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日本

( 日本东京街头景象（摄于1905年） )

遗迹

2011年东京的夏天比往年更炎热。这个城市尚未完全从大地震的伤害中摆脱出来。因为地震对电力系统的毁坏，地铁内的温度高于从前，街边的自动贩卖机也到处贴着“节电”的标志。

从地理环境看，这是一个脆弱的城市。位于地震带上，被海水所包围，城市建筑不得不以简朴实用，且抗震功能最强的木造为主，却又容易引来祝融之灾。江户东京博物馆里记载的城市史上，火灾和地震都多次对这个城市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但这又是一个强大的城市——强大隐藏在这个城市井然的秩序里。

在100多年前，孙中山也为自己所看到的日本社会的先进部分所感召，希望在自己的祖国“发动一次有如30年前日本所发生的革命，在中国实现日本化”。他对美国《展望》杂志的记者说：“中国人的高超智慧、模仿力以及学习新事物和吸取新思潮的能力都超过日本人。日本人用30年才办到的事情，我们最多用15年就能办到。”此时的他，是自己国家的通缉犯，并在外交层面遭到各国限制入境，不得不以隐姓埋名的方式流离于欧美、日本等地。日本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站。他累计有近8年时间在这里度过，并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天然同盟国”。

我们希望通过寻访他在日本的遗迹，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到一条我们接近这个人、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路径。但对一个经历过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以及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的城市来说，这样的寻找非常艰难。而且随着产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化——这比时间和突如其来的大灾害更具备沧海桑田的能力，甚至毁坏了他曾经在这里存在的环境证据。我们仅在横滨的华侨街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看到一小块“孙文研究会”的匾额。在周围各种硕大的餐馆标志映衬下，微小得不值一提。这个研究会由当地侨领陈福坡和一些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民间人士创立，会员以华侨为主。陈福坡告诉我们，他们和日华亲善协会还在横滨海岸附近立了一块孙文登陆纪念碑，纪念的是1913年8月，正在进行反袁斗争的孙中山从台湾乘船来横滨，因为日本遵循袁世凯的外交通牒“不许孙文登陆”，孙中山不得不换乘小舟，从富冈海岸悄悄登陆。我们在中秋节的晚上，借着月亮和手机的微光，寻到这块位于富冈庆珊寺边的石碑，站立在静寂小街的幽暗处。而真正的登陆地，还在距离这块石碑约半小时路程的海边，如今是一个游人冷清的购物港口。

( 北京街头的“戒烟酒茶会”（摄于1910年左右） )

如果对照横滨海岸线的另外两处地点——树着“皇国兴亡在此一役”铜像的三笠舰公园，以及以率领舰队终结日本锁国政策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之名设置的公园，或许会理解孙中山在这个城市中印记模糊的存在——一个来自积贫积弱国度的革命者，其寻找救国之道的努力，远远比不上黑船来港，贸易开放，日俄战争对这个国家进程的影响。孙中山或许是那段卑微历史的代表。

史扶邻称他为“勉为其难的革命者”，另一位研究者韦慕庭总结他为“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这或多或少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含义：他虽然以推翻帝制的伟大革命家留名，但他走过的路程却远没有这个结果那么振奋人心。我们在阅读史料时，看见他给当时的日本权臣写了一封封亲切甚至谦卑的信件，希望黄种人共同崛起以抵御外辱的大亚洲理想，以获得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但一直在同盟会成立前，他最主要的支持者仍然是草根的华侨和不为主流阶层所认可的会党。他一直努力寻找的外援，也仅限于日本的浪人阶层，少量几位高层政界人士对他间或支持或援助，也主要通过这个阶层施行。横滨侨领陈福坡告诉我们，在1913年以前，孙中山在日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横滨的华侨社区。常住东京的宫崎滔天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孙先生住在横滨，有要紧事给他打个‘请马上来’的电报，可是孙先生通常需要迟两三个小时才来，他说坐火车坐错了。因为日语不好，坐了相反方向的火车。”

( 黄兴与民报社同仁在东京合影。前排右一为章士钊，右二为陈天华，右三为黄兴，后排左一为宋教仁（摄于1905年） )

在辛亥革命前，他在日本所获得的援助和重视，远不及保皇党的领袖康有为。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获邀住入当时重臣大隈重信的私宅。如今，这所私宅已经被改为大隈庭院，成为他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内一处幽静的景点。从门庭外遥看，浓荫蔽日，小径深园，充满着权力建筑的庄严和隐秘，远非孙中山在日本的起点——横滨中华街内花花绿绿的茶坊酒肆可比。甚至孙中山在政界最主要的联络人犬养毅对当时的革命党人也没有什么好的评价，认为都是一群“秘密会党的好事之徒”。孙中山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援助，更多是日本政界对中国不同势力流派的谨慎押宝。一直到辛亥革命后，他作为一个新政权的高官，才不需要再将横滨作为进入东京的桥头堡。但这时候，日本的财阀和权臣们要和他谈的，依然不是他所关心的中国的工业化，共和政体的建成，而是满蒙的割让、铁路权的抵押等等。美国研究者韦慕庭评论：“孙中山只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他反映了日薄西山的封建帝国传统到工业化的，国家主义化的社会的伟大中国的转变。从历史的观点来说，他只不过是在同一潮流中被一扫而去的众多人物之中的一员而已。”

但当我们放弃寻找他的刻意，又会在城市中与他无数次巧遇。城市里最大的西洋美术馆的创办人——川崎造船厂的创始人松方幸次郎，曾经在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限制入境时，拉着孙中山的手，悄悄领他从川崎造船厂的车间上岸，安置于自己在神户山上的一栋别墅内。而当时他的造船厂，正在为孙中山所反对的袁世凯建造军舰，这是一笔价值几百万的大订单。在上野公园的法式料理名店精养轩内，日本的浪人首领头山满在这里向外界宣布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消息。

( 1924年11月23日，日本长岛，孙中山在船上会见日本记者并发表讲话 )

这些历史碎屑又在提醒我们，孙中山曾经在这个城市做了多么广泛的合纵连横，努力地和各个阶层联系，寻求他们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宫崎滔天在回忆他时有一个细节：不管天气如何，孙先生经常带着大衣和洋伞走路，这样万一下雨，他还是可以去任何地方。他的理想，虽然屡遭失败，却也灼烧感动了不少人。

韦慕庭认为，孙中山对革命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永不气馁的乐观主义精神。多年致力于研究孙中山的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教授告诉我们，他完全同意这点。而这种乐观的精神，来自于他高超的预见性以及他对自己理想真正的信仰，这甚至可以解释他暴露出的弱点：“因为信仰，所以坚持。因为信仰，所以有时会表现出独裁。”

华侨

与所有有关唐人街的印象一样，横滨中华街充满着鲜艳的色彩和热闹的气氛。街道两头各树着一座红蓝翠绿的中式牌坊，店铺鳞次栉比，绝大部分都是酒楼饭店，招牌里多带着华、龙等中式符号。街道内的一块高地是关帝庙，我们到的那天刚好是中秋节，寺庙的台阶上人来人往，香火缭绕。90岁的当地侨领陈福坡告诉我们，他上世纪50年代来到这里，中华街还只有一半是商家，另一半是住宅。60多年过去了，华人的商业版图已经扩展到了整条大街。

陈福坡说，当地华侨没有产业特别大的，因为从上世纪初以来，中日几次战乱，对华侨的产业伤害比较大。横滨的华侨社区源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战舰逼迫日本打开港口贸易后，1859年横滨开港，辟出居留地，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开始和西洋人做买卖的大批中国人随着欧洲商人进入此地。陈福坡说，中国人曾经是日本人做贸易的老师。比如钢琴就是当时一个姓周的贸易商带入横滨，但现在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琴生产国。中国人的事业则还停留在最初的范畴：制作藤椅、沙发，洗衣服，理发，裁缝，以及最有代表性的厨师。如今提到横滨中华街，当地人最直观的印象还是“吃饭的地方”。

1895年对华侨来说，更是个困顿的时刻。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对外战争中漫长的溃败史。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旅日华侨地位可想而知。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回忆，自己曾在一家法国天主教会学校上学，200多学生中，旅横滨的欧美儿童占了2/3，剩下的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华人子弟仅有两人，经常遭到西童的言语挑衅甚至殴击，不得已课间时躲到厕所附近的小院里，后因不堪被欺凌而退学。

相对自己的祖国，这些华侨群体也是个边缘的存在。甚至在清政府进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时，他们引进西方教育的努力也还是局限在世家子弟中挑选新式学校的学生。一位著名的自强派学者特别反对重视通商口岸的中国人，认为这些人“既有懂得一点点外国话的广东或宁波的失业商人，也有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运用西方语言上已经成为专家。他们出生于社会地位不稳定的穷苦家庭，已部分被洋化，有些实际皈依了基督教”。官员们担心，在新学的改革中普及将会削弱传统的阶级屏障，而吸取了教会学校教育的中国人，是不利于维护清帝国的文化基础。这种保守的担心在当时确实具有现实意义——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事业，就是从这些通商口岸的中国华侨里萌芽的。

书商冯镜如是孙中山在横滨最早的支持者和资金捐助者。这位华侨的父亲因在香港有结交太平军的嫌疑被当局拘禁，冯镜如避难日本，并毫无掩饰自己的反清主张——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当地华侨都叫他“无辫子”。他精通英文，在横滨的营生是一名书商，并比较少见地将自己的文经书店设在横滨的主街旁，跻身于一群欧美公司中。书店原址已经成为宝马车的露天卖场，但紧邻的两栋古老西洋建筑还能让来者依稀分辨出横滨开港之初的境况——左边是俄国旧露亚银行的横滨支店，右边则是莫里森商会的办事处。

横滨的海岸线与主街平行，如今仅剩货港的功能。中午的烈日下，青蓝色的海面上几乎看不到游弋的船只，海滨路上也少有行人，安静的景象与1895年孙中山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大为不同。陈福坡告诉我们，作为在黑船事件后开放的四大港口之一，横滨沿海的街道本叫“海岸通”，曾是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各种商船、客轮熙来攘往，也是通往东京的必经水道。1895年，孙中山搭乘的去香港的客轮就经停于此。

当时的孙中山还籍籍无名。他刚在夏威夷尝试着创立的第一个组织——兴中会。1894年底，当孙中山准备离开夏威夷，回中国拓展他的革命事业时，司库只能给他100元。此时国内传来中国与日本在南满的战争屡遭挫折的消息，这个天性乐观到有些鲁莽的革命者认为起义的时机已成熟，便于1895年正月起程回香港。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载，船过横滨时，初识船上行商陈清，及洋服商均昌号主人谭发。陈清将孙中山所阐述的理念告诉冯镜如。冯镜如通过陈清邀请孙中山上岸共商国是，因为船快开了，孙中山就交给陈清一些兴中会的宣传资料，并让冯镜如等人组织一个兴中会横滨分会。冯镜如散发了宣传材料。并在几个月后资助陈清去香港的旅费，这名为港口贸易人员包办伙食的小商贩后来成为兴中会的积极分子。

这是孙中山在日本的起点。虽然只是华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气象。作为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在传统的专制帝国中，他们历来处于政治舞台之外。最早进入孙中山组织的华侨，有信奉基督教的理想主义者，也有些被个人野心所推动的人。但大部分人，则是在海外生活中，感受到了压迫和屈辱。他们比国内的国民更强烈地希望国家强大，而他们捐赠的钱财、购买的债券，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希望国家光荣强大的理想的委婉馈赠。这些有限的财物，虽然距离起义大计需要的经费还很远，但可以让孙中山有旅费一站一站走下去，进行他的宣传工作。

浪人

在东京池袋一个普通的社区，宫崎滔天的旧宅像一个江户时代的景点一样存在着。它还保持着木板围成的院墙，有一个比如今日本民宅更宽阔的院落，栽种着已经挂上青绿果实的果树，高耸的松树，以及不知名的花草。我们到的时候，正有专门的园丁在打理这些茂盛的植物。木栅栏门旁挂着“滔天会”的木牌。旧宅客厅内，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书赠滔天的“推心置腹”四字横幅，对面则是黄兴书赠滔天夫人的“儒侠者流”四字横幅，侧面墙上挂着孙中山所书“明道”两字横幅。宫崎滔天的孙女宫崎蕗苳女士说，她就出生在滔天故居中，客厅格局和横幅位置从未改变。

宫崎滔天是日本民权主义最著名、真诚的践行者，也是孙中山最忠实可靠且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他在日本民间的知名度并不算高，一个研究他的团体滔天会大约有200多人，他们会不定期举行研讨会，并供养旧宅维修存续的费用。

因为经济贫困，宫崎滔天在东京的住址多次搬迁，但每次都能成为旅日革命人士和留日学生的聚集地。宫崎滔天的妻子宫崎追子曾回忆：“自己家中往来的人比较多。禅寺和尚龟井一郎，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氏，黄兴的大儿子黄一欧，还有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经常带她的朋友来家里练习剑术。”位于池袋区的这栋旧宅则是1914年由黄兴出资建造的，当时这里还是东京的郊区，周围都是农田。

宫崎滔天出身于日本一个没落的武士家庭。他一度曾为基督教徒，并且是个汉学家。他在二哥弥藏的影响下，将自己没落的武士理想和情结兼济天下，期待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进行一场民权变革——这是一个由日本人领导，但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黄种人的自由解放运动，使之成为亚洲崛起的火车头。甚至为此和二哥暗中蓄发，以便能在外形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告诉我们，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日本人甲午战争后，就对中国持轻视态度，事实并非如此。“在明治维新前，有一点知识背景的人，都学过中国的孔子、孟子、司马迁，提历史是中国的历史，文学是中国的文学。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在明治维新后依然还有保留。康有为的外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日本的乡间，仍然受到欢迎和尊重。虽然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但从外部看，日本还是弱小的，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民间的情感与恐惧同样投射于政界，当时主政的松隗内阁仍然认为中国是东亚第一大国，如何防止中国的报复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他们派遣出一批日本浪人去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希望利用反清秘密会党的力量来牵制清政府的反日政策，执行此政策的就是当时重臣大隈重信的心腹犬养毅。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以九州地界为主的浪人，宫崎滔天就是被授命的浪人之一。

宫崎滔天在上海和香港听说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叫孙中山，并将于1897年到达横滨，便决定去拜访他。此前，他在陈少白的引荐下阅读了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这本书记录了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时遭遇清政府策划的一起绑架案。美国学者史扶邻评论孙中山在伦敦12天的囚禁并脱险“使孙中山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广州造反者，变为受到公众注意的、极为自信的清政权的敌人。在世人心目中，清政权代表着罪恶、奸诈，正像孙中山所喜欢说的那样，它代表着鞑靼的残忍、凶暴，而孙中山则举起了进步和基督教这两面旗帜。孙中山在波德兰区的胜利，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一年前在广州因为举措失当而遭到失败的回忆，并在孙中山的个性上留下了永恒的标记”。

在伦敦脱险后，孙中山又游历欧洲。他文章中写道：“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交结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新的。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族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这成为他和民权主义者宫崎滔天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基础。

广东会馆隐藏在横滨华侨街上一个小门面里，一栋普通的白色两层楼房，门廊屋檐的装饰略带点西式风格。这里曾经是陈少白在横滨的居所，也是1897年孙中山来到横滨时最初的住所，宫崎滔天就在这里和孙中山第一次见面。孙中山以其雄辩的姿态和相似的理念征服了宫崎滔天，他在未得到日本外务省允许的情况下，将孙中山从横滨的华侨社区带到了东京。这里有以九州煤矿主为核心的浪人头领，也有希望在列强环伺下，对外政策要更兵行险招的政界高层，还有刚在产业革命中崛起，力图为自己的产品和资本寻找更大市场的财阀。与横滨相比，这是一个具有更大能量，也更云谲波诡的世界。

宫崎滔天在为宏大的“大亚洲理想”奔走时，却让自己的家庭陷入极端贫困。宫崎蕗苳给我们看了一个孙中山送给祖母宫崎追子的手镯：“可以知道革命者当时确实是很穷的。”手镯包在一个薄薄的黄色纸袋里，用葡萄藤编成，因为年代已久，黄黑的藤圈已有些许滑丝，不管从外观美感还是实际价值，都称不上是一件首饰。宫崎追子也在回忆录中说道：“帮助中国革命运动之家庭的悲惨，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这不只是我们的辛酸，也是其他同志的家庭所共同遭遇到的命运。这的确是有如流着血泪而坐在满车火焰的车子上的情景。我们将大部分的田地卖光，并将金钱统统用于滔天的活动经费，而在这苦况中，听到孙先生计划的失败，我们当然失望万分。”

或许因为这些早年间的艰苦生活，让老年的宫崎追子也感染了革命者“绝对的严肃”。我们看到的照片里，她都是笔直地坐着，身材瘦削，两手放在身前，没有一丝笑意。宫崎蕗苳回忆，自己从小和祖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7岁。当时由于父亲宫崎龙介已经成为一名律师，家中的生活条件好于从前，但祖母给她的印象仍然是非常严厉，一板一眼的一个人。

知识分子与留学生

孙中山在日本时曾尝试办过多所学校，从文化和军事上培养革命人才。横滨中华街上的中华学校是他倡议建立的第一所。学校地址就在陈福坡的华都酒楼对面。我们到达那天，操场上一群男孩子正在练习舞龙。这所学校创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华侨子女的教育问题，由孙中山于1897年提议创立，最早的校名是中西学校。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任校长，并派专人前往上海邀请。但康有为以梁启超正担任《时务报》主笔为由，不许梁赴任，改派徐勤，并改校名为大同学校。曾从教会学校中退学的冯自由也入校。他在《革命逸史》中回忆，徐勤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教室黑板以及课本上皆大书标语曰“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助哉小子”16字。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学校目前的生源有一半约为日本学生，学习的内容也和普通学校的科目相似，已不再有初创时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这看起来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但随着康有为在国内政治地位改变，这种合作很快就破裂了。冯自由在回忆录中写道：“是年夏间，清帝下令变法，康、梁俱特受知遇，大同学校教师亦沾沾自喜，所出课题，均属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革命派和改良派在目标和手段上出现了绝对分歧，1898年，大同学校的会客室也贴出了“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甚至最初的支持骨干冯镜如也倒向康有为一派，疏远孙中山。

只有少量不离不弃者，比如华侨温炳臣。他的家位于中华街内的一条小巷尽头，亦是一栋普通的小楼，如今已改为大珍酒楼的食品供应处。这个并不富裕的华侨长期照顾孙中山的衣食起居，他的家成为孙中山在横滨居住时间最长的地点。随着华侨社区被改良派占领，1903年孙中山离开日本时，他在日本可用的资源已经枯竭，遂转赴欧美。途中给日本友人的信中称，自己正在与保皇党论战，“其欺人太甚”。但两年间收复失地的成效甚微。一位认识孙中山差不多20年的喜嘉里博士，在西海岸见他时，发现他“劳苦困顿，忧心忡忡”。但在东京，一种新的力量却开始了有利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转变。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至1906年达到顶峰，至少有1.5万名留学生在日本。许多人接受的是一种缩短的肤浅教育，大多数人是为了顺应官方的西化要求，成为一名可以在国内谋得好职位的“海归”。他们的课外活动，大多限于同乡圈子，对国内局势的态度相对温和。可是随着国际大势风起云涌，留学生也日益增长了对政治活动的兴趣。1902年，中国留学生会馆已经成为一个多省份的社会服务组织。来自湖北的军校学生吴禄贞曾在成立大会上说，会馆的东京本部就好像费城的独立厅一样。

后乐蓼是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一处会馆，宿舍楼前还端坐着“满洲国”的“总理”所赠送的两只石狮子，因为年代久远，东京雨水充沛，狮子的颜色也变成黑绿色，衬得胸前的中国结更为艳红。1903年，由于真实的或者猜想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很多学生有了表现爱国主义的机会。留学生会馆也是表现场所之一。邹容和张继等留学生，同陆军学生的一个中国监督发生冲突，剪掉了他的辫子，把它挂在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更激进的行动是成立了拒俄义勇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生军。由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上学的湖北学生蓝天蔚任队长，有130多名学生志愿参战，还有12名女生报名当护士。这是当时最大的富有战斗性的学生组织。

宫崎追子曾在口述里留下了一个接近革命的妇人最朴素的观察：“惠州起义失败后，孙先生离开日本，革命气氛为之消沉。不过自我们搬到番众町以后，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地，中国留学生源源而来。因此我仿佛觉得革命运动已有相当的进展。那时候常到我家的，有革命元老的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和何天炯诸位先生，此外还有很多……其中有想研究制造手枪者，他们则穿着满身油污的工作服，到东京郊外滔天的朋友小室友次郎所经营的手枪工厂去学，这一群真是各个都是富于实行力的人……妇女的我，当然不可能知道每件革命大事，不过通过同志们的动静，我却可以判断革命运动之如何急速地正在发展。”

1903年，留学生的救国热情风起云涌，却屡遭清廷挫败。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说服日本政府强迫解散了学生军，并禁止留学生的军事练习。这些举动激起了留学生的反清情绪，他们不再对政府报以希望，转而物色一个人来组织向清王朝发出最后冲击。“孙中山不是最优秀的，黄兴、宋教仁、章炳麟各有比他出色之处。但他革命资历最老，而且周游西方，有国际视野，其理论也具备系统和预见性。综合来看，他是统领这些革命力量的最佳人选。”久保田文次教授说。

财阀

东京灵南坂是日本的政经中心地带，浪人首领、财阀、政治家多混居于此，这里也曾是革命派频繁出入的地方。在美国驻日使馆的斜对面，是浪人首领头山满的家，经他介绍，孙中山曾到街对面的海妻猪勇彦家中居住。使馆如今两处旧迹已不可再寻，头山满的住宅已成为灵南坂教会所在地，教会大楼的对面则是一座寺庙。使馆北面，一街之隔的高坡上，是日本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私宅。在东京《风俗画报》上可以看到100多年前大仓邸的盛况，亭台楼阁林立，在一整面山坡上蜿蜒而下。如今，大仓邸的主要建筑已经改为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大仓集古馆，展示着大仓家族的收藏。1905年，同盟会就在大仓邸内成立。

主研中日经济史的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中村胜彦告诉我们，自1886～1910年日本完成产业革命后，日本的财阀强大起来，出现了八大财阀，其中大仓家族排在第五。大仓财团的业务包括贸易、矿业，但最主要还是土木建设。大仓家企业的前身就是大成建设公司，大仓喜八郎死后受戒的名字也是“大成”。

在大财阀中排位中等，让大仓财团在对中国的经济行为中表现更为冒险。中村胜彦说：“1912年，民国政府的第一次对外借款，日本也是被邀约方之一。在国会讨论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年轻的政府，贷款给它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最后真正实现了的只有大仓借出300万元和三井借出的30万元。大仓也是在中国投资最多的日本企业。这是它在昭和时期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大陆发展的很多产业，日本战败后无法收回。”

随着产业革命提高的制造能力以及由此爆发的对市场的需求，成为日本大财团的共同诉求。“日本企业开始参与和列强国家的经济竞争，但日本企业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地比较少，还局限在中国、韩国、朝鲜。”中村胜彦说。他提供了一幅到1915年各大日本财团在中国的投资表格，各大财团纷纷进入中国。日中经济提携之论盛行，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则为此宗旨服务。在中国投资额排前两位的大仓和三井财团的中国区经理，都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成员。

但日本财团所期望的经济提携之路并不顺遂。村上胜彦对本刊记者说：“1908年，大仓和三井为主要股东的东亚兴业公司成立，希望在中国做铁路投资。1913年孙文访日时，也和三井出口铁道机车的物产公司成立了中日实业公司，但时间很短，没能继续。大仓财团出借给民国政府的300万元，本是以江苏铁路公司一段建好的铁路作为担保，希冀以此契机切入中国的铁路投资，但遭到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有强大利益的英国的干涉，最终没能成功。”

因此，日本财界有强大的愿望要以日本为首，重建各国在中国的经济序列。这一过程在“一战”开始前，都必须国家政治力量的辅助。“与欧美财阀比起来，日本财阀的资本输出能力弱，必须要国家来做。”渴望冒险的财阀与政界人士过从甚密。当时东京的一位政治家坂本金弥就租住在大仓邸内，他也是另一位政界名士犬养毅的好朋友。犬养毅是孙中山在病危时仍然念念不忘的日本政治家，也是少有的和革命派保持长期接触的政界高层。在大正时期，因不满日本政府对欧美列强的追随态度，提出了要更冒险的外交政策：对内民本主义，对外帝国主义。“而中国的革命本身就是冒险行为，因此犬养毅和日本的民间浪人结合到一起。”久保田文次对本刊记者说，“犬养毅在经济上仍然有获得中国权利的意图，但并不主张武力逼近。1911至1912年，日本政界元老山县有朋一派希望以保护侨民的借口出兵东北，但在议会上遭到了犬养毅一派很强的牵制，抑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对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个空间。”在1905年时，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中国革命的朋友。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坂本金弥租住的大仓邸内建立，代表遍及除了甘肃省之外的所有省份，这为1911年武昌起义后，15省独立响应，奠定辛亥革命胜局打下了基础。史扶邻评价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又一次从革命事业的谷底突然地取得胜利。“这是孙中山有生以来第一次统率一批有才干的人去进行一个有组织的民族政治斗争。这是他1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文 / 陈晓） 历史中国近代史东京地铁孙中山日本日本中国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