样的志向似乎强大得不可思议。但反过来想，如果不是这样，也不是孙中山了。一年前在翠亨村，他不是在公然挑战传统乡土社会吗？他甚至动手损坏了“干爹”北帝的神像。

“中法战争让孙中山有两点最直接的触动。第一，他发现清政府并非不可撼动；第二，他发现人民的觉悟很高，可以对抗清政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丘捷告诉我们。

事实上，清政府与孙中山之间形成了一种“负反馈”的效应。每一次政府的失败、威信的下降，都让孙中山感到更强烈的民族屈辱，以及更坚定的反抗决心。“中山的困难就是用什么语言开始他对皇帝的攻击，中山后来造出4个字的宣言——天命无常。用了这个口号，中山宣传反对忠君。这4个字是无害于众人的，所以很容易深入人心。”林百克这样描述1885年的决意推翻清廷的孙中山。

1886年，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的南华医校读书，认识了伦敦传教会牧师区凤墀，并向他学习传统文化。区凤墀是改革派牧师，倡导“实业教育、学校改良和军旅道德”。孙中山受到了他的影响，并称他为诤友。在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时，也得到了区凤墀的帮助。

这段时间，孙中山结识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位叫郑士良，另一位叫尤列。

郑士良从小学习武术，信奉基督教，又是三合会员，曾在德国教会办的礼贤学校就读，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学习。孙中山与会党的渊源由郑士良开始。孙中山对其评价颇高，称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尤列是广东顺德县北水乡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他到博济医院访友时结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称孙为“洪秀全第二”。

在区凤墀的推荐下，孙中山重回香港进入西医书院读书，并认识了道济会牧师王煜初，他的儿子王宠惠后来曾任民国外交部长、总理，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

王煜初倡导华人信徒自立自养，在甲午战争前后又撰文鼓吹中国改革，力主变内政、修律例、改官制，倡导新式教育、发展商业、禁烟，甚至倡议中国人学习拼音文字。在西医书院期间，孙中山经常与王煜初讨论政治。王宠惠后来在《追忆国父述略》中写道：“国父年方二十有二，习医于是间，课余辄携学侣陈夔石君（陈少白），与先君子相过从，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思想……二人相处，恍若志同道合……”

对于孙中山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西医书院的创立者何启。

何启是当时香港声望最高的华人，香港启德机场中的“启”就指的是何启。他出身于牧师家庭，毕业于中央书院，在英国完成了系统的医学与法律教育，随后回港担任律师。1887年他撰文《曾论后书》，反对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并由好友胡礼垣翻译阐发后发表。何启认为，洋务运动只是细枝末节，根本之图在于刷新内政，进行政治改革，应“民政为本，军政为末”。何启与胡礼垣合著《新政真诠》，系统阐述了政治改革的思想，规复“民权”，实行“君民共治”的立宪政体。《新政真诠》出版后，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思想来源。

此时的孙中山，就像一块海绵，贪婪吸收着各种关于拯救中国的学说与思想。在大学中，除了读医术，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进入西医书院后，孙中山与师弟陈少白、同乡杨鹤龄以及洪门出身的尤列形成了小圈子——“四大寇”，并经常在杨鹤龄家的商铺聚会。讨论的内容无非就是反清思想，以及对洪秀全的佩服。陈少白后来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解释说：“每遇休假、辄聚杨室（杨耀记）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尤洪秀全也，因笑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起名由是起。”

即使后来孙中山到澳门行医，“四大寇”还经常往来聚会。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纵论革命，仿佛真理在手。

现在仅存的一张“四大寇”合影拍摄于1888年10月10日，恰好在辛亥革命前23年。拍摄地点在西医书院三楼外廊，背景为割症室，孙中山的同学关景良取了一块屏风放在后面作为背景。照片中有5个人，“四大寇”坐在前面，后面站立的是关景良。“衣长衣，披短褂而又最年轻者”为孙中山。

当年“四大寇”聚会的“杨耀记”就在歌赋街8号，与孙就读的中央书院只有几步之遥。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处露天大排档。每到中午，附近年轻白领蜂拥而至，难求一座。排档对面，就是香港有名的“九记牛腩”，每天中午12点半才开门，往往已经排出了几十米长的队伍。

通过尤列的引荐，孙中山又认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杨衢云。

杨衢云父亲杨清水，是槟榔屿的归侨，曾移居虎门，后来到香港定居。杨衢云10岁开始学英文，他曾在海军船坞学习，不小心截断了右手3根手指，随后转入香港著名的教会学校——圣保罗中学。毕业后担任国家书院的英文教员、招商局书记长及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等职务。“其为人仁厚和蔼，急公好义又富于爱国思想。以性好任侠，尝从拳师习技击术，雅有心得。”

1892年，杨衢云与另一位华侨子弟谢瓒泰等人共同组建了“辅仁文社”，会址在靠近鸭巴甸路的百子里。“辅仁文社倡导文武之道，是救国的行动派。座右铭是‘尽心爱国’。强调自我训练，追求文武全才，尤其要懂英文，了解西方改革历程。”李金强说。

辅仁文社是自太平军以来第一个以政治改革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也是唯一有信史可证的最早为变法图强而设的正式组织。最初人员有16人。

孙中山与杨衢云一见如故，因为杨衢云年长，孙就称其为“衢哥”。在这个“革命”青年的圈子中，杨衢云具有很高的声望和人格魅力。杨衢云好打抱不平，遇到英国醉兵侮辱中国人，“必仗义愤击醉兵”。杨衢云的热忱与行动力感染了年轻的孙中山。

还没有大学毕业，但孙中山的身边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俱乐部。他们大多出自华侨家庭，见过西方现代化的富强，接受现代科学教育，不会写八股文，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忧国忧民并对当政者极度不满。

史扶邻在《孙中山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称他们为“新的边缘集团”，而孙中山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这样，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和华侨一方面赞赏欧洲的制度，一方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政治特权感到愤恨。他们作为西方海外基地的居民，对西方强权有着深刻的印象，似乎它是一种无敌的全球性的势力。这就产生了一种双重的民族主义，其中混合了对欧洲的羡慕，怨恨和恐惧。”史扶邻写道。

医生与政治

孙中山对澳门并不陌生。当年他远行檀香山就经过澳门，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板樟堂街的鞋店当学徒讨生活。1892年9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转往澳门“镜湖医院”行医，担任义诊，负责外科及助产科。

虽然是医学校的高才生，但孙中山最初的职业经历并不顺利。据史扶邻的说法，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没有完全遵照英国的标准，所以该校文凭不被香港医学总会承认。孙中山虽然是“从香港西医书院领取有准许内、外科开业行医证书的人”，但这种证书没有给他签发出生和死亡证明的权利，也没有给他任何法律保护。

于是，香港总督罗便臣就写信给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推荐孙中山和江英华，让他帮忙向治理总督李鸿章代为求职。因为毕竟李鸿章还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李鸿章答应二人来京候缺，于是康德黎带着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孙中山和江英华，先到广州向两广总督衙门报到。当时两广总督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翰章。

江英华后来回忆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李翰章要求他们填写三代履历，刻意为难他们。于是孙中山气愤返港。江英华说：“自是总理愈不满于清吏，而革命之心亦决。”由此也可以看出，孙中山脾气刚硬倔强，对旧体制与官场习气格格不入。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与清王朝掘墓人孙中山错过了第一次碰面的机会。

在他的好友、澳门土生人葡人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H Fernandes）的帮助下，孙中山进入澳门镜湖医院行医。镜湖医院创建于1871年，最初是一家中医院，孙中山是这里第一名西医。现在镜湖医院门口竖有孙中山铜像，他身着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微微颔首，显得心事重重。

与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初入职场的“国父”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民生问题。检索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和罗刚的《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在1892、1893这两年写得都很简单，除了为谋生为医务之类的现实生活之外，可记的事体并不多。

孙中山在镜湖医院义诊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重要人物——刘学询。

同为香山人的刘学询曾考中进士，后来回到广东后经营“闱姓”博彩业，财力雄厚，是横跨政商两道的大赌商。“闱姓”博彩盛行于两广，由官府交与地方商人竞投承赌，利用文、武科举考试中试者的姓氏，进行猜赌派彩。

后来刘学询说，他由于胯下生疮，中医久治不愈，经朋友介绍到澳门医院就诊，手术后很快康复，于是了解到了西医外科的效用。然后，刘学询通过澳门富商何穗田的介绍，认识了刚刚从西医书院毕业的孙中山，彼此“练谈数夕……非常惬洽”。

于是刘学询牵头宴请澳门商人，为孙中山行医进行了一次现场融资和劝捐活动。他自己拿出了1000两，并要名下的10家商店各捐1000两，一共拿出了1.1万两。他的朋友檀香山归侨陈芳也捐了1000两。按照刘学询的回忆，那一次总共捐出了3万多两。据说孙中山又通过杨鹤龄的妹夫吴节薇担保，向镜湖医院借了2000银元。

不管怎样，孙医生行医伊始，很快就获得了一大笔赞助，用于自立门户了。1892年秋冬之间，孙中山租下了议事亭前地14号仁慈堂的房子作为自己的诊所“孙医馆”。随后又于草堆街84号开设了中西药局，接待门诊，并出售中西药。同时他也没有放弃镜湖医院的义诊，仍旧在那里免费给穷人看病赠药。

今天的草堆街仍旧保持者当年的格局，街道很窄仅容一辆汽车通过。两侧皆为一楼一底的旧房子，一楼开店二楼住人。今年春天，澳门市政府出资3600万元买下了草堆街84号，作为文物加以保护。当年孙逸仙医生就在这里坐堂卖药。孙医生从草堆街向东拐上一个高坡后，再向左转穿过人声鼎沸的大三巴街就可以来到澳门市中心——议事亭前地，那里有他的孙医馆。继续向北走，绕过大三巴牌坊，就可以到达镜湖医院。而他父亲当年当鞋匠的板樟堂街与草堆街也只有5分钟的路程。

26岁的孙中山每天奔走在澳门的大街小巷。一则《春满镜湖》的广告记录了他紧凑的工作日程：“上午七时至九时，在草堆街中西药局；十时至十二时，在镜湖医院；下午一时至三时，在仁慈堂写字楼；三时以后出诊。星期天，则在十时至十二时种牛痘。诊症包括内外科、难产、服毒、奇难怪症。有出诊（包括各乡市镇）、急症、危症等各项服务。收费则二角至三元不等，并有赠医，按人贫富区别对待。”

他的好朋友费尔南德斯创办了《镜海丛报》。这份刊物保存了不少孙中山早期在澳门活动的史料。有的新闻介绍了孙逸仙治病神效；有的新闻涉及孙逸仙的行踪。广告方面，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孙逸仙医务活动的文字，如《春满镜湖》、《神乎其技》、《中西圣药》、《声明告白》等。

“孙医生”医术高明，患沙麻8年的61岁老人、难产的外国妇女、吞洋烟欲自杀的妇人、患吐血症多年的病人，还有患肾囊肿的、误食毒药水的……诸多“奇难杂症”均被他妙手回春了。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澳门富商们的帮忙炒作拉抬。在这方面，也确实达到了孙中山后来所说的“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目的。

孙中山的同乡、当时的知名人士卢卓之等人为他刊登的广告中写道：“大国手孙逸仙先生，我华人而业西医者也，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各师游，沿窥秘奥。现在镜湖医院数月，甚著功效……”接着详列诊治条目、时间、诊金等细节。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葡籍医生与中医的嫉妒排挤，孙中山无法在澳门继续当医生。据澳门葡裔学者施曼尧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孙中山）虽然有不少坚毅有力的同志在澳门，但在这儿的生活并不容易，一方面，他推广西方医学引起镜湖医院内部一些保守者的恐惧，另一方面，葡人当局亦不予方便。华人社会更公开、明显地反对他……”葡籍医生的于是借口他没有葡萄牙的学位，要求政府停止他营业。

1893年下半年，孙中山回到了广州，继续他的医生职业。由于有学询及陈芳的帮助，孙中山的发展十分顺利。他先在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开设了东西药局，随后在西关冼基开设分号，最后又在老家香山县城石岐镇也开了一家，并交给博济医院的老友尹文楷打理，他是区凤墀牧师的女婿。

100多年过去了，孙中山在广州行医的场所早已面目全非。双门底的东西药局现为北京路步行街上的白沙商场，以前这里有一条白沙巷，药局所租的圣教书楼就在巷口，店的后面原是一座基督礼拜堂。西关的冼基街分号位于十八浦路，邻近的“上下九”是老广州的商业中心。冼基街在老广州曾被称为“医生街”。今天的冼基，分东西两条小巷。街面依然铺的是100多年前的长条麻石板，街道两旁还保存了许多当年兴建的中西合璧特色民居。其中冼基东33号和冼基西15号认为有可能是孙中山的行医之地。

有趣的是，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反倒对行医不再热心，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发生了急剧转变。他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了政治上，讨论时政的“俱乐部”再度活跃起来，并且人员得到了扩充。他们聚会的地方在城南广雅书局抗风轩，大概在今天广州文德路中山图书馆附近。在1983年底的一次聚会中，甚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斗争口号。这被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创立革命组织“兴中会”的证据。

史扶邻将这个转向归结为孙中山自身的政治抱负。“他（孙中山）还以为，他所受的教育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同一代的中国人中是罕见的，而且又是国家所急需，因此，其学识应用来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西医，尤其是富人阶层都愿意支持他，但孙中山还是放弃了医生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他不再关心诊所与药店的经营。陈少白写道：“到第二年，他把店里的事务交托给一两个伙计管理，这样糊里糊涂地让他们去经营，竟把孙先生的医金，统统放在买卖上用完。到后来连开销都不够了，我就常常替他想办法来维持。”

体制内的尝试

1894年初，孙中山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回到老家翠亨村埋头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政见书，计划向李鸿章进言。后来这篇文章被称为《上李鸿章书》。

文章首先介绍了自己：“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然后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最后托出他的个人计划是想致力于农业，拟先赴法国及其他各国考察，然后回国，“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

这份建议书的内容基本是老生常谈。他强调需要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去。这些大多是中国改良派的倡议，尤其是照搬了老师何启的很多思想甚至句式。

此时孙中山的思想地图纵横交错着各种文化脉络，矛盾而复杂，在他同时代的人身上也少见。他自小仰慕太平天国，身怀反清意识；18岁受洗加入教会，信奉基督教义；21岁与郑士良定交，入伙民间秘密会党，醉心于光复、起义和暴动；在香港，他接受何启等人的影响，接收了各种改良救国的思想；他还受到了辅仁文社行动派的感召。

但孙中山尚没有能力和决心突围出来，形成新的方向。于是，他继续按照传统的参政路线向前走了一步。李鸿章是封疆大吏，洋务派的实权人物，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是否可以听一下一个年轻医生的建议？

“与改良相比，造反是困难的。孙中山是激进派，但还是首先希望有人能采纳他的意见。按照传统读书人参与政治的方式，通过地方官反映改革意见，便有机会成为幕僚，也能实现政治理想。”李金强说。

1894年，孙中山的上书举动既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对其个人而言，这是最后一次在体制内寻求变革可能的尝试。况且4年前他就以相似的方式写了《上郑藻如书》。

陈少白帮助孙中山简单修改了文章。随后他关掉了自己药店，退还了股金，满怀希望地和陆皓东出发了。孙中山的第一站是上海，找到同乡郑观应，托他想办法见李鸿章。有一天，他在郑观应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由于太平天国的关系，两人一见如故，王韬帮他重新修改了文章。正好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的幕僚，或者可以见到李鸿章。

于是孙中山和陆皓东就来到了天津。那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务繁忙。文章送进去了，但李鸿章未必有时间看。于是孙中山是否见到了李鸿章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段有趣的公案。晚清第一重臣与清政府的颠覆者，是否再次擦肩而过？

但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并没有从李鸿章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于是他和陆皓东又前往北京、武汉游历了一番，最后回到上海。孙中山进而目睹了筹备慈禧60大寿的奢靡、政府官员的颟顸与腐败。这是一个“外省青年”、边缘分子第一次深入权力中心以及国家内部，进行最直接的观察。此前他的知识与经历都来自于国家的非主流地区。他终于有了机会去看看翠亨、香港以及华侨世界之外的地方，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

后来孙中山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谈道，当时清政府已腐朽到不可救药，“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的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是普遍的，两广总督李翰章竟无耻地定下了一个买卖官职的正规价格表。在这种情况下，“把新血液注入官僚阶层并不能使情况好转”，“所以除非在行政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

游历本身带来的震动，超过了在李鸿章那里碰的钉子。中国的现实让孙中山陷入绝望。一方面，他发现清政府已病入膏肓，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接受西方知识思想、不会写八股文的边缘知识分子，没有任何机会参与到主流政治体系中。无论他的思想多么温和，他面对的仍旧是紧紧闭锁的大门。在体制内，他的政治前途就是死路一条。

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在绝望之外，也清晰意识到了他的个人使命，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路。原先脑子中芜杂的政治理念，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在游历结束后，他没有回广东。而是在上海拿到了一张护照，再度登上前往檀香山的轮船。孙中山决定再搞一下。

兴中会与革命

上书李鸿章几个月后，孙中山去了檀香山寻求抗清的支持。此时，他已决定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革命”需要有人、有组织，更需要钱。史扶邻说，孙中山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山洞里”搞革命。

因檀香山远离中国，且为孙中山熟悉的地方，有同乡、教会及同学，且政治意识较浓。但反因多为香山人及基督徒，起初状况并不理想，其因为“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然而当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消息传来后，形势有了改观。檀香山亚裔侨民主要包括华裔和日裔两派。日侨张灯结彩，大肆庆祝；而华侨垂头丧气，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孙中山在其兄孙眉的帮助下，组织起了一批对清政府不满的华侨。11月24日，这股力量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由刘祥、何宽担任正副主席。

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20多人，其中包括孙眉（孙中山的哥哥；这时已成为相当大的资本家）、邓荫南（一个在檀香山发迹的农业资本家，参加三合会）、何宽（当地一家银行的经理）等人。檀香山兴中会以救国为宗旨，章程中对中国处境表示深切的忧虑，不指名地斥责清朝统治者的误国。这个时候的兴中会还没有明确提出“革命”，他们的口号仍然是要“振兴中华”。

真正的革命活动，是兴中会迁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策划的。

1895年2月，兴中会骨干力量从檀香山回到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会。加入者除了孙中山和他在香港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等人外，还有属于辅仁文社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员。其中主要人物有杨衢云（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谢缵泰（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著名侨商的儿子）、刘燕宾（炳记船务公司的经理）等人。在孙中山读西医书院时期就和杨衢云一派人员经常往来。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把檀香山兴中会所订章程修改为10条。最重要的修改，是猛烈抨击清朝政府的残暴腐败，指出当时国内“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卖官鬻爵，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把原来檀香山章程中一些温和的词句，如“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创而无告”都删去。并且要求广大人民团结起来，参加救国行动。章程中写道：“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

黄泳商出任香港兴中会总会长。黄泳商的父亲黄胜，曾经和容闳、黄宽一起去美国留过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黄胜后来在香港办报纸，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名望，他也是继伍廷芳之后，第二个成为立法局议员的中国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黄泳商支持革命，也是中央书院的毕业生，并捐了很多钱给革命活动。而实际事物，则由孙中山和杨衢云负责。此时的孙中山尚没有足够的威望来充当最高领导者。

会址选于中环士丹顿街13号，为掩人耳目，挂出乾亨行的招牌。这个名字是精通易理的黄咏商所定。黄咏商说，物极必反，已经看到了清亡汉兴的征兆，应顺天而行。所以取《易经·文言》中：“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现址为一处民宅。

兴中会的会员，从地域上看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附近的县乡，是一个广东人占绝对多数的集团。除部分会党分子背景不清楚外，主要仍以商人、知识分子为主，且大多数曾在沿海城市居住，并接受西式教育。

中山大学教授丘捷在对兴中会名单进行分析后，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孙中山的支持者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传统士大夫阶层。他们都有直接的海外经历，亲自见识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威力。于是，知识结构与对待主流价值观的态度（是否追求科举功名），成为兴中会会员的共通之处。有此背景和条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同志”。

早年“四大寇”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与孙中山有相近的教育背景，都是最早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畅谈国是，成为同志。此后尽管孙中山注重在会党、华侨中开展工作，但会党（除非是郑士良这样的人物）、华侨很少是兴中会的领导成员。到20世纪初，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壮大，并且日渐趋向革命。孙中山委托廖仲恺等“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一两年后，中国同盟会终于在日本留学生中成立。

国民党党史权威、兴中会早期成员冯自由，在《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一文中，列举了1886到1895年（即孙中山虚岁20～30岁）同孙中山有交往的195人。注明绅士身份（有科举功名）的仅刘学询一人。另外一份《兴中会人名事迹考》，除孙中山本人外列举了中国人278人，其中可以肯定有科举功名的仅毕永年个别人。

孙中山本人也没有把士大夫阶层作为依靠的对象。他后来说，立志革命时，只有少数亲友理解，“士大夫醉心于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而依靠了会党，就不再可能寻求士大夫的支持，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对立的。

从这个角度分析革命派与立宪派：孙中山为首的革命骨干派人物，主要是新式学生出身，而具有科举功名的不多；相反立宪派当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中上层的士绅，尽管他们后来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式教育。“可以说，有传统功名者数量的不同，是两派明显的区别。原来的士大夫，大部分在政治上都是同孙中山疏离甚至对立的。”丘捷告诉我们。

回到1895年香港兴中会总会的成立之日，这样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终于出现。“在孙同时代，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不会超过100个。”丘捷说。

然而，这样一个“渺小”的团体在成立后即开始组织一场暴力起义，夺取广东省会——广州。他们认为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力量大为削弱；而散兵游勇的遣散，又给整个珠三角带来了社会动荡。这是一个起义的好机会。

孙中山到广州以行医为名进行军事准备，他还设立了农学会的组织作为掩护。杨衢云在香港负责接应，负责筹资，运送军火。郑士良则联络会党，组织武装力量。

孙中山回到广州，租下双门底王家祠的云冈别墅，作为广州兴中会会所，并为起义的总部。此处现为北京路步行街上的“广州青年文化宫”。

然而，由于叛徒告密，以及人员军火无法到位，广州起义未放一枪即告失败。陆皓东被捕处死。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开始亡命海外。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开出悬赏缉拿的通缉令：“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人，额角不宽。赏格：红花银一千元。杨衢云，香山县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赏格：红花银一千元……”

这时的孙中山刚刚29岁。他放弃了在通商口岸的行医生涯，拒绝以写文章、上书的方式拯救中国。他不想在原来的棋盘上继续玩下去。于是，孙中山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想要推翻原来的棋盘，建立新的规则。■

〔主要参考资料：《孙逸仙传记》（林百克），《兴中会革命史要》（陈少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史扶邻），《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史扶邻），《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李金强），《翠亨村》（黄建敏），《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丘捷）〕

（文 / 李伟） 30之前孙中山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