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深州越狱事件：现实之重

( 王振轻的老家——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王寨村 )

家庭

刚过农历春节不久，小君要嫁人的消息就在虎岗乡王寨村里传遍了，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小君到乡里的小学当了老师，也在乡里认识了开理发店的淮阳小伙子。“只是谁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就结婚，毕竟小君才19岁。”虽然村里的女孩普遍早婚，但60多岁的王爱香还是觉得这婚事来得有点仓促。更让她意外的是，直到婚事结束，都没有见小君的父亲王振轻露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小君她妈一人张罗的，村里人都在问当爹的咋没回来，小君她妈说他在外面打工回不来。”

这个典型的中原村庄中，男人除了种地，外出打工是必然的选择，邻居们对这个说辞并没有感到不妥。“回不来”的秘密直到中秋节前一天才被揭穿：村里突然来了三四辆警车，印着王振轻照片的协查通报贴满了村里的各处电线杆，协查通报上明白写着“王振轻因犯盗窃罪于2010年6月归案，于2011年1月被判有期徒刑10年。”而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他越狱了。

2010年5月26日正在家里准备收麦子的妻子王荣丽突然接到河北警方的电话，丈夫王振轻因涉嫌团伙盗窃被逮捕，至今她都无法相信这个事实。2008年底王振轻曾贷款买了一辆红色小面包车，专门跑虎岗乡到郸城县城这条线路拉客，白天出门拉活，晚上回家。“5月初他跟我说，有人找他当司机去拉活，月底就回来，绝不会耽误家里收麦子。没想到才走了十几天就出了这事。”王荣丽始终坚信王振轻，她告诉本刊记者：“他是被找他干活的人给蒙骗了”，“他除了拉散客，还会把印着电话的卡片到处发，这次他没带自己的车出门，只说人家是找司机”。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荣丽的说法轻易地就得到了村民们情感上的认同，因为“大家都觉得王振轻是个老实人”。现年已经42岁的王振轻在村民眼里还是个“年轻人”，身材魁梧的他经常被认为只有30多岁。王家从父亲那一代就在王寨村以务农为生，王振轻有4个姐姐、1个哥哥。“虽然他是老小，但家里孩子多，也不会偏疼他一些，他从小就比较老实。”哥哥王中于对本刊记者说。小学毕业后在家里帮着干了几年农活，1990年左右王振轻被家里送去当兵。“当年父亲体力还行，地里的活有我们爷俩干就够了，那时候又不兴出去打工，让他去当兵锻炼锻炼也好。”被分到甘肃酒泉去的王振轻先是被分到特务连，后来又转去当了汽车兵，在部队里学会的驾驶技术成了他退伍后的生存技能。两年的义务兵生涯中，王振轻只回了一次家——跟王荣丽结婚。“荣丽比振轻还要大几岁，开始荣丽的老娘不太乐意，还是看在他当过兵、人又实在的分上才定了这门亲。”王爱香对本刊记者说。

( 王振轻的的妻子王荣丽 )

“老实”只是一种观感，没有一个村民能具体说出王振轻是怎么“老实”的。在村里生活了40多年，王振轻似乎与人保持着一种距离感。村民们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从不和人争吵，从不谈及家里私事，更没有交往密切的朋友。“迎面走过来，你不主动说话，他就不会理你。你讲话了，他也会很客气地回应几句。”所以对于村委会主任王卫涛来说，在这个2000人的村里，王振轻实在太“默默无闻”。王振轻和哥哥、姐姐之间的感情也很淡漠，村民们对于他情绪失控的记忆只有因为分家引起兄弟间的不和。1993年左右，王振轻复员回村，父亲将名下的12亩地平分给了都已经成家的兄弟俩。“老娘去世后，老爹跟着老大生活，按照当时的协议，老大给父亲养老送终，房子和家产都归老大。但是3年后老爹又搬到王振轻家生活了一段时间，老爹去世后，兄弟俩就因为家产问题吵了起来。”王爱香对本刊记者说。从此兄弟成了陌路，王中于也向本刊记者坦陈：“从分家以后，就再也没关心过兄弟的生活，大家都是各顾各的，一年里只有过年和中秋两次才形式上走动走动。”5月26日，他也接到了河北警方关于王振轻被逮捕的电话，无论是判刑期间还是入狱的9个月里，王中于说他从没有去看过王振轻。

郸城县是农业大县，王寨村的村民可以保证人均1亩多耕地。“但是这几年水、电、化肥价格都在涨，1亩地1年的纯利润合下来只有1000块钱左右。每家即使只有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就要万八千，种地的收入根本不够，必须要打工挣钱。”村民王立臣对本刊记者说。分家时的大部分家产都归了哥哥，王振轻只有父亲在世时为他盖的一间婚房。“你看看现在谁还会用黄泥垒院墙？”王荣丽口气里满是对家庭条件的不满。主屋里的装饰画、组合柜还都是新婚时的嫁妆，没有电器，厢房里堆着成袋的化肥，王荣丽说：“那都是赊来的，连儿子上学的学费都是借的。”退伍后的十几年里，王振轻并没有待在家里务农。“荣丽的姨夫在上海，王振轻给他从上海拉货到鹿邑干过几年。”王爱香对本刊记者说。但显然十几年里，王振轻并没有攒下什么家底，是否与过于沉默寡言的性格有关？王荣丽并没有给出答案。

( 王振轻的家 )

2008年底，王振轻还是用贷款买的小面包车。“从虎岗乡到县城一天最多挣几十块钱，再扣掉油钱和执照什么的根本没什么利，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开始干的，也差不多同时停的。”村民王树新对本刊记者说。2009年底王振轻放弃了拉客，回到了原来的打零工状态。他被捕后，王荣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面包车还债，王树新说：“让女儿早点嫁人也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她一个女人带一个儿子就已经很够呛了。”相比之下，王中于的生活却是蒸蒸日上。据村民们讲，他先前开过饭馆，后来关了买卖改到砖厂拉砖，拉一趟砖就有一两百块的收入。两年前，他重新批得一块宅基地，在村里盖起了二层楼，“盖房子花了不到10万块钱”。

1年半的时间中，王荣丽苦心保护着丈夫入狱的秘密，连两个孩子都以为父亲“在外面打工”。王振轻越狱的消息传来后，王荣丽一下子就病倒了。“为什么不好好改造争取缓刑，非要越狱？”警察走后，她就再没迈出过院门。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她开始时不肯承认自己就是王振轻的妻子。“家里人已经觉得很丢脸了，他就算死在外面，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9月23日中午再次造访王家时，王荣丽已经被3辆警车带走，王家被警方布控。9月24日凌晨2点，王振轻在郸城县宁平乡卢庙村的亲戚家被抓获，据警方通报透露，线索来自王振轻的家属。

( 9月14日，武警在河北深州市太古庄路口盘查过往车辆 )

司法

王振轻参与团伙盗窃是在河北省藁城市张家庄镇蔡家岗村梁学礼的家中被逮捕的。据藁城市公安局的通报，2010年5月26日16点多，张家庄派出所社区民警在蔡家岗村入户走访时，发现一辆五菱牌单排货车上有剪力钳和撬棍等可疑物品。民警在询问车主梁学礼时，车主对车上物品来历说不清楚，且转身就跑，被民警和联防队员及时控制。民警对屋里搜查时发现另外两人，其中一人就是王振轻。

梁学礼和王振轻年纪相仿，都是河南人，因家庭条件不好，梁学礼入赘到蔡家岗村已经有十几年。和王振轻一样，梁学礼在村民们眼里也是个待人接物很有分寸的人，人缘颇不错。家里有两亩多河滩地，妻子偶尔打打零工，更多时候则是靠梁学礼开小面包车拉客挣钱。王振轻在梁家出现的次数并不多。“是在过完年以后，大概只有一两天，我正在外面干活，并没怎么见到。梁学礼说是过来暂住两天的河南老乡。”梁学礼的妻子对本刊记者说。而蔡家岗村中，很多村民都在家开设了小加工厂，外来人口很多，突然多出的两个陌生人并没有引起邻居们注意。据从藁城市人民法院得到的信息，梁学礼和王振轻是在河南同乡李建中的撮合下结识的，这个通过“招兵买马”结合在一起的团伙成了正无路上的“公路盗扒飞虎队”，蔡家岗村刚好位于正无路边上，梁学礼家就成了他们集聚和赃物的窝藏点。梁学礼的入伙动机是什么？他的妻子选择了沉默。“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再问他这些还有什么用？”

“公路盗扒在正无路上存在有10年了，屡打不绝，在正定一带是有这个风气的。”在石家庄市工作的出租车司机崔文正是无极县人，对从正定到无极这段国道上的盗扒事件深有感触，他告诉本刊，“无极、深泽的货物、人员流通都要经过这条路，从10年前，客车上团伙盗窃旅客钱财、团伙盗窃货车货物的行为就很严重。”正无路是双向两车道，早上8点多时货车的流量就已经很大，车速只能保持在每小时四五十公里左右。“货车盗窃团伙一般会选在黎明和傍晚，行人少，一般路上只是货车，他们通常前面是一辆车压住货车的速度，后面一辆车上的人用特制的木板钩住货车围板，人就很容易爬上车剪断捆货的绳子，把货物抛到后面的车上。货车司机通过后视镜根本察觉不到。”据崔文正讲，无极县的货主几乎都有过莫名丢货的经历，“即使有人看到也不敢管，最多鸣笛提醒一下货车司机，都担心那群歹徒会追上来砸车”。公路团伙盗扒屡打不绝也源于取证困难，客车上小偷小摸的难以入罪，而货车盗窃团伙行踪难以掌握。

王振轻在团伙作案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不得而知。根据藁城市公安局提供的信息，2010年5月25日23点左右，王振轻和梁学礼等三人驾驶五菱牌单排货车在正无路无极县前北角扒窃一辆箱式货车，盗窃呢绒线20多包。后又在北苏村附近扒窃另一辆箱式货车，盗窃牛皮、洗发膏、尿不湿、卫生巾和纪念币等物品价值50余万元。根据刑法关于盗窃罪的量刑已属于金额特别巨大，法定刑期在10年以上并不为过。

“10年到无期的重刑犯越狱的可能性最高，因为越狱的成本相比较低。”狱警韩城告诉本刊记者，按照刑法规定，犯人犯逃脱罪后如果没有其他司法犯罪，最多只能加刑5年，“也就是说，刑期越长的犯人越狱的成本越低，对无期徒刑的犯人来说就是零成本。这种低成本与越狱造成的巨大不良社会影响非常不成正比，也加大了监狱管理的难度”。据来自河北省司法厅负责人的消息，河北司法厅目前已经进驻深州监狱，开始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认定。韩城认为，追究某些直接相关人员的责任并不能保证杜绝越狱事件，“监狱和狱警的责任和能力有时候被神话了”。韩城说，监狱管理的严密制度和现实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在劳动改造中，按规定，劳动小组中的犯人可以相互监督，但是由于生产中劳动岗位不同，监督机制不一定能起到作用，王振轻能够从劳动场所携带编织袋出来，也许就是这个原因。而且监狱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犯人们每天也要有值班负责打水、打早饭的人，新监狱中每个牢房会有独立的锁，但旧监狱中往往采用大院或单一楼层的封闭方式。如果狱警一次带十几个犯人一同去打水，逃脱行为很可能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王振轻能够在早上6点多出逃，也许就是利用了这种打水、上厕所的机会。”

法律规定对监狱管理的保障落实到现实中也有种种掣肘。“国家司法部门对于监狱建设的制度建立在全额财政保障的基础上，但是监狱经费都由各省一级财政拨付，经费能否做到全额保障很成问题。比如按照国家规定，外墙外扩展3米都属封闭隔离区，但是监狱管理部门对土地没有权力，政府出于土地价值的考虑往往就会打折扣。目前大多数监狱的警力配备也不充足，公务员录用归社会保障部管，有编制限制。而司法部对狱警的配备是按照犯人的人数比例来配备的，监狱对人员配备没有权力，也就无从达到司法部希望的动态平衡。”韩城说，“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狱警很难实现及时抓捕。如果深州监狱是因为存在人力和防范设计标准不足的问题而导致犯人越狱，那么司法厅作为间接责任方是否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呢？”“监狱关押对象有其特殊性，他们属于没有法律自觉意识的一批人，人员又非常集中、素质参差不齐，监狱对狱警的要求是不仅要看到两个人在聊天，还要深入了解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和心理动机，提前做好预防。这些摄像头监控都无法解决，等到监控发现犯人出逃时就已经晚了。”■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文 / 贾子建） 越狱河北之重现实深州事件